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权有强烈终结“战后体制”、改变战后日本和平发展道路、谋求日本“正常化国家”、实现“强大日本”的远大战略目标与梦想。围遶这一重大战略目标，对内进行重大改革，解禁集体自卫权，加强防卫力量，致力修改和平宪法，推行“安倍经济学”，实现“富国强兵”之策；对外确立“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与“俯瞰全球仪外交”战略，合纵连横，以巩固美日战略同盟为主轴，推进与配合“印太战略”，建构“多边多层”安全体系，介入南海事务，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其核心是“牵制中国、壮大日本”。 

　　一、改变“战后体制”，大力推进日本“正常化国家”目标 

　　战后出生的安倍逐步改变了吉田茂首相任内确立的战后“重经济、轻军备”、“守和平、轻安保”的“吉田路线”，走上了“重安保、轻和平”的发展道路。 

　　（一）试图结束日本“战后道歉屈辱史”，让日本成为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正常化国家”。2015年8月，安倍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即所谓“安倍谈话”，这是一个名为“希望积极阐述战后和平历程以及日本将作为怎样一个国家、如何为地区和世界做出贡献”的重大政治谈话，实为争取终结战后体制下日本不断被迫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中韩道歉的“政治宣言”。企图以此终结日本永远作为一个战败国、不断向国际社会道歉的屈辱历史，充分反映了安倍右倾思想与日本强国梦。“安倍谈话”时间点重要，形式郑重，虽然强调日本已一再表达了懊悔和谦意，强调先前内阁立场依旧不可动摇（事实上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必须从历史中学到教训，但核心不是道歉，而是强调“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应背负谢罪的宿命”或“不能让日本人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也就是企图对战后日本屈辱的历史作一个彻底清算与告别，宣告以此为起点，未来日本不必再为过去的侵略历史道歉，让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若是一直被要求忏悔、道歉，日本永远是“二等国家”，就是被世界瞧不起的国家。 

　　（二）解禁集体自卫权，改变“战后体制”下日本被限制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即日本不能对关系密切国家遭受他国武力攻击时使用武力干预的国家权力。二战后国际社会确立了日本和平宪法，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当于日本的国家主权行使受到制约。为了要让日本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成为正常化国家，安倍致力于摆脱这一现状，除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外，率先采取“释宪”方式，即修改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只需内阁做出解释，不需经过法律程序。2014年7月1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有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决议案，并提出了“武力行使新三要件”，取代历届政府遵循的“自卫权发动三要件”，将自卫队动用武力的门槛从本国遭到直接武力攻击放宽至他国遭受武力攻击等情况。其次启动“修法”程序，在安倍积极努力之下，于2015年10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新安保法案》，从法律层面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为日本未来出兵海外、武力介入国际争端铺平了道路。 

　　（三）全力争取在任内完成修改“日本国宪法”，赋予日本发展正规军事力量与战争权，让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政治与军事大国。战后盟国主导确立的“日本国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核心是第二章第九条相关内容：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和武力使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这一和平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日本的国家主权权力，这是侵略战争的代价。安倍上台后，一直致力于修改这一和平宪法，公开表示“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的条款是日本‘正常化’道路上必须搬掉的‘拦路石’”。这一言论充分表明，安倍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要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大努力完成修改和平宪法。2019年12月初，安倍在国会再次表达争取任内完成修改宪法的政治目标。核心目标是让日本拥有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的正规武装力量陆海空军等战争力量，拥有战争发动权，让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正常化国家”，实质上是让日本成为真正世界政治大国与军事强国。不过，2019年7月参议院选举，自民党与公民党执政联盟席位未能达到“2/3”多数，反修宪民意也超过半数，制约着安倍修宪目标的实现。 

　　（四）废除“文官统制”，提高军界在政府体制中的地位与角色。日本传统政治中文官与武官矛盾长期存在，武官强势也是侵华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1954年，日本在设立防卫厅与自卫队时决定设立“文官统制”，防止武官介入政治，让文官能在平时参与对武官的管理。为实现“正常化国家”目标及提高武官地位，安倍主导推动于2015年修订《防卫省设置法》，废除了此前掌管自卫队行动作战的文职部门“运用企划局”，由统合幕僚监部（相当总参谋部）统一负责，并将只属于“西装组”（文职官员）对防卫大臣的辅佐权扩大到“制服组”（军职人员），意味着“制服组”将成为自卫队作战等各项行动的主导核心，“文官统制”制度正式被废除。 

　　（五）积极加强军事能力建设。安倍上台后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加强武器装备，扩大对美军事采购，基本实现了“强兵”目标。 

