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愈发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加速发展，产品的更新日益加快。与此同时，台湾岛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明显暴露出来，原有的产业结构与生产模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环境的要求。面对内外环境巨大变动的严峻挑战，推动新世纪台湾经济新一轮的转型发展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全面扩张时期，已给处于转型发展阶段的台湾经济留下深刻烙印。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则呈现更加迅猛发展的势头，这一方面因为，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许多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生命工程、新能源技术、纳米技术等不断取得突破，并应用于生产，而各国及地区的优势领域不同，客观上要求加强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另一方面，随冷战结束后，妨碍全球经济合作的经济体制性障碍大大削弱，统一的全球市场形成，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更便于实现优化配置。同时，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大陆，于2001年加入WTO，加快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步伐。台湾在2002年也正式成为WTO 的会员，融入国际的经贸组织中。在这一波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台湾在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遭遇更加严峻的新挑战，特别是，由于台湾海岛型经济的特点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对台湾发展的负面冲击似乎更大于其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冲击集中表现在各国及地区外部依赖性的增强、全球生产集中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加速等几方面。

　　一、各国及地区外部依赖性增强

　　由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促使世界各国及地区为了获得利益都要加入到彼此联系的生产关系网络中，并在网络不同节点承担不同的生产环节。因此，各国家及地区的利益彼此依赖，尤其占据生产中关键环节以及作为主要市场的国家及地区在经济上的盛衰将极大影响到承担边缘环节生产的国家及地区。而非实体经济领域的资金进退也在很大程度上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和其他国家及地区联系起来。总之，经济全球化使参与世界经济的各国家及地区由于经济利益而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相互依赖性日益强化。根据IMF统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总额增加近11倍。而此期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也更加活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资料，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在1982年只有8020亿美元，1990年则上升到19540亿美元，而到2002年则快速上升到71230亿美元。全球国外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也有相似的变化。而在增量变化方面，1996到2000年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40.2%和35.7%，跨国并购金额年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50%以上，远远高出1986-1990年间20%左右的水平。 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动荡往往可以迅速波及全球，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于是便成为一种常态而且难以避免。21世纪初，由于“新经济”热潮导致高科技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的严重失衡，美国经济景气由盛而衰，再加上“9.11”恐怖事件的影响，世界经济出现全面下跌，世界贸易增长大幅萎缩。2008年，因次级房贷问题引发美国的金融海啸，先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再转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更是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时代各国及地区经济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的典型例证。

　　台湾作为海岛型经济，经济本身就存在着极高的外向性，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台湾经济对外依赖性更显突出，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倍受影响。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面对世界石油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波动，台湾进行了经济转型发展，将经济的需求结构调整为以内需为主，使总体经济维持了较稳定的中速增长。但是，受制于主、客观条件，进入21世纪以后，台湾的内需扩张已受到明显限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重新更加依赖于外部需求。而世界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与持续低迷，无疑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外部挑战。台湾经济随世界经济波动的趋势因此愈加明显。图9-1显示了2000年以来台湾GDP和世界GDP波动的关系，从中可明显发现，台湾经济随着世界经济波动的变化趋势，而在每次波动变化中台湾经济都放大了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显然，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受世界经济整体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

　　二、全球生产集中性强化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要素流动的障碍被极大破除，具有生产和市场比较优势的国家及地区对要素具有极大的吸附力，从而使得生产出现集中性的现象。这种集中性最明显的表现即是资源为大企业更有效的利用、生产更多地集中在控制关键环节的大公司。大型跨国公司具有研发，投资，信息，市场等各方面的优势，从而能够从生产的“微笑曲线”两端控制高回报的关键生产环节，而将中间附加值低的生产环节分散化地外包给各二级厂商。通过这种方法大企业既获得了生产领域的规模效益，同时又由于外包而具有明显的灵活性，为其本身良性发展奠定基础。但是这种生产方式势必对广大的中小厂商造成挑战，一方面造成了处于边缘环节的中小厂商对大厂商的依赖，幷且回报率较低；另一方面则对未加入到大企业生产环节的中小企业带来严重挑战，这些企业于整个生产环节而言已经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20世纪末，全球不断发生的各种并购即是生产集中性进一步强化的充分体现。

