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尤其是大陆涉台学者观察与研究台湾社会与政治，主要从蓝緑（统独）二元视角分析，核心又是政党及国家认同问题，很少从社会思潮及经济社会政策主张视角分析，也很少从现代政党的社会属性即政党的左翼与右翼特性分析。与近年中国大陆出现的社会思潮及对社会政治影响有限不同，台湾社会思潮的发展与蔓延，尤其是持续多年的民粹主义思潮与近年迅速兴起的“左翼社会思潮”（这两者结合形成“激进左翼社会思潮”）及“激进左翼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对台湾社会政治以及两岸关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2014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蓝营的国民党大败，緑营的民进党与“外白内緑”的柯文哲大胜，原因众说纷纭，有“教训老马论”、“线民决定论”、“青年人决定论”、“白色力量兴起论”，等等，其实均是表面现象，只是一个侧面的表述，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其实，这一选举结果的关键是台湾“左翼社会思潮”与台湾本土化政治思潮（可以称为“台湾民族主义”思潮）在特定时空下相结合的产物。这样才能正确回答：马当局在两岸及国际事务领域功绩卓越（在经济社会改革领域也有进步），却被视为代表大财团的“右翼”政党及非本土化政党，国民党大败，无所作为及“为反对而反对”、却被视为代表弱势群体的“左翼”政党与“爱台湾”的本土化政党民进党大胜的关键；也才能正确回答：“首投族”及青年人为何不支持更年轻的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而支持更老些的柯文哲。本文主要针对台湾“左翼社会思潮”的主要社会特征、主要政党属性、“激进左翼社会政治力量”及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一、台湾社会的“公平正义”至上与“平均主义”的左翼化倾向

　　高举“公平正义”大旗，将“公平正义”视为至高无上的社会价值，甚至出现某种“平均主义”思想倾向，成为当下台湾“左翼社会思潮”的典型时代特征。重新在野后的民进党以及新兴的诸多公民团体，不断强调居住正义、司法正义、分配正义、世代正义等，可以说口号与主张无所不强调“公平正义”。

　　台湾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即强调自由竞争与个人奋斗。在资本主义将竞争机制置于崇高地位之下，每个个体可以凭藉自己的奋斗与努力，向上流动，进入中产阶级甚至上层社会，社会可激发创造力，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这种制度必然会造成不同阶级或群体之间的差异与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大社会弊端。

　　然而，近年来，由于台湾经济发展步伐放慢及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不同群体与阶层利益差距拉大，于是“公平正义”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声音，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追求，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当今的台湾，只要高举“公平正义”大旗，就没有人敢反对，没人敢否定，就像高举改革与民主大旗一样，没有人公然对抗台湾民粹主义盛行下的“公平正义”。于是在台湾，不仅大财团与富人，而且社会福利待遇较好的军公教阶层似乎也成为特权阶层，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反对与打击的对象。特别是在緑营政治人物的有意操作下，造成社会上普遍认为公务员退休金优惠存款利率（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是特权，公务员年终奬金偏高不公平，军公教年终慰问金不合理，劳工退休金待遇与公务人员退休金待遇相差太大，不公平，要改变，要调整。于是，取消大多数公务员的年终慰问金，公营企业员工年终奬金被砍半，公务员的年金制度改革要向劳保年金制度看齐，搞得公务人员人心慌慌，社会和谐气氛消失殆尽，不同群体与阶层之间的矛盾增大。其实，每一个国家（地区）或社会，公务人员是高知群体，教育水准高，属精英阶层，是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正式（国家）考试进入这个群体的。自然，这个群体待遇普遍较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全世界均是如此。但在今天的台湾，却要大搞社会平均主义，要劳工群体与军公教人员待遇看齐，以符合所谓民粹主义背景下的“公平正义”原则，这是“左翼社会思潮”在台湾泛滥的直接结果。

　　台湾劳工团体组织的“劳工秋斗”游行活动，公开打出的最主要政治诉求就是“人民向左转”，主张应该寻找“社会公平正义，分配正义”的“左派价值”。去年反高房价与争取居住权的台湾“巢运团体”的抗议口号是“灭金权，争公平”。这种“向左转”的思维与主张，是台湾经济发展走向衰落、民众生活压力增大背景下台湾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是“公平正义”社会价值过度理想化影响的必然结果。

