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伴随着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的进行，台湾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呈现进一步上升趋势。民进党败选的结果呈现出岛内民众对蔡英文当局第二任内施政表现的总体负评。蔡英文当局在岛内政治、经济、社会和两岸关系、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失德失政，以及民进党与国民党、台湾民众党等主要在野党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和博弈，成为贯穿这一年度台湾政局发展的重要脉络。

　　一、“緑色执政”治理失灵导致台湾内部矛盾上升

　　蔡英文当局施政荒腔走板，在疫情防控、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层面状况频出、失能失序，不断激化岛内既有的结构性矛盾并制造新问题，成为过去一年台湾内部矛盾有所上升的主因。

　　（一）“政治防疫”重创“緑色执政”合法性

　　在“政治防疫”思维主导下，蔡英文当局从“社会封控”大幅转向“共存路线”，让台湾经济社会付出极大代价，重挫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緑色执政”的信心和认同。

　　台湾沦为全球疫情重灾区之一，根据Worldometer网站全球疫情实时统计数据，2022年台湾地区累计确诊超870万人，总死亡数超1.5万。在美西方要求与台湾地区加强经贸合作和所谓“民主防疫模范生”的双重压力下，蔡英文当局于4月在新冠病毒变异株肆虐之际大幅放开管控措施，10月全面解除国际旅行限制，酿成了绵延半年的确诊高峰和超额死亡的严重后果。台湾当局前“健康署长”邱淑媞指出，当局不断误判疫情、散播谎言，在医疗准备不足情况下仓促启动“新台湾模式”，导致与病毒“失速共存”，春季的一波大流行导致超额死亡1.09万人，死亡率日均上升0.195%，大幅高于日、韩。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院长詹长权统计，2022年台湾新冠确诊总数居全球第16位，5—11月确诊死亡1.2万余人，平均每分钟25人感染，每2小时5人病亡，新冠极可能成为2022年岛内第三大死因。蔡英文当局虽对疫情数据另有解读，但也意识到台湾社会因长期管控和超额死亡蒙受的物质和精神创伤需要追责，故藉口“防疫”接连出台相关规定限制、剥夺民众投票权，包括禁止7万名确诊患者出门投票，暂停8万名官兵按“选举轮休机制”返乡，拒开两岸“小三通”阻挡在陆和海外台胞返台等。

　　同时，蔡英文当局牺牲台湾民众健康和经济利益，将防疫政策与产业政策和资本市场捆绑。为扶持“政治正确”的台湾自产“高端”疫苗和“福又达”快筛试剂，民进党当局以公权力开路跳过专业审核；设定畸高于国际行情的采购价格，却因民众接种意愿低致400多万剂的到货疫苗过期报废；阻挠采购代工国际认证疫苗，特别是以“反中”旗号抗拒上海复星代理疫苗；并曝出从“高端”疫苗股票内线交易和买空卖空中获利的丑闻。台湾“菱传媒”董事长施威全指出，“高端乱象是官方为扶植疫苗产业酿成的金融游戏”。不少民众不但被迫接种高价、低防护力、高副作用的新冠疫苗，还要因美日等多国拒认“高端”疫苗负担额外的旅行成本。

　　在台北市长选战中，台湾当局“防疫指挥官”陈时中因防疫不力被批“踩着万人尸体”脱职参选，加上无法解释其任内采购复星疫苗破局和“高端”疫苗“采购合约封存30年”等黑箱、渎职决策，成为选民追责的对象。时任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因桃园机场沦为疫情“破口”背上政治包袱，从而埋下桃园市“易帜”的伏笔。可以说，“政治防疫”是“緑色执政”治理失灵、侵害民权的典型事例，也反过来在年底“九合一”选举中成为击倒民进党的“逥旋镖”。

　　（二）产业和经济发展失序销蚀“緑色执政”根基

　　蔡英文当局大搞“政治防疫”弄巧成拙，也与当前台湾的经济困境互为表里。

　　一方面，全年经济指标“每况愈下”，分配不均达新高。根据台湾当局统计主管部门最新数据，与疫情“共存”后，2022年第四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跌至-0.86%，终结了26季正增长，为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大衰退；全年增长2.43%创6年来最低，连续两年“保3”失败；出口方面，第4季按美元计价商品出口衰退8.63%，12月外销订单同比降23.2%，颓势预计将延至2023年。此外，台股指数龢民间消费、资本形成等内需指标也不断下滑；通货膨胀在6月飙升到14年来最高的3.59%，利率“四连升”冲高房价。年末指标性餐饮业者鼎泰丰涨价，台北市出租车公会也申请调涨起步价。

　　物价上涨和薪资停滞不断推高民众痛苦指数，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趋势显着。根据台湾当局统计主管部门最新数据，岛内受雇人报酬占地区GDP比重由2019年的46.04%降至2022年初的43.03%，创历史新低；依每户可支配收入做五等分，最高20%家庭是最低20%家庭的6.15倍，创10年新高。蔡英文当局鼓吹的所谓“台湾人均GDP超日韩”独厚科技新贵，新竹科学园区周边不动产涨幅大增，普通工薪阶层收入则呈现负增长，台湾M型社会发展和贫富差距不断加速。就连台湾当局官员也承认，所得分配不均扩大的主因是产业失衡叠加景气起伏。

