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市场机能引导生产方向与资源配置，生产结构与资源配置因而随着市场变化而进行调整，促进整体经济效率的持续提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在经济增长速度发生阶段性转变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调整与转型。这一调整与转型过程，对其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影响重大。本章从需求与供给两个层面的结构分析探讨转型期台湾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

　　第一节　需求结构的转变

　　所谓需求结构是指生产毛额（GDP）的支出结构。如表5-1所示，台湾的需求结构包括内部需求与外部净需求两大部分，内部需求由民间消费、当局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及存货增加等四项组成，外部净需求则是商品及劳务输出减去商品及劳务输入。需求结构的变化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反映经济自主性的高低以及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

　　一、需求结构变化趋势

　　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各年内外需求均会有不同的变动，但我们观察台湾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抓住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大力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出口贸易迅速扩张，外部净需求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1981-1986年，外部净需求占GDP的比重由2.04%大幅上升至19.8%。1986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为11.64%，其中外部净需求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5.73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所占比重近50%。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趋势发生了转折性改变。台湾需求结构中，外部净需求所占比重由1986年的19.8%逐年下滑至2000年的2.3%；而同期内部需求则相应从80.2%上升到97.7%。内部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参见表5-1）

　　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台湾内部需求快速扩张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消费与固定资本形成的迅速增长。1981-1985年，实质民间消费平均每年增长率为7.2%，而1986-2000年平均年增长率则为8.1%，其中，1986-1990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3%；1991-1995年为7.8%；1996-2000年降至6.0%。民间消费的迅速增长使其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从1986年的47.86%逐年提高到2000年61.9%。而同期，当局消费在内需构成中的变化则不大，1986年占GDP的比重为14.81%，2000年略降到12.9%。（参见表5-1）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台湾固定资本投资也呈较快增长趋势。1981-1985年，实质固定资本投资平均每年增长率为-0.4%，而1986-2000年平均年增长率则为9.9%，其中，1986-1990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8%；1991-1995年为11.2%；1996-2000年降至7.2%。随着固定资本投资的较快增长，其占GDP的比重相应从1986年的18.12%上升至1993年的25.17%，其后略有下降，2000年为23.46%。（参见表5-1）

　　表5-1　台湾经济需求结构变化情况

　　表格略

　　二、影响需求结构变化的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经济过于依赖外部需求，尽管经济增长快速，但总体经济却出现严重失衡的状况，外贸顺差庞大，超额储蓄剧增。这种发展结果，一方面使80年代中期后台湾持续大幅扩张外需受到明显制约，由于新台币升值等因素，削弱了台湾出口竞争力，台湾出口增长幅度明显下降。1975-1985年台湾实质输出平均每年增长率高达13.2%，而1986-2000年则降为8.6%；另一方面则使台湾必须、也有一定条件扩大内部需求，调整需求经济结构。因为巨额超额储蓄的存在反映出台湾在所得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消费与投资却均显不足。在此背景下，各种因素促进了台湾内部需求的不断扩大。

　　（一）民间消费的扩大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台湾民间消费呈快速扩增之势，首先是因为民众所得持续提高的结果。而民众所得的提高除了来自过去几十年总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外，新台币大幅升值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80年代中期前，大致40元新台币兑换1美元，此后新台币持续升值到90年代初25元兑换1美元，直到1996年新台币汇率仍维持27.49：1。汇率变动的因素使台湾地区以美元计算的民众收入明显增加。1985年时台湾人均GNP为3297美元，到1990年大幅提高至8111美元，1995年达到12853美元，2000年为14188美元。民间消费能力因此大幅增强。

　　其次，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消费的意愿。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当局除了大幅解除进口管制与限制外，也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平均名目关税税率由1982年的31.04%逐年降到1998年的8.25%。进口税率的大幅下降使进口商品价格相应降低，从而提高了民间购买进口商品的意愿。1988年台湾进口商品构成中消费品所占的比重由以往的个位数明显提升至两位数的11.4%，其后10年均大致维持11-13%的水平。

