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存在五大结构性矛盾或重大敏感性议题，分别是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知问题、钓鱼岛争议问题、东海划界及东海海洋权益争议问题、台湾问题与美日安全同盟问题。中日在这五大重大敏感议题上的立场态度难以妥善解决，制约与影响着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此外，日本对华基本战略与策略是竞争、牵制、交往、合作幷存，日本虽然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但策略上则是在牵制中竞争，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寻求发展，做出对日本最有利的战略选择。对中日关系发展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较为明确的结论：中日关系呈现螺旋式与起伏式发展的长周期。既不可能一直对立、对抗，也不可能长期稳定与友好，会随着多种内外因素发展变化而变化。 

　　日本是中国近邻，中日关系密切，但发展过程则起伏不定。40年前，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日关系大幅改善，呈现友好稳定发展状态，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为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创造了相对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此后，中日关系则进入起伏不定的发展时期，尤其是2012年到2016年陷入低潮，直到2017年逐步改善。如何认识与判断当前中日关系发展性质、现状与前景，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与认知。这里就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简要讨论与评判，供讨论与参考。 

　　一、对中日之间五大基本问题的认识与判断 

　　中日之间存在五大结构性矛盾或重大敏感性议题，分别是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知问题、钓鱼岛争议问题、东海划界及东海海洋权益争议问题、台湾问题与美日安全同盟问题。中日在这五大重大敏感议题上的立场态度难以妥善解决，制约与影响着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一）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知与态度问题 

　　中日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问题的认知差异巨大，难以达成共识，尤其是日本缺乏正确历史观与官员反复出现否认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与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性因素。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巨大生命与财产损失，对中国人民伤害巨大，延缓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成为难以抚平的历史创伤。然而，战后日本在侵华历史问题上没有真诚忏悔与道谦，不时有首相或政府官员、议员在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等问题上采取逥避、否认甚至扭曲态度，尤其是日本官员与议员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在不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恶化中日关系，更无法获得中国人民的谅解。日本在侵华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与作为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何时能够像德国那样隆重、真诚道谦谢罪甚至进行战争赔偿，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依然看不到曙光。 

　　（二）中日钓鱼岛争议问题 

　　钧鱼岛是中国领土，有确凿的历史事实，本无异议，但因日本侵华战争与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安排及美日结盟而成为一个重大争议性事件。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将暂时代管的钓鱼岛交由日本管辖，引起海峡两岸与海外华人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保钓爱国运动”。从此开始至今，钓鱼岛之争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后，中日之间不时发生钓鱼岛争议事件，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不断冲击中日关系。 

　　2012年，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与反对，公然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政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直接导致钓鱼岛争议升级，中国被迫增强了对钓鱼岛周边海域的法律维权行动。2012年9月10日，中国政府就钓鱼岛等岛屿发布领海基线声明，随后中国船舶进行绕岛巡航，实现了常态化维权行动，中日关系陷入低潮。2017年始，中日两国政府从发展两国关系的大局需要出发，双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保持了克制，形成所谓钓鱼岛“共管态势”，为改善两国关系创造了条件，中日关系开始趋于缓和。然而，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钓鱼岛争议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不易解决，仍将是制约中日关系长远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中日东海划界与东海海洋权益争议问题 

　　东海划界与东海海洋权益之争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另一重大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有关，但仍属不同性质与层次的问题。2004年前后，日本学者与媒体炒作中国在日中边界海域建设天然气开发设施等问题，引发中日东海划界与权益之争，并逐渐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之一。同年10月开始，中日两国政府就东海问题进行磋商，到2007年11月先后磋商11次，但由于双方在东海海域划界适用原则和方法上的分歧，以及在共同开发东海海域划定方面存在的利益与矛盾，未能达成任何协定。不过，中日双方仍有稳定东海局势的意愿，依据中日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于2007年开始了新一轮的磋商，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规定与基本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经过努力，中日外交部门于2008年6月18日发布了《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其主要内容有二点：一是在东海共同开发谅解；二是日本法人依据中国法律参加春晓油气田开发的谅解〔1〕。显然，中国方面做出了重要让步，允许日本企业参与春晓油气田的开发。但由于中日对春晓油气田“共同开发”和“合作开发”理解不一，利益分配难以妥协，加上中方担忧此举可能造成事实承认日方坚持东海“中间线”划界后果，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来由于钓鱼岛周边海域争议等事件特别是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政策，严重冲击中日关系，东海划界争议被搁置。 