　　另一方面，产业和经济深罹“荷兰病”，“脱中附美”后遗症大。蔡英文当局将此归因于全球通货膨胀和升息等外部因素，但无法掩饰其产业和经济政策的失当。从宏观上看，台湾产业畸形是蔡英文当局“脱中附美”路线的产物。2022年，台湾产业和经济的热门词是“荷兰病”，它描述的是产业畸形发展与分配失衡导致的工资不良上涨、失业率上升、政府财政赤字、货币大幅升值的“现代化陷阱”。具体而言，在台湾，则表现为对电子科技产业的过度依赖，忽略和迟滞其他制造工业龢民生经济的发展，并伴随严重的人才短缺。

　　蔡英文当局将半导体及信息通讯产业视为“核心战略产业”之首，将台积电等半导体企业称为“护台神山”，除了向全球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之外，也极力回应美西方对台湾“半导体产业链关键地位”的安全焦虑，配合所谓“国际供应链重组”，服务美国构建“排华”高科技供应链和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战略需要。然而，蔡英文当局越依赖“甜口毒药”追求短期经济刺激，台湾就越深陷产业和分配失衡的陷阱。民众普遍性收入降低、失业和困顿将进一步抑制需求投资并撕裂社会，成为民进党逐步流失经济选民、中间选民和青年群体的直接原因。

　　（三）民生社会治理失能暴露“緑色执政”短板

　　在台湾“中央社”“中央广播电台”“雅虎奇摩”等岛内主流媒体所评选的2022年度“十大新闻”中，除了两岸关系和“九合一”选举外，其余多为疫情乱象、柬埔寨诈骗案、台南杀警案、303大停电和高通膨冲击等负面新闻，显示民进党治下的台湾社会民生困境急剧升高，“緑色执政”短板暴露无遗，或将重创其执政基础。

　　首先，诈骗、黑道横行折射低薪和治安困局。2022年，大量台湾青年被诈骗集团以高薪诱骗至柬埔寨等地，失去自由甚至生命。岛内各界人士在愤怒蔡英文当局执法和涉外单位应对不力之余，也认识到大规模、集团化的诈骗和人口贩运奴役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一方面，蔡英文当局为与中国大陆脱钩而不惜投资数百亿元新台币强推“新南向政策”，试图将台商和青年从中国大陆这一同文同种的成熟市场，导向文化、制度各异和营商环境复杂的东南亚地区。另一方面，蔡英文当局苛政乱政对民众生活方式和经济收入造成严重冲击，岛内就业环境日益恶化，更多低薪、失业的群体易遭犯罪集团侵害。近年来，台湾失业率和犯罪率大幅上扬。截至2022年4月，15~29岁青年失业率8.3%，是总体失业率的两倍多，其中20~23岁达12.3%。同时，青年普遍面临低薪困境，25%大学毕业生仅有“24K”最低工资，实质经常性薪资6年来首次负增长。青年入不敷出则易受犯罪引诱。根据台湾当局警政部门统计数据，2022年上半年全台诈骗案件和损失再创新高；近8年12~25岁人口鋭减81万，但犯罪率却增加47%；12~18岁少年近3年年均查获约万人犯罪。英媒BBC称，大量社会底层的“废墟少年”迫于生存铤而走险，显见经济下行与犯罪率之间的相关性。

　　此外，台南杀警案及全台黑道作乱也基于同样的土壤。2022年“九合一”选前，南部緑营票仓频现重大涉黑犯罪事件，特别以“又老又穷”“枪支之都”闻名、治安为所谓“六都”最差的高雄，以及经济就业指标在所谓“六都”垫底的台南为最。民调显示，高雄市民最担心的三大问题分别为经济就业（59.41%）、交通（41.88%）和治安（40.91%）；台南市劳动参与率连续3年下滑至97.9万人，为“六都”最低，表明台南已成为老龄化严重的人口流出地。可见，经济民生困境显着冲击中间选民及緑营基本盘的投票行为，导致此次“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的成绩惨淡，在台南大本营更是仅以微弱优势“险胜”。

　　其次，“全台大停电”凸显蔡英文当局能源政策“空心化”。2022年3月3日9时，因台湾电力公司发电厂故障，岛内各地发生大规模无预警停电事件，瞬间丧失全台电力1/3、约1050万千瓦时，连带引发火灾和停工停水，波及上千万民众生产生活秩序，尤其以南部更为严重。夏季，岛内多地频发无预警停电，也引发重大民怨。

