伊斯兰和儒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其文化功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化人”的道德教化方面。《周易》中“圣人以神道设教”、《中庸》中“修道之谓教”的提法，近代章炳麟所言的“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和贺自昭所言的“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从一定意义上指的就是宗教对人发挥的道德教化功能。明清时期，以王岱与、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的伊儒会通活动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历史经验，他们的著述是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的标志性成果。即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録》、《五功释义》和马德新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等。这些汉文译著是“具有中国和伊斯兰双重品格的、中国的和伊斯兰的双重特色的思想和文化。”敏俊卿、帕林达：“全球化视野里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金宜久研究员访谈”，《中国穆斯林》2018年第1期。历史地看，宗教中国化的程度与宗教典籍阐释的中国化水平和深度紧密相关。当前，对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宗教典籍的文本内容开展现代诠释和深入研究，既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也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我国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的中国化阐释。

　　一、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现代诠释的意义

　　（一）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是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这是对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提出的明确要求。回顾历史，经典阐释的中国化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宝贵经验和代表成果之一。当前，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开展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形成中国化宗教的根本，是扺御“去中国化”逆流的抓手，是构建中国特色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关键。

　　（二）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是新时代深化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汉文译著家的著述均为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的重要典籍，文字上用汉文为表述工具，教义上与儒学义理会通，教规上与儒教礼法会通。其中，刘智关于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的阐释体系的建构，既有汉语词彚、概念、范畴的借用，又有系统的理论框架，他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的诞生，是历史上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的高峰。因此，新时代深化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要继承以刘智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家的重要成果和开创的正确道路，其重点便是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

　　（三）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是建设新时代我国伊斯兰教教材体系的关键环节。宗教人才培养问题是事关我国宗教健康传承和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根本性、基础性、关键性问题。培养好中国化的宗教人才，教材是重要的依托和载体。宗教人才要发挥积极作用，教材是重要理论来源和行动指南。目前，我国伊斯兰教人才培养的现代经学院校、传统经堂教育、教职人员培训等三个渠道，都存在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教材的不足，甚至缺失的情况，成为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人才应有作用的短板之一。因此，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是新时代伊斯兰教教材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

　　（四）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是提升新时代伊斯兰教解经讲经水平的迫切需要。一直以来，宗教教职人员关于教义教规的解经讲经工作是正确引导伊斯兰教信众的主要渠道，而我国伊斯兰教解经讲经的依据多为各地伊协编写的讲经范本《新编卧尔兹演讲集》。但是，从目前讲经范本的文本内容看，教义教规中国化诠释的内容不充分、阐述不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伊斯兰教汉文典籍中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成果的应用和转化不够。所以，这项工作事关能否解决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现代诠释工作的严重滞后与新时代解经讲经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事关解经讲经能否把握正确方向、能否发出有效声音、能否取得积极效果，极为迫切，不容懈怠。

　　综上，新时代深化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系统开展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不仅有传承伊儒会通历史经验，加强伊斯兰教中国化学术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而且对建设经学教材体系、提升解经讲经工作、正确引导信众等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现代诠释的几个问题

　　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现代诠释是系统性、复杂性的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梳理和研究：

　　（一）讲经范本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研究。从内地伊斯兰教人士讲经范本入手，重点搜集中国伊协和地方伊协编写的讲经范本《新编卧尔兹演讲集》，对其文本中涉及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的内容做出深入梳理和分析，对是否传承和吸收伊斯兰教汉文典籍思想成果做出客观评判，找出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二）经学教材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研究。搜集经学院校、经堂教育和教职人员培训相关经学教材，重点掌握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现代诠释的积极探索和进课堂情况，客观评价取得的成效，梳理存在的相关问题。

　　（三）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研究。搜集学术界对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现代诠释的相关文本和研究成果，对其版本、译文和注释进行学术性专题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代深化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现代诠释的基本思路。

　　（四）新疆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研究。新疆伊斯兰教和内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之路受特定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存在着较大差异，突出表现为伊斯兰教典籍阐释中国化的显着差别。长期以来，对新疆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关注严重不足，专题性的研究更是薄弱，需要对其予以特别关注，以期对新疆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研究。