　　战后台湾是依靠中小企业创造了“经济奇迹”，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集团企业经济实力急剧扩张，集团企业在台湾经济转型期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体制的转变均发挥了重大作用，台湾经济逐步从中小企业主导转向集团企业主导的时代。不过，在台湾集团企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仍明显存在着集团规模不够大、产业竞争力单一及家族经营色彩明显等问题。进入21世纪后，广大中小企业仍在台湾经济发展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台湾经济主管部门相关资料统计，截至2002年底，台湾企业总家数为113.3万家，其中中小企业110.5万家，占总家数比率97.72%。同年，中小企业的受雇员工数468.2万人，占总受雇人数的69.15%。在创造产值方面，台湾中小企业则从1961年的产值占生产总值的44.9%增长到1984年的47.6%再增加到1998年的49.5%，占台湾总产值将近半数。

　　而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加速发展，台湾这种企业构成显然将遭受越来越大的挑战。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中小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已日益明显，首当其冲的是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根据台湾财税资料中心的统计，2002年之后，台湾中小企业外销贡献值就一直低于20%。2006年，台湾中小企业出口值为新台币1.5万亿元，出口贡献17.89%，与之前中小企业一般拥有三成以上的出口贡献率相比明显退步。台湾中小企业出口贡献的这种显着变化和台湾外销形态的改变有莫大关系。由于全球化的冲击，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越来越集中于电子资讯等高技术层次、高附加值产业上，而这些产业的优势往往掌握在大企业手中，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卫星工厂，为大企业生产专业化零部件，而外销订单则主要由大企业负责。台湾中小企业在新的国际分工中无疑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反过来又拖累台湾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是全球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作为应对这种竞争压力的策略，迫使地域临近的国家及地区加强经济合作，这样，区域经济一体化便成为与经济全球化并行发展的一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按照张幼文教授的定义是指，特定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达成经济合作的某种承诺或者组建一定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谋求区域内商品流通和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以及生产分工的最优化，直至形成各国（地区）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体制某种程度的统一。以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有：特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等六种由低到高的类型。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各种层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实行内外有别的歧视性政策，也就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在区域内至少要实行商品的自由流动，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安排则要求在区域内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同时对区域外则这些流动的限制措施仍然存在。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浪潮的背景之下，被排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难免遭受被边缘化的严峻挑战，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将会损害这些国家及地区原有的经济利益。

　　从实际发展历程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起步发展， 在20世纪60-70年代及80年代中后期形成两次高潮，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更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据统计，至2002年，全球各类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经达到145个，其中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最典型的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就台湾所在的东亚地区而言，由于特殊的历史与复杂的政经背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较为滞后。1991年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同时加入的APEC，虽是亚太地区影响最大的地区合作组织，但与一般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同的是，其具有明显的“松散性与开放性”，换言之，APEC在本质上只是一个松散的官方论坛，不具备采取共同实际行动的功能，而是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各自采取行动，并无约束性。然而，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却成为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为活跃的地区。除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加速发展与扩大外，1997年后中、日、韩与东盟10国的合作框架机制（10＋3机制）初步建立；2001年中国与东盟10国10年内组成自由贸易区的协议（10＋1合作）正式启动；2002年中国提出并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问题；2003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等。显然，面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强劲发展态势，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均采取了积极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立场，以便从本区域经济增长中分享更多的利益。而台湾却由于两岸关系问题的障碍，始终游离于这一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之外。这种状态使台湾无法融入区域经济发展核心，无法参与相关游戏规则的制定，从而使台湾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并难以避免经济被边缘化的危机。

　　第二 节　 知识经济成为主流生产方式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流就是知识经济的加快发展。21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发展更是互相激荡，共同推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尽管知识经济作为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对各国及地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及就业创造有明显贡献，但同时对各国及地区经济发展亦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就台湾而言，这种挑战尤其明显。

　　一、知识经济的内涵与特质

　　作为一项生产要素，知识的创造与应用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是早已存在的事实。但直至1996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发表《知识经济报告》，才首次有系统的阐释知识经济的概念。根据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本的经济”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意指“以知识(智力)的占有、生产、配置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生产因素的经济形态”。2000年，APEC等研究指出，知识经济具有“以知识为驱动力量（Knowledge-driven）带动经济成长、财富累积与促进就业 ”的特质，知识经济除了包括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新经济”与“资讯经济”等概念外，也包含所有产业部门均有逐步朝向知识密集的发展趋势。由此可见，与传统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重视劳动、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不同，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与价值创造的主要动力来源是知识等无形的资产。