　　蔡英文当局任内连年爆发5次全岛大停电，均归咎于“人为疏忽”，否认岛内缺电现实。但民生漏洞及应急失能的背后，蔡英文当局自相矛盾的能源政策难辞其咎。蔡英文执政后延续民进党“废核”神主牌，在配套缺失情况下将能源政策转向“废核展緑，减煤增气”，并从战略和安全高度抛出“緑能产业计划”，欲在2025年前除役多个火力和核电发电机组，改为燃气50%、燃煤30%、再生能源20%的“532”发电架构。但上述纸面计划缓不济急，近年来台湾的燃气、再生能源发展不如预期，难以填补供电缺口。蔡英文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无法实现2025年再生能源20%占比的目标，下修未来两年（2023年和2024年）电力备用容量率至11.3%、12.2%，预测2023年台湾将陷“最大缺电危机”。

　　“缺电高碳”严重困扰产业发展，影响岛内民众生活。林伯丰、郭台铭等岛内企业领袖均呼吁蔡英文当局检讨能源政策。学者林建山指出，蔡英文当局以意识形态设定的能源政策，使台湾不可避免地陷入“长期化结构性大缺电”，或将成为截断台湾经济发展命脉的“夺命符”。但蔡英文当局加码押宝半导体等高能耗产业，宣扬“台积电加码投资台湾”利多，极力诱迫台商“回流”，致岛内能源需求不断走高；为此更加依赖传统燃煤发电和天然气进口，加重全台空气污染等环保灾难。民进党在全台火电中心台中市（被称为选举中的“摇摆区”）接连败选，多次对抗主流民意不惜封堵“护藻礁公投”，包庇台南地方黑金势力抢食千亿（新台币）光电利益，都在显示蔡英文当局扭曲的能源政策酿成的恶果，在面对强调环保“进步价值”的国际舆论和岛内主流民意时愈加被动，作茧自缚。

　　再次，“税收超征”难掩财政“爆雷”危机。能源紧缺也折射出蔡英文当局“税收超征”虚假繁荣背后的潜藏高额债务危机。在全球能源价格飙涨的背景下，台湾公营事业如中油、台电等早已入不敷出，各家亏损均超过2000亿元（新台币，下同），台电更负债超万亿元，均依赖公股行库巨额贷款转嫁债务至全体台湾民众。2022年，台湾当局“劳动基金”前三季累计亏损超5100亿元，人均超2.7万元，劳保潜藏债务从10.8万亿元暴增至11.6万亿元。至2022年年底，台湾“劳动、‘国保’、退抚”三大基金合计累亏逾6100亿元，均创史上最差纪録。“劳动基金”预计将在2028年之前提前破产，蔡英文当局还要设法挤出每年1500亿元补助为其续命四年。“劳保基金”亏空的背后，是劳保制度改革迟钝、管理投资不善、内部贪腐缺乏监管，以及严重少子化老龄化导致的“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岛内大规模劳权和人权受损状况不容忽视，也暴露出民进党“亲资本、远劳工”的属性，以及不擅长解决问题却惯于制造问题的“阿喀琉斯之踵”。此外，民进党当局还在“倚美抗中”路线下不断增加防务预算，或将面临现实的财政“爆雷”风险。

　　二、民进党“緑色独裁”及其政党异化

　　蔡英文上台后，“一党独大”的民进党挟执政优势大肆炒作“认同政治”，极力奉行“亲美反中”路线，台湾政治充斥“緑色民粹”。2022年，民进党“緑色执政”日趋“独裁化”“威权化”，政党体制加速“腐化”“黑化”，大幅销蚀其政治基础。民进党两次执政，既有“緑色民粹”理念和路线的延续，也有政治无能的翻版和进阶，显示该党难以洗脱服务权贵、不擅治理的政治基因，也难以摆脱岛内“治理失灵”“民主失能”“民选独裁”的周期率。

　　（一）治理失灵实为“民主失能”

　　2022年“九合一”选举失利后蔡英文以党政领导人之姿再度躬身谢罪，正如陈水扁在执政第6年的“5·20”和时任民进党主席游锡堃一起向社会鞠躬致歉的翻版。两次执政均陷入类似的治理失灵泥淖，不但证伪了民进党标榜的“清廉、勤政、爱乡土”，也再度表明该党缺乏有效治理台湾的政治能力和政策、人才储备。这既是民进党与生俱来的“体制外”基因难以革除的后遗症，也是当前台湾空有其表的民选架构及其孱弱的治理体系和松垮的政治结构结合后的必然结果。正如政治学者福山指出的，“没有优质治理，就没有优质民主”。台湾在美西方影响下引入代议制时，其内部政治机构和职能尚处于“发育不全”的前现代化状态，最终未能步上良治坦途而陷入福山所称的“政治衰败（politicaldecay）”以及台湾学者朱云汉描述的“恶质民主”和治理困境。民进党再度执政后却迅速走向“政治黑化”“权力腐化”和“统治寡头化”并加速向“民主独裁”蜕变，正是“治理失灵”和“民主失能”的重要表现。

