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一直是中国尚未完成的事业。作为20世纪40年代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台湾问题从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纵向维度看，其实质是一个政权更替或朝代更替问题，而从国际事务的横向维度看，台湾问题同时也是亚太乃至世界格局中的一个涉及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因素的重大政治问题。正是由于世界政治格局中上述要素的注入，台湾问题从一个简单的、中国内战“最后一里路”的问题，转变成一个有着外部势力深度介入的重大地缘战略问题。外部势力介入不仅直接导致台湾问题的产生，而且也导致了台湾问题直到今天迟迟未能得到圆满解决，并将继续影响台湾问题最终解决的路径、方式与进程。

　　在70多年的发展演化中，台湾问题本身更趋复杂化，探索解决台湾问题之路的相关理论也在多元化，与此同时，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核心要素经过历史的洗礼，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并影响着台湾问题解决的路径选择与发展进程。特别是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及当今世界面临重大秩序与格局调整的今天，台湾问题的解决及其所衍生影响，不仅关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复兴前景，而且还将在未来世界秩序重大调整中扮演关键角色。

　　一、台湾问题：一个日趋复杂化的中国内战遗留问题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列强环伺，屈辱不断，当时的台湾多次遭受外敌觊觎、入侵，最终被日本割占。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一切土地人民政事均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近代中华民族在台湾问题上的屈辱历史，随着1945年10月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台湾而结束。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挑起了一场时间长达3年的国共内战，烽火遍及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华大地。最终，这场国共内战演变成了一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的解放战争。1949年底，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在内外种种因素的作用之下，台湾问题最终成了迄今尚未解决的内战遗留问题。70多年来，台湾问题的持续存在意味着中国内战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尚未结束，也意味着中国尚未完全统一。

　　从形式上看，台海两岸尚未完全统一的局面，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内部分裂状况不尽相同。从历史的视角看，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均属于中国内部分裂时期，本质上是政权之争，是中国大框架下的内部短暂分裂，最终均归于统一。而今天在台湾问题上，由于岛内“台独”势力的存在及外部干涉势力的作用，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是现实存在的。相对于历史上中国内部分裂时期只是简单的政权之争或朝代更替之争，今天的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复杂得多，夹杂着国际因素和内外意识形态因素。这些要素成为台湾问题解决进程中必须面临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并提高瞭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

　　首先，两岸政治分歧复杂化。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共内战，其本质是中国内部不同党派或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权之争，随着内战的发展和新中国的诞生，这场内战实际上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朝代更替有一定相似之处。内战双方互为敌人，在政治上势不两立，而国民党退守台湾使得这场内战迟迟无法终结。尽管如此，随着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通过以及随后世界絶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在一个中国框架下的政权更替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但尽管中国的国际法主体已经完成了替代，由于台湾尚未统一，两岸的政治分歧并未彻底解决。在台湾问题形成之初的40多年时间里，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依然是政权之争。两岸政治分歧的主题没有变化。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大陆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还是台湾方面提出“反攻大陆”，理论上都是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围遶政权替代与否进行的，也都在追求国家统一。1992年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是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确认，也开启了两岸化解敌对，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分歧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岛内“台独”思潮开始泛滥，推动两岸政治分歧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特别是民进党等分裂势力以追求“台独”为政治目标，经过长时期的宣传推动以及民进党在执政期间进行的“台独”冒险，在台湾社会大搞“去中国化”“文化台独”等，使得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探索最终解决两岸政治分歧、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同时，开始面临“台独”分裂势力试图把台湾从中国中分裂出去的挑战。这就使得两岸在原有的一个中国框架下以政权更替之争为核心的政治分歧之外，又发展出“台独”势力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新的政治分歧。这既是岛内社会面临的重大政治争议，也是两岸在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问题上面临的重大挑战，不仅使海峡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传统政治分歧遇到了巨大阻力，而且也成为国家统一进程中的新问题，使国家统一进程进一步复杂化了。