　　根据OECD国家的发展经验显示，知识经济的特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 就内容而言，知识经济是创新型经济 

　　200O年OECD对技术进步、创新与经济成长的实证研究显示，创新不仅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以及创造财富的新机会，亦是提升产业竞争力最重要的动力。各国及地区的创新系统虽不尽相同，但都在创新系统中建构知识网络，并有效运作，这是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WEF《200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反映一国及地区科学技术能力和创业难易程度的经济创意指数(economic creativity index)的排名，大多与其国家及地区竞争力全球排名成正相关关系。2000年，美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创意指数分别为2.02与1.63，全球排名第1位与第3位；而同期，美国与新加坡的国家竞争力全球排名分别为第1位与第2位。台湾经济创意指数为0.97，全球排名第17位，竞争力全球排名为第11位。

　　(二) 就表现形式而言，知识经济是网络化经济 

　　随着国际知识编码化和知识的不断扩散，各国及地区经济日趋网络化。据估计，1995至1998年间美国网络经济平均增长率达174.5％，远超过同期间美国及全球GDP2.8％及3.8％的平均增长率(美国德州大学商务研究中心，2001)。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先驱的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及地区网络经济对促进经济成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及减缓经济波动的作用日益显现。网络经济改变了交易方式与型态，使知识与产业的结合更趋紧密，换言之，硬件制造与软件应用或服务之间的界限愈趋模糊，而整体经济活动依附于“无重量经济”(weightless economy)的现象亦愈见明显。因此，与传统经济时代重视实体性的制造业或工业不同，知识经济时代无实体、无重量的服务业更受重视，先进国家及地区为维持竞争力优势，不论高科技产业或传统产业的生产活动，都积极转向模块化生产(modular production)及网络生产的型态。 

　　（三）就社会型态而言，知识经济是学习型经济 

　　OECD(1997)指出，一个社会的知识存量愈多与学习能力愈强，其整体经济表现愈佳。由于知识创造的源泉是人脑，且学习过程有助于将隐性知识转化为编码型知识，并付诸实用，因此学习是知识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核心。由于学习过程并不完全依靠学校正规教育，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乃成为必然趋势。这样，学习经济与ICT网络的发展及传播，就促进整体社会快速转变为知识社会。

　　二、知识经济成为世界主流生产方式

　　事实上，在1996年OECD从理论上系统论述知识经济的概念之前，由美国带动之下，知识经济的发展已经日益成为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流了。以知识与信息通信科技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明显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型态，主要表现在经济知识化与产业知识化两大趋势上。

　　（一）经济知识化

　　所谓经济知识化是指知识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美国作为各国及地区知识经济发展的典范，知识与资讯科技不断创新成为其新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表现得最为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美国经济进入了所谓长期繁荣的“新经济”时期，相关研究显示， 1992-1999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6%，较1988-1991年平均2.3%增加1.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跃升的动力主要为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劳动生产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到55.6%，远高于1988-1991年平均的47.8%。而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则主要源自知识与资讯科技的创新促使知识型产业劳动生产力的明显增加。据统计分析，美国知识型产业劳动生产力增加率由1988-1991年的1.2%增加为1992-1997年的2.3%，同期，知识型产业就业人数也由1.1%增至2.9%，从而使知识型产业实质GDP增长率由2.3%明显提高到5.2%。显然，知识型产业已成为工业先进国家产业发展的主流。

　　美国知识型产业劳动生产力之所以会大幅提升，主要原因应是其重视科技研发与创新。一方面，美国研发经费总额由1990年1545亿美元增至1997年的2119亿美元，其中，民间企业研发经费所占比重由58.6%提高到68.6%；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长期重视基础科技研发，并严格保障专利权等知识财产，1990-1997年间，政府的研发总经费中，基础研究所占比重由36.7%提高至45.3%，应用研究由38.6%降至30.9%，产品发展则由24.7%降为23.8%。

