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部边疆新疆与东部海疆台湾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国家治理中均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晚清政府曾在19世纪末对优先保新疆还是保台湾进行了激烈争论，并达成优先保疆结论，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在维护新疆与台湾疆域及治理问题上，历届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威胁、宗教信仰与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新疆屯兵戍边治理尤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治理模式，对统一后的台湾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台湾统一后，可将经过改良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治理模式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相结合，组建台湾新型发展建设集团，负责承担统一后重建、能源与军工等重要领域建设、两岸海上海下交通体系建设、协助维护海防与治安等任务，更好推进与落实“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习近平主席这一重要讲话向全世界传达了两岸统一的强烈决心，同时也表达了全体中华儿女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共同意志。两岸统一之后，台湾的有效治理就会很快被提上中央重要议程，为此需要早做谋划。观察研究近代以来西部边疆新疆治理经验与模式，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治理经验，对统一后的台湾治理有一定借鉴价值与启示。 

　　一、近代以来新疆与台湾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比较 

　　（一）晚清政府对优先保疆还是保台的争论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藉口新疆局势混乱，妨碍其边境安宁，出兵侵占伊犁。同治十一年（1872年），沙俄又与阿古柏〔1〕政权达成《喀什噶尔条约》〔2〕，将势力发展至南疆。次年，即同治十二年（1873年），英国也加紧了对阿古柏的拉拢，并为其提供军事援助。西部边疆新疆的国家主权与安全形势出现新的危机。左宗棠提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因此，收复新疆迫在眉睫，“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同年春天，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信中，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并明确提出了收复新疆的重要性与具体方案。他指出：“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3〕由于左宗棠的积极努力争取，清廷开始谋划保卫新疆的部署，陆续派出军队出关。 

　　然而，几乎同时，东部海疆告急。同治十年（1871年），琉球商船遭风飘至台湾八瑶湾，被牡丹社“生番”杀害54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发生了小田县民4人被害。日本政府以此为由与总理衙门争论，总理衙门大臣强调琉球为中国所属。而日本却以琉球归日本版图，且以总理衙门所说“生番”所处为政教未及的化外之地为由侵略台湾，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对台湾进行军事调查、绘制地图并率军登台，当年7月即完成对台湾各设的征讨和笼络，并建立都督府，妄图长期控制台湾。清政府急令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处理，在与日本交涉的同时强化台湾防务、安抚居民。10月31日，中日签订《北京专条》，清廷收回台湾全岛，赔付日本被害难民抚恤银10万两，以及付银40万两留用其所修建设施，12月底，日军撤出台湾。东南海疆危机的再现使清廷朝野震动，巩固海防不可拖延。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1874年12月10日）呈上《筹议海防折》，主张放弃新疆，认为“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且“兵力饷力万不能逮，不必急图进取”，幷且，他还认为新疆毗邻俄国，南近英属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4〕他的结论是：对已经出塞和准备出塞之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撤停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李鸿章提出的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之观点无疑对西征之军釜底抽薪。 

　　于是，处于西方殖民浪潮中的晚清朝廷迎来了新的两难抉择：西部边疆新疆与东部海疆台湾同时受到入侵威胁，是两边兼顾还是保一舍一？如果二者兼顾便会力不从心，如果保一舍一，却又保谁舍谁？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与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有限财力如何分配及防务重点的海防塞防之争。 

　　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左宗棠对李鸿章完全放弃塞防的观点毫不认可，认为西北塞防已有一定基础，如果前功尽弃，是“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仅会丢失西部，还会对北方造成极大威胁，因此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他深知，二者兼得实为空想，于是在后期主张压缩海防经费收复新疆。同为封疆大吏，左、李二人都深知，以财政现状而言，想塞防、海防并重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舍弃一方，否则二者皆失。为决断到底选择海防还是塞防，恭亲王奕欣主持召开军机处会议，郡王、六部、九卿等高级官员94人在内阁政事堂历时20余日，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舍弃新疆、停罢西征的言论甚嚣尘上。 

　　光绪元年二月初三（1875年3月10日），慈禧密谕左宗棠：“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俄人得步进步，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现在通筹全局，究竟如何办理之处，着该大臣酢度机宜，妥筹具奏。”要求左宗棠“通盘筹划，详细密陈”。〔5〕显然，在慈禧看来，问题根本不是要不要守祖宗之地，而是哪块地更紧急，更要命。新疆是西北屏障，必须保住，虽然海疆同样关乎京师安危，此前教训还历历在目，但毕竟当下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 