　　其次，两岸意识形态分歧复杂化，导致两岸制度差异及生活方式差异进一步突显。毋庸讳言，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共内战有着浓郁的意识形态背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则与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较为接近。在某种意义上，国共内战也是两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次较量。尽管当时的国共两党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但这不完全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差异。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两岸的意识形态差异越来越大。首先是大陆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进行的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造。尽管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些弯路，但最终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考验。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则成为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翘楚，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领头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中国大陆的发展突飞猛进，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被证明是一条成功之路。台湾岛内则走向另一条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尽管台湾政治上还是传统的“父死子继”模式，但美国作为台湾当局的最大靠山，使台湾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更加亲近美国式的西方资本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美国压力和内部变革的推动下，台湾全面实行美式民主政治制度，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上完全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台湾也因此被西方某些政治势力贴上“亚洲民主灯塔”的意识形态标签。70多年来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发展变化，使得两岸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原本就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有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历史，而这种意识形态差异极易被各种政治势力用于挑起政治分歧和政治斗争。甚至可以说，近代以来，意识形态差异及其矛盾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也是众多国家内部及国际政治斗争的主题。在世界局势走向缓和时，意识形态差异尚能互相容忍、沟通、合作、交流，一旦世界或地区局势紧张或内部斗争形势激化，意识形态差异往往会成为推动事态恶化的关键因素。就两岸关系而言，尽管制度不同不应该成为“统一的障碍”，也不应是“分裂的藉口”，而且大陆方面也为妥善解决制度差异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一应对方案，但不可否认的是，意识形态差异的确深刻影响着两岸政治互信。特别是在内外政治环境变化的背景下，这种差异的存在加重了两岸政治分歧，影响着两岸同胞的心灵相通，而岛内外某些政治势力也常常攻击和抹黑大陆政治制度，挑拨两岸意识形态冲突，以政治制度不同为藉口，极力阻挠统一进程。

　　再次，两岸民意差异复杂化。其主要表现是大陆民众的统一意愿和信心越来越强烈，而台湾民众对统一的热情明显下降。简单说，在1950年至1990年的40年间，大陆民众对于在大陆主导下解放台湾或以和平方式实现两岸统一充满信心和期待；多数台湾民众则对“反攻大陆实现统一”或其他方式在台湾当局主导下实现两岸统一同样也抱持信心和期待。两岸民众对于以己方为主导实现两岸最终统一有着高度认同和信心。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两岸实力对比中大陆实力优势进一步扩大，开始牢牢把握统一进程的主导权，台湾民众对统一的信心则开始大幅流失，“拒统”心态逐步显现，加上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蛊惑宣传，“谋独”倾向也有所增强。正如近年来岛内民调数据普遍显示的，岛内民众真诚支持统一的比例在10%～15%左右，而希望维持现状或有“台独”倾向的民众约占80%。这表明，岛内民众因对主导单向统一失去自信进而产生对统一的逃避心态，形成对来自大陆主导的统一进程的抗拒。岛内民调中“维持现状”及追求“台独”的总人数居高不下，成为岛内民意对统一问题的常态反应。当大陆民众对统一越来越有信心，而岛内民众对两岸统一前景产生强烈逃避心理的时候，这种民意落差已经成为两岸统一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问题，幷且正在使两岸关系和统一进程复杂化。当然，岛内此类民意显然是两岸关系内外环境变化的直接反映，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问题；而且随着大陆自身的改革、发展、进步，以及岛内政治经济及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当台湾社会能够看到和感受到两岸统一方案能够给台湾、给个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以及美好前景时，对统一的向往自然也会上升。

　　最后，外部因素介入台湾问题日益复杂化。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外部势力介入有着直接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正是由于美国借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干预介入中国内战，成为台湾问题产生的关键外部因素。美国作为外部势力，其介入中国内战一方面是由于冷战的爆发与蔓延，另一方面是要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从宏观历史的视角看，20世纪50年代美国介入阻挠中国统一进程，制造台湾问题的核心意图，是阻挡和遏制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壮大，同时守住其既得的势力范围。从那时起，美国就成了台湾当局的保护伞，阻挠两岸统一也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特别是1979年中美建交开始，随着中美关系的转折性变化，美国认同中国政府推行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探索与尝试，这也就有了两岸关系长达40年的缓和、开放、交流与和平发展时期。从历史的视角看，1950—1978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极力阻挠中国统一，把台湾地区纳入其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从1979年至2016年，美国整体上乐见两岸关系缓和与两岸开展交流合作。在21世纪初民进党当局执政时期，其重点是与中国政府相配合管控岛内的“台独”冒险。然而近年来，美国的台海政策正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源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众所周知，鉴于中国崛起之势，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从美国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诸多行为可以看出，台湾在美国的对华战略中开始发挥主动牵制乃至进攻性作用。美国不仅继续充当台湾当局的“保护伞”，利用其扮演阻挠中国统一的“盾”的角色，而且开始发挥台湾地区在意识形态、地缘战略等领域攻击中国大陆之“矛”的作用。不仅如此，作为介入台湾问题最主要的外部势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还拉上其亚太盟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加入阻挠中国统一、围堵中国崛起的队伍中来。显而易见，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阻挠中国统一进程，而是开始上升为利用台湾问题围堵或牵制中国崛起的大战略。此外，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层次也进一步加深。近年来，美国不仅邀请台湾地区参加所谓的“世界民主峰会”，把台湾地区作为重要一员纳入“印太战略”，而且还进一步强化对台经济联系，把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牢牢把控在美国手中，并使之成为制约中国大陆的一张牌。简言之，美国从军事安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等领域全方位介入台湾问题，重新打造美台关系，显然使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台湾问题关键要素经过7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都存在日益复杂化的趋势，这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也日趋复杂化。只有针对这些日趋复杂化的关键要素，积极准备，认真研究，提出合理、合适、合用的解决方案，才能使台湾问题这个已经存在了70多年的老问题走向顺利解决。

