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之春台湾爆发的“太阳花学运”是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捩点，直接导致国民党在同年底“九合一”选举中的惨败，岛内社会政治格局与蓝緑政治力量发生重大变化，预示着马英九执政“盛世”的结束，预示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黄金六年”的终结，两岸关系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调整阶段，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新形势、新挑战：岛内社会政治因素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制约力显着增强，立法机构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牵制力持续增大，国民党对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明显下降，两岸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更为不易，政治性议题突破更加困难，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更大更复杂。本文主要就当前与未来制约与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社会环境、政治结构变化、国民党政治路线倒退与立法机构强势介入两岸事务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与挑战进行简要探讨。 

　　一、岛内社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与问题 

　　近年来，台湾社会环境、社会氛围与社会情绪出现新的变化，对两岸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与制约力增大，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导正错误认知，确保两岸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台湾岛内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恐中”、“惧中”、“抗中”与“反中”现象。2008年初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到2014年春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的六年时间内，不仅是马当局执政成绩最为突出与最为显着的一段时光，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段黄金岁月，短短六年时间内，两岸关系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两岸签署了21项协议，实现了两岸直航、大陆民众赴台旅游、“陆资入岛”等重大历史性发展。然而，由于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综合实力的增强，整个社会呈现一幅大发展、积极进取的新景象；而一度在经济上大幅领先大陆的台湾却陷入新的发展困境，经济增长显着放慢，经济实力相对衰落，竞争力快速下滑，贫富差距与薪资停滞等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台湾民众的思想意识受到强烈冲击，不能适应两岸经济发展反差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对大陆的优越感逐渐消失，自信心受到冲击。在媒体的误导与操作下，台湾岛内部出现一种“恐中”、“惧中”、“抗中”与“反中”的焦虑情绪与社会现象。2014年之春，以反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为核心的“太阳花学运”的爆发，是这种情绪与现象的集中表现，从而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与影响，两岸关系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困难期与深水区。其中，当前台湾社会内部出现的诸如“两岸红利分配不均论”、“大财团利益垄断论”、“两岸经济合作竞争大于互补论”、“大陆人才挖角论”，等等，都与两岸经济社会发展所呈现的强烈反差密切相关。 

　　台湾岛内“反国民党”的社会氛围上升，削弱了“后马英九时代”（“太阳花学运”之后到2016年初年马卸任之前）马当局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信心与动力。执政的国民党是台湾内部推进两岸良性互动与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政党与政治力量。然而，由于国民党执政并没有达到原本预期的目标与效果，马英九提出的“633”经济发展目标未能实现，曾经感动人心的“改变”广告未能变为现实，加上M型社会发展造成的中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与薪资停滞现象，累积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加上緑营势力将马当局施政定性为“无能”（“内政”）与“倾中卖台”（两岸），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对马当局的不满与强烈的“反国民党”情绪。台湾主要媒体整天充斥着普遍性的“反国民党”声音，甚至许多蓝营政治人物或媒体人加入到了“反国民党”与“反马打马”行列，幷且成为一时的“特殊社会时尚”，任何人似乎以“反国反马”为荣。其中，原本同属泛蓝阵营的亲民党更是成为反国民党与“反马”的主力军。“太阳花学运”也是“反国民党”现象的一次总爆发。该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与参与者“基进侧翼”的主要宗旨就是协助民进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并直接导致国民党在年底“九合一”选举的惨败，也宣告“后马英九时代”的逐步到来，国民党从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期，马英九执政面临更大的执政困境，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动力、能力、效力更加弱化，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更大的压力与挑战。 

　　岛内民众对“九二共识”的认识误区，不利未来两岸关系的健康、稳步发展。“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然而，岛内民众对“九二共识”的认识出现很大分歧，存在重大误区，认识不到其重要性，这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是很危险的事情。日前台湾“国会观察文教基金会”举行“九二共识，谁的罩门”民调记者会：对于是否支持“两岸政府”未来继续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不支持者占42.2%，支持者占38.3%，19.6%没有明确意见；对于“习朱会”上双方强调坚持“九二共识”的作为，不支持者为46.2%，支持者为35.7%；〔1〕其中只有40岁以上族群担忧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会陷入僵局。该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更表示，随着四年来台湾民意的转变，“九二共识”将不再是国民党的尚方宝剑，反而成为国民党的罩门。可见，由于台湾最大政治势力之一的緑营不承认“九二共识”以及强大緑营媒体的误导，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的认知存在巨大分歧与误区，对“九二共识”的重大政治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将成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大挑战。 

