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时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战后以来最大变化，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与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产生深远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巨变关键因素有二：一是全球霸主美国确立“美国优先”战略，奉行国家主义、单边主义、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以及美国确立的全面“遏华”战略及施压盟友建立对华战略包围圈，企图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二是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及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生产重大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要经济体对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安全与产业发展问题的反思、调整。 

　　短期而言，全球经济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与最广泛衰退，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与可变性，长期而言则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对华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全面遏制以及在涉港、涉台、涉疆与南海等中国疆域敏感问题上的挑衅所带来的中美对抗风险显着上升，以及中美关系对抗与新冠疫情所引起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大变化。可以说，处于百年大变局之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与变化，影响深远。  

　　一、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正在发生重要变革，对华挑战显着上升 

　　目前既有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受到新一轮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国家间政治关系恶化等因素严重干扰。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与蔓延，对国际经济贸易带来重大冲击。同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区域安全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影响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重大调整。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显着上升。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国家或地区发起以提高关税为主要手段的经济贸易制裁手段，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其中，美国对华发起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贸易关税惩罚手段以及对华科技遏制政策，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与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尽管中美在2019年初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但受新冠疫情影响尤其是美国持续对华实施经济制裁与遏制政策，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落实受到很大影响，到2020年7月执行率只有36%，而且美国并没有停止对华经济遏制战略，还在持续升高对华全面遏制战略。美国对华高举关税施压大棒，又对华实施科技与武器出口禁运，不仅无法扭转不切现实的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而且只会恶化中美关系，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与全球经济贸易发展。 

　　除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外，还有许多典型的重大经济贸易摩擦，不仅美国对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与中国台湾地区等以提高关税与反倾销为主的贸易摩擦外，美国还对俄欧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坚决反对及实施制裁、日本与韩国因历史政治恩怨引起的贸易制裁争议、印度对华经济全面遏制〔1〕等，均影响到全球正常经济贸易秩序。 

　　除了传统的经济贸易摩擦上升外，近年来大数据与电子商务迅速发展背景下的数字税争端成为新一轮最显着的全球贸易摩擦。2020年以来，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印尼、泰国、法国等30多个国家已实施或正在准备实施对大型互联网公司征收数字税。作为拥有互联网公司巨头最多的美国则表示强烈反对并威胁实施贸易制裁。同时美国还于2020年6月退出OECD框架下数字税国际协定谈判，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外宣布，对欧盟、英国、意大利、巴西、印度等10个交易伙伴的数字税发起“301调查”〔2〕。随着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国际社会的数字税、大数据、算法与电子商务等争端会持续上升，并将围遶数字税制度安排展开艰巨协商，可能与WTO改革、贸易新秩序建立交织在一起，将深刻影响国际经济贸易格局。 

　　事实上，WTO于2019年1月启动电子商务多边谈判，已有80多个成员参加，中美欧等均提出不同方案，各方在数据流程、原始程序码公开和算法管理、强制技术转让、对与电子商务相关设备的非歧视性待遇等方面分歧巨大，要达成协议并不容易，但将成为“后WTO时代”与互联网时代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建立的争夺焦点，对未来国际经济贸易影响重大。 

　　当前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化同时并举，给世界经济贸易带来新变数。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尤其以美国最为典型，对全球经济贸易秩序的解构与重建影响最大。目前国际贸易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就在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以单边主义对抗多边主义，以贸易保护主义对抗自由开放主义，扺制与阻挠最重要国际经济贸易协商平台WTO，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受到严峻挑战。美国主要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以法律手段助攻、甚至升级贸易战；另一方面通过不信任和攻击WTO的方式弱化甚至瓦解WTO，故意拖延WTO争端解决组织的上诉机构任命成员，使该上诉机构陷入瘫痪，甚至威胁要退出WTO〔3〕。 

