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移民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台湾社会出现不同的族群或群体，还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受关注的不少特殊少数社会群体。不同族群或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与复杂的两岸情感。我们常常习惯性用所谓四大族群观察台湾社会结构，其实是不完全准确的，需要从微观层面瞭解与观察台湾社会特殊群体现象，进而全面、历史地认识台湾社会群体结构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一、“原、闽、客、外”四大族群及人口变动

　　谈到台湾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群体结构问题，常常以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与原住民等四大族群来分类与描述。日本侵占与殖民统治台湾之前，台湾社会结构在清政府治理下主要由原住民与大陆移民即福建人与广东人（闽粤人）构成，并无四大族群问题。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社会结构的族群构成，以台湾人（原住民与大陆移民）与日本人组成，但主体仍是以汉人与原住民为主体的中国人（台湾人），台湾人开始分为闽南人、客家人与原住民。依据1928年“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公布的“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闽南人主要来源是漳州与泉州籍移台人口，分别占屏东平原总人口（包括原住民）的27.84%与15.35%，合计为43.19%，客家人口占21.2%以上。1944年，台湾人口总数为650万人，78%是闽南人，客家人占15%；日本人37万人，原住民（高山族）约15万人〔2〕。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日本人几乎全部被遣返，台湾族群结构发生新变化。1945年，闽南人占85%，客家人占13.5%，原住民占1.5%。到了1950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迁台及大陆军民大量移入，台湾社会群体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逐渐形成所谓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与原住民等四大族群。

　　经过几十年发展，台湾族群结构有了新变化，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住民群体（陆配与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同时原四大族群结构比例也有了变化。目前闽南人占总人口的72%，外省人占13%，客家人占11%，原住民占3%，新住民占1%。

　　闽南人是指1945年前从大陆先后迁移到台湾的大陆人及其后代，是台湾社会族群的主体，目前估计约有1650万人，在理论上也属外省籍。另一估计闽南人口在1500万人以上，占台湾总人口的63%以上，约为客家人的3.3倍。

　　客家人也是从大陆迁移台湾的大陆客家籍居民，较闽南人移台略晩，但有不同的统计与估计，差异较大。目前台湾客家人口应为250万人左右，主要居住在北部县市，南部人数相对较少。依据台湾“客家委员会”公布的“2016年度客家人人口暨语言基础资料研究”报告，岛内民众自我单一认定的族群与人口统计有一定差距，自认为是福佬人（闽南人）占69%，推估人口为1620.1万人；客家人占16.2%，推估人口为381.5万人；“大陆各省市人口”占5.5%，推估为129.6万人；原住民占2.7%，推估为63.5万人〔3〕。据台湾媒体报导，目前台湾客家人口约480万人，其中桃竹苗地区超过160万人，苗栗与新竹县客家人均超过六成，桃园市与新竹市超过三成〔4〕。汤锦台的文章认为，依据台湾“客委会”统计，到2016年12月，客家人口为453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19%，其中能说客家语的不到半数，约为212万人〔5〕。如果以2004年调查，自我认定为客家或有客家血缘或渊源的人口曾达608.4万人，占当时2261.6万人口的26.9%。他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施琅“抑粤扬闽”政策、台湾归闽省管辖粤民有差别待遇、治台官绅对粤东客民先入为主的偏见与歧视、闽人发动的历次民变或漳泉械斗对客民的冲击、闽人抢先入台取得土地的优势、闽客海陆特性差异形成的不同经济行为、从清代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按闽粤地域而非方言人群统计所形成的闽粤客民方言群认同的割裂，以及战后造成的都市客家认同快速流失等），客家人寻求福佬人认同，出现“福佬化”现象，身份由“客变闽”，形成统计上客家人的长期流失，估计总计达200万人被归为闽南人〔6〕。

　　外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前后迁移台湾的大陆人，当时估计约100多万人，经几十年发展，目前约有300万人。