　　“两岸红利为少数财团垄断”等错误论述与意识，严重影响两岸关系健康发展。马英九执政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制度化合作取得重要突破，两岸签署一系列有利两岸民众利益及有利两岸合作发展的协议，大陆出台数百项惠及台湾企业、普通民众与整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然而，在緑营及緑营媒体的误导、宣传之下，岛内出现一种“两岸红利为少数大财团所垄断，普通民众未从中获利”的论述，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尽管这一论述不是事实，但却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造成台湾许多民众对两岸关系发展尤其是两岸经济合作的不满情绪与抗拒心理，影响到两岸关系发展的良好氛围，影响到两岸当局的两岸政策决策。两岸关系发展的“和平红利”是一个整体概念，是造福两岸尤其是台湾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大多数普通民众是间接受益者，无法直接体现出来。因此再完美、再完善的两岸政策，也无法做到两岸和平红利与经济利益的絶对公平，“三中一青”政策措施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但这一论述在被广泛宣传与被民众接受之后，就会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障碍。 

　　总体来说，在持续盛行的“民粹主义”激荡下，在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台湾岛内出现的“惧中”、“恐中”、“抗中”与“反中”以及“反国民党”的社会现象以及不利两岸关系发展的种种论述，已经对两岸关系发展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如果这一社会现象与社会环境得不到有效扭转，还会持续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造成障碍。 

　　二、台湾岛内政治结构变化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新挑战 

　　两岸关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岛内政政治发展与蓝緑政治力量对比。理论上，承认“九二共识”的国民党执政，并维持较大政治力量优势，有利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否则，坚持“台独”立场的民进党力量强大或者执政，则不利两岸关系发展。问题正在于，多年来岛内政治力量对比变化一直呈现“蓝消緑涨”态势，并在2014年底“九合一”选举之后出现结构性变化，将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台湾政治结构已逐渐由原来的量变转化为质变，即由过去的“蓝大緑小”转变为“緑大蓝小”，而且“北蓝南緑”的区域政治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未来不再有“北蓝南緑”之说，整个社会“蓝转緑”现象更加普遍。这种蓝緑政治力量对比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台湾22个县市，按蓝緑结构分呈现“蓝8緑14”。其中6都（6个直辖市）由“蓝4緑2”变为“蓝1緑5”。 

　　（2）台湾人口2300万人，民进党执政县市人口达1444万人，占全台人口总数的61.7%；台湾合格选民1850万人，民进党13个执政县市人口1140万人，占61.62%；加上台北市，緑营合格选民则占合格选民人口的70%以上。 

　　（3）国民党在这次22个县市选举总得票数为499万张，民进党参选的17个县市总得票数为583万多票，超出国民党84万票；按蓝緑结构分，将台北市柯文哲得票数85万票的65万票归为緑营（上届不看好的苏贞昌在台北得到近63万票），再加上民进党未派人参加选举的县市票数估计20万票，则緑营总得票数达668万票，较蓝（国）多出近170万票。 

　　（4）国民党县市长选举得票率从上届（2010年）的47.88%降为2014年的40.7%，减少7.18个百分点；民进党由45.32%上升为47.55%，加上台北市则为55.48%，增加10.16个百分点。 

　　这种岛内政治结构与蓝緑力量对比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发展。一方面，国民党的执政力弱化，掌控两岸关系发展的能力下降，在两岸议题决策上受到緑营更大的牵制力。“太阳花学运”之后，马当局在两岸政策问题上不断对緑妥协，却对大陆更加强硬，对大陆要价越来越高，如在大陆开通M503等新航线、台湾加入亚投行、对“陆资”政策规范等问题上，台湾有关部门对大陆的态度强硬，不友善，已严重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气氛与氛围。 

　　另一方面，代表“台独”分裂势力的民进党、台联党等緑营政治势力的持续壮大，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取得的重大成果，在岛内的政治外溢效果与理论的解释是相反的，没有出现交流理论所称的促进两岸社会融合与降低对抗或冲突的结果，反而岛内分裂与分离意识持续升高，认同中国人与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人越来越少，支持或认同“台独”的人越来越多。緑营势力尤其是民进党的发展、壮大甚至未来很可能重新执政，都会对两岸关系发展造成很大冲击，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危险与挑战。 

　　在“蓝消緑长”与蓝緑政治对抗背景下，台湾执政权的周期限性变化与不确定性，给两岸关系发展所带来的困难越来越大。2016年初台湾两场重要选举的不确定性与结果，会直接影响未来四年或八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就“立委”选举而言，变数颇多，虽然还无法准确预测选举结果，但总体上将呈现“蓝减緑增”态势，最大的可能结果是蓝緑席次较为接近，也不排除緑营成为多数的可能性。台湾“立法院”蓝緑政治结构与力量对比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立法院长”的选举，不排除緑营人士即民进党人士出任“立法院院长”的可能性。一旦这一局面出现，“立法院”对行政部门的配合（若民进党执政）或阻挠（若国民党执政）的牵制力增强，并将对两岸关系发展生产重大制约力与影响力。 