　　在此形势下，中国强化了对东海海域与钓鱼岛的法律维权行动。2012年9月10日，中国政府就钓鱼岛等岛屿发布领海基线声明；2013年11月23日，国防部宣布《中国关于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和《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由于东海防空识别区，涉及中日两国管辖的海空范围大面积重迭，引发日本抗议，中日关系持续恶化。 

　　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开始缓和与改善，但东海争议问题仍没解决，也很难解决。2018年5月，中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启动海空紧急联络机制协议”，并同意互设红色热线，试图缓和中日东海争议。 

　　东海划界的关键是，中日双方都希望依据对自己有利的原则划分，即中方坚持自然延伸原则（大陆架划分法），日本则坚持中分原则（中间线划分法），无法达成共识。中国做出一定让步，提出在坚持大陆架延伸原则基础上，可考虑岸线长度比例原则略作调整，但日方仍不接受这一方案。同时，东海划界还涉及韩国领海与划界问题。日韩提出就东海划界与中国进行多边谈判，但中国历来强调与坚持双边原则，仍无法达成共识，东海划界与海洋权益争议仍是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仍是困难的。这是国家利益与国际关系复杂性所决定的。 

　　有学者建议中日两国就东海问题重启谈判，并与钓鱼岛问题挂钩，即“应在遵循上述义务的前提下，需要在春晓油气田等合作开发中取得进展和成果，体现中国的诚意，以换取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逐步妥协，包括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共同开发、减少巡航执法频次和力度，加强海空联络机制步伐，为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作出贡献”〔2〕。问题是，中国让步与妥协，能否换回日本在钓鱼岛上的妥协？显然不可能，日本不可能放弃已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政策。因此，中日关系虽有缓和与改善，但东海划界及东海海洋权益争议仍无法解决，仍影响与制约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就在2019年1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与外相河野太郎所谓对华友好谈话中也特别强调“絶不允许在东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展现了其在东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四）台湾问题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内政问题，但日本与台湾关系特殊而密切。近代以来，日本二次侵略或侵占台湾，并最终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被迫割让台湾，从此日本对台湾实施长达51年的殖民统治。战后台湾重新回归中国，但因国共内战与国民党退守台湾，造成海峡两岸长期政治对立与尚未统一之现状，台湾问题遗留至今，成为中华民族之痛。 

　　在当今台湾岛内政治对立与两岸关系发展现状之下，日本对台政策与台日关系发展，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敏感问题。日本政府尽管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又不断发展与增强日台实质关系，不时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与争议，影响着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日台经贸关系十分密切，并签署了数十个经贸交流合作协定；台日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密切，民间情感深厚，日本社会有强烈的“台湾情结”，台湾社会也有深厚的“日本情结”。特别是台日实质关系不断提升，蔡英文上台执政后台日双方代表机构实现了“正名”突破，高层互访增多，给中日关系发展增加了新的变数。日本对台重要政策调整与高层互访等，如公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允许台高官访日或日高官访台，都会伤害到脆弱的中日关系。同时，台湾问题也成为日本要胁中国的筹码之一。可以说，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与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大敏感的长期性与结构性问题。 

　　（五）美日安全同盟问题 

　　中日关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日安全同盟机制的影响。战后，美国主导了战后东亚与国际体制、程序的安排，也主导了日本国家体制与外交政策，日本成为美国的政治附庸，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掌控着日本。特别是美日签署了安全同盟条约，建立起安全战略同盟关系，2015年美日又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而且始终将中国视为对手与威胁，甚至将防卫与安保范围扩大到台海地区，严重制约与影响着中日关系发展。 

　　日本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并不是实行“平衡战略”，而是实行典型的“联美制华”战略。安倍执政后，与美合作，牵制中国的外交路线更为明确。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退出TPP协议，但并没有影响美日安全同盟关系，美日在安全、军事、外交等领域持续合作，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持续牵制中国、对抗中国，影响中日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 

