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台湾经济发展陷入战后以来罕见的低迷困境，经济转型发展障碍重重。而自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后，各界对台湾经济的前景更为担忧。不过从2016年以来的经济数据看，台湾经济增长逐渐回升到2%-3%，甚至还出现出口贸易两位的增长与股价指数持续万点的亮丽指标。对此，民进党当局甚为自得。2018年6月12日蔡英文出席“国际证券业协会(ICSA)年会暨会员大会”时宣称， “台湾经济目前处在过去20年来的最好状态”， 时任行政主管部门院长的赖清德也说，“各项数据都显示台湾整体经济情势正在稳健提升，……由此可证明蔡英文为台湾所擘画的政策方向正确。” 2019年5月20日，蔡英文在记者会上再强调“三年有成”，“台湾的经济在成长，在稳定的成长，机会在增加”。但在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对岛内经济景气回升却是“无感”，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施政的不满与日俱增，街头抗争此起彼伏，民众对蔡英文的满意度持续下滑。岛内各种民意调查普遍不看好台湾经济。以亲緑的《美丽岛电子报》为例，2018年6月29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民众对台湾整体经济现况负向评价的占78.5%，正向评价的仅占12.3%；针对蔡英文的“20年最好”说法，75.7%民众不相信（其中51.4%“很不相信”），仅13.7%民众相信。 究竟蔡英文上任以来台湾经济实际情况怎样？台湾确实已突破21世纪以来经济转型发展的障碍了吗？为何经济数据与民众现实感受落差如此之大？本章将首先客观梳理蔡英文上任以来表面经济数据背后的真实状况，接着分析这波景气好转背后依然存在的深层困境；最后从当局的经济政策角度探讨台湾难以摆脱经济困境的深刻原因。

　　第一节　景气好转但力道脆弱

　　2016年5月蔡英文正式上台执政。由于全球经济自2016年下半年起逐渐复苏，对外向型的台湾经济景气产生了一定刺激效果，使低迷的台湾经济出现好转现象，但因台湾政治与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存在，景气好转的力道仍十分脆弱。

　　一、经济增速回升但表现仍“平庸”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遭受重创，此后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增长乏力。2016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美国经济转好、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扬、国际商品价格止跌回稳，世界经济进入复苏的发展轨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2%，2017年则达3.8%，2018年为3.7%，是自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最高增速。在世界经济景气复苏带动下，台湾经济增长速度由2015年的1.47%低点逐渐回升。台湾“主计总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为2.17%，2017年继续回升至3.31％，但2018年又下降为2.79%，2019年3.06%，2020年为3.36%。

　　尽管2016年以来，台湾经济增长率逐渐回升，摆脱了“保一争二”的窘境，但不论从纵向或是横向比较来看这都表现得十分“平庸”。其一，2016-2020年台湾经济增长平均低于3%，尚不及21世纪以来台湾平均经济增长水平。2000年至2015年，台湾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6%，期间台湾还曾经历了两次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的冲击：2000年发生的全球性网络泡沫；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二，比较上述IMF公布的全球经济数据可见，2016-2018年台湾经济增速连续三年都低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对此情势，就连岛内亲緑的媒体《自由时报》社论都急呼要重视“台湾长期落后全球经济成长率的警讯”其三，台湾在亚洲“四小龙”经济表现中基本上敬陪末座。如表13-1所示，经济增长率方面，2016-2018年台湾大致居于末位，2019年及2020年好于新加坡、韩国及香港；而在人均GDP方面，2016-2020年台湾均远落后于新加坡、韩国及香港。2020年，台湾人均GDP为28383美元，而新加坡、韩国及香港则分别为58088美元、31809美元及46609美元。此外，根据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亚洲竞争力2018年度报告》，2017年综合竞争力评估指数排名，第一至第四名分别为新加坡、香港、南韩及台湾，台湾继2016年之后连续两年居“四小龙”的末位。