　　原住民是指一直祖居台湾岛的少数民族，曾称高山族，后统一称为原住民。尽管人口不多，但族群部落多，地位特殊，影响力不可忽视。总体上讲，原住民人口一直呈现持续增加趋势。依台湾方面统计，2017年，台湾原住民人数近56万人，年增长1.1%，高于总人口增幅〔7〕，也较新世纪之初增加了10多万人。其中，以阿美族人口最多，占37.3%；排湾族次之，占17.9%；泰雅族占16%，居第3位。上述三族合计占了原住民族人口总数的70%，其他14个族原住民人口合计占约30%。

　　原住民人口与目前台湾农业人口相当。在早期社会结构中，农业人口或农民占有较大比重，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人口或农民人口大幅减少。1984年，台湾农业人口首次降到100万以下，2005年首次降到60万人以下，此后农业人口一直在55万上下波动，2017年为55.7万人〔8〕。

　　四大族群的政治理念与对蓝緑的支持有所差别，一直处于变化之中。闽南人是所谓本土人，支持緑营的比较多，但因人口占絶对优势，也是蓝营主要支持力量。外省人被认为多数支持蓝营，但二代、三代外省籍民众支持緑营的比重持续增加。客家人多数倾向支持蓝营，支持緑营者相对较少，但呈现上升态势，这可从客家人集中县市以蓝营执政为主及蓝緑得票数日益接近得到充分反映。原住民更倾向支持蓝营，但原住民精英群体更倾向支持緑营。

　　二、本省人与外省人

　　从省籍分，台湾人口结构可分为本省人与外省人。本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之前到台湾发展、定居的大陆同胞及其后代，实际上也是外省人；外省人则是指1949年以后移居台湾的大陆同胞及其子女（后代）。因此，本省人与外省人只是来台时间先后不同，但在特殊的台湾政治结构下被分成外省人与本省人。本省人当然是台湾社会的主体，占了人口的絶大多数。在本省人中，主要是闽粤人及其后代，客家人比例较低。依据1990年最后一次仍区分大陆籍贯的台湾人口普查资料，1990年，外省人口为27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3%。

　　今日台湾有本省人与外省人之分，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台湾自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省。本省人就是指台湾省人。在没有统一台湾之前，在没有实现“一国两制”之前，在没有进行台湾省行政区划之前，我们却逐渐不再讲台湾省，而用台湾或台湾地区或中国台湾或中国台湾地区代之，虽是政治现实需要，但并不科学与合理。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参与编写中国省市地理丛书时就用《台湾省地理》，而不是《台湾地理》或《台湾地区地理》。

　　在台湾蓝緑政治语境下，本省人被认为是本土人，是真正的台湾人，号称“正港台湾人”，外省人则不被认为是“正港台湾人”。这是特殊政治环境下出现的政治身份认同差异。

　　三、外省老兵与不同的特殊外省人群体

　　一般意义上台湾的外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军政人员及其后代。当时随国民党政府到台湾的外省人有多少？说法不一，有的讲135万人，有的讲200万人，统计显示为60多万人。外省人成为台湾社会一个“小中国”缩影，包括了江苏人、浙江人、山西人、陕西人、河南人、山东人等大陆各省市的人，因此台湾有了不同省市的风俗与饮食生活习惯。

　　1949年前后跟随蒋氏父子到台湾的一批军人尤其是普通士兵，后来成为所谓的“外省老兵”，大多住在眷村，形成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更是战后两岸离合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一曲历史悲歌。这些老兵只有少部分成家，大多一生未婚，孑然一身，生活凄苦。开放探亲之后，不少老兵回家探亲，但定居者甚少，多数回到台湾，终老台湾，埋骨台湾。这群人是今日岛内“反独”与支持统一的中坚力量。然而，7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逐渐老去，人数越来越少，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即将消失在两岸历史进程之中。