　　（二）产业知识化

　　所谓产业知识化是指产业应用知识的程度，除瞭高科技产业外，也包括应用知识的传统产业。OECD国家的发展经验显示，全球产业结构知识化的变动趋势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先进国家及地区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随着经济体系的科技和知识含量不断增加，知识与产业的结合程度愈高。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知识密集型产业占名目附加价值比率，以德国58.6％为最高，其次依序为美国55.3％、日本53.0％、英国51.5％、加拿大51.0％、瑞典50.7％。在亚洲国家及地区，2000年新加坡产业知识密集度为57.0％，台湾40.6％，韩国40.3％。

　　2.先进国家及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GDP比率高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

　　根据OECD估计，工业先进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向以服务业活动为主，促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高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1996年OECD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名目附加价值比率介于27％至46％之间，加权平均为41.0％，高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所占比率(加权平均为9.8％)。台湾产业结构亦呈现类似的变化，1996年台湾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名目附加价值比率为33.8％，高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6.8％。

　　3.知识密集型产业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

　　技术进步可以提升劳动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但亦可能抑制劳动需求，减少工作机会。这样,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加速发展，一方面会加剧结构性失业问题(对高技术人力及知识工作者的需求增加，而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则同时也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缓和总体失业问题，这种正负效果相扺的结果，在各国及地区情况是不尽相同的。美国等国家表现为净就业增加，失业率逐年降低；而日本等国家则表现为净就业人数减少，失业率逐年提高。台湾的情况大致属于后一种。

　　三、知识经济发展对台湾的挑战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全球经济发展型态相应发生巨大改变，这对进入21世纪的台湾来说，有机会更有挑战。

　　机会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抓住了美国新经济蓬勃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世纪交替之际，台湾电子信息硬件产值已在世界排名第三位，半导体产值占第四位，这为台湾发展知识经济奠定了一定基础。另外，“台湾发展知识经济最大的优势是教育”， 一方面，高等教育扩张迅速，不断提高台湾的人力素质，1988—1998年间，台湾的大学由16家增至39家；独立学院由23家增至45家；专科学校则由68家减至52家。另一方面，留学人员大量返台加快台湾人力资本的积累，据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统计，1990-1995年留学的硕士与博士返台人数达30238人，远多于1980-1989年的14880人。

　　然而，相对于机会，在知识经济发展大潮中台湾面对的挑战却是更加严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知识与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台湾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自主创新能力却未见相应提高。一方面，台湾研究发展（R＆D）经费的投入长期偏低。1990年台湾R＆D经费占GDP的比率为1.66%，1998年略为提升到1.98%。另一方面，台湾技术创新体系明显“重技术、轻研究”。长期以来，台湾R＆D经费大部分用于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上，用于基础研究的则占很小比例。1998年基础研究占总研发经费比率仅10.2%。

　　2000年台湾经济创意指数为0.97，全球排名第17位，接近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指数值(2.02)的一半；在亚洲四小龙之中，高于韩国的0.50(第27位)，低于新加坡的1.63(第3位)及香港的1.10(第12位)。其中，反映新企业创业难易程度之新创企业指数，台湾为1.04，全球排名第12位；反映创新能力的科学技术指数，台湾为0.90，全球排名第24位，显示台湾创新能力仍亟待提升。

　　20世纪60年代以来40多年中，台湾经济发展虽然历经不同发展策略，经过不同的转型发展，但是本质上承袭美国、日本的新技术进行ODM和OEM为主的生产方式基本没有变过，即使是台湾主导产业的高技术电子资讯产业仍然脱离不了制造加工的出口模式。根据相关资料指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附加值长期处于30%以下，作为全球第三大电子资讯生产地，其生产方式仍主要集中在委托加工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化，新技术的不断运用和世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促使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进一步压缩了非自主创新企业模仿创新的空间，台湾通过委托加工学习技术进而研发生产的模式遭遇到极大挑战。参与世界竞争的各经济体必须越来越走向自主创新纔可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优势，从而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台湾虽努力推动经济转型应对全球化的这种挑战，并取得一定成就，但是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及自身经济结构性等问题，岛内代工加工的生产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而新发展起来主导产业又过于集中在电子信息等有限的门类中，无法有效地提升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实现知识经济，进行自主创新，形成岛内较完整系统的高技术主导产业才是台湾经济真正实现转型的标志。