　　此外，近年来台湾经济表现“平庸”还可从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各年公布的 “IMD世界竞争力年报”中窥见。如表13-2所示，台湾竞争力总体排名，由2015年的第11名下降至2019年的第16名。同期，经济表现类亦由第11名下降至第15名，其中，内部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就业等中项排名均明显后退。

　　表13-1  2016-2020年亚洲“四小”经济表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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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3-2　2015-2019年台湾在IMD世界竞争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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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口贸易在波动中反弹但实质竞争力下滑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2016年下半年起台湾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复兴趋稳，国际农工原料价格回升，半导体等产品的国际需求回升，加上基期偏低影响，台湾出口规模随之逐渐回升。2016年全年台湾出口2791.7亿美元，出口增长衰退缩小为-1.9%（2015年为-11.0%）。2017年，全球景气复苏力道强劲，行动装置与消费性电子产品需求旺盛，国际农工原料价格持续高位，在此背景下，台湾全年出口值3154.9亿美元，年增率达13.0%，进口亦年增12.2%，进、出口同为近7年来最大增速。出口商品中以电子零组件、基本金属及其制品、机械、资通与视听产品、塑橡胶及其制品等增幅较大，其中，电子零组件首度突破千亿美元，达1072.1亿美元，占出口总值比重达33.8%。自2018年起，受到全球经济增长减缓、中美贸易战效应及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台湾出口增速再呈明显减缓。2020年台湾贸易总值6310.3亿美元，年增率2.6%，其中，出口值3452.1亿美元，年增率4.9%；进口值2858.2亿美元，年增率0.1%。（参见表13-3）

　　表13-3　近年台湾对外贸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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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2017年台湾出口一度重回两位数增长，但台湾出口实际状况并非如表面数字所呈现的那样乐观。其一，这是建立在出口连续两年增长衰退、比较基期偏低的两位数增长，事实上，2017年台湾出口规模还未达到2014年3194.1亿美元的水平。（参见表13-2）其二，2017年出口扩大明显包含了汇率升值的放大效果。2017年全年新台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为30.44元，较上年升值6.17%，因此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便相应会产生放大效果。若按新台币计价，2017年台湾出口仅增长7.0％。其三，根据台北市进出口公会2018年1月发布的“2018全球重要暨新兴市场贸易环境与发展潜力调查”显示，台湾综合贸易竞争力全球排名已连续6年下滑，并首度由A级贸易地区掉至B级贸易地区。而在2019年5月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公布的“2019年IMD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台湾的“国际贸易”排名则由上一年的第19名滑落至第31名。（参见表13-2）

　　三、股价指数涨至万点但市场结构性问题依旧

　　2016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与好转，在国际股市上扬与外资买超的带动下，台湾股市价格指数在8700点至9400点之间波动上升。2017年台股由2016年底的9254点逐步走扬，至2017年底以10643点作收，全年上涨1389点，首度万点封关，创历史新纪録。2017年全年集中市场平均加权股价指数10208点，较2016年上涨16.49%；全年总成交值为新台币23.97万亿元，较2016年增加42.94%。2018年至2020年台湾股价指数持续在万点以上，2020年年底达14277点。股市交易的活跃，使2020年台湾证券交易税收达新台币1506 亿元，创历史新高。