　　不过，在台湾的历史进程中，在台湾还有多个特殊的外省人群体。一是1945年前后接收台湾的军政人员与到台湾经商人员，许多未能重回祖国大陆，留在了台湾。“228事件”期间，就有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尤其是发生了本省人殴打外省人的一系列事件。二是朝鲜战争中被捕的志愿军士兵在美蒋策划下“弃共投台”，形成一批特殊的外省人。据统计，大约有14235被捕人员在战后没有返回大陆，而是被迫选择去了台湾，这批人被国民党称为“反共自由战士”。他们不少人在台成家结婚生子，如今也是数万人口的群体。他们在台湾没有土地，加上身份特殊，生活在社会底层。据报导，1953年，这些人被挟持到台湾，大多安置在桃园虎头山，2000人进驻新北市三峡区忠义山庄。三是金门战斗中解放军有5000多人被捕，其中大多数（4889人）到了台湾。四是李弥率领的云南“孤军”“反共救国军”193师，于1954年从缅北转到台湾。这批败兵残军总计550户、1200多人。台湾当局建了忠贞新村安置，这也是台湾第一个眷村。五是50年代初大陈岛战争中，国民党失败后撤退到台湾的军人及居民后代，还在台湾成立了“大陈岛同乡促进会”，于2019年在台攻击窜到台湾的“港独”分子而引起关注。另外，在上世纪80年代两岸开放交流交往后，在台湾出现一些新的外省人群体，主体是大陆配偶。两岸大量通婚现象出现后，不少大陆新娘与新郎到台湾定居生活，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外省籍群体。同时，还有一些叛逃者与知名异议人士到台湾定居生活。

　　四、“半山人”

　　在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台湾还有“半山人”以及“旧半山人”与“新半山人”区分。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称台湾人为本省人。台湾省人称内地人为“阿山”，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外省人。而对出生在台湾、在内地长大者则称为“半山”。不过，“阿山”有贬义之嫌，“带有极度的憎恨与敌视”含义。半山人主要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返回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在战后返台接收台湾或回到台湾。这是一批有祖国大陆经验的台湾人，许多精英后来成为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最重要干部与管理者，连战之父连震东是典型代表之一。

　　据汪毅夫先生“1946年台湾人的同乡会和返乡潮”一文介绍，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先后有许多台湾人返回祖国大陆，或台籍日本兵因到大陆从事侵略战争而滞留大陆。日本战败投降后，在大陆的台湾人兴起一波返乡潮。当时行政院于1945年11月10日发布了《对台湾人处理办法》，对在大陆不同情势的台湾人返台规定了具体处理与返台规定。据台湾省平津同乡会联合会资料，“窃吾台民，前因不堪日本压迫，多有逃回祖国者，平津两地即2350名，唯生活颇感困难，现在胜利来临，台湾重归中国，平津台民之中，有1200名希望回台”。估计当时整个大陆返台的台湾人有数万之多。留在大陆的成为日后的大陆台胞，在各地组成台湾同胞联谊会。这些人基本上是“旧半山”。

　　其实，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有更早从台湾到大陆生活定居的一批人。清康熙六十年（公元721年），台湾爆发朱一贵民变事件，事平之后，57名死刑犯的直系亲属被连坐流放到黑龙江宁古塔（现宁安市）。2017年，一位黄氏后裔通过文献与族谱找到原乡台湾的屏东县枋寮，然后赴台寻根。由此发现，在历史上两岸往来互动中，尽管以大陆同胞赴台者为主，但也不时有台湾同胞因种种原因到大陆谋生、生活与定居，形成不同特殊情况的台湾同胞。今日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与各省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就是大陆台湾同胞的联谊组织。

　　五、台籍老兵与“新半山人”

　　“新半山人”是指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开放探亲后，在大陆居住或居留的一批台湾同胞返回台湾定居，一般是一家三代人全部到台湾定居。其中，笔者昔日一位好友，原在全国台联工作，父母家在青岛，上世纪90年代初全家返台定居。据瞭解，福建漳州等地返台的台籍家庭比较普遍。其中，2016年台湾发生的大陆旅客巴士焚车重大伤亡事件的纵火嫌疑人就是大陆台胞返台定居者。这个群体是经历新中国建设发展与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台湾社会新群体。尽管台湾是故乡，有亲属，但在大陆的不同经历，他们要融入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并在台湾重新工作或生活并不容易，是很难真正融入台湾社会的。那么，他们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并不好定义，因此称为“新半山”。