　　左宗棠于三月初七（4月12日）呈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篇》，明确指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深思审处也”。〔6〕于是，清廷稍后的表态是：一方面指出左宗棠所谓“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大有所妨，所见甚是”；同时也反对左宗棠海防经费“无待别筹”的企图，称“各省设防，事属经始，需款较巨……尚待与各省疆臣共相经画者也”。清廷表面上二者兼顾，但实则支持在不放弃海防的同时重点保住新疆。 

　　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清廷谕旨明确指出，西征军饷“不得不竭力图维，先其所急”，议定：令各省提前预解300万元，准左宗棠借洋债500万元，由户部借库银200万元。按照左宗棠原奏和户部的商议结果，借款应从各省拖欠西征军饷内按年拨还。但清廷却否决此议，强令户部所借的库款200万元由粤海等关海防经费项下“陆续扣还”。此外，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1875年11月8日），清廷特下谕旨《谕各省关速解西征年终满饷及历欠月饷否则即由左宗棠等指明严参》，其中不止传令各省，还传谕粤海关监督等，这一举动鲜明地表达清廷的态度：重西轻东，西部新疆优先的战略。 

　　至此，晚清政府对“海防”“塞防”的争论告一段落，收复新疆的重任落到左宗棠身上。左宗棠以坚定必死的决心，抬着棺材亲赴新疆，新疆终于得以收复，保住了西部边疆。但忽视海防却留下巨大的后患，在数年之后表现则更为突出，1894年的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北，自此失去台湾，东南沿海门户大开。 

　　（二）西部边疆新疆与东部海疆台湾在国家主权与安全中均具有特殊重要性 

　　新疆处于亚欧大陆腹地，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历史上就是沟通东西方的战略要冲，“三山夹两盆”的特殊地理格局让新疆成为历史上世界东西方交流的重要舞台。新疆是内陆地区，与周边多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接壤，历朝的中央政府都能够通过陆地直接驻扎戍边，同时畅通西亚、中东、中欧等广大地区。 

　　台湾屹立于祖国东南海面之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自宋元以来被朝野视为沿海数省之门户，与大陆海防一体，不可分割。它四面环海，孤立于海上，需要通过海路、水兵才能够实现戍边保卫。同时因为台湾完全不与大陆接壤，导致台湾的管辖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困难重重，台湾的有效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如果台湾处于中央有效管辖内，则东南沿海发展有所屏障，国家海上主权更加有力；台湾一旦被他人利用，就成为了锁住我国发展的有形链条，即如今美国在太平洋布下的所谓“第一岛链”。 

　　新疆与台湾二者皆为国家两大重要门户、重要通道，缺失新疆，则华北内陆岌岌可危；缺失台湾，则东南各省唇亡齿寒。二者在国家主权与安全中的重要性不可比拟，缺一不可。 

　　（三）西部边疆新疆与东部海疆台湾面临的内外威胁的相似性 

　　新疆与台湾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都曾有着被内外势力同时裹胁的屈辱历史。 

　　新疆自16世纪起就频繁受到沙俄及中亚各国的侵略骚扰，由于中央政府受制于多种因素，对新疆治理时紧时松。同时，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广袤的地域资源，新疆自古以来都是多民族、多宗教融合的舞台。因此，生存资源的夺取直接诱发了内部各类势力进行斗争。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存在着九大同源跨国民族，多个民族相继建国，并享有了国家赋予它们的特殊地位龢利益，这对生活在中国新疆境内的同源族人无疑在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民族情绪极端化并呈现政治化的趋势，“东突”势力借此而来，给新疆社会的团结稳定及地区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7〕 

　　就受外部威胁而言，台湾的历史与新疆有着诸多相似之处。1624年荷兰殖民者入侵南台湾，1626年至1642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后被荷兰人驱逐，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38年。直到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明郑治台22年，直到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然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强大，一直企图侵占台湾。1894年，日本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海战，1895年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日本在台湾开始了长达51年的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失败，台湾才归还中国。然而，短短不足5年时间，在内战中惨败的蒋氏政权退守台湾，拉开了长达70余年的两岸对立与分裂局面，至今尚未统一。特别是如今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掌握政权，勾结外部反华势力，大搞“台独反中”活动，直接威胁国家主权和安全。可以说，直至今日，新疆与台湾依然是国家主权与安全的两大高风险地区。 