　　“公平正义”在台湾已有异化、民粹化与政治化倾向，有滥用的危险，从而有“激进左翼化”趋势。在当下台湾出现了种种“正义”之说，任何人都可以“正义”之名争取所谓自己的权益。如反高房价者要求“居住正义”，劳工主张“劳工正义”，弱势群体要求“分配正义”，年轻人主张“世代正义”，犯罪者要求“司法正义”，等等，一切已无所“不正义”。这种“左翼社会思潮”已经影响到台湾当局的政策趋向与台湾社会经济发展。

　　二、反对贫富差距与“反商仇富”气氛蔓延

　　反对贫富不均与贫富差距扩大，甚至“反商仇富”成为台湾“左翼社会思潮”另一典型特征，而且在持续蔓延与发展。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仇富”是一种普遍现象，总是有“富者不仁”的意识，追求公平正义与平均分配是基本的社会理想。在台湾，这种社会意识同样根深蒂固，今日更为盛行，普遍存在“仇富”心态。在民粹主义高涨的背景下，目前台湾“反商仇富”更是甚嚣尘上，大行其道。当然在台湾“反商仇富”背后还隐藏着一股“反马”与“反中”的思想意识。

　　马当局推动的诸多财经政策与经济改革（包括两岸经济合作），主要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是为了全民利益考虑，但却常常被批为“图利大财团”，这一沉重的政治红帽子，让执政的马当局与国民党处境困难。为刺激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与吸引投资，马当局大幅修法，将遗产赠予税从原本最高级距达50%的税率一举降为10%的单一税率，结果被外界认为是“图利财团”，广受指责与批判。台湾曾引以为自豪的高铁如今面临破产危机，台有关部门提出改革方案，民进党又给扣上“图利财团”的大帽子，国民党“立委”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政治压力与无端指挥，决定妥协，不支持行政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让这一改革在“立法院”宣告流产。近年台湾不断爆发食品安全事件尤其是2014年知名大企业顶新集团的“馊水油事件”，再次引起民众对台湾大企业，大财团的不满，“反商仇富”情绪更加高涨，出现了“灭顶运动”，朝野上下全民一致，不是针对具体涉案的公司企业进行惩罚，而是指向经营范围涉及商业、地产与电信等整个集团，要彻底消灭顶新集团。

　　在台北市长选举中，柯文哲选举团队将这场选举定性为“庶民与权贵”之争，即将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视为“权贵”的代表与典型，是权贵富家之子（前“副总统”连战之子），家产丰厚（报导有数十亿元新台币），不用自己努力，就可开名车住毫宅（台北最有名的超级豪宅帝宝），有钱有势，在反权贵的“左翼社会思潮”高涨的背景下，连胜文注定要输掉这场选举。同样，有“权贵”背景的国民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吴志扬与一大批大财团公开支持的国民党籍台中市长选候人胡志强等纷纷败选。显然，国民党这些候选人的“权贵”形象、标签，在台湾社会出现反权贵、反旧势力及“反商仇富”的社会思潮下，国民党“蓝二代”的败选就成为必然。柯文哲则被塑造为“庶民”（其实也是富裕之家）的代表，是反权贵的英雄，代表弱势群体与劳工的利益，而且是超越蓝緑的“白色力量”，胜选也就顺理成章。

　　新当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展现强势施政风格，向大财团开战，即对远雄、鸿海与富邦等大财团过去与市政府合作开发的工程或建设专案进行重新检讨，全面清查，在“左翼社会思潮”兴起的背景下自然赢得市民一片叫好之声。面对外界质疑“反商仇富”，柯文哲则表示他“不反商仇富裕，只是反对奸商、官商勾结”。问题是前政府与企业的工程项目合作是正常的经济合作，可能存在问题，但先入为主的扣上“官商勾结”与“图利财团”的帽子，自然会引起极大争议，难免有“反商仇富”的嫌疑。柯文哲的施政，有魄力，有新风，但将施政重点放在强势对抗大财团之上，以赢得选民掌声，是典型的“左倾”的现象，是民粹主义的表现。在当下，普通老百姓对一个市长对抗大财团感到过瘾与解气，却不知这种“反商仇富”的行为可能对经济的伤害。因为在今天全球范围内，大企业、大财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无法逥避。如果将企业搞跨了，不仅会造成失业，而且会影响经济发展，最后受害的还是老百姓。如何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公平分配的问题，是整个台湾社会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但不能完全受民粹主义与“左翼社会思潮”的左右。