　　在“新半山”群体中，有一大批是台籍老兵。台籍老兵是指1947年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从台湾征兵到大陆的台湾人。他们大多被派到大陆作战，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之后，则有大量台籍国军滞留在大陆。直到1987年底蒋经国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台湾开始有人推动让这些台籍老兵返台落叶归根。1989年，台湾当局发出第一张“返台定居”的入境证给滞留大陆的台籍老兵。依据大陆“台湾老兵返乡协进会”调查，在大陆的台籍老兵大约有1000多人，已有近900人返台定居（其返台定居的家属则有4000多人），留在大陆的台籍老兵大约100多人。

　　台籍老兵后代（第三代）游智彬在台湾《旺报》发表“离合两岸，被遗忘的台籍老兵”一文，讲述了他家及整体台籍老兵返台定居的一段历史。1990-1994年，他家及亲戚在大陆的4个家庭28人陆续返回台湾定居。由于台籍老兵在大陆娶妻生子，返台的不只是台籍老兵本人，还有子女与亲戚，亲戚则是大陆人。他们在台子女均有成功发展，其中还有重新西进大陆发展的。这些案例进一步揭示，在两岸大历史进程中，两岸家庭与个体的命运转折与变化。

　　六、日本御用士绅阶层与台籍日本兵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台湾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不少不同特殊群体，并对台湾社会政治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941年，日本殖民统治者为配合加强台湾人对日本帝国的认同，积极推动“皇民化运动”，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皇民奉公会”是最大改造组织，全岛600万人全部纳入这个系统〔9〕。可以说那个时代，台湾民众的部分群体即日本御用士绅等较为亲近日本，形成一个特殊的日本御用士绅群体，也是日后台湾社会皇民化群体的代表。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辜振甫、许丙、林熊祥、简朗山等士绅，结合在台日军要求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不要投降，宣布台湾独立（陈仪到台湾后，曾将辜、许等人逮捕判刑）。尽管后来其中不少人不再从事“台独”活动，但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台独”的起源与日本殖民统治及“皇民化运动”确实有直接关系。

　　在本省人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即台籍日本兵与日本人后裔。日本统治台湾长达51年，日本战败后日本侨民大量被遣返日本，但仍有部分日本人居住台湾，没有返回日本，这又构成台湾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

　　二战后期，由于战争持续造成兵源与后勤服务人员不足，日本开始从台湾征用，并派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等战争前线服务，于是有了台籍日本兵的出现。依据1973年日本厚生省公布的统计数字，台籍日本兵为80433人，军属（包括军夫）为126750人，共计207183人，其中死亡30304人，复员176879人〔10〕。这些人大部分遣返回台，其中，1946年5月，台湾长官公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查本省旅外台胞现已回归者计59255人”，尚未归回台胞继续办理。台湾光复后，行政院颁布《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从中国大陆与海外其他地区遣返的台籍日本兵恢复中华民国国籍。据报导，1945年12月到1946年底，近20万台胞分批分期先后被输运返台。陈仪送走了20万日俘，也有20万台籍日军退伍回到了台湾。

　　当时，台籍日本兵有到日本的，有在大陆服役的，也有在东南亚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其中，有大陆经历的台籍日本兵有一种复杂的经历与感受。他们是台湾本省人，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充当了日本兵，为日本服务，充当日本人的帮凶，屠杀大陆同胞。战后其中有些人成为战犯，受到处罚；有些被遣返台湾，少数留在大陆。遣返台湾的有多少人，并不易统计，但估计上万人是有的。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对两岸关系是何种态度与立场，则无法确认，但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存在是不可否认的。

　　这批返回台湾的台籍日本兵是“228事件”初期殴打外省人的主力。据“228事件”早期研究报告资料，参与“228”暴动的是台湾少数人，“这些少数人是日本队统治期的御用士绅，海南岛、南洋等地遣送回台的台籍日军，以及学生、浪人、流氓等”〔11〕。文章指出，台籍日军受日军严格训练，皇民化程度也最深，“对祖国观念极为薄弱”〔12〕。