　　（二）“民选独裁”威权化、制度化

　　民进党再度执政的所作所为再次证明，“独裁”可以由民选产生，民选政府和代议制不等于真正的民主和良治；所谓的分权体制、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可能难以对“民选独裁”政权形成有效制衡。在无有效外部监督制衡的情况下，蔡英文当局动辄以“817万票”（蔡英文2020年连任时的得票数）为其“全面执政”的“合法性”背书，并借此绑架台湾民意大肆进行扩权、滥权，大搞“緑色独裁”。其最受岛内诟病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实质破坏台湾现有政党政治和政治体制。蔡英文上任以来，台湾政治从“分权竞争”走向“威权独裁”，在第一任期清算在野党、緑化“五权体系”基础上，第二任期继续策动“修宪”废“考监二院”，持续拆解摇摇欲坠的“分权”体制；并在体制外叠床架屋地成立20余个“委员会”“办公室”等直接体现蔡意、党意的“黑机关”“肥猫窟”来指挥“法定”单位，大肆扩权滥权、分封酬庸；试图强行纳编民间农会组织，不断破坏台湾既有行政和文官体制，模糊权力分际，强化社会管控。蔡英文不断去除台湾现行政治体制设计中的监管、制衡功能，将其异化为压制在野党和管制普通民众的“打手”，为其“威权独裁”建构了制度框架。

　　另一方面，严重侵害媒体独立和言论自由。民进党极其擅长舆论操控和认知作战，对于媒体舆论的掌控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除党政军全面渗透媒体、校园外，还通过形式上的“中立机关”，即“通讯传播委员会”（“NCC”）钳制舆论。“英系”主导下的“NCC”将反緑媒体中天电视关台移频、没收执照，将频道交给“独媒”“镜电视”；动用行政机器打造緑媒频道集群，扩张“緑媒共生体系”，不断制造寒蝉效应，导致大多数台湾主流电视台均向执政党靠拢，岛内舆论场充斥緑色声音。2022年下半年，民进党当局强推“数位中介服务法”欲全面收紧网络舆论审查监管，赋予当局不经司法程序即可定义“假消息”和封禁言论的权力，最终因引发岛内社会各界巨大反弹而暂时搁置。深緑名嘴彭文正认为，蔡英文当局“不许人民说话，自己发假新闻担心打脸；即使没有‘中介法’，照样用尽各种手法钳制言论自由，将人权、民主、自由踩在脚底下”，这显示蔡英文当局的“独裁”和专权做法已触动民进党基本盘利益。

　　此外，民进党还以党意凌驾、胁迫公共利益。例如，封存疫苗采购合约，拆下台湾采购的上海复星疫苗外包装上的印有“复必泰”字样的简体字标签，在直接关乎民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问题上选择“意识形态治台”“派系分赃人血馒头”。又如，民进党政客接连曝出重大弊案，特别是林智坚“论文门”和“新竹棒球场弊案”，让民进党“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招牌被讥讽为“黑金、贿选、填废土”，已招致中间、青年和都会区选民的厌恶。2022年底“九合一”选举结果即充分证明瞭这一点。

　　（三）民进党的政治腐化与官僚资本化

　　民进党当局贪腐日趋系统化、常态化，先通过“资本—权力—政策—资本”的“内循环”，结成庞大复杂的緑色政商利益共生体，再基于派系、地域形成若干中小型利益集团，同时与国际资本和产业链紧密联结，深度垄断岛内利益。

　　具体而言，民进党宣称从所谓“战略”产业高度发展疫苗、新能源和武器装备制造。一方面，放任国际游资洗劫台湾资本市场，将离岸风电第二阶段区域开发尽付外商，并推动与美国勾连，在台湾岛内联合生产武器。另一方面，高调“自产化”曝光其复杂政商利益勾连，“高端—基亚—福又达”等生技公司的“緑色基因”深度交织；快筛试剂许可采购出现“緑友友”群起抢标分肥，柯建铭、陈时中、吴秀梅、蔡煌琅等緑营人士均牵涉其中；风能布局则有台亚、力丽等“新潮流系”金主进驻；军工采购则纳入龙德造船等大量缺乏经验资质的劣迹民企参与。

　　从本质上说，民进党的政治内核除了分离主义，就是“以权力龢利益为中心”要求最大化占有并支配权力，党内在相当程度上弥漫着“主义为利益服务”“一切为夺权服务”的功利主义思维。长期的“党外”抗争经历和在野党心态，让民进党在有限的执政时期倾向于抱持“短线”心态，即忽视台湾长远发展而聚焦权力的快速变现和投资回报。被深緑“封神”的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与蔡英文论及环保，蔡英文竟称“2024年以后不是我的事”，让李也不得不感慨民进党“二进宫”后加速腐化；民进党创党大佬苏焕智、緑营民调专家游盈隆等也认为，台湾近年的政治腐败、治安败坏和“民主倒退”是蔡英文纵容导致的。