　　三、反全球化与反对外开放“激进左翼思潮”

　　台湾“左翼社会思潮”兴起，出现了一批“激进左翼社会政治势力”，他们不重发展只重分配，要解构“发展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全球化与经济自由化，反对台湾对外开放尤其是对大陆开放，却大讲公平正义，分配成果，强调精神追求与梦想。

　　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反商，不仅具有“左翼”色彩，而且具有某种空想社会主义成份。台湾新兴的激进青年组织“基进侧翼”认为，“社会自由化是跟经济自由化对立的，这个主张意味着凡是台湾人民，都应该公平与正义地共享台湾经济成果。经济发展必须让台湾人民逐渐从劳动中释放出来，逐渐有更多时间追逐自己生命梦想的自由人。因此，台湾社会必须建立一个所谓社会整合（socialintegretion）的社会政策，让经济发展的果实能共泽所有的台湾人民”。这一主张不讲如何发展经济与生产，不讲如何创造社会财富，只讲如何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好像经济成果是自然产生的。更可笑地是，他们提出“经济发展必须让台湾人民逐渐从劳动中释放出来，逐渐有更多时间追逐自己生命的梦想的自由人”。这与《共产党宣言》的主张有点类似，是一种共产主义理想，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却被这批台湾激进青年视为追求的崇高理想，这是典型的“激进左翼思潮”在台湾的典型反映。

　　“基进侧翼”组织将“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台湾各种社会正义、环境生态与劳动剥削”视为当前台湾面临的三大危机之一。该组织提出解决台湾三大危机的手段是“‘政治民主化’（解决国民党威权遗留）、‘主权自主化’（面对国共两党松动台湾主权）、‘社会自由化’（经济发展成果归于人民）”。这一主张是典型的“激进左翼”色彩，即“反殖”（反所谓国民党殖民遗留问题）、“反帝”（反所谓“中华帝国”）、“反剥削”，他们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只是将反国民党视为“反殖”是非常荒谬的，这反映了他们的“台独”思想与主张。

　　另一激进青年组织“黑岛青”同样有“左倾”思想色彩，强调“服贸协议的签订让我们看见笼罩整个岛屿的黑色铁箱，更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在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等口号下，服膺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一点一滴弃守我们的土地，将未来让渡给短期的利益”。“解构发展主义，揭露经贸自由开放的陷阱，从基本人权、分配正义、世代正义以及民主自由的角度出发，提出另外一种新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可能，让人民的声音翻过政府机关的高墙，夺回真正属于人民的自由年代”。

　　他们也反对马当局努力推进的建立“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对外开放政策。自由经济示范区是一种局部的经济开放或属于“先行先试”的特区性质的对外开放。但一向属于资本主义与崇尚自由经济的台湾，“左翼”政党民进党与新兴公民团体却公开反对建立“自由经济示范区”，“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审查受阻，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压缩了台湾经济发展空间与机会。这种反对经济对外开放与经济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反中”密切相关，是反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延续，是担心对大陆经济开放，大陆资本进入台湾可能对台湾经济政治的影响。因此台湾“激进左翼社会政治势力”的反全球化与反对外开放是与“反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四、“激进左翼”社会政治势力的兴起

　　在台湾“左翼社会思潮”蔓延与发展的背景下，台湾新兴公民组织具有“左翼社会思想”，特别是台湾出现了一批“激进左翼社会政治组织”，如“黑岛青”、“岛国前进”、“基进侧翼”、“福尔摩沙会社”、“台左维新”与“民主斗阵”等组织。由于这些“激进左翼”组织絶大多数同时主张“台独”，因此可以称为“激进左翼台独势力”，因此又有“左独”之说〔1〕。其中，“台左维新”组织是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左派”，而且公开主张改变财团把持“国家”的现状，以发动激进抗议活动为主。