　　日本殖民统治与“皇民化运动”对日后台湾亲日情绪与岛内分离主义影响重大。曾任“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的李金茎讲，日本交流协会在台北举行天皇生日酒会，后遗症之严重是所料不及的。“某些台湾士绅、政要一旦收到日本天皇生日庆祝会请帖，就珍视为日本政府发予的奬状，非但准时穿大礼服恭恭敬敬庆祝大会，回家后一定将请帖端端正正供在佛坛中央，每日顶礼膜拜。可见，李登辉以当日本皇民为荣，是有其社会基础的，（是）不足为奇的”〔13〕。

　　七、战后海外返台的台湾人

　　台籍日本人与战后返台的台湾人。据估计，二次大战后，旅居海外的台湾同胞人数超过30万人，其中在日本有10多万人，南洋5-6万人，中国大陆7.5万人〔14〕，其中海南返台的台湾人有3万人。“1932年2月10日，日本以台湾混成旅与海军第五舰队协同作战，攻占海南岛北部，——为经营海南岛，台湾总督部从岛内征调人力多且广，——性质均为军属，人数约3万余人。二战期间台湾人军属约有十万六千余名，海南岛就占了近四分之一”〔15〕。吴振武在“日军投降后，他被推举为‘海南岛三亚地区台湾兵遣送部长’，带领3万人回台湾”〔16〕。不过，有些台湾同胞并没有在战后返台，还有部分台湾同胞在“228事件”后离开台湾，到大陆等地发展。目前，在大陆定居的台湾同胞有4.4万人〔17〕。

　　在日据时代与战后，均有大批台湾留日学生，成为一个知日的知识群体。其中许多先后返台，许多成为台湾的精英阶层。战后，台湾政坛精英主要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大陆籍的精英与领袖，一部分是有留日背景的台籍精英。这批留日学生是知日派，其中包括了不少亲日派或皇民化思想者，李登辉是典型，对日后台湾政治影响重大。

　　另外，还有在战时赴日本工作生活的台湾人战后重返台湾，成为一个有“日本经历”的台湾人。台湾文史工作者林景渊出版《望乡三千里：台湾少年工奋斗史》一书，介绍二战末期8400多名小学毕业的台湾少年被送日本东京近郊的“高座海事工厂”参加飞机制造，他们历经战火，有人惨死在日本，不少战后回到台湾，在台日纠结的夹缝中生活〔18〕。

　　八、日本人在台后裔

　　在当今台湾，有多少日本人后裔？似成一个悬案。由于岛内“台独”势力日益庞大，而且“媚日现象”日益严重，大陆部分学者专家及台湾岛内人士在分析“台独”问题时，不断强调战后日本人或日本人后裔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是“台独”的起源之一或是“台独”主力。一位台湾导游在中正纪念堂讲解时表示，日本人在台后裔有200万人。这些日本人后裔数据与判定是“台独”支持者，并不确切，有扩张之处，是一种主观感知与认识，缺乏客观的调研与说服力。

　　知名台湾史学家、中国统一联盟党主席戚家林在“日裔600万谎言：慎防日本藉口保护日裔出兵台湾”一文，用大量史料说明台湾的日本后裔问题。他在文中指出，1943年，台湾本省人共计613.4万人，103.5万户。如果认为战后有30万日本后裔，相当于本省人中平均20.4人中就有1名日本后裔，每3.5户就有1户日本后裔家庭。这与现实不符。据战后“台湾省日侨管理委员会”于1946年1月4日至2月23日举办的日侨复查结果，当时在台日（琉）侨总数322149人（其中日侨为308232人，琉侨为13917人）。战后，优先遣返在台日军，再遣返在台日侨。据统计，中美合作运送遣返在台日军共计165701，另有2255人后由“国民政府”单独遣返，非军人的在台日本平民分三期遣返，共遣返323246人。这一数据与日本厚生省的“终战”资料统计的1946年2月21日至1949年8月14日，自台湾引扬（遣返）的日本人共计322000人（不包括军人）相当。“228事件”后，再遣返在台日本人3300余人。日本厚生省“援护局”出版的资料显示，1946-1949年自台湾引扬者（被遣返的日本队人）共有479304人；与国民政府统计遣返的在台日本军民人数491202人相当。