　　总之，安倍政府以改变“战后体制”与发展“自主防卫”为目标，建立新的安保制度体系，确立“可战”体制；强化防卫力量建设，构筑“能战”实力。 

　　二、以“积极和平主义”思维，推动“俯瞰全球仪外交”，提升日本大国地位 

　　安倍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发展的核心是以大胆进取的“积极和平主义”思维，推动“俯瞰全球仪外交”，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突破东亚大国或二流大国地位，让日本成为对全球事务有影响的“全球性政治大国”。其核心是巩固美日战略同盟，配合与推进“印太战略”，建立“多边多层”保安网络体系，发展与结交更多国家伙伴，维护所谓日本安全与国家利益，提升日本世界大国地位。2018年安倍提出的“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就是对这一战略目标的总概括。 

　　（一）强化美日战略同盟，作为日本安全的最大战略屏障。美国主导了战后日本体制与日本宪法，并在对抗中苏社会主义阵营背景下建立了日美安全同盟关系，日本也始终以追随美国与巩固强化美日同盟为对外政策核心。 

　　安倍上台执政后，则进一步以强化美日同盟与安全防卫合作为主轴。安倍不仅创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与国家安全保障局，而且制订了以西南海域为防卫重点的《防卫计划大纲》，除增加防卫预算、强化自卫队联合作战与两栖登録战略等“内部平衡”措施外，也采取“外部平衡”措施，包括增强美日同盟防卫合作，强化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国家甚至欧盟之间的安全网。2018年底通过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强化美日同盟与构筑多边安全架构”为核心，强调美日同盟是保障日本安全不可或缺的基础，日本必须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积极和平主义”，积极建构“多边多层”安全架构。 

　　（二）以“印太战略”为核心，构筑“多边多层”安全体系。安倍最先提出、美国接手主导与日本积极配合的“印太战略”，逐步成为安倍政府最重要区域安全战略支撑。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正式使用了“印太地区”概念，认为美国将印太地区置于优先地位，强化同盟和伙伴关系，主张以美日同盟为主体建构“多边多层”安全网，以建构理想的安全环境，“以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与共享价值及安全利益的国家密切合作；并考虑到地区特性与各国情势，推动“多边多层”安全合作，内容包括高层交流、政策对话、联合演训、防卫装备与技术、“能力构筑”等。在这一“多边多层”安全体系建构中唯独将中国排除在外，可见其目标所在。 

　　一是与美国合作推动建立以美日澳印为轴心的“印太战略”。目前已建立了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2019年9月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举行首次四国部长级磋商。 

　　二是推进“多边多层”安全体系网。在美日安全同盟基础上，日本以我为主，展开建立以印太地区为核心、范围遍及全球的“多边多层”安全体系，即三方或双边“2+2安全沟通机制”。目前三边安全对话机制主要包括美日澳三国防部长对话机制、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机制、美日印三边安全合作机制等。日本主导推动的双边“2+2安全对话机制”包括了日澳、日法、日英、日俄、日意与日印等多个“2+2安全对话机制”，日印在2019年11月举行首次部长级“2+2安全对话”。 

　　（三）提升与主要大国关系战略定位，积极改善日俄、日印等大国关系。除头号大国盟友美国外，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是日本极力争取改善、交往的对象，但其战略目标与策略则有所不同。印度是日本极力争取与发展的主要对象。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将日印两岸关系由“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提升为“特别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陆续与印度建立两国间、加入美澳印或美日印三国间以及美日澳印四国间的战略对话机制。双方领导人多次互访，互释善意，均将中国视为威胁。 

　　俄罗斯是世界大国，更是世界军事强国，改善与俄关系是提高日本大国地位关键之一。安倍一直积极寻求改善日俄关系，多次与普京会晤，寻求与普京建立良好私人关系，以期解决双方存在的北方四岛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不过，日美安全同盟及日本处处追随美国并配合美制裁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让日俄关系难以彻底改善，北方四岛领土争议难解。日本不大可能在巩固美日战略同盟、配合美国遏制俄罗斯的情况下与俄建立真正友好关系。 

　　三、对华交往合作与防范遏制共进并行，核心是“交往中牵制”、“牵制中发展” 

　　中日关系是安倍政府极为重视的、仅次于日美关系的双边关系。日本对华战略与策略是：发展中日关系是虚，高层交往是名，经济合作是利，防范是实，牵制是核心，谋求大国地位是目标。 