　　虽然近年来台湾股市转趋兴旺，对税收与民间消费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总体上，投资散户与台湾社会对这波股市万点行情却是大多“无感”，这主要缘于台湾股市结构性问题。2017年苹果手机的新品发布与AI等新兴产业的兴起拉动全球科技股大涨，因此苹果供货商主导了台股走势，股市资金大量驻足在台积电、鸿海及大立光这些领军苹果概念股的权值大型股，而中小型股票则不易得到资金的挹注。同时，近20年来，外资在台股中的比重持续增长，成为影响与支撑台股的重要力量，也是从中最大获利者。据台湾“金管会”统计，2017年，外资在台湾股票集中市场买超逾1552亿元新台币，外资持有股票市值占总市值比例达39.48%。外资多聚焦半导体、金融等族群，包括旺宏、中信金、联电、华邦电等，其中，2017年外资对联发科买超金额高达219亿元，对联电买超逾200亿元，全年涨幅分别为35.8％、24.5％。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与股市占上万点行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7年台湾企业新上市上柜家数创新低。按“金管会”资料，2017年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家数为44家（上市21家、上柜23家），而2014年起至2016年底，各年IPO家数依序为54家、58家、61家。这表明台湾资本市场并未如表面看起来那样的繁荣，台湾股市的竞争力已面临挑战。

　　综上，蔡英文上任5年来，台湾经济的若干主要指标确实有较明显的好转，但在这些表面数据背后却真实地存在经济增长“平庸”性、综合贸易竞争力下降及股市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凡此种种，应是台湾社会对经济景气回升“无感”的直接原因。

　　第二节　经济结构性困境依旧

　　事实上，台湾这波景气的好转，不仅相关表面数据有“水分”，更深层的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依然如旧，甚至更加严重，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无力、内部需求疲弱及人才外流加速等方面。

　　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无力

　　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干、制造业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便陷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产业竞争力衰退的窘境，一方面，服务业比重高、规模大，但发展水平较低，无法担当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另一方面，制造业发展则主要集中于电子信息单一产业，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单一性特征，造成台湾经济增长机制较为脆弱。2016年以来产业结构的这种困局维持不变。

　　从2020年台湾的产业构成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61.29％，工业占37.12％（其中制造业占32.07％），农业仅占1.59%。而从对GDP增长贡献而言，2020年台湾经济增长率3.36%，服务业占GDP总量超过60%，但除了金融、运输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是规模小、竞争力不足的中小企业，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年服务业增长率仅1.2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7个百分点；而同期，约占GDP30%的制造业，增长率则为7.3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30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制造业。

　　而制造业方面则依然明显存在电子信息产业一枝独秀的局面。2016年上半年台湾制造业生产还是呈负增长局面，但从5月起，各大国际品牌行动装置新品上市，通讯晶片需求转强，带动台湾电子零组件业增产，全年电子零组件业生产指数增长6.4%，与之相关的机械设备业也从第4季转为正增长，整体制造业全年生产也因此摆脱负增长。2020年台湾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长7.26%，按四大业别分，仅资讯电子工业年增率高达18.28%，其余均为负数，金属机电工业为-1.77%、化学工业-5.13%、民生工业-3.48%。制造业若按主要中行业分，2020年，电子零组件业增长19.33%（集成电路业增长27.48%;液晶面板及其组件业增长5.83%），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增长11.02%。显然，台湾制造业及总体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电子信息产业这单一产业，而电子信息产业生产方式又以“代工”生产模式为主，深受国际经济景气波动的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脆弱性依然如故。事实上，由于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始终缺少核心的关键技术，不仅其产销受制于国际大厂，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也逐渐弱化。2016年与2017年，台湾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生产指数持续衰退，年增率分别-4.3%与-3.76%，就是一例。2020年，台湾资讯电子工业能够一枝独秀，相当程度是在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受惠于新兴科技应用及远距商机兴旺的特殊因素。

　　二、内部需求持续疲弱不振

　　内部需求持续疲弱不振导致总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是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结构性问题。2016年以来，这一问题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恶化情势。