　　目前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争夺与区域经济合作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一是WTO运作与改革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争夺的焦点之一，特别是欧美日要求制定更为严格的补贴规则。美国对现行WTO运行机制强烈不满，进行扺制，导致运行近25年之久的WTO上诉机构于2019年12月10日被迫关闭停止运作，成为目前WTO遇到的最大挑战。同时，美国对盟友施压，要求WTO的改革依据美国主张进行。据德国《商报》报导，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后次日，美国、欧盟与日本在华盛顿举行三边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在WTO框架下强化有关工业补贴领域的国际规则。他们认为现有WTO规则不足以解决补贴造成的市场扭曲，建议WTO修订多项补贴规定，增加四种被禁止的补贴类型，包括无限制担保、对陷入困境但无重组计划企业的补贴、对无法获利长期融资企业的补贴以及一定程度的债务减免。同时呼吁制定规则以终止强迫技术转让，以及鼓励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继续做出更多承诺，即这些国家不能再享有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4〕。可以说，WTO改革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争夺的焦点之一，而又更多针对中国。 

　　二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美国主导签署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毒丸条款”，均在限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阻挠有关国家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推翻原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强势主导重新签署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20年7月1日正式生效。这一协议被认为是一个涵盖最广、影响重大的新型自由贸易协定，也是重构21世纪世界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协定不仅增加了数字贸易、金融服务与知识产权等新内容，而且对劳工标准、环保、国企与竞争规则等订有更为严苛的条件，特别是“非市场经济排除规则”即所谓的“毒丸条款”（指该协议第32条第10款第4项规定：“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协定，将使其他缔约方得在6个月通知的前提下终止本协定，并以彼此达成的新协定取代本协定”），成为日后美国与所有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蓝本，将对WTO改革与全球贸易规则带来深远影响，其中最大冲击是对中国参与全球自由贸易的影响。 

　　关键是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成为横亘在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公平自由贸易与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最大障碍。长期以来，许多国家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以中国为非市场经济体为由，以他们认定的第三方（经济体）价格作为参照，让中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a2规定瞭如何确定中国产业倾销比较价格：“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有权拒絶使用依据与中国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不过，此条款同时规定“在任何情形下，第15a2应在中国加入WTO的15年后停止适用〔5〕。2016年中国加入WTO过渡期满后，认为全面履行了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尽到了对WTO的义务，就应认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应受到歧视。但是欧盟、美国、日本与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却依关贸总协定（GATT）第6.1条和6.2条的反倾销条款以及确保价格和成本可比性的需要等为由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6〕。特别是2016年5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非立法性决议，否决中国自动获得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盟确立了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五大标准”）。2017年10月，美国商务部也出台备忘録，裁定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确立了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六大要素”）。可见，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与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毒丸条款”的确立，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特别是参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巨大挑战，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贸易发展。 

　　三是全球区域经济组织解构与重建同时进行，双边与多边区域经济整合同时推进，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挑战。其中美国的“退群”与“建群”同时推进，核心是建构排除中国或“去中国化”的双边与多边贸易体系，同样影响中国经济贸易发展。 

　　英国脱欧是全球区域经济整合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解构事件，但影响主要是英国与欧盟的经济关系，对全球区域经济整合影响并不十分显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以其非典型的政治风格，开启了一系列“退群”举动，其中在区域经济整合领域的“退群”以退出TPP为代表，重点则是重启以美国主导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新的区域经济合作。 

