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关系一向是台湾海岛型经济的命脉，战后几十年台湾经济能够较顺利地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其对外经济关系较顺利发展的结果。但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加速发展，全球经济，特别是亚太经济格局发生巨变，与此同时，台湾岛内经济结构也在加速调整过程中，台湾在新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地位相应调整转变，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因而逐渐形成新的格局。这一新格局反过来又对岛内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亚太经济格局的变动

　　要瞭解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变化，首先要瞭解与之密切相关的亚太经济格局的变动。

　　一、东亚“雁行模式”的运行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教授提出“雁行模式”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一个的国际产品周期，而在这种产品周期中，随着资本的深化、技术能力的提高以及工人技能的改进和工资水平的提高，领先国家将其生产模式传递给追随国及地区。战后东亚国家及地区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大致与“雁行模式”的阐述相吻合。各经济体先后经历了多次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产业发展依次由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及高技术工业演进。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与传递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开始的。1985年五国财长签署了“广场饭店协议”后，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相继货币大幅度升值，相关国家及地区劳动成本迅速上升，东亚地区普遍进行新的一次大调整。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纷纷向海外进行产业转移。日本一方面向“四小龙”及亚洲其他国家转移其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四小龙”一方面接受日本转移的资金与技术，加强其重化工业的发展，并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则将其不具竞争力的劳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大陆。至于东南亚各国的总体趋势是，着重促进出口导向型劳力密集工业的扩张，同时着手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进口替代。由此可见，东亚国家及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的过程中形成了日本作为“领头雁”、东亚各国及地区产业呈明显阶梯型分工的模式，即日本（最高阶梯）——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中间阶梯）——东盟等（低级阶梯）。

　　不过，东亚这种动态的阶梯型分工模式之所以能够顺利运行，进而促进东亚经济的繁荣，还离不开美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战后美国出于自身全球战略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考虑，采取了有利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政策。一方面，美国向东亚，特别是日本转移了大量技术，有资料表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所引进的大量外国先进技术，超过60%来自美国。这为日本其后向东亚其他国家及地区扩散技术及转移产业提供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美国成为容纳东亚国家及地区出口产品的庞大市场，使东亚出口导向战略能较顺利实施。

　　二、亚太经济格局的变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内外条件的改变，东亚地区原有的阶梯型分工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及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分工体系出现新的格局。

　　（一）多层网络型分工模式取代阶梯型分工模式

　　东亚原来阶梯型分工体系的形成是建立在各个经济体之间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差异较大的基础上的。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使这个基础发生了变化。一是，日本以往依靠“模仿性技术创新”模式使其技术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在信息技术革命全面深入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受到了极大限制。美国以其自主创新科研体系的优势，在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把日本远远地抛到后面，这使日本在东亚产业技术转移链条中的功能大为削弱。同时，日本自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济一直萧条不振，产业升级缓慢，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二是，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特性，使“四小龙”、东盟及大陆等各级阶梯上的经济体，有可能跨越某些技术阶段而攀上更高的产业技术阶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迅速发展，新技术商品化、标准化以及扩散速度均大幅提高，这使新技术和新产品可以从创新地美国跨越日本到达“四小龙”，甚至可以直接进入到东盟及大陆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及地区。这些国家及地区的技术水平及生产能力因而明显提高。由于东亚各个经济体之间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差异相对缩小，甚至趋同，原有以日本为最高阶梯、以线型单向垂直分工为特征的梯级雁行分工模式逐步模糊化，取而代之的是，多向、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织的多层网络型分工体系，在这个新的分工体系中，各经济体所扮演的角色相应发生很大的改变。