　　（四）西部边疆新疆与东部海疆台湾在宗教信仰与教育领域的相似性 

　　西部边疆新疆与东部海疆台湾尽管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在宗教信仰与文化教育上有很大不同，但均是宗教信仰十分盛行的地区，文化教育上也不同程度地出现重大偏差。 

　　新疆千百年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幷存的地区，如今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中国现有56个民族，新疆就含有47个民族。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历史上，新疆的宗教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原始宗教阶段、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幷存阶段、伊斯兰教与佛教并立为主的多种宗教幷存演变阶段、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幷存发展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各族人民才真正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受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近十多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蔓延滋生，极端主义违背和歪曲宗教教义，以歪理邪说蛊惑蒙骗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并策划、实施了一系列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影响了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危害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台湾是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地区，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源自大陆的传统宗教，如道教、佛教等；二是台湾当地的本土宗教，如天帝教、轩辕教等；三是外国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日本宗教等。其中，在岛内信徒在10万以上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佛教是台湾影响最大的宗教，在岛内有400多年历史。台湾佛教源自大陆，尤其以福建地区的佛教影响为大，自明末郑成功来台鼓励大批汉民移垦后，佛教势力也随之而来，1949年跟随国民党迁台的“中国佛教会”，也在台湾各地设立分会和支会并迅速发展，信徒达到600多万人。道教是台湾第二大宗教，据《台湾通志》记载：“台湾之道教来自内地，其与移民相始终”。〔8〕在郑成功光复台湾期间，道教各派也纷纷传入台湾，当时人们主要信仰妈祖、真武大帝和关圣帝君。尤其是妈祖文化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在促进海峡两岸人民骨肉亲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66年2月“中华道教总会”在台北成立，道教在台湾得到了长足发展，信众超过455万人。而基督教是台湾西方宗教中发展最迅速的宗教，1627年基督教随荷兰军队进入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因传教士大批撤离而中断，但日本占领台湾后，西方传教士又重回台湾。随着蒋介石1949年退居台湾，基督教在台湾得到迅速发展，台湾基督教中三分之二是长老教会的信徒，而台湾长老教会是“普世教协”的成员，与美国长老教会关系密切，与民进党在许多主张上观点一致，其主要成员和大部分信徒主张“台独”。据统计，2009年台湾民间信仰比重约占42.83%，佛教比重约占19.81%，道教比重约占13.61%。另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在社会精英与知识分子中，信仰基督教者众，基督新信众约占3.98%。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广泛复杂的宗教不仅仅停留于传教层次，而且将势力扩张到政治领域，台独分子也利用宗教开展分裂活动，企图在意识形态上改变民众，大力争取宗教界的支持，蓝緑两营也把宗教团体作为重要的拉票对象。但与新疆信仰一家独大的形式不同，台湾的宗教分布更加均衡，也为政治力量互相牵制起到一定的作用。 

　　此外，在教育领域，新疆与台湾同样出现严重误区。新疆由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对下一代的教材审定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性，也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提供了滋长的土壤。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第四部新疆反恐记録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中记载了“三股势力”在文化教育层面对新疆的严重渗透。2017年落马的新疆教育厅原厅长自2002年起就领导组织犯罪集团，带头策划编撰包含血腥、暴力、恐怖、分裂思想等内容的问题中小学维吾尔语教材，并让这些教材在自治区使用了长达13年之久，荼毒了一大批新疆青少年。 

　　同时，台湾的文化教育领域，也在李登辉、陈水扁与蔡英文等主政下，走上了一条“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道路，尤其是在颇为关键的教科书问题上大搞“文化台独”教育〔9〕。如今，台湾史已经完全脱离中国史，企图作为“台湾国史”，而中国史内容大幅缩减，并归入东亚史，李白、孙中山等成为外国人，严重影响了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民族认同与认识。有调查显示，目前单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不足2%，将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与认同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比例相加，总和也不超过20%。相反，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与认同自己是所谓“‘中华民国’台湾人”的比例合计超过八成，占比为80.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部边疆新疆与东部海疆台湾，不论是在地缘政治、面临的内外威胁，还是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等领域之特性，均存一定的相似之处。从这些角度去思考新疆与台湾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以及历史上的治理经验特别是新疆的治理经验，仍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国家对新疆治理的特殊成功实践，在台湾统一后的治理上更具参考价值。 