　　观察2020年台湾的内部需求结构，民间消费占GDP的比率48.49%；“政府”消费占14.00%；固定资本形成占24.16%（其中民间投资占19.69%），民间消费与民间投资显然是影响岛内需求变动的主要因素。2016年民间消费增长率由2015的2.86%降为2.64%，2017年略微回升为2.70%，2018年又回落至2.05%，2019年为2.25%，2020年更为负增长2.53%。（参见表13-4）民间消费增长持续缓慢甚至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在台湾整体经济景气复苏乏力背景下，民众薪资水平依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影响居民个人及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与购买力。2016年全体受雇员工每人每月实质经常性薪资为37334元新台币，较上年下降0.05%；2017年实质经常性薪资37781元，较上年略增1.20%，但仍低于16年前（2001年为38390元）的水平。从台湾“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每月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CCI)可以看出台湾民众消费信心持续低落。2016年12月CCI总数为77.22点，较上月下降0.49点；2017年12月CCI总数为86.05点，较上月下降0.11点；2018年4月CCI总数为86.89点，较上月下降0.97点。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又进一步减弱了台湾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

　　民间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台湾民间资金也十分充沛，2016年与2017年台湾的储蓄率均超过35%，2018年为34.77%，但2016年以来，两岸关系日趋紧张对立，岛内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纷争频繁，台湾投资环境持续恶化，民间投资意愿明显低落。2016年民间投资年增率由2015年4.28%下降为4.08%，2017年更衰退为-1.16%，2018年回升至2.45%。民间投资持续衰退导致台湾投资率持续走低，2016年为21.09%，2017年再降至20.46%，2018年为21.75%。台湾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因此明显弱化。2019年与2020年，在台湾当局“投资台湾三大方案”鼓励下，民间投资年增率由多年来的低点反弹至12.03%及4.53%，台湾的投资率也相应提高，均为23.00%。

　　表13-4  各项内需年增长率及对GDP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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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内部需求持续疲弱不振明显削弱了总体经济增长的动力，2020年的经济表现是典型例证。由表13-4可见，2020年台湾总体经济增长3.36%，而内部需求增长仅0.76%，对经济增长贡献只有0.68个百分点。

　　三、人才外流加剧

　　由于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经济持续低迷不振，薪资水平停滞不前等原因，台湾遭受人才外流问题的困扰已经多年。而蔡英文上任以来，两岸关系形势紧张对立，岛内政局动荡不安，台湾发展前景茫然，岛内人才外流加剧的危机因此更显突出。

　　一是，外流人才数量增多，人才呈“空心化”趋势。根据台湾“主计总处”公布的调查数据，2016年底赴海外工作的台湾民众达72.8万人，较2015年增加4千人。而2005年时赴海外工作的台湾民众为34万人。2017年底赴海外工作的台湾民众再增为73.6万人，2019年增加为73.9万人，续创新高。同时，台湾吸收海外人才则十分困难。2016年底，在台外籍专业人员有效聘雇人数为28771人，2017年底则减少为28564人，2018年底略增为33190人，2019年为33722人。（参见表13-5）台湾人才的流出数量与流入数量形成鲜明对比。面对此景，2021年1月8日台湾《经济日报》社论敏鋭地指出：“缺人才的问题于今最为窘迫——不但电子制造业高喊人才不足、一般制造业想要转型升级也需要人才投入，当局的六大核心战略产业想要引领台湾产业转向人工智能、物联网、资安、智慧应用等软件产业，更需要大量人才”。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历年发布的“IMD世界人才报告”印证了这一情况。由表13-6可见，2020年在64个评比国家及地区中，台湾总排名第20位，其中，台湾在“人才外流”细项评比上，台湾从2016年排名第45名，退步到2018年第51名，2020年为48名；在“对外籍技术人才的吸引力”方面，则从2016年的排名51名，退步到2018年第55名，2020年为47名。各项指标在2021年才有好转。因此，早在2017年IMD就对台湾提出了人才隐忧的警告。