　　在英美之外，全球范围内的双边与多边区域经济整合仍在持续。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奥巴马政府时主导推动的TPP后，日本安倍政府接手主导，在原TPP基础上推动建立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关系协定），并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同时，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PA）于2019年2月生效，美日自由贸易协定于2020年1月1日生效，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于2020年7月1日生效，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于2020年8月1日正式生效。可见，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整合并没有停止，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以双边为主（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也类似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历时8年的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生效后，越南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新兴市场国家。该协定规定生效后越南对欧盟出口71%的产品关税、欧盟对越南出口65%的产品关税，即刻豁免；越南与欧盟将用10年时间逐渐削减直到取消双边贸易中约99%的关税〔7〕。同时，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在加速推进，印度退出后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望在年底签署；美国与欧盟、巴西、印度与澳大利亚等就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分别进行谈判，英国脱欧后，美国也将与英国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区域经济整合虽然呈现双边与多边共存共进态势，不少成员是双边与多边共同参与，但美国主导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及“毒丸条款”（“非市场经济条款”）则很可能对全球自由贸易发展与区域经济整合特别是中国参与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带来巨大挑战。以CPTPP为例，中国政府对加入CPTPP表达了积极看法，而加拿大与墨西哥是CPTPP成员，未来中国加入CPTPP可能会受到“毒丸条款”的干扰与限制。 

　　四是历史与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引发新的经贸摩擦与争议。许多国家或地区将经济议题政治化，或将政治议题经济手段化。中美经贸摩擦与对抗表面是经济问题，即特朗普讲的美国对华巨大贸易逆差与美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吃亏论”，发起对华全面经济围堵，实际上是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及对伊朗全面禁运与泛化制裁，引发美国与欧洲盟友关系紧张，欧洲被迫建立新的与伊结算系统。特别是日韩因历史与政治问题，即韩国政府坚持依法追究韩国被害劳工对二战日本企业索赔案，日本安倍政府于2019年7月出台禁令，对出口韩国的聚酰亚胺、光阻剂与氟化氢等三大关键电子材料进行管制，引起日韩经贸制裁战，进而恶化韩日关系。2020年7月29日，在韩国要求下WTO成立专案小组，开始调查日本对韩三种化学品的出口禁令，日韩经贸摩擦进入国际诉讼阶段。另外，韩国法院向二战中强征韩国劳工索赔案被告方日本制铁公司（原新日铁住金公司）下达扣押在韩资产令，于当地时间即2020年8月4日零时完成公示并开始生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日本政府拒絶韩方变卖日企资产，称“韩方此举将引来严重后果”。可以预期，日韩关系将更紧张，经贸摩擦可能进一步升级。 

　　二、美国主导企图重构“去中国”与“非中国”的二元国际经济结构 

　　特朗普上台后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就是企图推翻现行美国参与的多边经济合作体系，以重建“去中国”与“非中国”或针对中国的双边经济体系，同时扺制WTO体系，核心就是将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以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美国除退出或扺制多边体制及建立有“毒丸条款”的双边国际经济协议外，企图瓦解有中国参与的现行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一）美国在多边国际事务中极力排除中国 

　　国际社会有两个重要经济峰会平台。一个是G7峰会，一个是G20峰会。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已取得广泛共识。20世纪70年代，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与加拿大等7个工业化国家确立定期会晤机制，G7就此诞生，旨在对国际经济、政治形势进行政策协调，G7峰会成为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政策计划的重要机制。1997年，俄罗斯加入G7，G7变G8。2014年，乌克兰危机暴发后，西方扺制俄罗斯，拒絶其参会，又恢复G7峰会。2020年，美国主办G7峰会，特朗普又表示邀请韩国、俄罗斯、印度与澳大利亚四国参加在美国举行的新一届G7峰会，却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排除在外，显然是旨在排挤中国、围堵中国。但近年日韩关系恶化，日本反对韩国参加，同时英国和加拿大则反对俄罗斯参加，对美国这一扩大G7峰会及遏制中国之举带来变数。但美国遏制中国之举则不会停止，仍会持续在未来的相关国际大型机制或体系中排挤中国。 

　　（二）在美印太战略下建立“去中”产业供应链的“可信赖伙伴联盟”与日印澳筹建“供应链联盟”，均旨在抗衡中国。为了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全力推动印太战略，并在新的形势下取得新进展。其中一个重要战略考虑是游说与争取澳大利亚、日本、印度、新西兰、韩国与越南等结盟，建立所谓“可信赖伙伴联盟”，从经济与科技方面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据台湾经济学界估算，这一联盟经济规模达33万亿美元〔8〕。同时，同属印太战略核心成员的日印澳正在筹建“供应链联盟”，负责贸易和商务的部长将在近期举行一次正式会谈，寻求制定一项“供应链弹性倡议”，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最初倡议者日本还提出一个双重目标计划，即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使印太地区成为“强大的经济动力”，同时在伙伴国家之间建立供应链互补关系〔9〕。 