　　在美日安全同盟机制之下，加上美国将中国重新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与威胁情况下，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以及日本确立的“联美制华”战略，中日关系很难从根本上改善，只会有短期的缓和与经济、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互信，无法建立中日安全合作机制。 

　　二、对日本对华战略问题的判断与认识 

　　观察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一个关键是要看日本政府对华战略与定位。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华战略会有所差异，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大同小异。就安倍政府对华战略观察，显然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尽管没有正式使用这一概念），以牵制中国为最重要战略，但同时不放弃有利日本的中日双方经济合作与民间往来，于是：竞争、牵制、交往、合作幷存，成为日本对华基本战略与策略。日本虽然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但策略上则是在牵制中竞争，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寻求发展，做出对日本最有利的战略选择。 

　　（一）日本视中国为战略威胁与竞争对手 

　　中日是近邻，并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中日关系的发展起伏不定，时好时坏。那么，当前中国是日本的朋友、伙伴，还是对手、敌人？日本如何看待与认识中国？这是判断日本对华战略的关键，也是需要认真回答的首要问题。 

　　尽管日本政府不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那样公开与强势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采取前所未有的强势遏制战略，但日本仍一直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竞争对手与潜在危险之一。2018年日本公布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仍将苗头对准中国，将中国与朝鲜并列为“潜在威胁”，文中以“强烈关注”表达中国军事动向，准备以重新整编的“联合部队”应对“中国军力增强”。这种军事战略思维与定位，要从根本上改变中日关系是困难的。 

　　就在2019年1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在国会发表的政策演讲中尽管强调“我将把中日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外相河野太郎强调“力争与中国构建稳定的关系”，但在发言中同时强调中国威胁论，表达了对中国军事活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深刻担忧，为此日本拟建立一支太空网络部队以应付来自中国的所谓安全威胁和强化日本的防卫能力〔3〕。 

　　日本是世界军事强国，还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装备。那么，日本强军的目标是谁？防范谁？美国是盟友，除了中国与俄罗斯，包括朝鲜在内的其他周边国家或地区对日本不构成威胁。显然，日本的“防卫计划大纲”等所有的防卫目标仍以中国为主要对象。 

　　（二）“牵制中国”是日本最重要对华战略与策略 

　　日本人防范心态浓厚，忧患意识强烈。表现在对华关系与战略上，就是日本以防范中国、牵制中国与遏制中国为核心。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大慧教授出版《遏制中国》一书，认为日本对华战略的核心就是遏制中国。这与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笔者认为用“牵制中国”更为恰当与准确。因为日本虽是世界大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但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等已落后于中国，要遏制中国是相当困难的，但“牵制中国”则相对容易，是可以做到的，通过牵制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遏制效果。吴怀忠教授对日本安倍政府对华战略进行了较为全面、准确的归纳，核心也是“牵制中国”。他撰文认为，“安倍由此设定的主要对华战略目标集中在以下三点：经济上用足机遇，安全上防范‘威胁’，政治上竞争影响力。尤其是防华三件套组合拳—整军经武、强化日美同盟、广拉‘朋友圈’，对中日关系发展屡屡造成干扰和破坏。最近的例子，就是日本竭力推动‘印太战略’，对冲和牵制中国”，而“难以正视中国崛起，使日本政府想尽办法制衡和防范中国”〔4〕。 

　　安倍提出“俯瞰地球外交”战略，虽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全方位的出访、首脑会谈与签署各种协定等方式提高日本国际影响力，争夺更多利益，但同时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牵制中国”。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出访相关国家并签署相关协议之后，安倍或日本高层官员就会随后访问这些国家，并签署相关协议，而且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甚至露骨，有“拆台”之意。特别是在地区安全上问题，安倍政府或明或暗地追随美国，配合美国，牵制中国，压制中国、遏制中国。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尽管对2018年中日关系改善给予高度肯定，但同时也认为“日本依然在积极推行印太中心战略，对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实施牵制”〔5〕。“牵制中国”已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基本支柱。 