　　特别是2016年初台湾大选结果直接影响两岸关系发展方向。如果继续由国民党执政（尽管可能性较小，但理论上不能排除洪秀柱胜选的可能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势可以维持，两岸制度化运作与协商机制会得以持续推进。一旦民进党上台执政（可能性比较大），由于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双方没有基本的政治互信与政治基础，两岸关系逆转与倒退将不可避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会受到严峻挑战。两会的谈判、协商将会中止，两岸事务主管部门也无法持续，两岸将重回民间往来与交流的阶段。蔡英文有强烈的“台独”信仰与主张，民进党有“台独党纲”，因此在执政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或改革尤其是“宪改”等涉及两岸议题时，会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对抗甚至危机。 

　　三、国民党政治主张的模糊与倒退增加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风险 

　　多年来，在緑营势力的政治挤压下，作为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持政治力量——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倒退，两岸政治主张模糊化，逥避“一个中国”，逥避“统一”，不仅造成国民党发展的困境，也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潜在危机与重大挑战。代表国民党参加台湾领导人的“准参选人”洪秀柱日前在国民党中常会的演讲对此有充分的论述与表达。国民党虽然坚持“九二共识”，但在岛内更多强调“一中各表”，而且从不讲“反对台独”，对岛内“台独”“违宪”论述没有进行应有的反驳与纠正。 

　　国民党至今没有正式的回应大陆提出的两岸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主张。中国国民党的宗旨是振兴中华，实现国家统一，今天却不再讲一个中国，不再讲统一，已背离了党的中心思想。最近，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再强调要找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却未回答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为何。事实上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就是“三民主义”，“振兴中华”，不仅包括了一个中国，而且包含了中国统一。但今日之国民党对一个中国的主张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化，压缩了国民党发展的战略空间，更不利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本是国民党岛内政治斗争的最大政治资产，而且对维护两岸法理上同属一个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而，在民进党政治挤压下，国民党的“宪法”或“宪政体制”论述或表述不断向民进党靠拢，不时将“中华民国等同台湾”即将“中华民国台湾化”。“中华民国”的最大政治价值是现行“中华民国宪法”中“固有疆域”所确立的“两岸一中”思想。在今天两岸政治框架与现实下，就是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这也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法理依据。但今天的国民党经常将“中华民国”等同于“台湾”，逐步与民进党主张的“中华民国是台湾”趋于一致。如果国民党不明确坚持“宪法”框架下“两岸一中”的“中华民国”或“宪法一中”，则存在很大政治风险。

　　另外，马英九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治主张，尽管强调是他任内不推动两岸统一，但却在“不统”语境下，“不统”被视为马英九与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今天国民党只强调两岸和平发展，强调两岸交流与合作，却不再讲两岸和平统一，不再追求两岸和平统一，甚至不敢谈两岸和平统一。不久前，美联社报导，朱立伦在“习朱会”时主张两岸“终极统一”，引起朱立伦的强烈不满，对美联社提出抗议，要求删除报导内容。可见，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朱立伦的两岸政治观，连理论上的“终极统一论”都不敢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展的一大隐忧，也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大挑战。 

　　在台湾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中国国民党决定在党纲中特别加入“坚守中华民国宪法，巩固九二共识”，是非常重大的政治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政治选择，也是挤压民进党政治发展战略空间的最有力武器。中国国民党只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中心思想，坚守“两岸一中”的“中华民国宪法”，坚定巩固“九二共识”，明确反对“台独”，才能实现党的团结，凝聚党的力量，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由于岛内社会政治大环境的变化与历史的发展，国民党能否坚持这一政治立场，能否处处坚守“中华民国宪法”，能否让国民党回归“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体制论述，避免“中华民国空洞化”，避免“中华民国台湾化”，同时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当下的台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说，国民党在一个中国问题、统一问题上的大倒退以及政治方向的模糊，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潜在重大挑战。 

　　四、台“立法院”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牵制力与破坏力持续增强 

　　近年来，台湾“立法院”一直极力介入、参与及干预两岸事务，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未来介入将会进一步制度化与强化，将成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制度性障碍。 