　　（三）在国际海底电缆建设中排除中国企业。美国阻挠太平洋光缆联接香港与中国内地。目前亚太地区三个重要的国际海底电缆网络枢纽中心分别为东京、香港与新加坡。由美国谷歌、脸书与中国第四大电讯公司鹏博士集团共同在香港成立的太平洋信息交流公司（PLDC）投资兴建太平洋光缆网络（PLCN），于2018年铺设，2019年完成。2020年4月8日，美国通信委员会（FCC）同意谷歌要求，这一海底光缆连接台湾，而不允许连接香港。 

　　（四）欧美日企业成立排除中国的企业联盟组织。2020年7月初，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的23家制药巨头（包括欧洲的葛兰素史克、默克、拜耳等12家企业，美国有强生、辉瑞等6家企业，日本有卫村、盐野义制药等5家企业）注资10亿美元，成立“抗生素研发基金”，专门用于开发新的抗生素药物〔10〕。同时这一基金获得世界大型制药企业组成的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合会（IFPMA）支持。该基金力争10年内研发出2-4种药物。德国《经济新闻报》于7月12日明确表示这将有利于上述企业减少对中国抗生素的依赖。因为全球重要抗生素制药成分90%以上来自中国，而且欧美大多数抗生素生产线也已经转移到中国生产。 

　　（五）美国主导成立“开放无线接入网络政策联盟”（ORAN）。美国主导，由微软、谷歌、IBM、思科等30多家科技和全球电信企业，发展更多的5G关键技术与设备，以封堵华为，实现超越。 

　　（六）美国政府推动“清洁网络计划”，企图将中国排除在世界网络体系之外。2020年8月初，美国政府开始推动“清洁网络计划”，包括清洁电信承运商、清洁应用程序商店、清洁应用程序软件、清洁云端与清洁电信电缆等，企图遏制与阻止中国电信与科技企业参与，建立没有中国的世界网络体系。 

　　（七）美国试图建立“一球两制”体系即“中国标准”与“美国标准”。核心是建立“非华”泛5G联盟，对抗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5G发展。30年前美日贸易大战，当时日本有个TRON作业系统，是免费开放的。1989年美国对日本祭出“超级301条款”，反对一切和TRON相关的产品，包括使用TRON作业系统的电脑。《华尔街日报》引用一位美国贸易官员的话表示：“TRON是日本官僚系统想要控制世界的阴谋，是对美国称霸电脑科技的威胁。”最后日本企业在压力下纷纷停用，TRON系统很快在市场消失〔11〕。尽管美国在5G发展中不占优势，但依靠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支持爱立信、诺基亚等国际5G电信大企业，与美国的高通、英特尔等公司合作，建立排除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2019年5月，在捷克布拉格召开的5G安全会议共有30多个国家参加，但在5G拥有先进技术的中国却排除在外。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率先从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入手，将5G作为最关键的突破口，限制美国使用最先进、最具竞争力的华为电信与5G设备，采取一个接一个强有力措施，在支持欧洲爱立信与诺基亚两大厂商的同时，并施压盟友，企图形成一个孤立中国的西方国际电信设备联盟。郭台铭认为，未来世界会有两套系统，一套中国的，一套美国的。事实上，长期以来，在国际上也存在两套或多套标准。汽车就有左右两种方向盘，电压有110V与220V，计量单位有公制和英制，电插座也有欧洲与中国两种系统，手机有安卓与苹果iso两种系统。现在美国在遏制中国战略下推动“非中国”的技术系统与标准，不只是切割全球化与一体化，而是会对整个全球经济与产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许多国家或地区面临新的选择，更牵动国际投资与经济合作的大变化。 