　　（三）日本在南海、南岛及印太战略中的“制华”角色 

　　南海本与日本没有多大关系，原本主要是直接涉及南海岛屿主权与领海权益争议的五国六方之争。为遏制中国，美国强势介入南海，将原本并不存在争议的所谓遵守联合国海洋公约与航行自由视为最高原则。在美国拉拢与纵容下，日本不断附合美国南海主张，并加入所谓南海巡航及与美国在南海进行联合军演等活动，成为南海地区新势力。2018年8月，日本派遣准航母等三艘军舰赴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演练；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赴南海执行反潜训练，并称“逐渐形成定期的南海—印度洋长期舰艇派遣机制”，其实就是配合美国的南海与印太战略，推动自卫队的海外行动。另外，2018年10月，日本与湄公河五国联合发表的《东京战略2018》，在日本主导下写入了各国共同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声明，明确基于法治维持和促进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等内容，同样是要牵制中国。 

　　最初由日本提出的“印太战略”，却逐步转变为美国主导的全球新战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是企图建立以美日澳印为轴心，拉拢台湾、菲律宾、新西兰等周边国家或地区加入，共同围堵中国。由于中印关系的改善，印度对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态度有所保留，表态变得谨慎。日本对美“印太战略”采取既区隔又配合的双重策略。2018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安倍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美日重申加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目标，但安倍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谈时将“印太战略”调整为“印太构想”，降低对抗性，则主要是为配合他提出希望能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的主张。但总体上，日本还是追随与配合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并以遏制或牵制中国为主要目标。 

　　另外，日本在东盟国家合作机制、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与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等方面，经常鼓动有关国家对抗中国、牵制中国。 

　　三、对中日经济关系的认识与判断 

　　总体上，中日经济关系既竞争又合作，合作大于竞争。中日关系正常化40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取得重要成就。到2017年底，日本累计在华设企业超过5万家，实际投资金额达1080亿美元；2017年，中日贸易额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访日人数达735.6万人次，消费金额35.6亿美元，约占外国在日消费总额的40%〔6〕。 

　　近两年来，中日关系明显改善，双方经济需要增强是重要诱因，而且双方在经济领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两国政府及有关部门签署了2个协议和8份备忘録，其内容主要涉及人文、医疗卫生、服务贸易、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建立海空联络机制等；同年10月，安倍访问中国，两国又签署了12份协议或谅解备忘録，尤其是两国政府部门、企业、经济团体等之间签署了基础设施、物流、互联网、健康养护与金融等52份谅解备忘録。不过，中日经济合作新进展，却未能改变日本对华经济合作的牵制与防范心态，在重大问题上依然牵制中国，中日经济合作依然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 

　　（一）中日双方经贸往来与合作并未形成坚固、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并未彻底改善中日安全与政治关系，呈现典型的“政冷经热”格局。有学者认为“中日正在形成新的、互补的、可持续的双边经济合作模式，这将为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这是学者一厢情愿的理想型期待，而不是客观现实。历史经验证明，尽管中日经济合作有了很大发展，但未构成中日关系的“内生动力”，也不是有学者认为的中日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石。中日经济合作与中日之间的安全、政治对抗脱钩是并行的。有点类似海峡两岸关系，两岸经贸关系获得重大发展，2018年两岸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台商对大陆实际投资接近2000亿美元（1991-2018年，台湾统计），但两岸政治关系未有实质性改变，对抗与对立依旧，而且形势依旧“严峻复杂”。也就是外界讲的中日关系与两岸关系均长期呈现“政冷经热”与“官冷民热”态势。 

　　（二）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消极、排斥调整为不排斥，但仍不积极，竞争与防范态势依然浓厚。日本人具有强烈的怀疑主义情绪，对中国更是如此。对于中国提出并大力宣导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日本一开始就持怀疑、观望甚至排斥态度，这可从日本主流媒体的报导中得到反映。不过，“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及其所创造的潜在市场商机，又让日本商界看到机会，希望参与的愿意增强。随着中日高层对改善中日关系态度的积极变化与双方高层互动增多，尤其是中国释放强烈善意，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生了小心谨慎的积极变化。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本政府虽未派官方代表团，但仍派由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是一种正面姿态。同年6月，安倍在一次国际会议演讲中首次表示日本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此后，日本民间、媒体界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对“一带一路”的正面报导与评价增多。同年11月，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日本经济界访华团访问中国，并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意愿。2018年10月，安倍访华时明确表示“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并带领500多名日本企业界人士参加“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署的52项协定大多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学者徐梅对中日“一带一路”合作前景给予很高评价与期待〔7〕。 