　　表13-5 台湾人才的流出与流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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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3-6 历年IMD台湾人才竞争力指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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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高素质人才外流增多。按台湾“主计总处”公布的数据，2016年赴海外工作的72.8万人台湾民众中，大专及以上程度者53.4万人，所占比重为73.4%，较2015年增加0.9个百分点，较2009年增加6.5个百分点。2019年台湾赴海外工作者上升到73.9万人，其中，大专及以上程度者56.3万人，所占比重上升为76.2%，较2018年增加0.9个百分点，较2009年增加9.3个百分点。由此反映出台湾大专及以上程度者赴海外工作情形持续增多趋势。而据台湾104人力银行公布调查结果，2018年毕业且在该人力银行填有履历的新鲜人，有3562人希望赴海外工作，其中52%具有硕、博士学历，28%来自“台成清交政”五大名校。

　　三是，外流人才年轻化。若按年龄观察，2016年赴海外工作的72.8万人台湾民众中，未满30者14.6万人，占20.1%，较2015年增加5千人，较2009年增加3.4万；30—49岁者占48.3%；50岁者占31.6%。2019年台湾赴海外工作者73.9万人，其中，未满30者增加为15.6万人，占20.6%，较2018年增加4千人；30—49岁者占48.7%；50岁者占31.6%。台湾《远见》杂志2018年3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年龄在18至29岁的年轻人中，高达59.6%愿意到大陆求学、工作和创业。另据香港城市大学2018年对台港两地大学生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也显示，台湾大学生中有约八成二考虑去外地发展，其中近四成六的人表示愿到大陆发展。由此可见，台湾已越来越留不住年轻人了。

　　正是因为蔡英文上任以来，台湾经济各种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还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依旧受困于所谓“闷经济”，台湾民众根本难以认同蔡英文关于“台湾经济目前处在过去20年来的最好状态”的说辞。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严重政治化

　　蔡英文上台执政以来台湾经济表面上呈现好转，实际上却仍深陷困境。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复杂的，主要是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转型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障碍与困难，但蔡英文当局执政以政治利益为优先、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导致经济政策严重政治化，伤害台湾经济正常健康发展，显然是其中最突出最直接的原因。

　　一、政治色彩浓厚的对内经济政策 

　　蔡英文的对内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是，“打造一个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价值，追求永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以“强化经济的活力与自主性”。为此，其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有“5+2产业创新计划”、“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投资台湾三大方案”，以及与经济相关的一些改革措施。5年来这些经济政策推行过程无不留下深深的政治烙印。

　　（一）“5+2”产业创新计划的政治色彩

　　“5+2产业创新计划”是指，当局将重点扶持 “智慧机械”、“亚洲硅谷”、“緑能科技”、“生技医药”、“防务产业”与“新农业”、“循环经济”，运用“堆柴理论”（整合资源），“驱动台湾下世代产业成长的核心，为经济成长注入新动能”。该计划出台后，它的科学性及实施成效便受到岛内社会特别是企业界的强烈质疑，最具代表性便是，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针对该计划一再呼吁当局不要过多介入产业政策，而应多承担基础设施及投资环境方面的责任。事实上，这一产业政策更致命的弊端还在其包含着当局明显的政治意图。

　　其一，五大产业布局主要集中于緑营执政的县市。与以往产业政策明显不同的是，在“整合资源”、发挥“聚集效果”的幌子下，五大产业均选择特定县市作为某项产业基地，拟通过政策扶持，将产业发展的各项资源集中在这些县市，期望整合当局与地方政府的能量来发展地方产业与经济。而这些特定县市的当政者恰恰基本上都是民进党或緑营人士。（参见表13-7）很显然，五大产业计划是要“致力于緑营执政板块的地方发展，彰显选举考量”。事与愿违的是，2018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结果是民进党大溃败，由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首长从选前的13席剧降至仅剩6席。民进党当局基于政治利益的如意算盘被打碎的同时，也赔上了台湾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

　　其二，扶持“防务产业”隐含“以武拒统”的意图。在五大产业中，台湾军工产业是相对基础最薄弱的，军工骨干企业又多为公营，带动经济发展的效果有限，当局将其纳入五大产业计划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表达当局为了与大陆对抗，要追求“防务自主”的立场。蔡英文在2017年年终记者会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要捍卫“主权”不能靠别人，自身“防务能力”的提升才是“台湾安全”最终的保障。另一方面，当局通过所谓“国机国造”、“国舰国造”等计划，可以增加每年的“防务预算”，以此笼络军方势力，为其政治利益服务。