　　更重要的是，全台范围的政治版图扩张，会给民进党带来新的“盟友伙伴”和“投资人”，让民进党阶级属性从更多代表中小企业、工农和地主阶级，开始囊括大地主、大财团等大资产阶级利益，蜕变为政商利益复合体，或是彻底沦为林浊水、罗文嘉等緑营“原教旨”人士口中的“世俗化政党”。民进党在政治光谱上快速向另一个极端移动，使蔡英文被诸多劳工、环保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视为背叛者、对立面，使其既有的支持群体大幅缩水。

　　（四）“黑金政治”向党政核心圈渗透

　　民进党对“黑金”失去抗体，政党异化进一步加速。从2022年全年来看，民进党涉黑丑闻在党内自爆烂疮后加速了年底“九合一”选举崩盘，特别是蔡英文依托“涉黑三人帮”洪耀福、黄承国、陈明文与黑道结盟共治，选后遭党内指控蔡“用党纪挺黑金”“黑手介入警政高层人事”及提名涉黑候选人。新任党主席赖清德直指蔡英文深度依赖黑道进行组织经营和权力运行，但赖清德曾任职的“本命区”台南市同样是“黑金政治”重灾区，如学甲炉渣案、88枪枪击案、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再钦涉贪遭押和议长贿选案等一连串重大黑金事件和弊案“连环爆”。“府城变腐城”也让赖清德抛出的“排黑条款”和“检讨黑金”诉求流于空谈，反而让“黑道借殻上市”“政党护黑固桩”“黑金派系互杠”等緑黑互利共生的冰山黑幕不断浮现。

　　在蔡英文龢民进党荫庇下，“緑黑挂钩”已从地方生态扩散至民进党和蔡英文当局的核心高层，涉黑势力从在幕后培植“代理人”、安插“藏镜人”走向台前，公开、全面分享最高权力，参与核心决策，使得“黑金政治”升级为“政黑共治”，意味着涉黑贪腐集团更深度渗透政治体制并向上跃迁，从“金主”变身“共主”。这也折射出台湾政治进一步“寡头化”。按照米歇尔斯（RobertMichels）的理论，代议民主制极不稳定易退化成寡头政治（即“寡头铁律”，Ironlawofoligarchy），包括随着政治组织膨胀，权力核心越发脱离民众，不民主、恋栈权力和保守顽固，这些现象都在近年的蔡英文及民进党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民进党全面、公开、系统地“黑化”，本质就是岛内政治制度失败和蜕化的重要表现。

　　三、“九合一”选举与台湾政治结构变化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因显着外部因素引发的“反常”结果，让2018年和2022年两次“九合一”选举更接近岛内政治格局龢民意结构的常态，即“讨厌”和“教训”执政党成为最大动能。进一步分析此次“九合一”选举数据，可以管窥岛内政治结构的新变化。

　　（一）蓝緑基本盘呈现“蓝涨緑消”态势

　　民进党再度陷入低谷，但亦小有斩获。民进党连续两次基层选举大败，此次选举基层更是仅获5席县市长，也显示2016年和2020年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胜利并未实质性改变其治理状况不佳的窘境。民进党在2021年底“四项公投”、2022年初台中市民意代表补选和林昶佐罢免案等选战中，以及抛出“竹竹合并”议题推动重修所谓“地方制度法”和农会改“官派”等一系列政治操作中，都明显包含拆解国民党基层组织体系、壮大该党地方力量的意图。但此次选举结果表明，民进党对原有基层政治势力的破坏和抢夺并未迅速拓展其县市执政版图，其南部铁票仓仍不及2014年，相反台中市和新北市则连续三届选举得票率均呈现下降趋势。

　　但民进党在此次选举中也小有斩获：一是成功搅动传统偏蓝的外岛政局并成功翻转澎湖县。二是在11个县市得票率同比增长，其中高雄市长陈其迈、嘉义县长翁章梁、台南市长黄伟哲连任得票率较2018年均增长超10%，总得票率从39.16%上升为41.57%。三是获得县市议员席次由238席增至277席，议长由1席增至4席，所谓“六都”议员从137席增至152席，维持在台南市、嘉义县两个执政县市的多数党和“完全执政”地位。这也表明民进党败选并非蔡英文所推脱的“地方耕耘不力”，而是“中央”政治气候出了问题。事实上，民进党在重点区域的组织经营成效不容忽视，仍有能力改变部分县市的政治版图，其基层政治实力正从最低点缓慢恢复，为在快速变动的政治气候龢民意氛围中制造下一次“钟摆效应”积蓄势能。

　　国民党固盘蓄势，但缺“龙头”领军。2022年，国民党低开高走，从“四项公投”、台中市民意代表补选和林昶佐罢免案连败的阴影中逐渐走出低谷，在年底“九合一”选举一举拿下14席县市长，赢得大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自2021年9月上任来，面临政党支持度下滑、内部山头林立和两岸路线摇摆不定等严峻挑战，被外界认为是“弱势党主席”。2022年1月，亲緑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民调称国民党支持度跌至15.6%，约等于民进党的1/2，仅略多于民众党的12.5%。同一机构于2023年1月发布的民调则显示，“九合一”选举获胜后国民党支持度已反弹至25.1%，超过民进党的24.7%龢民众党的17.7%，升至2019年11月后的最高点，也是2019年7月以来首次回到第一大党宝座。