　　（八）对抗与遏制中国提出与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中国提出与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取得了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从一开始就态度消极，并在调整对华战略后转为全面扺制与对抗，并积极施压盟友及相关国家或地区。一是推进“蓝点网络”基础设施计划，作为落实印太战略的一环，对抗中国宣导的“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宣布了“蓝点网络”基础设施计划。同时美国积极拉拢相关国家加入所谓的“透明基础标准的”蓝点网络计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2020年5月24日批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加入中国宣导的“一带一路”，并以中断与澳合作进行威胁。二是推动“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EPN）计划，企图建立反华经济联盟。美国务院主管经济、能源与环保的副国务卿克拉奇（Kerch Krach）于2020年5月初正式对外公开这一计划，目的是取代现行的国际自由市场规范。美国主导与所谓共享价值国家或地区合作，目前名单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台湾、以色列与印度等，另外新西兰与越南也在考虑之列，甚至包括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与CPTPP不同的是，EPN是以美国为中心，加入的条件除共享价值外，还必须不能与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有经济紧密联系或进行经济脱钩〔12〕。即其目的就是在经济上“去中国化”，建构由美国主导的新经济联盟和新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13〕。

　　三、一些国家或地区以经济安全为由加大对境外投资审查与管制，严重影响国际经济产业技术合作 

　　当前国际社会或主要经济体围遶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轮高科技领域发展展开激烈竞争。其中美国以国家力量对华为与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及施压盟友共同遏制，影响到正常国际商业竞争与国际经济产业发展。同时，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范围内不少国家或地区以“经济安全”为由对外商投资与企业并购采取更为严格的管制措施，而针对中国企业投资与并购管制更为明显。其中以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最为典型。 

　　美国持续加强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与并购等管制与审查。其中，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依据1950年颁布的《国防生产法案》第721条，经总统批准于1975年成立），是一个有非常严格保密条款的不透明外资审查机构。近年来CFIUS不断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审查，实质就是阻挠。不仅直接阻挠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与并购，还间接阻挠中企对与美国相关的其他国家投资并购案。2017年11月，CFIUS就以安全为由阻挠中国科瑞集团收购德国血浆产品生产商生物测试公司（Bi0test），只因为后者在美国有分公司。美国政府于2017年开始对CFIUS进行改革。2018年8月，美国政府颁布《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被外界认为是CFIUS成立40多年来最重大的法案修订：要求严格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并对外国投资美国企业提供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其实就是要遏制与阻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和并购，避免中国从中获取所谓美国先进技术〔14〕。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这一修订法案的出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国家安全而非经济利益，已成为左右在美外国投资的关键因素”。2018年11月10日起，美国财政部实施新规，要求外国投资者在美进行投资交易时，凡涉及美国27个行业关键技术（包括半导体、电信和防务等）都必须提交给CFIUS进行“国家安全评估”，违反规定者将面临严重罚款，最高可与拟定的交易金额相同。美财政部官员表示该法案颁布以来，CFIUS已清理了价值近4000亿美元的交易〔15〕。 

　　欧洲国家也普遍加强了对外商投资管制以及针对华为的遏制。2018年，德国政府通过《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案》修订案，将国外企业并购德国企业的审查门槛（持股标准）从25%降低到10%。2020年4月，法国政府宣布，非欧盟投资方收购法国大企业10%及以上股份时必须接受法国政府审批〔16〕。英国、西班牙等也纷纷收紧外商投资。2019年3月，欧盟通过了《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确立了关于外商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审查框架，将于2020年10月1日生效。可以说，欧洲普遍加强了外商投资与企业并购的审查与管制。 