　　表13-7 “5大产业创新计划”布局后面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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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政治色彩

　　与“5+2产业创新计划”相比，“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简称“前瞻建设”）则是争议更大、政治目的更突出的政策。

　　首先看“前瞻建设”的出台动机。蔡英文在2016年年末才提出新年“将采取具前瞻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全面扩大基础建设的投资”，仅仅三个月之后的2017年3月，时任所谓“行政院长”林全就仓促端出8年8824亿元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这一规模巨大的公共投资案，随后即成为各县市地方特别是緑营执政县市竞相争取的目标。台湾财政困难多年，这一没有谨慎规划、忽略效益评估、又缺乏决策透明程序的轻率之举，很快引起台湾社会各界包括緑营部分人士的强烈质疑。其中急忙出台该计划的动机便是受到高度质疑的焦点之一。当时民进党重回执政虽然尚不足一年，但距离2018年年底的县市长“九合一”选举的时间仅剩一年多时间，而此次选举被视为是蔡英文争取2020年连任的“前哨战”，因此，民进党当局急需通过特别预算案来尽快体现其施政意图。这样，“前瞻建设”实质上便沦为服务执政党利益的选举支票了。

　　其次看“前瞻建设”内容的构成特征。在“前瞻建设”总预算8824亿元中，“轨道建设”项目占主导地位，预算为4241.33亿元，几乎为总预算的半数，其次为“水环境建设”2507.73亿元，“城乡建设”1372亿元，“数位建设”460.69亿元、“緑能建设”243.15亿元。从这种预算项目分配构成可看出，该计划并不是要真正“拚经济”。面对台湾经济转型发展的困难时期，作为庞大公共投资案不是针对企业界最忧心的“五缺”问题（即缺水、电、土地、用工和技术），大力投资基础建设以改善投资环境；也非顺应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巨大变革，把握新经济发展的商机，推动台湾经济转型发展，而是仍停留在“旧思维的硬件式建设”。对此，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郑秀玲尖鋭指出该计划“没有前瞻性、没有新思维、没有办法拚经济”， 就连蔡英文聘任的“资政”陈博志也直接呼吁“4200亿元的轨道建设一定要缓下来”。倘若进一步观察总预算的地域分配，就能看出编列庞大预算的“前瞻建设”实际上是要“拚政治”。在8824亿特别预算中，约有5800亿是由地方政府提案、当局核可的项目。据统计，民进党执政县市核可的金额为4954.08亿元，占84.63%；国民党执政县市为450亿元，占7.69%；其他449.87亿元，占7.68%，台湾的重大公共投资计划显然成为当局服务政治的工具了。

　　尽管“前瞻建设”计划存在种种弊端，遭到各界强烈质疑，但为了争取选票，为了政党利益，蔡英文当局仍然一意孤行。2017年7月5日，台湾立法机构在蓝緑阵营操作之下最终通过了“前瞻基建”计划，只是迫于民意与反对党的强大压力，计划由原本编列的8年8800多亿元调整为4年4200亿元。

　　（三）“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的政治色彩

　　与马英九时期主要出于经济利益鼓励大陆台商“鲑鱼返乡”不同，作为推动脱离大陆政策的重要经济环节，蔡英文当局从2019年开始加速推动大陆台商回流，出台“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2019-2021），提供客制化单一窗口服务，整合土地、水电、人力、税务与资金等政策，期望借台商回台投资可形塑岛内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供应链。2019年7月台湾当局以应对中美贸易战为由再出台所谓“投资台湾三大方案”，包括“欢迎台商回台 2.0 行动方案”、“根留台湾企业加速投资行动方案”及“中小企业加速投资行动方案”，提供土地租金优惠、项目贷款等协助措施，统一由投资台湾事务所担任服务窗口。其中，重新包装后“台商回台2.0行动方案”适用对象为在大陆的台商；“根留台湾企业投资方案”的适用对象则为未去大陆投资的大企业，其努力摆脱对大陆经济依赖的意图十分明确。