　　（二）区域内市场迅速扩大，改变过去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格局

　　在以往的东亚经济格局下，美国是东亚国家及地区的最主要出口市场。然而，随着东亚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累积扩大，美国开始无法容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逐渐强化，美国与东亚国家及地区的经济贸易摩擦因此日益增多。为此，美国一方面通过持续的贸易谈判，迫使东亚国家及地区开放内部市场，以增加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另一方面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西方五国财长会议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随后又迫使“四小龙”货币升值，1989年1月开始取消对“四小龙”享有的特惠关税制度，通过这些措施来减缓美国自东亚的进口。在此背景下，东亚国家及地区对美出口增长放慢，对美出口比重相应下降。1985-1998年，日本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由37.6%降到30.3%；同期，“四小龙”对美出口的比重也由34.8%减至21.5%。与此同时，伴随着汇率的大幅上升、日本及“四小龙”对东亚地区产业转移与投资激增，大大促进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增长。这是因为各类产业转移过程中，所需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及原材料等仍然主要由原投资国家及地区提供，即所谓投资拉动贸易的效应。1985-1998年，日本对“四小龙”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3.1%上升到20.5%；对东盟四国的出口比重由4.2%升到8.3%。同期，“四小龙”相互间的出口比重由8.5%增至13.0%；“四小龙”对东盟四国及中国大陆的出口比重则分别从7.6%与7.2%，上升到10.3%及15.0%。而东盟四国同期对“四小龙”的出口比重也由20.5%升为23.5%。 由此可见，东亚区域内经贸联系明显加强，而东亚地区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则趋于下降。

　　（三）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国家及地区投资的大量涌入，大陆与东亚地区的经贸关系日趋密切，大陆已成为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在受到周边国家及地区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对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产生深刻影响。主要体现于三方面：

　　第一，大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对东亚经济产生重创之后，仍能保持快速增长局面，这使大陆成为带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复苏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为东亚各国及地区的经济转型与东亚地区经济的进一步整合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第二，大陆作为一个特殊的后起发展中大国，由于其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其产业结构具有多层次的特点，即拥有劳力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所谓“全套产业结构”。这样，大陆就大致可以同时接受美国、日本及“四小龙”的产业技术转移，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中，既可以发展垂直分工关系，也可以发展水平分工关系，促进东亚原有梯级“雁行分工”模式向多层网络型分工模式转变。

　　第三，大陆是人口众多的大国，随着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人均收入的明显提高，国内巨大市场的潜力日益显现，中国市场对东亚地区整体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而大陆对外贸易的60%是与东亚国家及地区进行的。

　　第二节　台湾应对亚太经济新格局的策略

　　面对亚太经济格局的不断演变，为了维持台湾在亚太国际分工中的相对优势，促进台湾经济的持续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台湾当局采取了相关对应策略。除了对内积极提升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提升台湾参与东亚分工的地位外，对外主要就是在推动经济自由化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国际化政策，并逐步放宽对大陆经贸政策的限制，促使台湾经济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与大陆经济。

　　一、对外投资政策改为“指导为主，管理为辅”

　　台湾在1962年公布“对外投资办法”，规定对外投资政策的方针是“管理为主，指导为辅”，这是因为当时台湾的资本、外汇缺乏，有关投资的基本政策是引进外资而不是鼓励岛内资本向海外投资。这种政策精神基本上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台湾修正公布“对外投资与技术合作审查处理办法”，将对外投资企业的资本额由新台币5000万元降为2000万元，并以免税政策鼓励企业在海外投资天然资源开发有关领域。1989年2月台湾再次修订“对外投资与技术合作审查处理办法”，进一步将对外投资政策的方针改成“指导为主，管理为辅”。

　　在外汇政策方面，1987年7月台湾修订“管理外汇条例”，废除经常帐外汇管制，并允许居民可以自由持有及运用外汇。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逐步放宽资本帐户交易的管制。自1992年起个人每年汇入与彚出的最高限额由300万美元提高为500万美元；而公司、行号每年汇入与彚出的最高限额则自1994年1月起由500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随后再提高至5000万美元。这些资金的进出均不需事前审核，也不限制用途。此外，直接投资案件若经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其彚出及汇入就不受上述额度的限制。

　　台湾当局上述对外投资政策与外汇政策的大幅调整放宽，为台湾企业产业转移及对外投资的进行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二、对外贸易政策基本实现自由化