　　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民间消费的明显增加也与这时期泡沫经济的兴起关系密切。由于股市与土地价格的暴涨，社会上一时间产生了许多的暴发户，他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与改变了台湾社会传统的消费观念与行为。

　　（二）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

　　台湾固定资本投资按投资主体划分主要有民营企业、当局投资及公营事业三部分（尚有极小部分民间非营利机构投资），影响各部分的因素不尽相同，各部分增长情况也不尽一致。一般而论，投资环境与当局鼓励措施是影响民间部门投资愿意的主要因素，同时民间投资也受经济景气起伏影响较大。而公共部门(包括当局与公营事业)投资则主要取决于当局政策取向及财政能力。由上述可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台湾总体固定投资增长较快，但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至90年代上半期台湾固定投资增加幅度大，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这个阶段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民间部门投资的增长速度均较快。从政策取向看，面对总体经济严重失衡的状况，台湾当局改变了80年代上半期以提升民间活力为主，精简公营事业投资，减缓公共投资的做法，从80年代中期起实行加快公共投资，扩大内部需求的政策。具体做法就是积极推动“十四项建设”计划与“六年建设计划”。“十四项建设”计划始于1984年9月，内容包括工业、交通、水利及社会五大类14个项目，总资金需求新台币7239亿元。尽管由于种种因素，“十四项建设” 许多计划未能如期执行完工，但是当局及公营事业这个阶段的固定投资受其影响确实增加较快。而开始于1991年1月的“六年建设计划”，公共投资规模更加庞大，整个规划共775个项目，所需资金总额高达新台币8.2万亿。虽然因为资金规模过于庞大，内容繁杂，而且决策过程又十分仓促粗糙，这个规划的结局同样也是虎头蛇尾，但在其前期公共投资事实上因此快速扩增。(参见表5-2) 

　　在当局财力方面，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已不如60、70年代“经济繁荣期”，但财政基础尚属稳定，还能支持公共投资财源。1985-1990年度，除了1989年度因征收公共设施保留地款项庞大及公共投资支出大幅增加较特殊的原因，财政收支差额骤然上升外，各年度财政收支差额均维持新台币几百亿元，其中1988年尚有余额新台币135亿元。进入90年代年台湾财政已发生转折性变化，但在90年代年上半期，当局主要依赖扩大举债来支持公共投资。1991-1993年，台湾公债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往年的个位数大幅提升至10.1%、18.3%及18.0%。

　　公共部门投资的加快进行，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与带动民间部门的投资。同时，这个时期，台湾当局也积极鼓励民间投资活动。一方面，分别于1989年与1994年公布实施“民间投资兴建大众捷运系统办法”与“奬励民间参与交通建设条例”，鼓励民间参与公共投资；另一方面，于1993年7月开始实施为期3年的“振兴经济方案”，期望通过排除民间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改善投资环境，达到全面促进民间投资的目标。尽管这个方案的最终实施成效远未达预期目标，但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仍对民间投资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在土地、人力、技术及资金等生产要素方面采取相关措施，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放宽两岸经贸往来的一些限制；提高官方部门的行政效率等。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因台湾内外经济、政治及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对民间投资意愿所产生的冲击，在80年代下半期至90年代中期的10年中，除1990-1991年受经济景气低迷影响外，各年民营企业固定投资均呈两位数的增长。（参见表5-2）

　　表5-2  台湾固定资本投资增长情况

　　表格略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台湾固定资本投资增长速度明显由两位数降为个位数。这主要是由于原规划的公共建设计划无法有效落实推动，当局财政困难的窘境呈加剧趋势，导致当局投资部分几乎年年呈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公营事业的投资则因推动民营化及自身经营效率等因素，自90年代初期起便大致呈衰退的走势。因此，90年代下半期台湾固定投资的增长主要依靠民营企业的支撑，1996年与1999年受景气影响民营企业投资增长衰退，其余3年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民营企业固定投资占总固定投资的比重相应由90年代初的50%以下逐年提高到2000年的68%。(参见表5-2)

　　三、需求结构转变的影响

　　在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迫切要求台湾调整经济需求结构情况下，台湾较顺利地进行了这一过程，从而使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乃至整个90年代台湾经济尚能较平稳地维持总体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