　　在此次“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观察到岛内社会出现“讨厌民进党”的氛围，将选举主轴确定为找出最强候选人、凝聚基本盘并诉诸蓝緑对决上，打出“团结牌”“本土牌”，提名布局与辅选策略较为稳健扎实。一方面，尊重和动员执政县市长的政治能量。朱立伦反复强调侯友宜、卢秀燕等都是蓝营“最强母鸡”，希望其强劲声势能带动议员选举并向外辐射联动；成立“中央选举提名委员会”负责选举提名，网罗侯友宜、卢秀燕等现职县市长和韩国瑜、连胜文等党内实力派人物。另一方面，倚重地方势力和组织体系。新成立“中央选战策略会报”，召集选战经验丰富、组织动员能力强、熟悉民进党打法和基层生态的傅崐萁、黄健庭、周锡玮、邱镜淳、刘政鸿等地方政治精英参与选战，担纲具体提名和策略拟定，收效明显。

　　事实上，这一布局是当前国民党理念路线与权力结构的折射。一方面，2018年以来国民党形成了“弱中央，强诸侯”的格局，设立两机构并将提名与中常会脱钩，显示朱立伦主动建构了一个分担权力和责任的“长老会”。侯友宜、卢秀燕等婉拒进入“中央选举提名委员会”，也表明县市“诸侯龙头”不愿与党中央深度绑定。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在选举过程中更强调“本土化”和“中间路线”。决策团队仅有韩国瑜为深蓝，与“战斗蓝”也作出区隔；以提名蒋万安、张善政为代表，更面向吸引中间选民和年轻选民，最终收效高于预期。

　　若纵向观察2010年至今的历次台湾县市选举，国民党在全台范围选举中起起落落的同时仍然能扎根基层、稳住基本盘并连续在惨败后从谷底翻身。在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在12个县市得票率过半，高于2018年的10个，政党得票率为50.14%，高于2018年的48.79%。其得票率垫底的县市为候选人“三强鼎立”的新竹市和蓝营分裂的苗栗县，分别为18.07%和10.96%，显然是蓝营分裂和“弃保效应”等因素所致。在县市议员选举中，国民党在13个县市保住议会多数，在所谓“六都”中除台南市外均取得多数议席，在台北、新北等11个县市实现“完全执政”。

　　不过，虽然在县市长层面延续“蓝涨緑消”格局，但国民党在一些深蓝县市的胜选幅度同比下滑。如花莲县徐榛蔚2018年的胜选幅度为45.65%，2022年面对民进党青壮派谷辣斯（KolasYotaka）的胜选优势下滑至32.69%；2018年南投县长林明溱以33.44%优势连任，但许淑华此次选举只赢民进党候选人蔡培慧13.16个百分点。同样的，国民党在县市议员选举层面纵向对比亦有所退步，总席次由394席减至367席，县市议长从19席减至15席。不少亲緑人士如美国学者祁凯立（KharisTempleman）、日本学者野岛刚和矢阪明夫等也认为，此次选举并非“蓝胜”而是“緑败给自己”，选举只有“喜欢或讨厌蔡英文”一个焦点，国民党未如2018年掀起“蓝潮”；民众普遍反弹执政党但未必更多认同国民党，在中间选民众多的县市，“厌緑”者也不愿投蓝。

　　蓝营内部也多有声音认为朱立伦缺乏整体战略和资源，提名争议不断，国民党胜选不是党中央擘画辅选之功，而是靠县市各自奋战得胜，体现出“军功诸侯”与“弱势中央”的权力结构。在国民党主席不再垄断权威和资源后，势必要建构合适的权责分担与治理体系。从长远来看，国民党的政党转型、路线稳定、组织革新和拓宽票源均非坦途，当务之急是党中央如何妥善处理2024年党内出线权问题，紧抓重返执政机遇，避免重蹈“内斗内行”覆辙，争取在2024年“二合一”选举中更上一层楼。

　　（二）基层选举呈现“多元化”新态势

　　“第三势力”艰难开辟生存空间。在此次“九合一”选举中，台湾民众党等“第三势力”小党在部分县市有所斩获但成绩未达预期。从县市议员数量上看，首次参选的民众党提名86席获得14席，并在台北市议会取得4席，将可成立党团。与2018年相比，“急独”小党则被边缘化，“时代力量”所获议员席次从16席减至6席，仅在新竹市拿下3席议员保住党团；台联党获得3席；“台湾基进”在台南、高雄各获1席。合计除国民党龢民进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共赢得39席、无党籍候选人赢得227席，皆减少7席次，显示“第三势力”的政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