　　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治理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屯垦戍边。 

　　汉文帝时期，为控制西域边陲、防备匈奴，晁错向汉文帝提出屯田戍边的方案。其《守边劝农疏》中说：“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主张，在北部边境创办了屯田。晁错主张以边疆的土地供养边疆的军民，以边疆的军民保障边疆安全的屯垦戍边方略为后世所沿用，汉唐明清均有大规模的屯垦戍边。公元前105年，汉武帝派军队到眩雷（今伊犁河谷中）屯田，这是我国古代中央政府最早在新疆创办的屯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政府“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此后至西汉灭亡为止的113年间，西汉中央政府曾组织两万多汉族军民在天山南北的西域都护府附近地区屯田50万亩。此后东汉、魏晋、隋唐和清朝等都在新疆有大规模的屯垦驻军。但是，由于朝代的更迭交替，政策缺乏连续性，导致屯垦戍边时断时续。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和第六军在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的率领下向新疆进军。面对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战斗态势，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于9月25日发出通电起义，新疆获得和平解放。新疆和平解放后，进疆解放军加上国民党起义部队共有17万人，战后的新疆百废待兴，难以供养如此多的军队，于是驻守新疆的解放军部队开始垦殖生产，一年内就达到了自给自足。1954年10月，中央政府命令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军大部，第五军大部，第二十二兵团全部（原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来），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受新疆军区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双重领导，其使命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此后，全国各地大批优秀青壮年、复转军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加入兵团行列，投身新疆建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新时期戍边治理的特殊安排，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职责，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是中央一级预算单位。从国家法定意义上讲，兵团性质属于“企业”。但兵团的农场不同于一般性质的国营农场，是一种“农工商学兵相结合，党政军一体的特殊体制”，“特殊性”在于有属于自己完全独立的人事管理系统，不受自治区政府管辖，内部有一套严格等级制，一切工资待遇、社会福利都与之挂钩。兵团虽然退出了军队的序列，但它却是一支不穿军装、不拿军饷、永不退伍的战斗队伍。1962年4月，新疆伊犁、塔城发生边民外逃事件，造成边境地区空虚和混乱，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兵团副政委立即抽调兵团干部群众奔赴空虚地区，执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任务。同时根据新疆军区指示在中苏边境设立一批边防工作站，新增一批国营农场，同年6月底，大批边民外逃行动基本被制止。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兵团接到运输任务，立即抽调1125名精兵强将，401辆汽车，将6309吨的军用物资运送到风雪交加的世界屋脊，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兵团是中国唯一一支屯垦戍边的半军事化力量，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建设和保卫边疆安全的一支可靠的重要力量。〔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曾在1975年短暂取消，1981年12月，中央政府决定恢复兵团建制，名称由原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的特殊社会组织，是国务院计划单列的省（部）级单位，享有省级的权限。因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是省、直辖市、自治区但是享有省级权限，接受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实际管辖地域占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总面积的4.24%。兵团成立60多年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为新疆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进入21世纪以来，兵团抓住西部开发的历史机遇，利用大农业优势和新疆矿产资源优势，大力建设好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优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基地，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换、开放带动、科教兴兵团和人才强兵团、可持续发展战略，伴随着“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的开放、亚投行的建立，兵团总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时至今日，兵团为新疆地区做出的贡献更是不容小觑。根据2021年1月发布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共产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的数据显示：2020年兵团实现生产总值2905亿元，占自治区比重21.1%，年均增长6.7%。产业结构持续改善，一二三产比例为23.2:35.3:41.5，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1%。一批交通、水利、能源、信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运。“十三五”时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635.1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达到428.8亿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已实现从传统农场到多产业共同发展的转变，从单纯的戍边生产到全面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为新疆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成为中国一种独特治理模式，是祖国边疆的“定海神针”。 