　　（二）失业增加与所得差距扩大

　　战后40年台湾“经济奇迹”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济呈“均富型的增长”,失业率长期维持较低水平，所得分配呈现相对平均化态势。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加速发展，台湾原有的这种“均富”模式发生了逆转，失业问题与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对台湾社会经济的困扰日益加剧。

　　知识经济对台湾劳动市场及所得分配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在传统产业逐渐萎缩而知识密集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结构性失业人数的持续增加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台湾产业结构明显改变，服务业迅速崛起成为产业构成的主导部门，制造业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同时制造业由传统的劳力密集产业向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技术密集产业转型升级。这种变化对低所得家庭的就业造成双重冲击，一方面，低所得家庭所得来源主要依赖工作所得的工资，长期以来制造业为这个群体提供了最主要的工作机会，传统制造业的萎缩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低所得家庭又主要是低教育、低知识的群体，难以达到技术密集产业所需的知识要求。台湾结构性失业人数因此明显增加，失业率提高，以往“高增长、低失业”的状况不复存在。2000年台湾的失业率为2.99%，2001年则大幅升至4.57%，2002年再升至5.17%，连创历史新高。同期失业人口则从29.3万人增至51.5万人，增加22.2万人。而在2002年失业人口51.5万中，因“工作场所歇业或业务紧缩”原因而失业的有24.8万人，所占比重高达48.2%，明显反映出产业结构的快速变迁对台湾劳动市场的冲击。而低所得家庭的就业状况的恶化必将进一步扩大所得差距。

　　知识经济的发展还造成台湾劳动市场“高学历高所得，低学历求职难”的局面，更加剧了所得分配不均的状况。教育在以往台湾经济发展中曾扮演所得分配平均化的重要角色，但在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由于对高知识、高技能人力的强大需求，教育反成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因子了，不同教育程度之间的所得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在上述背景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起台湾所得分配差距逐步扩大。五分位指标比率由1981年4.21倍持续上升到1990年的5.18倍，2000年时进一步提高至5.55倍。同期，基尼系数也相应逐步上升，由1981年的0.281上升到1990年的0.312，2000年为0.326。2001年五分位指标比率达6.39倍，基尼系数也上升到0.350，创下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高水平。台湾曾有的“均富”发展模式发生逆转的趋势日益加剧。

　　第三节　台湾产业结构脆弱性突显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生产方式互相渗透，席卷全球，确实给21世纪的台湾经济带来巨大的挑战。但台湾面临更严峻的问题却是长期积累的自身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产业结构脆弱性问题，使其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内外经济形势，难以有效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质量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台湾产业结构经历了一次大调整，一方面，服务业迅速崛起，成为产业构成的主导部门；另一方面，制造业由劳力密集产业向技术及资本密集产业转型升级，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这种产业结构支撑了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的中速增长。但是由于它的升级在质量上的不足因而存在明显的脆弱性，对于21世纪以来迅速变化的经济形势已无法适应。

　　（一）服务业无法有效拉动就业与经济增长

　　台湾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质量不足明显表现在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与其就业结构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不匹配上。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经济规律的配第-克拉克定律指出，经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产业保持不断升级，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幷且在此过程中各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也逐次变化。1987年台湾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产值在次年达到GDP的50%以上，台湾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此后，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持续提高，2001年达到峰值的69.36%并在此后均保持65%以上比例的水平。换言之，台湾经济中近七成的产出依靠服务业创造，而近三成由工业创造，农业占经济总产值只有1%上下的水平，这反映出台湾产业结构从产值而言已进入服务业主导阶段。 

　　根据国际上的统计经验， 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就业比重往往较其产值结构高，而农业和工业的就业比例往往低于其产值结构。这种构成与各产业本身的特性有关，通常农业和工业中劳动具有较高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幷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边际替代率可以克服递减的特征，呈现出随着技术进步，投入到工农业中所必须的劳动越来越少的局面。而与此不同，服务业中众多专业性的服务必须有人来提供，资本等其他投入无法代替人的作用，因而服务业中劳动力较低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也有较强的就业吸纳功能。但台湾的服务业与此相反，表现出就业结构与产业产值结构的扭曲发展。长期以来，台湾经济中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一直高于其就业比重约10个百分点，而工农业的就业比重则显着高于其产值比重约10个百分点。以2000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高达68.93%，而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比重却仅达54.99%，二者相差13.94个百分点。台湾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这种扭曲反应了其工农业和服务业间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较高产值但较低就业吸纳的服务业反映了其产业的产值虚高；而较低产值却吸引较高就业的工农业则反映了其产业本身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事实。