　　（一）改善总体经济失衡的状况

　　台湾内部需求的扩大、需求结构的转变首先是使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总体经济失衡状况获得较大改善。具体表现为，民间消费的快速增长使台湾的储蓄率（民众储蓄占GNP的比率）由1986-1987年的38%以上逐年下降2000年25.4%。

　　表5-3　台湾总体经济失衡状况的改善

　　表格略

　　同时，由于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又使储蓄转为投资的比率明显提高，超额储蓄相应减少，从1986年21.4%的最高峰降到1990年7.3%，再持续降到2000年2.9%，这反映出台湾经济内部失衡状况的明显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大为提高。

　　与此同时，台湾经济外部失衡现象也得到扭转。一方面，出口贸易受制于种种因素增长趋缓，另一方面，进口贸易则因有利因素的刺激而呈大幅增长的势头。其一，民间消费意愿的提高拉动了消费品进口的增加；其二，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增长的加快刺激了生产设备及原料的进口。而当局持续降低进口关税的举措又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二者的发展势头。进出口消长的结果使台湾商品与劳务顺差占GNP的比率由1986年19.3%的最高峰降到1990年5.3%，再明显降到2000年的2.3%，台湾对外贸易已接近平衡发展。

　　（二）经济增长来源明显改变

　　随着台湾需求结构的改变，支持总体经济增长的来源相应产生了重大变化。由表5-4可见，自1987年起台湾经济增长来源已改变过分依赖输出（外部净需求）的趋势，而转以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87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为12.74%，其中内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12.2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比重达96.34%；而外部净需求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仅为0.4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比重只有3.66%。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由于贸易顺差大幅缩减，外部净需求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甚至是负值。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仍将这个时期的台湾经济称之为“出口导向”经济，就不太准确了。这个时期，内部需求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反映出台湾经济自主性提高，相应减轻了以往“重外轻内”经济格局所造成的依赖性与脆弱性。

　　不过需指出的是，台湾内部需求比重的大幅上升，固然是受其扩大投资与消费的积极性因素影响，但同时由于出口竞争力下降，导致其外部净需求缩小的消极性因素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幷且，由于内部需求增长幅度还不足以充分替代外部需求衰退的幅度，因此，尽管转型期内部需求成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却难以持续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台湾经济需求结构再次出现新的转折性改变，内部需求的急剧萎缩，使外部需求重新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表5-4　经济增长来源与需求结构变化

　　表格略

　　四、新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适应内外形势的需要，将其需求结构调整为以内需为主，对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受制于主、客观条件，这种新的需求结构模式并非适合台湾经济的长远发展。

　　从理论上讲，台湾是个小型海岛经济体，到2000年时人口不过2221.6万人，人均GDP虽达13985美元，但在亚洲“四小龙”中尚落后香港与新加坡排第三位，而与同期的美国35692美元、日本的37549美元相比，更不及其半数。因此，主要以内部市场需求为导向来支撑经济增长，显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难以持久。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经济过于依赖出口、依赖外部市场，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但其成功的一面经验则表明，小规模经济体的台湾只有不断扩大海外市场，才有可能持续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综合而言，内外需求平衡扩张应是较可靠的发展模式，但从台湾实际情况看，或许提高出口竞争力，加强经济增长外部需求的动力来源，显得更为重要些。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台湾扩张内需就已明显乏力。其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民间消费无法持续快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呈中速态势，而90年代中期增长放慢的势头更明显。民众收入增长相应减缓，民间消费能力的提高受到一定的制约。同时还有两种因素影响着民间消费意愿。一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社会大众逐渐纠正过度消费的倾向，消费行为转向比较正常化。二是面对总体经济增长持续的走缓，民间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渐增，难免会使消费出现偏紧的倾向。