　　疫情以来，日本政府正积极谋划调整国家安保战略，其核心之一就是强化经济安全，将高端制造业与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外资以收购方式掌握〔17〕。2020年5月初，日本《外汇法》修正案生效，大幅提高外资收购日本企业，特别是大型制造业、科技企业、军民两用领域产业的门槛，日本财务省还列出重点企业清单，要求这些企业在接受外资并购时必须加以申报。同时日本政府还要求科研部门在申请政府研究资助时，必须申报投资的外资赞助情况〔18〕。另外，为防止核能、雷达等尖端技术外泄，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国内全部86所国立大学部门加以管理，并制定相关规定。 

　　印度国内出现一股强大的经济民粹主义浪潮与反华逆流，全面遏制中印经济关系发展，对中资在印投资与经营进行特别限制，以降低所谓印度对华经济依赖，提高印度经济自主性。新冠疫情后，印度强调在本国打造所谓的“自立经济圈”构想，莫迪总理于2020年5月提出总额约20亿卢比的大规模经济发展计划，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基础设施、技术、人口和需求为五大支柱，以煤业、矿业、国防、民航、电力配送、基建、太空、原子能为八大领域，打造“自给自足的印度”，不论其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显示了印度强化经济安全的内向型发展思维。印度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上升，加上中印关系因边境争议恶化，印度政府加强防范中国经济，不仅于2019年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而且对华采取一个又一个的经济保护主义措施，包括扺制中国商品、限制中国投资、禁用中国手机APP软件和中国设备及取消中国企业参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等。印度外交官员强调“经济自力”的重要动因就是“重新评估在关键行业的原料、部件对某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过度依赖”〔19〕，其实就是要减少经济对华依赖。同时，印度政府正计划要求国际大型科技企业共享数据，并决定设立一个新的监管机构，实行“非个人资料”监管计划，要求谷歌等公司提供匿名及非个人使用者资料，以说明莫迪政府“数字印度”发展战略，却引起国际跨国公司的担忧。 

　　中国台湾地区更是积极配合美国，推行经济上“脱中融美”战略。近年来，蔡当局不断出台限制大陆企业在台投资、限制台采购华为、中兴等大陆通信设备等政策，阻挠两岸经济合作。特别是于2020年8月宣布将对陆资赴台投资采取更为严格的认定标准，将改为“逐层认定”，未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变数增大。 

　　可以说，美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在打压竞争对手华为、中兴等中资企业的同时，加大遏制与阻挠中资企业赴美投资。受此影响，中资企业赴美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从2016年的465亿美元大幅下降到2019年的48亿美元〔20〕。同时，欧洲、日本、印度等国家纷纷在政治经济等因素考虑下出台限制外商投资的政策与法规。这一政治与政策导向态势势必将会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向，影响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对中资企业“走出去”与海外发展形成新的障碍与挑战。 

　　四、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出现重大调整新态势 

　　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是经济全球分工的必然要求与结果，是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提高投资效益的最佳途径。经济全球化经过近现代一百多年发展，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形成紧密的经济链、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然而，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美国强大政治力干扰与破坏，继而又受到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重大影响，进一步加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与变化。 

　　美国对华战略重大调整，走向全面对抗与遏制之路，尤其是在经济上推行中美“脱钩”与“断链”战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担忧。然而，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又对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带来新的冲击，在某些产业与领域出现“断链危机”，让许多国家或地区重新反省经济安全与产业供应链问题，企图在战略或关键领域建立相对完整、安全的产业体系与供应链，避免出现“断链危机”，影响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 