　　台湾立法部门干预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手段有三。一是“立法院”通过政党协商等方式达成临时决议或所谓蓝緑共识，干预与牵制两岸关系发展。在审查“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问题上，由于緑营的反对，在“院长”王金平的主导下，改变既有规则与过去形成的惯例，朝野政党达成该协议“逐条审查、不得包裹表决通过”的决议，等于判了服贸协议的死刑，也是最终导致“太阳花学运”爆发的直接原因，直接阻碍了两岸协议谈判、签署与实施的进程。2014年1月10日，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参访大陆前向“立法院”报告后，“立法院”朝野协商当即达成初步共识：王郁琦登陆后，不得接受、呼应“一中框架”、“反台独”等危害主权主张，或谈判这些政治性议题，否则负政治责任。〔2〕这等于否决了王郁琦访问大陆应有的权利及可能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即“废了武功”，让两岸事务主管部门的互访只具象征性意义。根据朝野党团达成的这项共识，台湾“立法院”院会在20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中竞增加了台联党党团与民进党党团提出的限制王郁琦出访大陆的“决议”。 

　　2015年3月31日，台湾“立法院”再次通过朝野协商达成决议：“要求行政院应本于有尊严的情形下申请加入亚投行，应向亚投行筹备处递交申请意向书，以维护国家最大利益，不得自我矮化”。然而，不论是“陆委会”主委访问大陆及与大陆协商，还是台湾“行政院”申请加入亚投行等事宜，均是行政部门的主管事务，也属于马英九的权力范围（直接主管“国防”、外交与两岸等事务），但台湾“立法院”却不断扩权，干预行政事务，干预与牵制两岸事务，对两岸关系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未来台湾“立法院”还会继续通过类似的方式，干预与牵制两岸关系发展。 

　　二是台湾“立法院”通过法律程式与制度设计，在规范与监管名义下对两岸关系发展进行实质性限制与牵制。台湾“立法院”不断调整、修订或制订涉及两岸人员交往与两岸关系发展的法规，但重点不是规范与促进两岸关系发展，而是更多的干预、限制与阻挠。如在“陆配”与“陆生”等问题上，台“立法院”通过的相关法规几乎全是限制性与歧视性的，是完全针对大陆同胞的。就最新发展而言，2015年6月2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其中规定：进入台湾地区的大陆地区人民，若未经许可入境、超过停留、居留期限或经撤销、废止许可、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活动、有犯罪行为、危害社会安全，并增订“非经许可与台湾地区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涉及公权力及政治议题协商者”，“内政部移民署”可以强制出境，或限其10日内出境，若未出境，得强制出境，否则会依规定进行收容，最长为150天。〔3〕这一修正案看似在规范两岸人员往来，但实质是有意限制两岸政治性协商，而政治性议题协商解释空间大，弹性大，不利两岸广泛交流与深度合作，未来许多事务性交流可能都可解释成为“政治议题协商”，很可能成为未来阻碍两岸政治协议的一大制度性障碍。 

　　三是制订专门法，监督与管制两岸协商谈判及协议签署、执行与落实。台湾“立法院”正在审议中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制度性挑战，可能成为套在未来两岸协商谈判、签署协议问题上的一根绳索。目前这一协议审查尚未完成，但2015年6月12日台湾“立法院”通过的《条约缔结法》〔4〕是值得参考的重要指标。这一新法规定：台湾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的程式要“法制化”，无论签署前、讨论期间或事后，都必须取得“立法院”支持。此外，也纳入保留条款，争议条约可退回重议，但此法不适用于两岸条约或协议。然而，这一《条约缔结法》很可能是未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重要参考，精神与原则应是一致的，而且可能会更严格。目前民进党对该条例的主要立场是“若涉国防、外交、财政及经济重大事项，行政院应向立法院提出报告”、且“立院决议后须公投复决”、“立法院得派员参与谈判”、签署的协议“一个月内送立法院审查”等。这一条例一旦通过。虽然是台湾法治化建设的重要进展，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制度性障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与警惕。 

　　总之，台湾立法部门对行政决策机构与部门的介入是明显的，尤其是在两岸议题上更为明显与突出，将严重缩限与影响行政部门的两岸事务权力，可能会造成立法、行政的权责混淆与权责不清，会有严重的法律与政治后遗症，对两岸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与牵制更大，未来台湾行政部门与大陆的任何协商、谈判、协议签署甚至高层往来等都要受到立法部门的介入与干预，必将严重影响两岸关系的顺利与健康发展，特别是两岸和平协议签署的可能性将大大缩小。 

　　注释：

　　〔1〕蔡浩祥，“七成支持现状”，台湾《旺报》，2015年5月25日，A10版。 

　　〔2〕富权，“台湾‘立法院’废掉王郁奇访问大陆‘武功’”，澳门《新华日报》，2014年1月13日。 

　　〔3〕卢素梅，“陆人擅自政治协商，可强制出境”，台湾《旺报》，2015年6月3日，A14版。 

　　〔4〕许雅筑，“签FTA事前事中事后都须立院同意”，台湾《联合报》，2015年6月13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5年8月号，总第2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