　　（一）安倍对华“合作与遏制”双重战略定位，充分反映了“双面日本”与“多面安倍”。安倍重视中日关系，希望改善中日关系，不时对中国表现出友善、友好的一面，于2014年9月在国会演讲中使用“中日友好”一词，2019年春节专门用中文向中国问好，也积极争取实现了中日领导人互访与会晤，但安倍不仅从未正视中国政府在意的侵略历史问题，而且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宣扬中国威胁论，并以此作为加强防卫与发展武装力量的藉口，配合美国遏制中国。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强调促进与中国相互理解和信任，推进多层次对话、谈判与交流，促进中国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履行负责与建设性角色，但同时提出日本面临七大安全威胁，其中以最大篇幅阐述中国的综合威胁与破坏国际秩序的单边行为，而且包括了8种表现形式，同时指责中国与俄罗斯在政经与军事领域挑战美国，试图改变国际与区域秩序，加速权力平衡变化与不确定性。2019年9月日本防卫省公布的《防卫白皮书》更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日本面临的最大威胁。 

　　（二）对华采取“跟随与策反”两手外交策略，积极拉拢与华有领土主权争议的国家。安倍政府重视对华关系，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善意行动，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互访，中日关系也获得改善；但观察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策略与战略以及具体行动就会发现，善意与恶意幷存，改善与恶化并举，改善只是为了提升安倍政治地位，争取有利日本发展外部环境，并没有改变视华为安全威胁以及在国际社会“牵制中国”的基本战略。特别是只要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访有关重要国家后不久，安倍就会随后参访，有明显“拆台”用意，破坏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安倍特别重视发展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议的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的关系。 

　　（三）安倍政府配合美国积极介入南海事务，进一步扩大“牵制中国”领域范围。2012年12月27日，安倍发表“亚洲民主安全之钻”构想，提出中国对日本海洋运输线造成“两海一洋”连动威胁，呼吁建构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为主轴的“钻石型阵营”，共同维护西太平洋连接印度洋运输安全，特别是要防止南海成为“北京之湖”。2013年6月，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马尼拉记者会上公开表示“日本方面非常关切南海情势将会影响到东海情势”，强化中国“两海连动”威胁。同年12月，安倍政府公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中共与东盟国家间在南海主权声索争议衍生出威胁海洋的依法治理、航行自由以及东南亚区域稳定的悬念，升高日本海洋运输线安全的脆弱性，因此强调日本应该协助海洋运输沿线国家提升维护海洋安全能力，以及强化与日本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合作。2016年9月，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美华府演讲中表态支持美军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作战”（FONOP）任务。日本将派遣自卫队与美军共同实施，并在2017年5月首次派遣反潜直升机护卫舰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护卫美军补给舰任务，后赴南亚访问，巡航南海，并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海军在南海实施共同巡航演训。自此以后，日本公然介入南海事务常态化，成为在南海事务上牵制中国的重要域外力量。 

　　（四）安倍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经济合作防范、排斥高于参与合作。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持保留态度，虽然于2017年7月曾表示对“一带一路”给予合作，但没有实际行动，仍是防范与排斥为主，不愿真正接受。不仅中日最终以“第三方市场合作”取代“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而且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另搞一套，核心之一是对抗“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日前在中国、日本、东盟等15国成员达成共识、争取于2020年签署RCEP后，日本随即就表示不签署没有印度参与的RCEP，显示典型的“亲印防中”，企图阻挠中国在RCEP的影响力，是“牵制中国”的又一举动。 

　　（五）配合美国制裁与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自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与科技战后，日本在对华经贸议题上并不是“相向而行”，依然是“利己主义者”，配合美国制裁中国企业，限制华为等中企参与日本5G建设，限制华为电讯产品。不久前日本海上保安厅又表示，因担心机密情报被泄漏，2020年开始不再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这是配合美国限制中国大疆等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又一不寻常举动。 

　　四、推行“安倍经济学”，振兴经济，扭转日本“失落20年”，奠定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之经济基础 

　　迈入后工业化后，日本经济发展放慢，出现了所谓“失落20年”现象。安倍上台执政后，要实现一系列战略目标，成为正常化国际大国，振兴经济是重要手段与基础。 

　　经济实力是大国政治基础。日本国土面积不大，但因战后迅速恢复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与经济强国，一度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因侵略战争与战后体制而未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安倍要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目标，要成为世界性政治大国，首先要改变经济停滞现象，发展经济，壮大经济，才能提供庞大国际援助，扩大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发挥国际影响力。这是安倍上台后推动“安倍经济学”的重要原因。 

　　安倍经济学的三大核心政策支柱是“大胆金融政策、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经济成长战略”。在财政、金融刺激政策下，到2019年底，安倍执政6年多，日本经济持续复苏长达86个月（2019年11月经济增长1.8%），创下二战后最长复苏期，达到了既定目标，摆脱了经济通缩时代。 

　　在新形势下，日前安倍政府又考虑推出13万亿日元（约1200亿美元，加上私营部门及其他开支，总计达23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为争取民意支持及推动“修宪”与改革创造条件。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对日本经济造成新的重大冲击，被迫采取巨额刺激经济计划，但仍难以改善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困难与新挑战，对其修宪形成新的压力。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8月号，总第2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