　　台湾丘智贤先生（军事研究者）在《联合报》发表“30万湾生在台湾？别让想象制造敌人”〔19〕一文指出，战后，日侨日俘遣返由中美盟国共同完成。为掌握日侨情况，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训令原台湾总督府进行调查，当时统计日俘日侨共有32万余名，同时调查留台意愿，因颇多在台湾已有产业，有14万余名盼能续留台湾。经多次讨论，中国战区参谋长美籍人魏德迈建议，日俘日侨应迅速给予遣返，经议定台湾留用日籍人员及其眷属最多不超过2800人。1946年4月前，共遣返16.5万余名日军战俘以及29.2万余名日侨，而且由于日据时期台湾户口管制严密，不可能发生大量遣返留遗漏情况。另外，“228事件”后，因少数日本人被怀疑参与事件，在形势稳定后，将留用部分日本人再次遣返，到1947年4月底，只有700余名日本人及其眷属续留台湾，当时发给身份证件作为管制。

　　就是说，战后有30多万在台日本人与日本人后裔（非军人），但战后基本上全部遣返，只有极少数留下来。这些极少数日本人后裔是否认同与支持“台独”，没有证据，仅仅是部分人的一种主观推论。今日台湾许多坚定支持统一的不是外省籍，而是本省籍。也有不少外省人很早就成立了支持“台独”的“外省人台独会”，如今许多外省籍二代、三代精英成为民进党政治精英，成为支持“台独”的主力。因此，不能以出身论政治立场，更不能主观臆断。

　　九、“湾生”

　　不过，台湾确实存在一批与台湾密切相关的特殊人群“湾生”。近年来，“湾生”一词在台湾频繁出现，始于《湾生回家》一书。此书在台湾一度成为最知名畅销书，获得多个大奬。不料，媒体爆料，此书作者陈姓女子是”假湾生”，只有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后裔、又回到日本的日本人才叫湾生。

　　一般将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日本人在台生下的第二代及后代称为“湾生”（Wansei）。战后部分留在台湾的这群人可能就是有“皇民意识”的一群人，其中不少人参与了“228事件”的暴力活动并宣扬“台独”。有学者认为“湾生”及“湾生后代”是“台独”的基本群众或忠诚的支持者。

　　2019年5月，一批日本的湾生返台参加台北建成小学100周年大会。台北市的建成小学，毕业校友共有24届，二次大战结束后，所有日籍学生被遣返日本，后来组成同窗会，自2001年开始先后返回台湾参访。2019年5月23日，由现任会长新井基率领的16人赴台参加建成小学建校100周年活动，并参观基隆港〔20〕。

　　台湾自由作家、也是知日派的黎建南先生在“和魂台魄，湾生人的忍道”〔21〕一文写到，“台湾光复后，有30万左右的湾生。知道战后日本生存不易，他们已在台生根，但留在台湾要被支那人统治心有不甘，有人以‘湾忍’自勉。湾忍是指忍耐在台湾活下去，还是志在成为维护大和魂的侠忍，甚至于草根忍者呢？颇堪寻味”。他同时写到，“当年30万湾忍，如今花开枝叶茂盛，他们经济条件文化素质均高于一般台湾人，也热爱台湾，但不愿做中国人，不认同中华民族，可以理解，但歪曲历史，给单纯台湾人洗脑，则必须严密防范”。

　　可以说，当今在日本有一个湾生群体存在，但主体不在台湾岛内，与台湾有着特殊的关系与情感，理论上与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关系较为密切。那么，在日本的一大批亲台势力，甚至支持“台独”运动，他们是不是“湾生”或“湾生”后代，就需要认真调查研究了。