　　从选区上看，“第三势力”小党多主打“价值空战”，在都会区、新兴发展区的复数选区（如台北市第一选区和第六选区）胜选机会更多。其中民众党胜选的新竹市议会构成最多元，“第三势力”当选议员席次占17.7%；台北市次之，占9.8%。无党籍候选人则多依赖家族在地经营，因此可跳脱政党框架，多在苗栗县、南投县、云林县、屏东县、澎湖县、金门县等非都会区参选，甚至在金门县和苗栗县实现“完全执政”。台湾学者沈有忠认为，越基层的选举无党籍越多，较大选区层级选举则多由政党“品牌”主导。

　　从影响来看，此次“九合一”选举回归蓝緑对决，意味“第三势力”生存空间减少。柯文哲选后重批蓝緑如大树“底下盘根错节、上面遮天蔽日”，忧虑在蓝緑政治生态主导下小党面临生存困境。从表面上看，此前民众党大幅吸引青年选民“由緑转白”，声势一度超越国民党；且成立两年就插旗新竹市，稳居“第三势力”的领头羊地位，但其政治前景仍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考虑到柯文哲卸任台北市长之后，“白色”版图并未扩张反而“降格”到县市层级。同时，高虹安胜选更多被外界认为是个人特质、郭台铭加持和蓝营操作弃保等因素的影响，柯文哲的光环并非主因。另一方面，民众党针对“缺乏核心理念”“柯氏元素排列组合”的“投机政党”“一人政党”等老问题并未给出新解方，政党支持度和柯文哲个人声望维持在15%至17%左右水平。再加上民众党在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的原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以无党籍身份代表“白色力量”参选）和市议员选举两个战场的表现均低于预期，柯文哲参选2024的能力与筹码受到限缩，选后也要面对蓝营定调“非緑阵营胜利”并希望“凑一色”促成“蓝白合”的较大压力，以及蓝白阵营政治实力差距过大导致在选战中可能“被弃保”的焦虑。

　　年轻世代和女性群体参政空间提升。在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积极参与的青年和女性群体成为台湾基层政治活血，成为各方拓展支持群体、推动世代交替和路线更新的重要争取力量。

　　此次县市议员选举出现“世代分化”，县市议员年龄差距增大。从过去两届县市议员选举来看，40岁以下、60岁以上议员当选者是人数最少的两个年龄族群。但近年来岛内青年群体参政踊跃，在此次选举中40岁以下议员当选172人（占比19%），同比增加13人；60岁以上259人（占比28.5%），同比增加45人。其中，最年轻议员当选人为24岁（1998年生），为南投县林友友、彰化县洪子超；最年长者80岁，为新北市黄林玲玲；总体平均年龄为51岁。当前，全台一半县市青年议员比例达1/5，占比前五的依序为嘉义市（35%）、新竹市（32%）、台北市（31%）、基隆市（29%）和新北市（24%）。澎湖、屏东和苗栗县议会的60岁以上议员达40%，成为高龄化议会。可见持续加剧的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各县市人口流动带来的选民结构变迁，对过去三届基层选举结果的影响愈发显着。

　　另一方面，参选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女性候选人数创造新纪録。近年来，受到全球女性参政发展的影响，台湾地区的女性参政状况成为“平权”重要指标，渐成“政治正确”。在此次县市长选举中，1/4的县市长候选人是女性，是1990年以来新高。虽然黄珊珊希望成为“台湾首个首府女市长”的目标未能兑现，但2018年国民党胜选的7位女将全获连任，再加上新胜选的许淑华（国民党籍）、高虹安 （民众党籍）和周春米（民进党籍），女性胜选占比已达47.6%。台湾学者黄长玲认为，台湾县市议会中女性比例能大幅“超车”日、韩，是因为“长久以来在选举中使用妇女保障名额”。此次选举有4人受惠于该条款当选。此外，台湾地区相关规定还要求在不分区民意代表当选名单中女性不低于1/2；行政管理机构各“部会”1600多名“委员”中，有超过九成以上部门设置至少1/3的女性成员。

　　在此次县市议员选举中，女性参选率也超过1/3，是近13年来最高。2009年至2022年间，台湾女性县市议员比例从29%逐步攀升至38%。此次县市议员选举，女性候选人达541名，占总数的32%，当选率达63%，显着高于男性的50%。其中，台北市当选议员49%为女性，比例为全台最高，其后为花莲县45%，苗栗县44%。从质量上看，各县市“吸票机”中也多为女性当选者，包括国民党的李彦秀、颜莉敏、连斐璠、林燕祝，緑营的黄捷和陈乃瑜，以及首次参选的民众党黄瀞莹等。她们或出身地方实力派，或借发言人、政论家、主播等身份大量曝光吸睛，折射出当前台湾政治生态的生存之道。