　　“基进侧翼”组织名称就是英文“激进”的另一谐音而已，它高举“反殖”、“反帝”与“反削弱”的大旗，更说明瞭这一公民团体的“激进左翼”属性。这一组织将大陆视为台湾政治与安全的最大威胁，提出当前台湾面临的三大最迫切危机是：“中国国民党威权残余的复辟产生的民主倒退问题、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华帝国主义对台湾主权的侵夺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台湾各种社会正义、环境生态与劳动剥削问题”，而且这三者“相互夹缠，并彼此呼应加乘”。该组织提出解决台湾三大危机的手段：“政治民主化”（解决国民党威权遗留）、“主权自主化”（面对国共两党松动台湾主权）、“社会自由化”（经济发展成果归于人民），即“反殖”（反所谓国民党殖民遗留问题）、“反帝”（反所谓“中华帝国”）、“反剥削”（追求公平正义）。

　　该组织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参与政治与选举，协助民进党夺取政权。该组织文件中讲：“透由组建一个本土社团联席，打造出一个政治集中化的平台，以这三根柱子的精神为主轴纲领，琢磨出具体的政治主张。因此，由本土社团（反殖/反帝）+公民团体（反剥削与反殖）+利益集团（如工会/反剥削）组建一个平台，合推候选人”。在具体做法上，不是尊崇他们的“台独”导师陈师孟主张的“由上而下”及通过选出一个有名望的“总统”制订台湾共和国宪法来实现独立，而是“由下而上”，“是聚合有强烈台湾独立建国意识者发动阵地战，从政治社会的内部将怀有‘解殖建国’意识的力量集中化，使‘台独’主张被纳入政治光谱中，而非仅藏匿在民进党政治光环中的‘深緑’”。其实就是通过发动公民运动与实际行动，发挥影响力，使他们这些所谓的“新独派”成为台湾政治光谱的一部分，幷发挥协助民进党执政的影响力。

　　这股“激进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主张民主政治，却反对产生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反对全球化，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在主权问题上认同台湾，主张台湾独立，反国民党、“反中”，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左翼台独”。

　　其实，早期“台独”运动者受到了共产主义与暴力革命影响，主张以暴力破坏手段从事“台独”活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在体制上追求社会主义。只是后来暴力革命逐步过时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台独”运动者才转变为一种和平手段，通过民主政治与选举活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如今，以“基进侧翼”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台独主义者”（有人称为“新台独”）则具有明显的“左翼色彩”。

　　五、民进党“左翼”与国民党“右翼”的政党社会属性

　　长期以来，学者以统独或蓝緑定位或分析国民党与民进党，也主要是从他们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国家认同或两岸政治定位分析其政治属性，很少分析与判断两党的社会属性即社会经济政策主张与倾向。

　　长期以来，国民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右翼”政党，这与其在大陆与共产党较量开始就具有“右翼”政党的性质有关，国民党一直与军阀、财阀结合，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在大陆一直是典型的“右翼”政党。在台湾，由于国民党长期执政，与工商界关系密切，而且有许多工商界知名人士曾是国民党中常委，权高位重，因此延续了“右翼”政党的属性。台湾政治民主化之后，国民党这一政党属性并没有改变，李登辉为巩固政权还开启了台湾“黑金政治”时代，即与财团、地方派系、黑道势力等结盟，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社会势力，“右翼”政党属性更为典型，最后又毁在“黑金政治”上，即因“黑金政治”失去政权。此后，国民党开始了转型，不少政策主张向劳工阶层倾斜，马英九上台之后的政策取向更为明显，因其“不沾锅”的个性，与工商界关系有所疏远，但有百年历史的国民党，依然与大企业有着密切关系（也与国民党重经济发展有关），其政治献金也主要是来自大财团与大企业，尤其是2012年大选中，台湾多位有影响的工商界领袖公开支持马英九，成为马英九胜选或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的重要原因。因此，国民党总体上仍属于“右翼”政党。在“左翼社会思潮”影响下，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取向更倾向社会公平，更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如开征“侈奢税”、“富人税”（所得税改革）、“打房税”与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交易大户征收交易税）等政策有明显的“左倾化”倾向，但在民进党与緑营媒体的扭曲下，仍将马当局与国民党视为官商勾结、图利财团的“右翼”政党，国民党未能改变其“右翼”政党形象。国民党这样的“右翼”政党属性被确定之后，随着台湾“左翼社会思潮”的兴起，对近年国民党的选举非常不利，这也是国民党在2014年底“九合一”选举中大败的关键所在。