　　有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正式宣布启动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机制，意味着中日两国在开拓海外市场这一领域开始结束相互间的恶性竞争，走向合作共赢的时代；另一方面，中日两国也开始强化技术产业合作，实现产品与技术的合作输出，中日两国正式开启了产业与市场大合作的时代。更大的意义在于，日本尝试摆脱美国的束缚，通过与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间接参与了中国宣导的“一带一路”建设〔8〕。同时有学者认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日经贸关系深化升级的新动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打造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模式”、“创造了区域互利共赢的新典范”〔9〕。然而，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仍是谨慎的，对这一概念是排斥的，中日双方使用“第三方市场合作”，其实就是不愿意使用“一带一路”合作概念，尽管第三方市场不完全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更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在海外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针对中国的动作不断，跟踪、恶意竞争（尤其是在高铁等领域）甚至有意制造中国企业与当地国家的矛盾，成为中国在海外投资、经贸活动的最重要对手与制约因素。安倍于2015年提出以亚洲为重点推进“高品质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以来，强调要加强日本高品质基础设施出口。日本主导、与湄公河五国联合发表的《东京战略2018》强调“开放性、透明性、经济可行性，注重社会责任及环境保护，受益国财政健全性”等，并将其作为国际（经济）合作标准，无不是针对中国的，其实就是公开呼应西方势力指责中国不公开、不透明、不环保，给当地国造成债务负担。 

　　另外，日本与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基础建设合作，也是针对“一带一路”的。2018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访问日本时，与日本达成在印太地区进行基础建设援助合作，美、日将各自投入600亿与100亿美元，推进“顾及对方国家财政可持续性”的基础建设合作，对抗与有意取代中国宣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意图甚为明显。 

　　（三）日本在重大经济问题上配合美国与西方，制衡中国。在中国遵守WTO规则并依入世承诺完成经济改革的背景下，日本追随美国与欧洲，不承认所谓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继续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就是以“替代国”价格评判办法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调查，让中国在对外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 

　　特别是日本追随美国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非法制裁。2017年，日本政府内部决定，在政府采购系统中排除华为和中兴公司的产品，并通知日本电子通讯、网络营运商软银、NTT、KDDI等企业撤出华为与中兴公司4G产品。2018年，日本又加入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公开限制与禁止使用华为5G通讯设备等产品，公然打击与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与企业的发展。 

　　可见，中日经贸关系虽然密切，双方签署了许多经济合作协定，但在重大经济问题上，日本依然采取对抗与遏制中国的政策，严重伤害中日关系。

　　（四）中日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的合作与竞争。中、日同属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是第二、三大经济大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基于经济全球化与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中日双方需要经济合作，并推动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在面对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中日既有需要合作并推进合作，同时也存在利益竞争，均希望获得对自己更有利的经济合作安排。东亚10+3合作机制取得进展，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与RCPE等却久拖不决，影响东亚经济整合。日本主导美国退出TPP后组建CPTPP，并在短期内实现，同时日本与欧盟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EPA）于2019年2月1日正式生效，均有牵制中国推进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意味。 

　　在湄公河开发合作与图门江合作开发等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中日虽有合作意愿，但受复杂政治因素与多方利益因素影响进展不大。特别是中日在湄公河地区合作上竞争态势明显。中国是湄公河流域上游国家，早在1992年就参与了由亚开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2014年，中国提出了全方位、多角度打造大湄公合次区域合作升级版的倡议；2015年，澜湄合作机制建立，并取得一系列成果。日本对湄公河地区合作则更积极，针对性更强，与中国对抗味甚浓。1991年，日本在政府开发援助（OAD）中专设“湄公河次区域开发”项目。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10国举行首次特别首脑会议，承诺将在此后三年内为湄公河五国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援助15亿美元；2007年，日本公布《日本—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计划》，提出三个目标、三大新支柱和三项新举措的新合作政策；2008年，日本与湄公河五国首次外长会议在东京举行，确立了“信任、发展、稳定”为核心的合作基调；2009年，“日湄峰会”在东京召开，从此走向了机制化合作轨道。2018年10月，第十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在东京举行，幷发表《东京战略2018》，提出要将“开放性、透明性、经济可行性、注重社会责任及环境保护、受益国财政健全性”等作为国际标准，推进高质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日本要求下写入各国共同推动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明确了基于法治维持和促进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等内容〔10〕。这些用词概念与做法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也是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牵制中国的典型案例。 