　　除了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扭曲外，台湾三次产业结构调整质量不高还表现在三次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不匹配上。21世纪前13年，台湾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平均值约为67.97%，而其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则只有47.7%，二者相差20.27个百分点；而同期，台湾工业占GDP的平均比重为30.33%，但其对经济的贡献率则达到了52.0%，较其产值比重高出20个百分点。这种情况说明作为台湾经济规模主要部分的服务业明显增长乏力，而作为经济增长主导的工业却明显规模不足，这种扭曲的产业结构显然难以支撑经济进一步稳定增长。

　　（二）服务业发展呈现“虚高”的脆弱本质

　　台湾服务业占三次产业比重高达七成左右，却无法有效带动就业增加和拉动经济增长，这反映出台湾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脆弱本质，而这种“虚高”表现在质与量两个方面。

　　服务业“虚高”在质的方面就是服务业本身产业结构升级不足，竞争力较弱。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知识密集服务业配合岛内产业结构调整及因应跨业整合商机兴起，获得较快的发展，但是根据台湾“主计处”发布的《2006年工商及服务业普查初步统计结果》则显示，台湾知识密集服务业的经营效率不仅远低于工业部门，甚至低于非知识密集服务业，显示出台湾服务业产业升级乏力。2001-2006年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及利润率分别增长12.6％、-8.3％及0.5个百分点，大大低于工业部门的45.6％、20.0％及4.1 个百分点，而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这三项经营指标分别变动-6.5％、-14.3％及0.3 个百分点，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是增加22.8％、12.5％与0.65 个百分点。

　　由于台湾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金融、观光、影视及物流等进展有限，造成服务贸易输出增长缓慢，服务贸易长期呈逆差状态。这不仅反映出台湾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为薄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总体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据台湾相关部门统计，1995-2007年服务贸易逆差累计达730亿美元。在世界贸易组织（WTO）2007年全球贸易排名中，台湾服务出口仅增长5%，全球排名居第26，而同期韩国的服务出口大幅增长28%，排名居全球第15。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台湾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市场占有率只有0.9%，尚不及韩国和新加坡这一比重的半数，在5年间台湾的排名退后6名，台湾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明显下降。

　　台湾服务业“虚高”还有数量统计方面的因素。受政治历史原因的影响，台湾战后设立了庞大的“行政防务”开支，而这些均被计入到服务业中，从而造成台湾服务业产值的虚高现象。早在台湾经济起飞之前还是农业社会时，服务业就已经在生产总值中占有较高的比重，1952年台湾的服务业占总产值的比重即为48.4%。在此后的经济增长中，工业产值比例长期没有超过服务业。其原因之一就是服务业结构中庞大的“行政防务”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台湾经济转型发展，1988年台湾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50%，而工业产值比重开始下降，台湾开始真正步入后工业社会之时，服务业中“行政防务”仍然占服务业总产值的27%，是服务业五大行业中产值最高的一组。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转型和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行政防务”服务比重开始下降，但仍然是台湾服务业中的重要力量，高于金融和教育，仅次于商业和不动产业，位居五大台湾服务业门类第三位。

　　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后台湾三次产业结构在产值方面已进入服务业主导阶段，与先进国家及地区水平相当，但实际上以内需市场为面向的台湾服务业，发展水平却较低，存在着产值虚高与整体竞争力较弱的问题。当新世纪岛内需求明显萎缩时，自身持续增长乏力的服务业，就难以带动整体经济的有效增长了。