　　对外贸易是台湾参与亚太区域产业循环的重要途径。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当局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台湾的产业向外发展及对外经济关系格局的变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主要措施，一是，大幅解除进口管制及限制。从1986年起逐年放宽进口货品项目，推动免除输入许可证进口制度。1989年修正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政策，除前苏联、阿尔巴尼亚、古巴、朝鲜及大陆外，放宽为直接贸易。1993年正式通过《贸易法》，将进口行政管理改为“原则自由，例外限制”，进口项目改成“负面表列”方式。二是，持续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据统计，1982-1996年间，台湾共进行9次海关进口税则修正，合计修正为免税者有7062项，而降低税率者13996项次。平均名目关税税率由1982年的31.04%，逐年降至1998年8.25%，降幅达22.79个百分点。 至2001年台湾平均名目关税税率进一步降为8.20%。

　　三、逐步放宽对大陆经贸政策的限制

　　自1987年起迫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台湾当局逐步放宽两岸人民往来、文教及经贸交流等方面的限制。台湾对大陆经贸政策调整放宽，较重要的内容如下：

　　（一）贸易方面

　　1988年4月台湾当局规定两岸间接贸易只要符合“三不原则”，即“不直接由大陆通商口岸出航、不直接与大陆进行通汇、不直接由台湾公司进行接触”，即属允许与“合法”范畴。1988年8月与1990年9月先后制定了《大陆地区产品间接输入处理原则》与《对大陆地区间接输出货品管理办法》。1993年4月进一步公布实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将自大陆输入与向大陆输出合并管理。1996年7月将实行多年的进口大陆工业物品的“正面表列”管理方式，改为较宽松的“负面表列”方式。

　　（二）投资方面

　　1990年10月台湾公布实施“对大陆地区从事间接投资与技术合作管理办法”，并同时公布了3353个可以赴大陆投资的产品项目。这个办法是台湾当局对台商赴大陆投资的首次政策性开放，同时也使台商已先行赴大陆投资 “化暗为明”。1993年2月再出台新的“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许可办法”，进一步规定管理台商对大陆投资的相关事宜。此后，对大陆间接投资的产品项目逐渐增加。

　　除了贸易与投资相关经贸法规外，对两岸往来影响较大的是1992年9月台湾公布实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对两岸经贸活动的管理从此有了所谓“法源”依据。不过，台湾当局逐步放宽对大陆经贸政策限制的发展趋势，在1996年9月李登辉提出所谓“戒急用忍”政策后，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台湾对大陆经贸政策进入调整紧缩阶段。

　　第三节　台湾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格局

　　随着亚太经济格局的演进及台湾当局相关政策的调整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台湾的对外经济关系相应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呈现出若干新的特征。

　　一、对外投资成为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积极吸引外资，大力扩张出口是其主要的对外经济活动。而自80年代下半期起，台湾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便逐渐转变为对外投资的扩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只有零星的对外投资活动，一直是个资本净输入地区。1952-1986年35年间，台湾对外投资总额仅2.72亿美元，而同期侨外资本对台投资总额则达59.31亿美元，台湾资本净流入56.59亿美元。以1987年为转折点，台湾对外投资呈迅速扩张之势。1987年1年台湾当局核准的对外投资金额即达1.03亿美元，此后每年对外投资额均呈倍数增长。1990年达15.52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对大陆间接投资的“合法化”，台湾对外投资更呈加速增长势头，并一举发展成为资本净输出地区。1991年台湾对外投资加上对大陆投资金额达18.3亿美元，超过侨外资本对台投资额0.52亿美元。2000年，对外投资金额高达76.84亿美元，资本净输出额0.77亿美元。(参见表8-1)进入21世纪后，以对大陆投资为主体的对外投资更是加快发展，而侨外资本对台投资则在2000年达到76亿美元高峰后明显持续下降，台湾资本净输出额相应大幅增加。（2012年，侨外资本对台投资加上大陆资本对台投资合计58.87亿美元；而台湾对外投资80.99亿美元、对大陆投资127.92亿美元，台湾资本净输出额高达150.04亿美元。）