　　民进党总体上属于“左翼”政党，但有两面性，执政与在野有不同的表现。在执政期间，民进党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下，有明显的“右倾化”趋向，与财团建立了新的政商关系，工商团体被全面“緑化”，不少工商企业与团体成为支持陈水扁政权的重要力量，同时忽视中下阶层与弱势群体利益，也引起弱势群体的不满。不过，民进党在失去政权后，重新回归“左翼”政党路线，高举“公平正义”大旗，攻击国民党与财团勾结，不断强调照顾传统产业、弱势产业与中小企业；强调照顾农民利益、照顾劳工利益；反对贫富差距、攻击低薪。这些经济社会政策主张，均符合台湾当下“左翼社会思潮”，也成为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胜选的关键。

　　上述“左右”之分主要从两党经济社会政策等社会属性上判断，但就政治立场尤其是两岸政策主张而言，民进党则是“极右”政党（如“反陆配”、“反陆生”、“反陆资”以及“轻发展重分配”、“轻经济重环保”等），国民党则是保守“左翼”政党，强调依法处理与认定两岸关系，采取较为积极与温和的两岸路线与政策。

　　不过，有人认为国民党龢民进党均是“右翼”政党。“国民党龢民进党本质上都是右派政党，代表和维护大财阀的利益，台湾社会缺少代表下层社会的左翼政治势力。即便緑营上台，分配机制也很难撼动”〔2〕。这说明，在台湾，谁执政均须与财团合作，与在野时的经济社会政策有所不同，大致属于“右翼”政党。上台执政时“右翼化”的民进党，在野后又迅速变为“左翼化”政党，成为代表弱势群体与中下层社会的代言人，成为左翼政治势力，这种转变有客观原因，也具有某种投机成分。

　　如果民进党仅靠近“左翼社会思潮”或国民党仅是“右翼”政党，也不能完全决定“九合一”选举结果。在当今的台湾，政党的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相结合，才是关键，即台湾“左翼社会思潮”与“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与民进党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趋于一致，才是其在选举中大胜的关键，也是国民党大败的关键。

　　台湾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是一个新民族，但在海峡两岸长期分离（未统一）与政治对抗过程中，台湾逐渐出现了本土主义浪潮，主体意识日益盛行。当台湾“左翼社会思潮”与本土化民族主义相结合时，就会发现，新兴公民团体与民进党的主张基本一致，即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反对贫富差距，反财团，反官商勾结，反殖反帝，反削弱，自然会延伸出“反中”，激进化之后就会“反体制”、反政府，就会有非法占领“立法院”、冲击“行政院”的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努力执政的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的大败就成为必然，无所作为、“为反对而反对”的民进党胜选也就不足为奇。台北市长选举，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的柯文哲，只不过是“外白内緑”的泛緑势力代表，他是在与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姚文智经过公平初选后才出线的，他的选举策划者、重要幕僚等主要是民进党与公民团体负责人，其主要支持也是緑营群众，并获得新兴公民团体即所谓青年族群的支持，才得以大胜。同时也是赢在“庶民与权贵”的对决上，赢在“左翼社会思潮”勃兴上。不然，无法回答，青年人为何不支持更年轻的连胜文而支持更为年迈的柯文哲？年轻人为何不支持国民党而支持民进党？为何柯文哲公然发表污辱妇女的言论而选情却不受影响，而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说任何言论都会受到无情攻击？在台湾为何处处会有如此严重的双重标准？关键的密码就在于此。即具有“左翼社会思想”与本土主义思想的民众，不论老少，不会投票支持代表财团或亲大陆的“右翼”政党国民党及候选人，当然会支持“左翼”政党及候选人（柯文哲是典型的“左翼”代表），他们会原谅有错误言论的“左翼”政党及候选人，而不会放过“右翼”政党及候选人。