　　其二，投资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影响民间投资意愿。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进入转型期的台湾社会，投资环境恶化已日显突出。而9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公开走“台独”分离路线，导致原本趋于缓和的两岸关系骤然紧张，自此两岸关系成为影响民间岛内投资意愿的一大不确定因素。由表5-5可看出两点：一是，台湾的投资率自1993年的25.7%逐年下降至2000年22.6%，其中民间投资率则由1998年的17.0%降到2000年15.2%。二是整个90年代台湾的投资率、民间投资率均大大低于韩国。2000年韩国的投资率、民间投资率分别是28.3%与22.5%，远高于同期的台湾。投资的多少不仅是影响经济增长动力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性因素，台湾投资率的持续下降趋势显然是制约台湾内需扩大的最大隐忧。

　　其三，财政困境的加剧使当局无力扩大推动公共投资。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财政收支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9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还可依靠举债加快公共投资，但不断累积的财政赤字已日益动摇着台湾财政基础了。1991年度当局财政收支差额大幅上升至新台币3667亿元，此后逐年上升至1995年度的5155亿元，1996年后虽有所缩小，但均维持几千亿的规模。台湾当局已很难再持续通过推动公共投资来扩大内需了。

　　当扩展外部需求受到阻碍时，台湾转向扩大内部需求，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当内需扩张也同时受到限制时，台湾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便面临极大的挑战。不幸的是，进入21世纪后台湾经济正是陷入了这种格局。

　　表5-5　台湾与韩国投资率与储蓄率比较

　　表格略

　　第二节　产业结构的调整

　　与经济需求面结构相对应的是供应面结构，即产业部门构成。台湾产业结构有两种分类法：一种是，按传统分类法，将生产毛额划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部分，其中工业包括矿业、制造业、水电燃气业及营造业；服务业包              括商业、运输通信业、金融保险不动产业、其他服务业。另一种是，按可贸易性分类法，将生产毛额划分为贸易财部门与非贸易财部门两大部分，贸易财部门包括初级产业（农业、矿业）与制造业（非耐久性消费财、中间财、资本财及耐久性消费财）；非贸易财部门包括基本建设产业（水电燃气业、营造业、运输通信业）与服务业（商业、金融保险业、其他服务业）。受有关资料收集的限制，本文将按传统分类法分析转型期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产业结构的演进

　　回顾战后台湾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台湾是农业社会，1952年农业产值占台湾GDP的比重为32.2%，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56.1%。

　　1963年台湾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上升至28.1%，而农业比重则降至26.8%，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台湾开始进入工业化社会。此后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至1986年的47.1%最高点，同年工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也相应升至41.6%。

　　表5-6　台湾三级产业结构

　　表格略

　　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前，台湾服务业在产业结构变动中的地位始终处于相对稳定，1952年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为48.1%，此后略有下降，但都在3-4个百分点有限的幅度内变动，1987年所占比重是48.0%。但是1988年是个转折点，这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至50.1%，首次超过农业与工业产值之和，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相应提高到43.8%，台湾开始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由表5-6可见，20世纪90年代服务业产值及就业人口所中比重持续明显呈上升走势，到2000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65.5%，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也提高至55.0%，而同期工业的这两项指标分别降到32.4%及37.3%；农业则降到2.1%及7.8%。

　　由以上台湾产业结构演进的角度来看，在进入21世纪之前，台湾产业构成已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水平，服务业已是台湾经济体系的主干。

　　二、产业结构转变的特征

　　不过，要真正认识台湾产业结构的实际状况，还需深入瞭解台湾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若干特征。

　　（一）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快速

　　由上述可见，台湾产业结构自1988年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演进的过程是十分迅速的，在短短的12年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50.1%大幅升至65.5%，提高了15.4个百分点。同期，工业所占的比重则从44.8%大幅下降到32.4%，减少了12.4个百分点。从发达国家及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来看，1970-1990年20年时间，美国的服务业占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由58%上升至70.9%，提高12.9个百分点；德国服务业比重从47%升至59.7%，提高12.7个百分点；日本从47%升到56.3%，提高9.3个百分点。日本在80年代中期后因“泡沫经济”的影响，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但也再花了10年时间，到2000年时服务业占产业结构的比重才升至66.8%。台湾产业结构转变的速度显然快于发达国家及地区。若将台湾与发展水平相近的韩国作比较，也会发现类似的结论。台湾在1988年服务业占产业结构的比重超过一半，而韩国在6年后的1994年，服务业所占比重才升至50.5%，2000年再提高到52.9%，比同期的台湾低12.6个百分点。（参见表5-7）