　　另外，台湾在历史上就有着类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屯垦戍边先例。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与荷兰作战期间，遇到多次断粮危机。郑成功号召部下开垦无主荒田，之后又在金门、厦门迁入一万多人参与屯田。尽管与台湾土著发生摩擦，但最终还是屯田成功。清廷统一台湾之后，允准大陆居民前往台湾垦田。大陆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加之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台湾很快成为粮、糖等生产基地，不仅解决了台湾驻兵军粮问题，还向福建沿海各地大量输入粮食。 

　　可以说，新疆与台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均有成功戍边屯垦治理的先例。 

　　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模式对台湾统一后治理的启示 

　　中国是单一制政权国家，单一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央政府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地方的权力并非地方本身固有，而是中央政府的授权，也不是中央的分权。在单一制国家治理中，首要突出的是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这两个概念。权威体制指中央政府对广大国土的统辖权，体现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其政策指令意图、在资源和人事安排上统辖各地的权利。有效治理指政府在不同领域或属地管理中处理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行性、有效性，尤其体现在基层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实现国家治理进程中特别是对特殊地区的治理，中央政府创造性地提出并推行“一国两制”治理模式。根据港澳“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未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安排，可充分考虑借鉴新疆建设兵团的某些治理做法，并融入“一国两制”方案之中。 

　　首先，在命名上不能完全模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类过于政治性与军事化名称，可命名为“台湾发展建设集团”等诸如此类更重视治理的名称，但战略定位和管理模式可参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台湾统一之后的“一国两制”与“台湾发展建设集团”可幷存，二者之间的关系参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府的关系进行定位。“台湾发展建设集团”由国家直接管辖，地方政府不能插手，直接对中央负责。 

　　其次，“台湾发展建设集团”主要负责统一后台湾的重建与未来重要公共部门的建设。我们寄希望于和平统一，但不排除武统的可能性。如果和平统一，台湾的所有基础设施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和再利用，对后期快速恢复经济有很大的基础性作用。如果非和平统一或武统，台湾全境的基础设施包括军事海防设施可能会遭受到彻底的破坏，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重建就成为特别的首要任务之一。因此建设集团可在负责统一后重建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未来还可继续重点经营重大公共建设。 

　　再次，承担未来台湾与大陆交通体系建设与维护。统一后，台湾与大陆之间可修建连接两岸的跨海大桥及海底隧道甚至油气管线等，海上海下皆通高铁高速甚至能源通道，结束台湾与大陆没有公路铁路连接的历史，正式落实国家铁路网规划中的京台高铁与昆台高铁等，将台湾与大陆紧密连接起来，将台湾纳入整个国家交通版图与管道体系，也将带动台湾经济新发展。同时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军事专用通道，不对外开放，让台湾成为东南海防门户的同时，能够保证军事力量畅通到达。 

　　最后，充分发挥建设集团的戍边与战略威慑作用。“台湾发展建设集团”除了由管理与科研人员构成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军队转业人员、预备役、军工集团人员，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台湾部队做好社会维稳工作，为东南沿海一带兵力部署乃至日后可能的太平洋海上作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生存、医疗资源保障，协助各军兵种守好中国海防。 

　　综上所述，是笔者对近代以来西部边疆新疆与东部海疆台湾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的地位与治理模式比较，以及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台湾统一后治理的启示。我们始终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也为台湾统一之后实行“一国两制”方案不断探索更加有效完善的制度建设与治理方式。 

　　注释： 

　　〔1〕默罕默德·雅霍甫，汉名阿古柏，被称为“中亚屠夫”，1865年至1877年率军入侵中国新疆，史称“阿古柏之乱”。 

　　〔2〕俄国人与阿古柏签订的非法条约，内容完全损害中国利益，于光绪三年（1877年）清军收复新疆后自然废除。 

　　〔3〕《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1-3页。 

　　〔4〕《左宗棠评传》，190页。 

　　〔5〕《左宗棠年谱》，279页。 

　　〔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32、33、34页。 

　　〔7〕张丽娟：《中亚地区民族问题与中国新疆民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8〕《台湾通志》，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 

　　〔9〕台湾《中时电子报》2019年9月1日报导，台历史教材用DNA否定台湾人与大陆关系，台学者痛批。 

　　〔10〕赵茜：《改制与生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陈钰椁，王建民，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7月号，总第29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