　　二、实现祖国统一进程中的关键要素思考

　　在台湾问题70多年的历史中，为了追求国家完全统一，两岸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对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都进行了探索。通过对台湾问题的全面考察以及对中国历史和当今世界类似情况的研究可以发现，解决此类问题一定会围遶中华文化语境下的“理、力、利、礼”四大要素展开。台湾问题的解决难易程度及其条件路径，取决于这四大要素的强弱变化及有机组合。

　　首先是“理”，也就是追求两岸统一的历史、政治、法理依据。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中国人追求祖国完全统一合理合法。在国务院台办和国务院新闻办于2022年8月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变”，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事实进行了充分阐述，把实现两岸统一的“理”讲清楚了。这就昭示着我们追求两岸统一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出发还是从当代国际法角度出发，都是天经地义、堂堂正正、合理合法的，这也是中国人民应有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也在极力宣扬“台独”理念和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等谬论，试图扭曲历史，否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为“台独”分裂及抗拒两岸统一制造藉口。客观而言，“台独”势力的相关宣传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岛内民众产生了蒙蔽和迷惑作用。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追求两岸统一是中国人民天然权利”这一“理”的问题上，是需要我们坚决斗争和坚决捍卫的。这也是为什么《白皮书》要重点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事实的核心原因。那就是要以此为依据，坚决同“台独”分裂势力的谬论及外部干涉势力的错误言论进行坚决斗争，去伪存真，捍卫“真理”，即“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追求两岸统一是我们的天然权力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是“力”。这个“力”主要是指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力与能力。这是决定台湾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要素。台湾问题是中国统一进程中一个有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实现两岸统一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也是广大民众的愿望。而“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实力和能力。物质基础越充分，解决问题的难度就越小，反之就越大。或者说物质基础和实力是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最核心的要素。台湾问题的产生是多重力量博弈下的结果，解决台湾问题也离不开最终的力量博弈。换言之，解决台湾问题离不开我们的发展和实力基础。早在1949年上半年，为准备解放台湾，党中央就基于对解放军空军、海军的数量、质量与国民党海空力量对比的清晰认识，加紧推进空军及海军建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并派遣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鉴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特别是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使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新的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最终“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被搁置”。大陆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两岸经济军事实力对比已经发生转折性变化。这种实力对比决定了大陆有能力、有实力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推进国家统一进程。这也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的最好体现。大陆的发展进步决定了推进两岸统一力量逐步壮大，并成为最终实现统一目标的决定性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岛内分裂势力的发展及外部干涉势力的进一步介入，当前也存在一股强大的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政治力量。虽然在大陆发展及絶对实力面前，岛内分离主义势力永远不可能成功，但是却足以对两岸完全统一形成巨大牵制和破坏。今后一段时期正是统一与“拒统”、分裂与反分裂进行反复斗争和较量的一个关键阶段。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因素从一开始就存在，且将伴随台湾问题的始终。在两岸之间统一与“拒统”、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以及解决台湾问题的实力对比中，必须也必然要考虑美国介入这一因素。随着中国军事科技以及经济等力量的发展壮大，也必将对美国介入台湾问题形成强大制约，甚至因此加速台湾问题的解决。由此而言，无论两岸是和平统一还是非和平方式统一，大陆的发展壮大所带来的在台湾问题上力量对比的根本性变化，即“力”的变化，决定了台湾问题解决的速度与进度。