　　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呈单一性特征

　　制造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历来受到台湾当局的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为了缓解国际石油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的不利条件，引导台湾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台湾当局提出发展“策略性工业”；并依据“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性大、技术层次高、附加值高、污染程度低、能源依存度低”六大原则，选定通讯、资讯、消费性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种化学及制药、医疗保健及污染防治等10项高科技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实质上是已规划了台湾经济的主导产业和往后发展方向。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到2000年，上述高科技产业总产值已达到新台币45472亿元，占制造业总值的53.6%，较1986年该类产业占制造业总值的24%提高了一倍多，台湾制造业转型升级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然而，进一步深入考察便可发现，台湾制造业转型升级呈明显的单一性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高科技产业的产值高度集中于电子信息产业。据统计，2000-2005年，台湾高科技产业占制造业平均比重为54.1%，而其中电子通讯类产值则合占高技术产业产值的56.6%，其他各产业的总和尚不足半数。可见，台湾高技术产业内部发展十分不平衡。

　　其二，电子资讯产业的增长速度远超制造业中各业。据统计，1986年到2000年，台湾的电子资讯产业年均增长率高达26%，而同期高科技产业总体的年均增长率则只有14%，制造业全体的产值增长率只有8%，电子资讯产业明显成为台湾制造业增长的明星行业。

　　其三，电子资讯业是台湾出口贸易独大的主力商品。2000年，台湾高科技产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55.8%，而同年电子资讯产品单独占出口额的总比重即达到34.6%，占高科技产业出口的六成以上，较其产值在高科技产业中的比例还高。

　　由此可见，无论是产值份额、增长速度还是出口份额，台湾的电子资讯业都远远超过了制造业中的其他产业。高速增长的电子资讯业固然对总体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拉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台湾经济稳定中速的增长与电子资讯业的这种蓬勃发展关系很大，然而，作为主导产业，电子资讯业一枝独秀的发展，显然不利整体经济健康持续地增长。

　　首先，单一的主导产业规模不够，不利于支撑整体经济的发展。虽然电子资讯产业有占高技术产业近6成的比重，但是因高科技产业产值只占台湾制造业产值的半数，而制造业产值又只占GDP总产值的3成，电子资讯业也在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过1成左右，就规模而言，作为主导产业就显得太过弱小。

　　其次，单一的主导产业难以产生广泛的关联度，无法有效带动经济的整体成长。台湾电子资讯产业的单独快速发展，远远高过台湾整体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仅仅由于自身高速增长所致，却无法有效通过中间产品的关联引致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杠杆效应，这样对经济整体增长的影响也极为有限。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单一化的主导产业易受外部环境的冲击，经济稳定性差。产业发展受各种资源投入及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广泛而系统的主导产业门类共同支撑的经济，在某一特定条件受到冲击影响某一主导产业门类的情况下还可以依赖其他主导产业发展经济，幷且由于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和自我修复功能，受冲击的产业的抗冲击性和自我恢复性也较强。但是单一的产业门类显然无法享受这种系统性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在支撑产业良性运转的条件发生变化时，将会遭受极大的损伤，并直接波及整体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全球互联网泡沫对台湾经济的冲击致使其在2001年增长率跌为罕见的负值正是台湾单一化主导产业的不良后果最好例证。而且此后国际整体经济形势持续不振，台湾经济也同时进入持续的低迷期。

　　事实上，由于海岛经济的特点以及台湾技术自主性不高，台湾产业发展具有高度的外向性，还在经济起飞时期，产业的构建主要基于东亚“雁行模式”的产业梯度转移，台湾产业内部的关联度更多的是建立在美国和东亚各国及地区的更高层级区域中，其本地的产业关联度不足问题有其产业发展的历史渊源。台湾经济较早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体系中，并由此给台湾带来了数十年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同时给台湾带来了自身产业无法系统性发展的路径依赖。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亚“雁行模式”趋于瓦解，适逢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起步以及后起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起飞，前者奠定了台湾后来的电子资讯产业基础，后者则为后来台湾传统制造业的大批转移发展创造条件，而这两者本质上仍然属于外部机遇的范畴，台湾的经济虽然因此继续得以维持中速增长，但产业的系统性却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速发展的竞争性加剧，上述两种支撑台湾经济发展的能量也随之逐渐耗尽。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具有增长速度快，出口拉动强的特点，但限于规模较小，产业类别单一以及产业关联度较低等的缺陷而无法有效持续承担经济发展引擎的主导产业作用，而作为三次产业主导部门的服务业又存在产值虚高与整体竞争力较弱的问题，显然，在进入21世纪之际，台湾尚未建立起新的较完善的经济增长机制，台湾经济面临着主导产业重构的巨大挑战。