　　关于“投资台湾三大方案”的实行成效，据投资台湾事务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12月初，三大方案已有1090家企业通过审核，总投资金额约新台币约1.5052万亿元，预估创造就业121516人。其中，“台商回台2.0行动方案”有 125家企业通过审核，投资金额约新台币约9686亿元，预估创造就业约77311人。

　　除了重大经济政策严重政治化外，5年来蔡英文当局所推行的“一例一休”、“年金改革”、“能源转型政策”等与经济相关的改革措施，也无不充满浓厚的政治色彩，不仅无法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改善民生，反而造成台湾整个社会严重纷争对立、焦虑不安。

　　二、大力紧缩两岸经贸关系政策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对台湾经济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但是重新上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上谋求“台独”分离路线，不惜牺牲台湾经济发展利益，力图阻止日益密切的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一方面，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造成原有两岸经贸合作机制中断，另一方面则不断紧缩对大陆的经贸交流合作的现行政策。

　　（一）停止原有“自经区”等政策。马英九执政时期为了推进台湾经济自由化进程与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分两步骤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发展，但第二阶段的工作《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却因民进党的阻碍迟迟无法在立法机构通过生效。蔡英文上台执政后更明确要改弦易辙，2016年10月，“国发会”官员正式表示当局“将不再推动经济示范区政策”，并裁撤原来设立的自由经济示范区推动小组。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当选为高雄市长的韩国瑜，重提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政策，以利用示范区的开放条件，卖更多货物出去、吸引更多人才和资金进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立即遭到蔡英文当局反对，认为这会给予大陆制品来台“洗产地”的机会。

　　（二）严格限制大陆资本投资台湾。如前所述，近年来民间投资意愿明显低落，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大陆资本赴台投资，有利两岸双向投资，紧密两岸产业链合作，共同开拓世界市场。但蔡英文上任以来，意识形态挂帅，将大陆资本赴台这一经济活动泛政治化。先是拒絶大陆紫光集团入股台湾半导体封测厂，之后又驳回陆资立讯精密公司入股台湾电声元件厂，在岛内形成对陆资警戒甚至敌意的氛围。2019年4月，台湾立法部门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对大陆资本所谓“违法”来台投资，处罚从现行12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大幅提高到12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并得限期命其停止、撤回投资或改正。2020年以来，台湾当局进一步严格限制陆资入台，修法禁止大陆OTT（网络串流媒体）业者透过代理形式登陆台湾，禁止爱奇艺、腾讯等影音平台在台落地，而后又迫使淘宝台湾退出岛内市场。2020年12月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投审会”发布修正“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及相关解释令，更加严格限制大陆资本入岛投资。

　　（三）制造大陆游客入岛障碍。旅游产业是台湾重要的一项服务业，不仅对外汇收入贡献大，而且产业关联效应大，创造就业机会多。但自2016年起在两岸关系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数逐年下降，2017年，大陆游客赴台人数由2015年的418.4万人次降至273.3万人次，同期，台湾旅游外汇收入由4589亿元新台币减少到3749亿元新台币。2018年，大陆游客赴台人数再降为269万人次，创6年来新低。面对旅游业发展陷于萧条的状况，蔡英文当局一方面是大力推动新南向政策，给予南向国家民众免签和补贴，鼓励这些国家民众来台旅游，另一方面则有意制造大陆游客入岛障碍，对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申请实行越来越严格审查，频繁无理由要求补充以往所不需要提交的资料。这种矛盾性的举措充分表明蔡英文当局基于意识形态不惜牺牲经济民生利益。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台湾当局第一时间单方面全面停止两岸海上客运直航航线，同时大面积取消两岸空中直航航线，仅剩4个两岸直航的航点。