　　三、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现代诠释的几点思考

　　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作为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的重要载体，从讲经范本、经学教材、汉文典籍现代诠释文本入手对新时代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进行整体把握和系统研究。

　　伊斯兰教汉文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浸润伊斯兰教的宝贵遗产，是伊斯兰教教义教规阐释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是坚持和巩固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资源，因此，将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作为研究新时代深化伊斯兰教教义教规阐释中国化的“入口”，是合乎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

　　伊斯兰教汉文典籍作为历史文献，需要做出现代诠释，这既是推进其民间化、通俗化、普及化的需要，又符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的时代要求，通过对教义教规作出与时俱进、权威准确的阐释，建设新时代充分彰显中华文化品格、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

　　我们认为，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现代诠释的成果转化需要通过《新编卧尔兹演讲集》等讲经范本和经学教材等为呈现形式来实现，进而生成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现实效应。新时代深化伊斯兰教教义教规阐释的中国化，既是要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伊斯兰教的重要传统，更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伊斯兰教界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进而对伊斯兰教信众做出正确引领，形成增强“五个认同”的实际效应，切实解决影响中国伊斯兰教健康传承的突出问题，深入推进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客观地说，新时代深化各宗教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集合政、教、学三界的智慧和力量，做好全面的规划，采取切实的工作。我们认为，做好这项工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着力：

　　（一）宗教经典的译解融入伊儒会通思想。《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教的核心经典，回应时代需求，更新对伊斯兰教经典的翻译和注解是伊斯兰教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当前，推进伊斯兰教经典的译解，要充分融入伊儒会通成果，《古兰经》、圣训的译解应与伊斯兰教汉文典籍进行现代诠释，形成有机对接。

　　（二）深入推进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历史上，中国伊斯兰教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化汉文典籍，但在现代诠释上尚未有整体性规划和实质性推进。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应牵头研选、校勘、注解刘智等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关于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的代表性成果，通过准确权威的现代诠释，实现对信教群众的有效引导。

　　（三）讲经范本要吸收伊斯兰典籍现代诠释成果。从目前各地伊斯兰教界推出的讲经范本看，在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上仍主要依据伊斯兰教经训进行解释，内容单薄，形式单一，吸收与运用中国化经学成果，以及教律、教规的案例极为有限，所以，需要调整、完善讲经范本，充分吸收伊斯兰典籍现代诠释的优秀成果。

　　（四）经学教材体系建设中补充和丰富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现代诠释教材。前文所述，经学院校、经堂教育和教职人员培训等教材中涉及教义教规中国化阐释的，内容不足，甚至缺位，这就需要在经学教材体系建设中补充和完善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现代诠释教材，丰富伊斯兰教中国化成果的传承形式。

　　伊斯兰教汉文典籍兼具中华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双重特征，“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延续，而且不断地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和契合。特别到了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文化同中国儒道思想深度结合。”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兼谈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质与定位”，《中国穆斯林》2017年第4期。伊斯兰教中国化也是与时俱进的过程，它既要求对传统伊儒会通思想的继承与阐发，也要求在新的语境中所形成的中华文化新的要素融入到新的阐释体系之中。马景：“中国化语境下的伊斯兰教研究——周燮藩研究员访谈”，《中国穆斯林》2017年第5期。伊儒会通的内涵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伊斯兰教要深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华文化气质。中华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力量，伊斯兰教与所处的社会主流文化相融合，这是伊斯兰教传承发展的基本规律。

　　任何进步的思想，要产生实际的引导力和影响力，最重要的就是其在基层社会的通俗化，成为普通民众的行动自觉。我们应通过伊斯兰教汉文典籍的现代诠释，实现伊儒并重的思想启蒙，让普通信众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认同伊儒会通的思想理念，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使伊儒会通思想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融入到普通信众的生活实践之中，深深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基于伊斯兰教汉学经典的伊儒会通思想之现代诠释体现的不仅是伊斯兰教在融入中华文化的进程中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和涵养中华文化气质，自觉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提示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关键是建构中国自身的伊斯兰教阐释体系。


　　作者敏俊卿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穆斯林》杂志主编，洪长有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