　　随着台湾对外投资的迅速扩张与产业加速向外转移，台湾在亚太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角色相应发生明显的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在亚太经济体系中，台湾基本上是与美国、日本构成一种三角分工关系，即台湾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与工业原料，加工生产劳力密集型的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市场。在此分工体系中，台湾作为产品的最终加工生产基地，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末端。台湾仅能从中赚取微薄的“加工费”。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伴随着对外投资活动的迅速扩张，台湾失去比较利益的传统劳力密集型产业大量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与祖国大陆，台湾在亚太经济分工体系中的角色随之转换，所占地位逐渐提高。台湾获取海外产品订单后，负责产品设计等工作，然后交由海外工厂加工生产，再出口至美日等国家，台湾在产业分工链条中的地位上升为“中介者”。

　　表8-1　台湾对外投资发展情况

　　表格略

　　与此同时，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台湾由劳力密集型产品加工出口基地转换为技术密集型产品加工出口基地，台湾对美日又形成了新的、层次相对高的三角分工关系，台湾引进日本的技术、设备及关键零部件，在岛内生产加工技术密集型的成品或半成品，再出口到美欧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台湾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逐渐成熟，并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主流，台湾在高科技产业分工链条中的位置亦逐渐上升至“中介者”。

　　二、对外经济关系地区构成转向以亚洲为主

　　整个亚太经济分工的深化发展与台湾当局政策措施的调整放宽，在推动台湾对外投资与产业外移加速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台湾对外经济关系的地区结构极大变化，台湾与亚洲地区的国家及地区的经贸关系日趋紧密。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台湾对外经济关系逐渐改变了以往严重依赖美国的格局，不论是投资地区，还是贸易伙伴，都逐步转向以亚洲国家及地区为主。

　　(一)亚洲地区成为主要对外投资的地区

　　据台湾“投审会”的统计数据，1959-1985年，台湾对美国的投资占其对海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为52.9%，对东南亚投资所占的比重是29.5%。但是1986-1991年，台湾对美国投资所占的比重下降至31.9%，而对东南亚投资的比重大幅上升至52.8%，对大陆投资的比重为6.1%。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台湾对大陆投资的加速发展，台湾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上，亚洲地区持续占压倒性的优势。在1996-2001年台湾累计对外投资金额中，投资于亚洲地区的占53.2%，投资于美洲地区的占44.3%，而对美洲的投资则主要集中于对“租税天堂”英属中美洲地区的投资，占25.5%，其中相当部分又转投资大陆，投资美国所占的比重仅有10.8%。

　　(二) 亚洲市场成为台湾外贸重心

　　在台湾外贸地区结构方面，也相应出现与对外投资同样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由于西方国家经济景气持续低迷及经济区域化蔚为潮流等原因，台湾对美国等传统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发展困难重重。与此同时，亚洲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济却景气旺盛，特别是中国大陆经济蓬勃发展，进口需求扩张；此外随着台湾对大陆及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持续大幅扩增，由此所衍生的机器设备、零组件及原料的出口迅速增加，因此，台湾与亚洲地区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亚洲市场已成为台湾外贸的重心。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由1984年的最高峰48.8%，逐年下滑1990年的32.4%，1995的23.7%及2002年的20.5%。而亚洲市场则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日趋成为台湾外贸的重心。1995年，台湾对亚洲的出口值达587亿美元,占其总出口的比重首度突破一半而达52.6％，其中，对香港的出口，由于两岸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缘故增长速度最快，所占比重上升到23.4％。

　　在进口方面，1995年，台湾自亚洲进口值为512亿美元,占其总进口的比重也升至49.5％。由此可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不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一半的市场已集中在亚洲地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台湾外贸的亚洲市场造成很大冲击，欧美市场比重相对上升，但1999年亚洲各国及地区经济明显复苏，进而带动了台湾对亚洲外贸的增长。1999年台湾对亚洲各国及地区的出口贸易额592.09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48.70％；自亚洲进口额达606.0亿美元，比重为54.75％。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作为台湾重要出口市场与技术供应地，仍是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十分重要的伙伴。