　　三、力推所谓“多元性”对外经济关系政策

　　为了阻止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趋势，蔡英文当局除了大肆紧缩两岸经贸关系本身外，就是实施“亲美日，疏大陆”的对外经济发展政策。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中指出，台湾要“积极参与多边及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包括TPP、RCEP等，幷且推动新南向政策，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 蔡英文显然是想通过大力推进加入美国主导的TPP及“新南向政策”等“多元性”对外经济发展政策，引导台湾 “经济脱中”，而“走出另外一条路。”

　　（一）热衷推动与美日主导的多边及双边经贸关系。蔡英文在2016年大选前访美时就指出台湾参加TPP有迫切需求，希望能参与第二轮协商，在其访日时也提及希望日本助推台湾加入TPP。2017年初美国宣布退出TPP，使蔡英文虚幻的对外经济战略大受打击。不过，2021年9月台湾紧随大陆之后也提出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CPTPP）。为求美国启动对台经贸谈判，蔡英文不顾岛内民意的强烈反对，2020年8月突然宣布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及美牛进口，造成岛内社会极大争议。此外，为了迎合美方需求以讨好美国，2017-2018年蔡英文当局连续两年派出庞大代表团赴美国参与“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2018年代表团有岛内60家重要企业的120名团员，竟是与会的第一大团。

　　（二）大力推进“新南向政策”的实施。2016年8月台湾当局出台“新南向政策纲领”，随后又推出“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所谓“新南向政策”的总体目标为，扩大与东盟、南亚及新、澳等18国进行包括人才、资金、技术、文化、教育等的互动交流，创造互利共赢的新合作模式，逐步达成建立“经济共同体意识”的目标。为此设定了四大工作主轴：“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与“区域链结”。从表面上看，“新南向政策”的目的是多元的，但上述蔡英文“5.20”就职演说已清晰阐明瞭其基本的动机就是要弱化与大陆的经贸关系，以开拓东南亚与南亚市场来摆脱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蔡英文上任后不顾各种质疑声，一味强力推行此项政策。2017年度当局在新南向政策上编列经费预算44.5亿元新台币，在执行率低下，成效不彰的情况下，2018年度再扩大编列71.9亿元，增幅达61.57%。近年来，台湾对“南向”国家的经贸往来确实有所增加，但两岸经贸关系同样持续发展，台湾对大陆及香港的出口额，2017年增长16.0%，所占比重上升为41.0%；2018年，增长率虽降为6.0%，但比重仍达41.2%。这主要是由于在全球经济复苏的环境中市场作用的结果。台湾当局政治化操作的“新南向政策”明显难以收到预期的“亲疏有别”效果。

　　概括而言，蔡英文上台执政后，面对低迷的台湾经济，虽然陆续出台了一些经济与产业政策，但为了服务政治上的“台独”分离目标，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顾台湾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严重政治化，这种实质上“拼政治不拼经济”的政策导致了台湾经济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综上所述，自2016年下半年起，台湾的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及股市等多项指标呈现好转，但台湾社会却普遍感觉不到这波经济景气的好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明显的落差，是因为表现好转的这些经济数据事实上存在不少的“水分”，即经济增长的“平庸”性、综合贸易竞争力的下降及股市结构的不合理。同时，台湾经济各种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还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依旧受困于所谓“闷经济”，突出表现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无力、内部需求疲弱及人才外流加速等方面。而台湾经济之所以无法摆脱困境，根本原因就是无法突破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转型发展存在的结构性障碍，尤其明显表现在重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施政的指导思想是，政治利益优先与意识形态主导，所采取的内外经济政策均明显政治化，伤害台湾经济健康发展，并造成原有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展望未来，台湾还要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两岸关系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等问题，要摆脱多年来的“闷经济”显然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