　　再次是“利”。这个“利”也就是统一对于各方的利弊。国共内战是中国内部国家领导权之争，对于当事方而言就是一场零和游戏。作为内战的遗留问题，台湾问题在一开始也具有同样的色彩。随着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更加开阔，和平解放台湾或1979年开始的和平统一政策的推行，实际上打破了传统的零和模式。在和平统一模式下，双方通过和平交流与沟通合作，共同谋求两岸经济社会发展，在和平统一进程中均大幅分享和平之利与发展、交流之利，实现了共赢。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岸交流合作，大陆实现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崛起。台湾也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不仅大批台商台企依靠大陆市场成长为世界级企业，而且台湾经济也与大陆经济紧密相连，获得丰厚的回报，并在世界高科技产品生产中占据了十分关键的位置，大大提升了台湾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70多年的两岸关系历史表明：合则两利，斗则零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政策的实施实实在在地造福了两岸，给两岸民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和平统一政策推行使两岸不再局限于对存量经济社会利益进行分配，而是在和平交流合作中实现了利益的巨大增量。显而易见，这是一条极优的道路选择。如果两岸沿着这条和平统一之路走下去，不仅能够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且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与稳定都有正面的影响。从“利”的角度看，这絶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最佳路径：不仅有助于实现两岸统一这一崇高的政治目标，而且也使两岸在这一过程中共同进步，使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先机，“利”莫大乎此。

　　最后是“礼”。这就是统一进程及统一后的“待遇”问题，即政治权力与权利的分配。非和平统一，同样会带来零和结果，而和平统一则有机会实现“礼”的增量。在传统家天下时代的统一进程中，特别是在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可以有“礼一人而天下统”的效果，例如三国时期的蜀主刘禅降后被封安乐县公，吴主孙皓投降后被封为归命侯，南唐后主李煜降后被封为违命侯等而完成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同时，统一后蜀国、吴国或南唐的中高层官员很多也被继续提拔任用，但对普通民众则并没有特殊的政治礼遇。当前，两岸的统一，同样涉及礼遇问题。特别是在追求和平统一过程中，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台湾地区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依法实行高度自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岛内民众已有的各项政治权力与权利几乎不受影响。“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所有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台湾同胞将在台湾真正当家作主，参与祖国建设，尽享发展红利。”这意味着和平统一之下台湾同胞既有的政治权利可以得到充分保障，而且还可以尽享在祖国建设中的红利与机会。这显然是一项权利增量。随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建构、完善，在“一国两制”之下，台湾同胞在统一之后将享有更多权益增量。这一“礼”是可以得到充分保障的。

　　就以上四大要素而言，解决台湾问题“理”是前提，“力”是核心，“利”与“礼”是催化因素。这四大因素的起伏变化，影响着台湾问题解决的进程。

　　三、余思

　　今天的台湾问题与历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有着巨大的差别。其中，最关键的是外部势力介入与意识形态因素，正是由于这些新因素的存在，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复杂化了。

　　外部势力的介入直接导致两岸“力”的格局发生变化。无论是用非和平方式，还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外部因素介入对统一进程的干扰，特别是美国作为二战以来世界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均使得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大幅提升。甚至台湾问题的解决并不完全由两岸间力量对比决定，而是由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来决定。这既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难点，同时也是促使中国奋力发展、努力实现现代化龢民族复兴的因素之一。合理应对这一挑战，可以使解决台湾问题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辅相成。

　　近年来，世界呈现出意识形态阵营清晰化、斗争尖鋭化的发展动向。随着美国对华战略转向，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在台湾问题上将更加突显。这一趋势将导致两岸对抗全方位蔓延。中美这两个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大国间关系逐步呈现意识形态化趋势，不仅会导致全球意识形态站队和意识形态斗争尖鋭化，而且必将在台湾问题上得到直接反映。中近期内，这一趋势对于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及推进统一进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不利因素。

　　海峡两岸探索统一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台湾问题上，外部势力干涉和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一直就存在，如果两岸决心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走和平统一之路，那么台海和平稳定与两岸深度融合就能够实现，也能够消弭分歧，共享发展合作红利，并为和平统一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如果想刻意利用外部力量和意识形态因素阻挠统一甚至谋求分离，那么两岸关系将会大概率走向敌对、对抗，乃至重新走向战争，显然，这不仅将导致和平统一无从谈起，而且对两岸同胞福祉和中华民族利益也是有巨大伤害的。

　　台湾问题虽然复杂，但走向统一的道路选择是有限的。以两岸中国人的智慧，如何做出抉择，并非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