　　六、国际背景下的“激进左翼政治力量”崛起

　　“左翼社会思潮的”兴起与“激进左翼政治势力”发展不独台湾存在，而是有国际大背景，在欧洲更为典型。也就是说当今台湾“左翼社会思潮”的发展不是偶然的，既有台湾内部因素，也有国际大环境。

　　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欧洲不少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失业率迅速上升，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劳工阶层处境更为困难，民众对现状不满情绪上升，激发了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力量的重新兴起。2014年12月，德国极左的“左派党”（LeftParty）（成立于2007年，源自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德国东部法林根邦的执政权，终结了保守派政党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执政权，成为东西德统一后极左派政党首次取得地方执政权。在2015年1月25日希腊举行的选举中，“激进左派联盟”获胜。“激进左派联盟”的主要主张是结束“节俭”政策，与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谈判减少债务，提高工资和退休金，反对国有资产民营化以及主张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等。他们的胜利当然是希腊经历严重债务危机与政府破产危机后人民的“思变”与“改变”的结果。另外，西班牙大选的最新一轮民意调查显示，新兴极左翼政党“我们能”党以28.2%的支持率占据首位，高于两大传统政党社会工人党（23.5%）和人民党（19.2%），其中人民党的支持率远低于2011年赢得选举时的44.6%〔3〕。“我们能”党是一个新政党，成立于2014年初，主张民粹主义左翼政党，呼吁消除不平等、反对霸权、反对财政紧缩，因此获得不少对现状不满的民众支持。该党四个月后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120万张选票，赢得5个席位，党员人数已成为西班牙第三大党（创党20天内党员人数就达到10万人，其中许多是社会工人党的支持者），发展之快令人震惊。选举中出现的另一新兴政党是成立于巴塞罗那的左翼政党公民党，在选举参加全国其它地区的选举数周之内，支持率迅速上升为8.1%。如果从国际这一背景观察，在去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中，代表“左翼”的民进党的大胜及“外白内緑”的柯文胜大胜、代表“右翼”的国民党败选就不奇怪了。

　　七、国民党妥协被迫“左转”

　　国民党一直在台湾被视为代表财团与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政党。然而，在台湾民粹主义与“左翼社会思潮”的压力下，执政的国民党及马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早已“左转”，“九合一”选举之后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朱立伦的政策主张“左倾化”趋势更为明显。

　　近年来，马英九当局受到“左翼社会思潮”的影响，在施政上开始明显以“公平正义”为主轴，采取一系列以公平正义为核心、增大对财团征税、照顾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改革政策与措施。有台湾“经济设计师”之称的前副领导人萧万长在一次演讲中呼吁“以财富均化取代经济成长”为改革政策主轴。于是，台湾相继出台不少针对富人的税收改革，在开征所谓“侈奢税”后，2014年修法开征“豪宅税”，即大幅提高房屋评定现值、豪宅认定标准以及征“豪宅税”（自住税率为1.2%，一般非自用税率为2%，持有3户以上非自用房屋税率达3.6%）、提高房屋标准单价（全面调高1.6倍，甚至更高）与调整路段等，造成台湾媒体形容的“拥有豪宅将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可能是荷包大缩水的痛苦开始”。另外，2014年5月，台“立法院”三读通过“所得税法”修正案，新增“富人税”，即年综合所得净额超过一千万元（新台币）者，税率由40%提高到45%，同时增加资本所得税即对投资与银行保险业加税，而对上班族或劳工群体适当减税。马当局的政策“左转”，但并不容易见效，贫富差距没有改变，劳工阶层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民众依然“无感”，无法改变民众对国民党与马当局“右翼”政党印象，仍将其施政方向视为“图利财团”与“官商勾结”。