　　四、对中日关系现状与前景的判断 

　　（一）学界对中日关系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的三种不同判断与认识 

　　当前中日关系是一种什么状态？未来发展前景如何？中国学界认识与看法并不一致，存在明显差异。 

　　一是乐观主义者。对当前中日关系缓和与改善给予高度肯定，对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前景乐观期待。张晓磊、吴怀中等学者是乐观派，他们撰文认为，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积极向好”，有“更多乐观的正面期待”，“再次回到最低谷状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1〕。 

　　二是悲观主义者。对当前中日关系改善持谨慎态度，对未来发展前景持保留态度。有学者认为中日关系走不出“螺旋式沉降的历史怪圈”，即当前表面改善，但实质对抗性不变。黄大惠教授在2018年12月23日接受香港中评社访问时表示，日本与美国有同盟关系，使得日本在与中国合作时会受到美国因素牵制，而且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仅在10%左右，显示日本对华政策的民意基础相当脆弱，对中日关系改善不要抱有太高期待〔12〕。北京大学梁云祥教授认为“目前中日关系的改善确实有可能在数量和规模上持续向更高水平发展，但是在品质与性质上却很难提升至更高水平”〔13〕。 

　　三是不确定派。认为安倍对华政策调整还处于表层，并未真正改变“政经分离”战略，只是处于日本战略调整的需要，而不是中国战略需求的调整，难以就日本对华政策前景做出明确预期〔14〕。 

　　那么，如何客观与准确观察判断当前中日关系与未来发展前景？确实有相当的难度，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甚多。如日本首相的国际观与中国观等执政路线、中日结构性矛盾与历史敏感议题、周边与国际关系形势变化等，均会产生重要影响，并不易准确判断。不过，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一切都是变化的，就表明中日关系一直是动态变化的，不可能直线式地发展，一定是起伏波动的。当然，在敌友之间则有不同的层次，还有主要敌人与次要敌人的区别，还有真朋友与假朋友的区分。 

　　（二）中日能否建立战略互信与战略共识 

　　中日之间能否达成战略共识？有学者认为中日之间“已达成较全面的战略共识”。不过，依目前复杂的中美关系、国际形势与美日战略同盟关系等因素观察，我们可能还无法得出这样乐观的结论。 

　　在某些领域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等方面，中日可以实现战略共识，但在最重要的涉及到国家主权、发展安全与国家利益等方面则不易实现战略共识。首先，中日在日本侵华历史立场、钓鱼岛争议、东海划界与台湾等重大敏感问题上存在许多分歧或障碍，很难达成战略共识。其次，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中国的谨慎态度存在冲突。中日在日本寻求正常化国家、联合国改革及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上缺乏政治互信，存在巨大差异，影响与制约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变。日本对侵华战争缺乏正确认识与真诚道谦，针对中国的美日安全同盟、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及强军战略等，无法获得中国信任，中国当然不会轻意改变联合国现行体制，不会轻意让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否则后果相当严重。同时，中国人民对日本不信任的强大压力，中国政府也难以做出重大政治让步。反过来，日本则认为中国是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及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障碍，增一步增大中日之间的战略猜忌，影响中日关系的根本性改变。再次，中日社会政治制度与价值差异巨大。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大国，尤其是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政治体制，并形成自己一套价值体系，与日本等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与价值存在显着差异。日本等西方民主制度国家制度大致相同，以领导人选举为基本标志，存在着共同的社会价值，并形成“价值同盟”。在涉及许多重大政治、治理、民主、人权等重大问题时，日本自然与美欧国家站在同一阵线，形成与中国差异化或对抗格局。这就是中日难以建立战略互信的另一制度与价值原因。 