　　其实，在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与对华发起贸易战之前，新一轮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就已经开始。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与科技战，则直接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变化。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大范围、大规模征收高关税，迫使部分在大陆从事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台企与外企被迫将部分生产基地向外转移，其中以台资企业回流与外移最为典型。同时，在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施压与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将不少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阻止美国企业及使用美国设备与技术的所有境外企业对华为等企业供货，强行推动中美经济“脱钩”，造成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面临“断链”危机，同时影响到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变动。美国对华经济“脱钩”与“断链”策略，不仅影响中国经济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变化。不少国家或地区高科技企业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或重新进行生产基地布局。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则进一步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调整。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医疗设备、医用产品与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供应、储备的重新认识与政策调整上。台湾学者杨欣伦认为，从疫情发展的角度来检视，过去全球化追求生产最佳效益与国际分工的供应链体系，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恐慌物资争夺下，必然促成特定领域的供应链在国家政策要求下建立独立自主的、不受外力影响的生产体系〔21〕。《日本经济新闻》文章认为，由于疫情导致的国际经济危机，各国收紧了对敏感领域产业与技术的管控，更加重视供应链的自主性。就是说，受新冠疫情影响下，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思维与产业政策有了新的调整，不再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优先，而是更强调经济安全，更关注战略物资的安全生产与供应。受此影响，不少国家或地区开始鼓励医疗、防疫与科技等产业的回流与建设，并激发了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国家主义、排外主义的发展。美国、日本、印度与中国台湾地区等先后提出相应的鼓励企业回流与撤离的政策措施。 

　　目前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呈现如下三大特征。

　　（一）在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过程中，中美经济战略博弈最受关注，影响最大。美国在产业与技术上推动“去中国化”，企图实现中美经济“脱钩”与“断链”，尽管因中美经贸关系十分密切、双边贸易规模巨大，要完全实现“脱钩”与“断链”不大可能，但这却是美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与政策导向，在部分产业与领域已形成“断链”的危机，尤其是对华为技术、设备与芯片制造的封杀就是典型。尽管中国政府不希望中美经济“断链”与“脱钩”，持续希望推进中美经济合作，但在现实压力下也不得不采取某种程度的“去美化”举措，中国企业被迫减少对美国技术与供应链的依赖。华为在智能手机上推出“鸿蒙”系统，同时笔记本电脑等领域推动“南泥湾计划”，就是要减少技术与产品对美国的依赖，实现自主的技术与非美生产体系。可以说，美国遏华战略引起的中美经济对抗及科技产业的“去中化”与“去美化”，必然影响到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大调整与变化。 

　　（二）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出现新的调整动向。麦肯锡研究所（MGI）最新研究报告警告，在贸易战、网络攻击、传染病疫情（新冠）与气候变迁等威胁下，（全球范围内）企业未来3-5年可能会将全球四分之一的产品（包括通讯设备、服装、石油产品、运输设备和采矿等）移往新的国家生产。估计这些产品约占2018年全球贸易的16-26%，总值约2.9-4.6万亿美元；供应链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将重创企业获利，估计新冠疫情可能造成全球超过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2〕。其中，东南亚、南亚与拉美等新兴市场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与供应链调整的主要地区。新一轮国际资本对华直接投资下降或部分撤离，则主要流向东南亚与印度等地区。本来向生产成本较低地区资本转型与投资是一种正常的国际经济现象。近年来，包括中国大陆企业、中国台湾企业、日本企业、韩国企业等在内已向东南亚与印度等地转移投资。只是，中美贸易战与科技战以及新冠疫情暴发，加速了资本向这一地区转移进程。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在政策鼓励企业回流的同时，一个重要立场就是鼓励与协助企业转向东南亚与印度等地区。

　　（三）新冠疫情后许多国家或地区开始了“重建供应链”的政策计划，完善自己的供应体系，同时部分国家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回流。新冠疫情让许多国家或地区认识到，医疗等重点战略物资不能高度集中单一市场，否则会严重影响医疗与战略物资的供应，应建立自己的医疗与战略物资的供应链。同时，美国、日本、印度与中国台湾地区就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回流。日本政府宣布于2020年4月正式确立“撤离补助政策”，为撤离在华企业提供总计2435亿元日元（约195亿元人民币）的财政预算补助。2020年7月17日，依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消息，87家在华投资生产口罩、消毒液和汽车零部件的企业申请撤离中国，日本政府补助金额700亿日元（45.7亿元人民币）〔23〕。3个月申请撤回日本的有57家（在华日资企业有3.5万家），申请转型到东南亚的有30家。台湾当局自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就鼓励台商回流，一直延续到蔡英文上台，长达20年时间，但效果有限。直到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加剧及美对华大幅提高关税与打压华为等科技企业后，加上台当局减税等政策鼓励，台商回流才出现一个高潮。到2020年上半年，台商返台投资与境外资金回流规模突破1万亿元新台币。 