　　“九合一”选举结束之后，台湾政治发展并没有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败选的国民党笼罩在失败主义情绪下，又受到“左翼”政党或“左翼”势力胜选影响，政策主张明显“左转”，向民粹主义妥协，其结果，可能在短期内对扭转陷于絶境的国民党发展有一定帮助，但对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不利，可能加速台湾的衰落。

　　当前国民党唯一的政治明星与新任党主席朱立伦，肩负着振兴国民党的重任，在选后接连提出一系列重要政见，具有明显的“左翼”或民粹主义痕迹。朱立伦表示，“富人与资本家只能赚合理利润，把赚的钱与社会共享，应痛定思痛”。只要是所有民众关心的事，“富人加税、上班族减税”是国民党一定要坚持的方向。他表示，21世纪真正的问题是“公平正义”，现在各项措施造成劳工、农民与军公教对立是错误的，大家一样都是劳工，都是薪水阶级，都一样是中产阶级，重点是制度有没有帮助大家得到好处；“真正让富有的人、资本家只能赚合理利润，把赚的钱让社会发财，不管农民、劳工还是军公教，大家能共同享受”。这种主张是典型的“左翼”与民粹主义思维，与民进党的政策主张没有多少区别，即高举公平正义大旗，批评马当局的现行政策没有照顾普通大众，具有某种平均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色彩，与台湾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相符的，与其追随的美国价值观是矛盾的，与市场经济的规律是矛盾的。

　　台湾有媒体评论指出，朱立伦“继日前力挺两税合一应如期上路、射出公平正义的第一箭外，又射出公平正义的第二箭，主张修改公司法，让公司赚钱第一优先让员工加薪，主张税收投资扺减，要先加薪才能使用”。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与立法部门继续向民粹主义妥协，在选后迅速通过一系列民生政策或法案。去年12月底，台湾“立法院”通过“税捐稽征法”，经济弱势民众可申请延期、分期纳税，最长不得超过三年。曾被社会各界广泛批评的台电公司在取得二百亿元盈余后，决定拿出九十亿回馈民众。此举表面上是照顾民众利益，但在公司债务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推出全民皆享的福利政策，对每个家庭的实质帮助有限，却阻碍企业财务健全与公司的发展，只会破坏机制。

　　具有“左翼”色彩的民粹主义是一种负能量，无法促进正能量，是导致台湾走向衰落的重要根源之一。多年来，民粹主义在台湾的泛滥与蔓延，加上“左翼社会思潮”的兴起，对蓝緑两党的社会经济政策主张与台湾当局的施政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不重视发展与效率（蔡英文与公民团体公开反对发展主义），过度强调公平正义与财富分配，不是把财富的饼做大，而是将重点放在现有的饼（财富）如何进行公平合理分配。这种看视公平正义的政策主张与做法，只会耗尽台湾的既有财富，却不能创造更大、更多的财富，最后必将是坐吃山空，无更多财富可分配，只能走向衰落。日前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普拉特在希腊大选前警告，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崛起应为各国政府敲响警钟：“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承诺提供快速解决方案，但是他们只会带来灾难”〔4〕。英国《金融时报》在“民粹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一文中写到：“因为糟糕的经济状况一般会引发情绪反应、社会和政治分裂”〔5〕。更有分析指出，“在危机中，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6〕。这些精辟结论也非常适合当下的台湾社会现状，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被民粹主义与“左翼社会思潮”所绑架，束缚着台湾发展的动能。

　　注释：

　　〔1〕文青（广东惠州），“左独打破蓝緑基本盘”，《旺报》（台湾），2014年12月8日，D2版。此文提出了“左独”概念。

　　〔2〕姚阿宝（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生），“台新世代跳不出岛民心态”，《环球时报》，2014年12月19日，第14版。

　　〔3〕王迪，“极左翼抬头搅动西班牙政局”，《人民日报》，2015年1月16日，第21版。

　　〔4〕杨子岩，“靠民粹主义政策能挽救经济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月30日，第12版。

　　〔5〕〔6〕同〔4〕。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5年3月号，总第2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