　　（二）经济总量增长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速度落差大

　　从经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变相辅相成，有其一致性。从发达国家及地区已走过的发展历程看，大多数国家及地区也是在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较充分发展，民众所得已达到较高水平时，资本、人力及各种资源才逐渐向服务业转移，循序渐进地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而台湾的产业结构调整由于明显存在“过早、过速”的倾向，其结果便是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变的不同步。如上所述，台湾产业结构所呈现的水平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调整已与发达国家及地区几无差别，但是到2000年时台湾的人均GDP才达13985美元，尚未达发达国家及地区水平的一半。2000年，美国、日本及德国的人均GDP分别为35692美元、37549美元及22757美元。因此，如果仅从产业结构指标判定台湾经济的发展水平，就会与客观事实相差甚远。

　　表5-7　台湾与韩国产业结构比较

　　表格略

　　（三）服务业比重高、规模大，但发展水平却较低

　　战后40年台湾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一个结果是，形成了“重外轻内”的经济格局，一方面是相对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门，另一方面则是相对薄弱的内部依赖型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产业结构快速转变的过程中，长期基础较薄弱的服务业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使台湾产业结构出现了服务业比重高、规模大，但发展水平却较低的特征。1991-1999年，台湾全体产业劳动生产力平均增长率为5.1%，其中，服务业劳动生产力平均增长率为4.6%，不仅低于全体产业的水平，也低于1982-1990年的平均5.3%。而1991-1999年工业劳动生产力平均增长率为4.7%，略高于服务业，其中制造业增长率为5.3%，不但高于全体产业的水平，也高于1982-1990年的平均5.2%。因此，尽管台湾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与发达国家及地区大致相同，但其各个部门，如金融，商业，交通运输，以及公共行政部门所提供的服务水平却远不如发达国家及地区。

　　（四）制造业结构调整升级明显

　　在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变化过程中，台湾制造业结构的调整转变最引人注目。一方面，制造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率明显下降，由1987年的38.9％大幅降至1999年的26.4％；另一方面，在制造业内部结构中，技术密集（高科技）资讯电子工业取代传统劳力密集的民生工业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心。台湾制造业分成民生工业、化学工业、基本金属工业与资讯电子工业4大类。自从1963年工业生产净值占台湾GDP比重首次超过农业后，民生工业长期是台湾制造业的主体，直到1987年民生工业占制造业生产净值的比重仍达31.5%。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岛内土地及劳力等价格大幅上升，产业比较优势明显逆转，传统劳力密集工业厂商大量外移，资本及技术密集工业快速崛起，带动制造业升级转型，高科技工业跃居制造业的重心。1998年台湾制造业生产中，民生工业所占比重已降至17.5%；而同期资讯电子工业所占比重则由1987年的16.9%上升至30.3％。资讯电子业等已取代传统的纺织、塑胶等业成为台湾生产及出口的新支撑点。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在世界市场上排名第一的产品是纺织类、自行车等，90年代后，台湾多项高科技产品产值排名全球第一。从1997年起，台湾资讯工业总产值（包括海外产值）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与日本。1998年与1999年资讯工业产值分别达到337.8亿美元和398.8亿美元。1999年单项资讯产品在全球排名第一的有：监视器（全球占有率58％）、主机板（64％）、扫描仪（91％）、鼠标（58％）、键盘（68％）、笔记本型电脑（49％）、电源供应器（70％）、机殻（75％）、集线器（66％）、数据机（57％）等。

　　由此可见，转型期台湾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较大进展，对总体经济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台湾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主要还体现在数量上，转型升级的质量却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表5-8　台湾制造业结构的变动（1985-2000）