　　不过，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生产基地与供应链上最重要一环的地位不易取代，仍是跨国企业布局的重要一环。多个对外商调查结果显示，外资大企业也多肯定中国市场，不会轻意撤离。无论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如何变化，中国仍是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上最重要的一环，不易取代。 

　　注释： 

　　〔1〕包括下架中国APP、对中资企业在印投资进行严格审查、对中国进口产品设置障碍、全印贸易商联合会要求印政府将华为和中兴公司排除在5G网络建设之外及要求印度电信公司放弃使用中国这两家公司的5G技术与设备等。 

　　〔2〕贾平凡，“美国贸易霸凌惹火上身”，《人民日报》，2020年8月11日，第10版。 

　　〔3〕刘孔中，“贸易战、大数据与演算法”，《月旦法学》（台北），第303期，2020年8月，台湾元照出版社。 

　　〔4〕青木，“美日欧施压WTO改补贴规则”，《环球时报》，2020年1月16日。 

　　〔5〕刘孔中，“贸易战、大数据与演算法”，《月旦法学》（台北），第303期，2020年8月，台湾元照出版社，第77-78项。 

　　〔6〕刘孔中，“贸易战、大数据与演算法”，《月旦法学》（台北），第303期，2020年8月，台湾元照出版社，第77项。 

　　〔7〕允煦，杨沙沙，“越欧自贸生效，中企面临‘双刃剑’”，《环球时报》，2020年8月8日，第4版。 

　　〔8〕林庭瑶，“蔡英文反ECFA吗？”，台湾《新新闻周刊》，第1743期，2020.07.30-08.05. 

　　〔9〕李雪，“日印澳建‘供应链联盟’抗衡中国？”，《环球时报》，2020年8月24日。 

　　〔10〕《环球时报》，2020年7月13日。 

　　〔11〕“两大5G标准不奇怪”，台湾《旺报》，2020年5月18日。 

　　〔12〕郭崇伦，“新反中联盟：经济繁荣网络”，台湾《联合报》，2020年6月1日。 

　　〔13〕张茉楠，“美国推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试图构筑反华联盟”，《中美聚焦文摘》中文版，2020年7月号。 

　　〔14〕鲁铭、青木等，“2.0版美国外资委，针对中国的工具”，《环球时报》，2020年8月14日，第7版。 

　　〔15〕鲁铭、青木等，“2.0版美国外资委，针对中国的工具”，《环球时报》，2020年8月14日，第7版。 

　　〔16〕驻外记者联合报导，“出海中企全力防范地缘经济风险”，《环球时报》，2020年8月8日，第4版。 

　　〔17〕驻外记者联合报导，“出海中企全力防范地缘经济风险”，《环球时报》，2020年8月8日，第4版。 

　　〔18〕驻外记者联合报导，“出海中企全力防范地缘经济风险”，《环球时报》，2020年8月8日，第4版。 

　　〔19〕楼春豪，“印度经济‘自立’会走向‘孤立’吗”,《环球时报》，2020年8月5日。 

　　〔20〕党森，“中美在‘脱钩’吗？——基于数据和案例的全景考察”，凤凰网，2020.8.19. 

　　〔21〕杨欣伦，“台商开辟新产业聚落势在必行”，台湾《工商时报》，2020年8月2日。 

　　〔22〕林聪毅（编译），“全球四分之一产品供应链重洗牌”，台湾《联合报》，2020年8月10日。 

　　〔23〕钟玉珏，“安倍出手，助日企撤出大陆”，台湾《中国时报》，2020年7月20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0月号，总第2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