　　三、产业生产模式低端

　　台湾产业结构脆弱性问题，除了产业构成本身升级质量不足外，还与其产业生产模式低端有密切关系。如上所述，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出口导向，产业发展融入东亚“雁行模式”的纵向转移环节，造就了台湾产业区域内关联性弱，区域外关联性强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缘起的生产模式即是台湾制造业代工为主的生产模式。如果从参与经济的主要方式来衡量经济体的核心竞争力，台湾的核心竞争力当属代工无疑。纵观台湾产业发展变迁历程，可以说广义的代工贯穿了整个经济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经济起飞之前，台湾进行“农产品加工”；经济起飞时期，60-70年代进行“轻工业”代工；进入80年代以后进行经济转型，快速发展高科技产业实质上也是以代工为主。2000年台湾电子资讯产业中有9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超过5成，分别是监视器和集线器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半数以上，主板、键盘、电源供应器桌上扫描仪分别占据全球市场的6成以上，机殻的市场占有率为7成，手持式扫描仪甚至占据世界市场的9成以上。虽然市场占有率十分高，但是这九项产品无一例外均为零部件加工。2002年美国《商业周刊》公布的世界百佳资讯科技公司中，台湾有13家上榜，然而13家企业的核心产品无一例外均是生产全球市场成熟产品。台湾在高科技产业中占据的环节主要在代工领域。

　　代工是某一区域快速学习先进地区的技术，充分利用本地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实现后发优势迅速崛起的良好手段。但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代工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现出来。

　　首先，代工生产位于产品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是利润率最低的生产环节，幷且进入门槛低，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为低成本战略。进入21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济起飞，并具备进入高科技产品OEM和ODM的生产环节，台湾在该领域的低成本优势基本丧失，这也是大批台湾相关企业转移到大陆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的重要原因。然而简单的产业转移虽然有助于企业的生存，却对台湾经济本身的发展作用有限。以产值占台湾GDP近两成的鸿海精密为例，该企业虽然规模巨大，但数额高达90万的生产员工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员工只有5000人，而且因不是研发类企业，其台湾总部所创造的产值很有限。因此，台湾《天下》杂志曾有评论指出，从就业及创造出口来看，鸿海的兴衰，对台湾实质的冲击不大，但会影响台湾的GDP。鸿海如此，其他类似的高科技代工企业也大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其次，从事代工模式的企业往往技术和市场两头在外，甚或如鸿海一般，生产地也在外，形成所谓三头在外的生产方式，使整体产业对外部经济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台湾由于本身属于海岛型经济体，内部市场较小，经济外向性较强。因此市场在外是台湾经济发展固有局限，不过，仍可以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内部主导产业多元化来分散风险，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因此并不构成台湾经济的严重问题。台湾代工模式使整体经济外部依赖性强的主要挑战则在于，产业生产的上游研发技术过分依赖外部经济体，而缺乏产业内生性驱动力。这不仅使台湾更大程度上受外部因素冲击的影响，而且也不利于台湾整体产业的升级。

　　台湾经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性可从贸易结构来观察。一是，台湾主导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关键设备和零部件进口依赖较强。从20世纪80代中后期到世纪末，包含电子资讯产品的电气机器电气器材类产品虽然是台湾主要的出口产品，但同时也是台湾最重要的进口品。据统计，1986年到1998年13年间，台湾电气机器电气器材的出口年平均占比达到出口总值的18.8%，但是同期该商品项目的进口平均占比也达到18.3%。这反映出台湾该类产品的上游零部件的强进口特性。二是，台湾科技贸易收支比长期以来处于极低水平。根据台湾“国科会”的统计，台湾科技贸易收支比在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产业大发展的时期长期低于0.1。2000年台湾科技贸易收支比为0.1，而同期日本的该比值为2.39，美国则为2.63。可见台湾对科技产品的进口量远远大于其出口量，台湾与真正的高科技发达国家及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由此可见，沿袭已久的代工生产模式降低了台湾制造业整体的生产获利水平，加大了台湾产业的外部依赖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台湾产业升级的障碍。然而实现生产模式高端化是个长远的经济战略，必须有充分的基础研发投入以及着力培育品牌优势，而这些正是台湾的薄弱环节，是台湾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