　　十、新住民与外劳

　　随着台湾社会外籍与大陆配偶的增加，在台湾社会结构中又形成一个新的群体，即新住民群体，开始有媒体与学者称为“第五族群”。新住民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台外配与陆配及所生子女。这个群体的规模在持续增加之中。依台湾“移民署”资料，1987年至2019年4月，外籍配偶与陆配总计有54万人。其中，大陆及港澳地区359742人，占65%；越南（106567人）、印尼（30121人）、菲律宾（9770人）、泰国（8965人）、日本、韩国等合计近18万人，占35%〔22〕。这些外籍配偶与陆配第二代超过42万人（1998年开始统计，到2019年4月，尚不包括1997年以前出生者以及海外出生再返回台湾的新住民子女），其中生母为外籍配偶与陆配的二代人口为406674人，占了97%；生父为外籍配偶与陆配的只有13937人，约占3%〔23〕。外籍配偶与陆配及其第二代两者相加超过100万人。另据台“内政部”资料，到2019年9月，台湾新住民人口超过55万人，其中取得“归化权”的外籍人士约12万人，大陆地区取得定居证者有13万人，港澳地区有1万多人〔25〕。

　　其中，两岸婚配有30多万对，在台湾生活的有20多万对。依台湾“内政部”统计，1991年到2018年11月，共有21.5万大陆、港澳地区居民取得台湾定居许可。如果以每户5口人计算，就涉及上百万人。另外依据台湾“内政部”资料〔26〕，1987年到2018年11月，有12.4万外裔、外籍配偶归化成为台湾籍，其中以印度尼亚西与越南籍为多。

　　台湾还有一群外籍劳工。1989年10月，台湾从东南亚首次引进第一批3000名东南亚劳工，开始了台湾引进外劳的历史。到2018年10月，台湾外劳人数突破70万人，包括产业外劳与社会福利外劳，分别为446779人与256383人。在地区来源分布上，以印尼外劳最多，有25.6万人，占37.8%；其次是越南外劳22.2万人，占31.5%；菲律宾外劳15.4万人，占22%〔27〕。到2019年，引进外劳时间正好30年，到2019年初累计在台外籍劳工达70.5万人。

　　外籍配偶与陆配及其子女等新住民合计超过100万人，加上在台外籍劳工，这个群体总数超过 175万人〔28〕。他们在台湾的身份、权利与地位有所不同，但长期在台湾居住与生活，是值得关注的社会群体，他们应有的权益与尊严应得到尊重与保障。

　　新住民群体人数的增加，逐渐成为岛内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近年来台湾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新住民代表纷纷投入议会与地方选举，主要政党在选举中也不时推选新住民代表参与。在大选中，蓝緑候选人也非常重视新住民群体的票源，提出改善新住民权益与待遇的政策。在2019年大选中，蔡英文表示当局已在推动新住民的五大政策，包括扩大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开设“新住民子女产学专班”、增设新住民语文教学等，并成立地方新住民姐妹会等。国民党也格外重视新住民权益，上届“立委”选举中就有一席安全名单之内的新住民代表林丽蝉。韩国瑜在2020年选举中提出九项新住（移）民政策，包括在“行政院”下设新住民委员会、放宽健保纳保规定、成立新移民技职学分专班等，以协助新移民融入台湾劳动市场。不过，台湾新住民的政治观也与台湾整体社会的蓝緑分野一样，已经分化为蓝緑两大阵营。

　　十一、新的两岸族

　　台湾新的两岸群体，包括了台商、台干、台师、台生与在大陆的台湾文化、文艺工作者等，也称两岸族。其中，台商是台湾工商界的一部分，但部分台商在大陆经商或与大陆有密切的经贸往来，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尽管台商有蓝緑之分，但总体上多数是理性、温和的，对两岸关系发展持正面看法。台商规模有多大，并没有正式的统计，大多是学界与台商机构的估计，认为在大陆长期居住的台商从100万、200万甚至300万不等。依笔者观察，长期在大陆居住的台商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加上台商家属应不会超过100万人，但与大陆有密切经贸往来或商业关系的社会群体应当更大一些，应有数百万人。另外，近年到大陆寻求发展、工作的台湾同胞在持续增加之中，但无从统计，估计应有数万人之众。