　　尽管女性参政比例上升并不代表台湾已没有性别框架，针对女性的政治歧视在岛内仍普遍存在。但在女性平权运动方兴未艾的东亚地区，台湾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在同婚、女性参政等性别平权诸多议题上近乎激进的做法，尤其是在蔡英文以女性领导人之姿胜选并高票连任基础上，将会被民进党乃至台湾各界人士用来刻意凸显台湾属于西方意识形态阵营“进步先锋”的叙事，强化其在价值观上“脱亚入欧”的冲动和错觉。同时，台湾主要政党从供给侧迎合选民需求侧变化，青年群体、女性主义、“进步价值”等多元思潮、偏好龢利益不断被纳入政治体制，也将持续、深刻重塑政治体制的外部样态和内在逻辑，并最终反映在其内外政策输出上。

　　四、结语

　　2022年的台湾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围遶年底“九合一”选举，诸多内外部因素加速向岛内集聚，各主要政治势力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挑战。

　　首先，执政党民进党大搞“緑色独裁”加剧其治理失灵和政党异化。败选后民进党的党政权力在派系内斗中逐渐分离，内部路线、权力分配和接班顺位斗争更趋尖鋭，在政治实力有所下滑的压力下存在更趋极端激进的可能。主要在野党国民党的选举“事实胜利”并未根本扭转全台范围“緑大于蓝”的政治结构，也未能弥平党内固有的政治矛盾和问题，反而更凸显其“弱中央、强诸侯”的权力格局，且仍缺少能够统领全党打赢选战的政治领袖。台湾民众党等“第三势力”小党未能充分承接对蓝緑失望的中间、青年选民，在政党政治的回摆中面临与国、民两大党竞合博弈并争取生存空间的两难。面对即将来临的2024年“二合一”选举，岛内各主要政治势力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竞争与缠斗将在2023年趋于白热化，或将升高岛内政局乃至两岸关系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其次，选后的台湾政治生态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态势和新变化。国民党多次大起大落仍能迅速谷底翻身并在地方层面固盘胜选，充分展现出“百年大党”的韧性。但也有舆论称，民进党“九合一”大败不能被视为是国民党的政治胜利，选举结果并不能准确体现两党政治力量对比或选战备战水平，更多是岛内政党政治的惯性使然，即两大党政治结构在选民潜意识中仍有刻痕，也更符合岛内政治平衡的内在需要。但与“蓝緑钟摆效应”的静态描述不同，此次回摆更多是选举政治对民进党“緑色独裁”引发的严重政治失衡的应急纠错，更多表现为基于新的矛盾运动的调试性做法，而非是出于政治板块大幅位移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故面临未来的选举（如2024年“大选”），上述政党政治结构如何调试与摆荡仍充满不确定性，既不确定向着“蓝涨緑消”的方向演进，也未必重复“钟摆效应”，实践所谓多数选民“‘地方’投在野党，‘中央’投民进党”的政治选择。

　　再次，民进党“抗中保台”牌失灵背后折射出台湾民意结构的新变化。在此次“九合一”选举过程中，蔡英文当局难以再度藉助“两岸牌”进行有效的“抗中保台”操作和基本盘动员。选举结果显示，民进党“抗中保台”操作出现了明显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状况。尤其是佩洛西窜台事件未能成为民进党再次炒作“亡国感”的“黑天鹅”，也难以遮掩林智坚“论文门”持续延烧的负面影响，这在民进党自“反服贸学运”以来“靠两岸救选举”伎俩屡试不爽的政治惯例中，成为一个非典型的反常。在大陆坚决有力的反制、维稳举措，以及岛内外联动制造的“台海兵凶战危”舆论战中，蔡英文当局强推的“18岁公民权”和延长扩大兵役制度等“緑色政治议程”也遭选民反对，显示民众并未像美国军工复合体与“台独”势力所鼓吹的那样“亲美抗中谋‘独’好战”，而是更多呈现出“疑美避战谋和”的政治态度。

　　此外，经过一年的政局变动和社会发展，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和对台湾未来前途的看法（统“独”立场）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过去3年，岛内民众的“台湾人”认同持续下降了3.6%，“中国人”认同和“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认同总体上升至35.6%；主张“尽快独立”的比例持续下降，主张“维持现状”的比例明显上升。即使持“急独”立场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发布的最新民调也显示，持单一“台湾认同”者从2021年的四成降至三成，宽泛的“中华民国”和“中国”认同者则总体上升，达到六成多，似乎显示蔡英文希望利用“中华民国台湾”将民众认同拉到“台湾人”的做法出现反效果。台湾民众重要政治态度出现的上述变化反映在岛内政党政治演变上，就是主要政党的政策取向和政治人物的相关论述可能会持续向中间靠拢。其隐藏的逻辑是，虽然“九合一”选举年会更聚焦台湾内部矛盾，但岛内政治的“蜗角之争”仍是两岸关系和台海地缘政治气旋中包裹的“茶壶风暴”，外部因素对岛内政治矛盾的框限和挤压仍然不容忽视。

　　面临2024年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新的政治周期，外部因素正加速向台海汇集，或将持续激化岛内矛盾，催动岛内新的政治生态和观念结构演进出不同的运行逻辑和互构形态；而岛内主要政治势力有关利益、价值的竞合、震荡也将反作用于外部环境，将使得未来一年的岛内政局与台海形势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