　　三、两岸经贸关系日益成为台湾对外经济关系最主要的内容

　　在台湾加强与亚洲国家及地区的经贸关系过程中，加速发展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关系最引人注目，海峡两岸在相互隔离了30、40年之后迅速发展成为密不可分的经贸伙伴成为战后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新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到21世纪初期，大陆不仅是台湾最大的投资地区，还是台湾的最大出口市场。据台湾“投审会”的统计数据，1991-2001年，台湾对大陆投资额累计达198.86亿美元，占同期台湾海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为41.29%。2002年台湾对大陆投资额则超过其海外投资总额的半数，所占比重上升至53.31%。 倘若加上台商未经“投审会”核准或报备、而自行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和方式对大陆投资的金额，这一比重显然还要更高些。大陆作为台湾的主要出口市场，其重要性同样日趋突出。据台湾“国贸局”的统计，1991年，台湾对大陆出口额为69.27亿美元， 占其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9.09%；1995年台湾对大陆出口额增加为178.98亿美元，所占比重上升至16.0%；2000年台湾对大陆出口额达261.44亿美元，所占比重为17.6%；2002年台湾对大陆出口额进一步增至294.46亿美元，比重提高到22.5%。 至此，大陆首次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香港市场尚未加入计算)。

　　海峡两岸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发展格局的最新内容，两岸经济在频繁的互动中所形成、并不断深化的产业分工关系有力地促进了整个亚太国际分工体系的深化发展，对东亚区域经济的发展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对于海岛型经济的台湾而言，迅速发展的两岸经贸关系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台湾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大陆先是成为台湾转移劳力密集产业的最主要基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陆又开始承接台湾较为成熟的电脑及半导体等产业。台湾产业转型因此得以较为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大陆市场已成为支持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2002年台湾经济增长3.5%，就其增长动力来源而言，外部净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2.33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所占比重达65.8%，而外部需求则主要依赖于对大陆出口大幅增长22.4%，同期台湾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及欧洲的出口均是衰退的局面。

　　尽管两岸经贸关系已日益成为台湾对外经济关系最主要的内容，但这时期两岸经贸往来在总体上仍一直是在不正常状况下运行，基本上呈现“间接、单向、民间”畸形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

　　第一，经贸交往限于间接方式。历经多年的努力，两岸间通商与通邮在事实上已实现，但两岸通航却迟迟没有解决。两岸商品运输及人员往来仍须假道第三地，而不能全面直接通航。这种经贸活动间接往来方式，不仅徒增成本费用，加大商业风险，而且常常导致商机延误。

　　第二，经贸关系结构呈单向、不平衡性。两岸在经贸交往的内容上一直没有体现对等与公平原则。投资关系方面，基本上是台湾方面的人、物、资金等生产要素单向流入大陆，而大陆方面则不能入岛投资设厂。两岸贸易关系尽管已实现一定程度的双向交流，但却长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据中国外经贸部的统计，2000-2002年，两岸贸易往来，大陆方面每年逆差额均高达200亿美元以上。两岸贸易的严重失衡，固然与两岸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的差异有关，但更重要的直接原因是台湾当局不仅禁止两岸直接贸易，而且坚持对大陆产品输入台湾实行严格限制。

　　第三，两岸经贸交流缺乏正常的仲裁渠道与法规依据。受制于政治因素，两岸经贸交往主要是基于经济上的比较利益而自发性的合作，两岸经贸关系停留在民间性质层次。对于经贸往来，海峡两岸只是根据各自的立场和需要进行规范、推动或限制，并未共同建立起正常有效的协调与仲裁渠道，也没有制定双方共同遵守的规范性条例。因此，对于两岸经贸往来中所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经济纠纷、税收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均难以及时、有效与合理地解决，严重影响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