　　在大陆求学返回的台生，成为台湾社会又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还成立了大陆台生联谊会。过去20多年来，先后有一批台湾学生在大陆求学、读书，完成学业后大多返台工作。尽管他们有蓝有緑，但以非緑为主，对大陆、对两岸关系有更多瞭解与认识，相对客观理性，是两岸关系友善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桥梁。

　　注释：

　　〔1〕本人非历史学者，也没有专门研究台湾族群问题。只是在当代台湾研究过程中发现，在台湾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后有许多不同的族群或群体，值得关注，但少有系统研究分析。本文就将看到与收集的有关资料归类分析，形成一篇文字纪録。其中，一些族群的数据，因时间不一与来源不同，存在差异。

　　〔2〕李跃干，《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九州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29页。

　　〔3〕郑育礼，“南台湾社会结构”，《台湾周刊》，2018年，第48期。

　　〔4〕王骏杰等，“蔡扮演客家妹抢票”，台湾《联合报》，2019年12月2日。

　　〔5〕汤锦台，“面临无声消失命运的台湾客家人群”，“两岸舟同”公众号，2019年3月13日。

　　〔6〕汤锦台，“面临无声消失命运的台湾客家人群”，“两岸舟同”公众号，2019年3月13日。

　　〔7〕尤天鸣，“原住民生育较多，人口政策该调整”，台湾《联合报》，2018年1月24日。

　　〔8〕张语羚，“翻转农业缺工补工”，台湾《工商时报》，2018年3月1日。

　　〔9〕胡佛，“认同危机与二二八——《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意见书”，《远望》杂志（台北），2017年第2期。

　　〔10〕褚静涛，《二二八事件实録》（上卷），台湾海峡出版社，2007年6月，第194页。最初来源：黄昭堂着（黄英哲译）：《台湾总督府》，台北自由出版社，1989年，第253页。

　　〔11〕胡佛，“认同危机与二二八——《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意见书”，《远望》（台北），2017年第2期。

　　〔12〕杨亮功、何汉文，“台湾善后办法建议案”，台湾《自立早报》，1991年2月28日。

　　〔13〕陶萃权，《我在战场官场商场跟日本人打交道》，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55页。

　　〔14〕何凤娇，“战后海外台湾人的救援行动”，《台湾学通讯》（台北），第102期，2017年11月，第20页。

　　〔15〕郑丽玲，“战后海南岛台人的返乡路”，《台湾学通讯》（台北），第16页。

　　〔16〕李跃干，《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九州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92页。

　　〔17〕汪毅夫，《台联工作的学术风2016》，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7年1月初版，第62页。

　　〔18〕陈宛西，“赴日造飞机，战火下的台湾少年”，台湾《联合报》，2017年3月26日。

　　〔19〕《祖国文摘》（台北），2017年，第2期。

　　〔20〕台湾《联合报》，2017年3月8日。

　　〔21〕吴淑君，“时隔73年，湾生重回基港，激动忆往”，台湾《联合报》，2019年5月24日。

　　〔22〕台湾《联合报》，2017年3月5日。

　　〔23〕伍芬婕，“新二代，新人才”，台湾《天下》杂志，2019年7.17-7.30日，第677期。

　　〔24〕伍芬婕，“新二代，新人才”，台湾《天下》杂志，2019年7.17-7.30日，第677期。

　　〔25〕丘采薇、郑媁，“新住民百万票，撼动选战力量”，台湾《联合报》，2109年10月28日。

　　〔26〕《环球时报》，2019年1月21日。

　　〔27〕邱琮皓，“外劳人数破70万大关”，台湾《工商时报》，2018年11月21日。

　　〔28〕澎杏珠，“不要叫我玛利亚，请叫我的名字——重新认识移、新住民系列报导”，台湾《远见》杂志，2019年6月，第396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4月号总第3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