　　表格略

　　其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外依赖性强，特别是对日本的依赖。由于研究与发展的投入不足，技术自主性不高，台湾资讯电子业的关键零组件及中间原料大量依赖进口，如，笔记型电脑的液晶显示器、光碟机的读取头、电脑监视器的大尺寸显像管等，几乎都从日本进口。这就造成了台湾资讯电子产品的进口规模随着该业生产及出口规模的扩大而扩大的现象，造成了台湾对日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结果。这种对外依赖性，使台湾生产方式仍无法摆脱以前的加工出口生产模式，即委托加工生产（OEM）与委托设计生产（ODM）的“代工模式”，只不过这种代工在转型期已发展成为“高级代工”形式而已。关键零部件与关键技术主要依赖外国，不仅造成生产上的被动，而且利润的相当大部分转移给掌握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外国中、上游厂商，产品的附加价值较小，高科技产业的高收益优势并不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受到很大限制。

　　其二，产业升级结构单一性，传统产业升级速度缓慢。在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中，当局偏重于扶植高技术产业，对于传统产业多是任其自生自灭，传统产业除了大量转移到海外，剩余的产业利用资讯电子技术来改造升级的速度缓慢，使台湾高技术产业的扩散效果受到很大限制。观察转型期台湾的产业结构，不仅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落差大，而且高技术产业内部发展也极不平衡。除了资讯、半导体工业发展较快外，其它高技术产业，如航空工业、消费电子工业、医疗保健工业及环境保护工业等则发展较慢。这种产业升级资讯电子业一枝独秀的局面，说明台湾产业升级转型还未从根本上全面实现，新的经济增长机制还不完善。

　　三、产业结构快速转变的原因分析

　　从经济学供需关系原理分析，台湾产业结构快速转变主要是反映其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但需强调的是，台湾产业结构调整出现“过早、过快”的状况，是有其较特殊背景的。

　　如上节所述，由于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台湾需求结构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由于民间消费与公共投资的快速增加，使内需成为需求结构的主导部门。产业结构相应发生改变。民间消费需求的急增，极大刺激了相关的商业、餐饮及娱乐等服务业部门的发展。1988-1994年连续7年台湾商业及餐饮业产值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商业及餐饮业占GDP的比重相应由1988年的13.3%逐年上升至2000年19.3%，成为仅次于金融保险不动产业的第二大服务业部门。同样，公共投资的扩张，带动了岛内运输仓储及通信业的加快发展。

　　与此同时，台湾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还与其特殊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逐渐失去竞争性，企业便纷纷转移到海外投资发展，岛内制造业因此出现萎缩趋势，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由1987年的38.9％大幅降至1999年的26.4％。另一方面，台湾银行、证券、保险及大众传播媒体等行业长期受到当局的严格管制，自80年代中期后陆续大幅开放，形成竞相投资的局面，仅1991年一年内，就开放设立了15家民营商业银行，促使台湾服务业快速膨胀。金融保险工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1988年的15.1%大幅提高至2000年22.8%，（参见表5-9）成为台湾最大的服务业部门。由此视角看来，台湾产业结构的变化并不是一种十分正常而自然的调整过程。

　　表5-9　台湾服务业结构的变动

　　表格略

　　四、产业结构转变产生的影响

　　台湾服务业的迅速崛起并成为台湾经济体系的主干，对于转型期台湾总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一）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在工业化时期，工业曾是带动台湾经济增长主导或主要的产业部门，但随着80年代下半期台湾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台湾经济增长来源构成也相应发生根本的变化，迅速发展的服务业明显成为带动台湾经济增长的主导性产业部门，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所占比重超过2/3。2000年，台湾经济增长5.86%，其中，服务业贡献3.85个百分点，所占比重65.7%。（参见表5-10）尽管如此，由于制造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技术密集的资讯电子工业取代传统劳力密集的民生工业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心，制造业依然是台湾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来源。

　　（二）经济增长速度趋缓

　　尽管服务业发展成为台湾经济体系的主干，但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台湾快速膨胀起来的服务业，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较慢，发展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及地区，因此，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难以持续支撑总体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转型期台湾经济增长由过去的“高速”变为“中速”的主要原因。

　　（三）经济增长稳定性增强

　　由于服务业各部门主要以内部市场为面向，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增长来源主要来自服务业的格局，使转型期台湾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自主性相对增强。

　　表5-10　台湾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表格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