　　（三）日本军事战略由守势向攻势的转变及大力发展军力指向中国意图明显 

　　日本大力发展军事，自然与日本历史上的侵略战争问题、日本军国主义相联系，引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同时，安倍政府强势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活动，更令中国等国家担忧，当然会影响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 

　　2012年，安倍上台当政后，通过一系列解禁自卫权（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等）、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的法律等，实际上已改变了《和平宪法》的实质规范，“和平宪法”的修改已只是名义问题。 

　　近年，日本更是加快强军建设。2018年3月27日，日本正式成立“陆上自卫队”，强调协调海空自卫队与美军的联系，并设立“水陆机动团”，负责离岛作战的两栖登陆；同年7月，日本防卫省公布鹿耳岛东南方的马毛岛为海空自卫队新据点，并提供美国航母及军机使用；8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以“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为名，派遣准航母等三艘军舰赴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演练；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赴南海执行反潜训练，并称“逐渐形成定期的‘南海—印度洋长期舰艇派遣机制’”。就是配合美国的南海与印太战略推动自卫队的海外行动。 

　　2018年，日本内阁会议接连通过《防卫白皮书》、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及与之配套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建造大型巡逻船、将舰艇航母化（其中“出云”号已完成改建）、实现自卫队“跨域”防卫体制、建立“战略性海上保安体制”及建立包括成立太空部队与网络防卫队在内的“多次元统合防卫力”等。结合安倍政府推动的“修宪”行动，日本防卫政策与战略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给周边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显然走向“右翼化”发展道路，会不会走向军国主义也成为关注与争议的重要动向。 

　　可见，尽管安倍提出“希望能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及“通过深化各领域各层级交流，我将把中日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也做出一些积极姿态，采取一些措施，但依然以牵制中国为主要对华战略，尤其是在南海议题、“一带一路”倡议、军事防卫建设等方面更为明显，也就预示了在中日双方战略与经济发展相互需要下会进一步改善关系，但由于中日之间复杂的领土主权与历史问题及日本“牵制中国”的战略选择等，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总之，对中日关系发展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较为明确的结论：中日关系呈现螺旋式与起伏式发展的长周期。既不可能一直对立、对抗，也不可能长期稳定与友好，会随着多种内外因素发展变化而变化。2017年以来，随着中日两国互释善意与高层互访，双方关系有明显改善。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将访问日本，仍会延续这一积极发展态势，呈现不少学者所称的“向好发展态势”。但中日关系这种改善与向好并不是稳定的，而是可变的。不论如何认知与判断，搁置争议，加强合作，发展友好关系，创造相对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仍是追求与争取的主要目标。 

　　注释： 

　　〔1〕金永明，“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性措施：加快东海问题实质性磋商进程”，香港《文汇报》，2019年1月19日。 

　　〔2〕金永明，“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性措施：加快东海问题实质性磋商进程”，香港《文汇报》，2019年1月19日。 

　　〔3〕梁云祥，“中日关系有可能提升至更高水平吗？”，日本《新华侨报》，2019年2月9日。 

　　〔4〕吴怀中，“引导安倍‘真心’改善对华关系”，《环球时报》，2018年3月30日。 

　　〔5〕徐静波，“2018年中日关系的私房话”，香港中评社。 

　　〔6〕严深春，“日本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已非援助者，仍可提供经验借鉴”，澎湃新闻特稿。 

　　〔7〕徐梅，“一带一路：中日互利合作新平台”，《世界知识》，2017年第6期。 

　　〔8〕徐静波，“2018年中日关系的私房话”，香港中评社。 

　　〔9〕张琳，“中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五大亮点”，《世界知识》，2018年第21期。 

　　〔10〕常思纯，“日本为何积极介入湄化河地区”，《世界知识》，2018年第21期。 

　　〔11〕张晓磊、吴怀中，“这一次中日关系改善能走多远”，《世界知识》，2018年第22期。 

　　〔12〕http://www.crntt.com，2018-12-23。 

　　〔13〕梁云祥，“中日关系有可能提升至更高水平吗”，日本《新华侨报》，2019年2月9日。 

　　〔14〕唐奇芳，“安倍访华背后的日本战略动因”，《世界知识》，2018年第22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4月号，总第2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