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过去较为成功的台湾“经济奇迹”发展模式受到很大挑战，原来若干明显的特征或是弱化，或是走向反面，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台湾经济进入了转型发展阶段。从经济增长速度角度来看，突出表现为过去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转入稳定中速增长时期。值得探究的是，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为什么会结束？又是哪些因素支撑了经济稳定中速增长？

　　第一节　稳定中速增长模式的形成

　　一、两个特征

　　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80年代中期以后的台湾经济增长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经济增长由过去的快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10％。70、80年代仍保持较快增长速度。1971-198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9.4％。80年上半期，经济增长大致仍保持高增长水平，1981-1987年，年平均增长率为8.5％，其中1986与1987年经济增长率高达为11.6％与12.7%。但此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至2000年止未再出现过两位数增长。1988-2000年，台湾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6.6％，中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突出（参见表4-1）。

　　其二，经济呈较稳定增长态势。20世纪70、80年代台湾经济虽然平均增长速度较快，但受两次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各年增长幅度波动较大，20年中有9年经济呈两位数增长，其余为个位数增长，其中1974年增长率仅1.2％，1975年、1982年分别为4.9％与3.6％。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除了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为4.3％较低外，各年经济增长率大致维持在6％至8％之间，表现出较稳定的中速增长趋势（参见表4-1）。

　　表4-1　历年台湾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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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展水平

　　台湾经济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的稳定中速发展，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从几个主要经济指标看，2000年台湾生产总值（GDP）为3094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17位，当年人均GDP为13985美元。2000年对外贸易总额2883.32亿美元，为全球第14大贸易地区。至2000年底台湾外汇存底为1067.42亿美元，名列世界第4位。

　　三、横向比较

　　台湾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同属亚洲“四小龙”，将台湾与其他三个国家及地区进行比较，可从另一角度看在进入21世纪前台湾经济发展的水平。从经济增长速度看，2000年“四小龙”各国及地区大都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恢复较快增长速度，香港经济增长率达10.2%，新加坡增长9.4%，韩国9.3%，台湾排最后为5.9%。比较经济总量，2000年韩国GDP达4615亿美元，居第一；台湾3094亿美元为第二，香港与新加坡分别为1654亿美元及915亿美元。不过，人均GDP则是香港24791美元居第一，台湾13985美元为第三。失业率方面，2000年台湾是3.0%，在“四小龙”中为最低。（参见表4-2）

　　表4-2　2000年亚洲“四小龙”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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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高速增长时期结束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之所以难以再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台湾内外经济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明显地失去了原有的一些有利因素与条件，台湾社会经济进入转型时期。

　　一、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对台湾经济的不利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国际经济环境对台湾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美国对台湾贸易压力日益增加。如前所述，美国长期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国，1984年台湾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比重创下48.8%的纪録，台湾对美顺差额近百亿美元。然而，随着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进而由债权国变成债务国，台湾成为美国施加贸易压力的主要目标之一，台湾在被迫逐步开放岛内市场的同时，新台币大幅升值，1992年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至25.4：1，结果导致台湾许多传统出口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

　　其二，世界经济区域化加速发展，使台湾主要外贸市场面临了更大挑战。1993年，一个商品、资金、劳务及人员自由流动的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成立。1999年欧盟进一步实行欧元单一货币制度，达成经济货币联盟。另一方面，1994年包括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在内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生效实施，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贸易实体。此外，亚太地区的经济区域化也逐渐向前发展，东盟自由贸易区在1993年开始启动运行。各类地区经济集团都具有对内互惠、对外排他的双重经济功能，这种排他性对台湾传统的外贸市场产生了很大挑战。

　　其三，在国际市场上，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台湾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出口导向经济具有“抢先”优势，之后，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也以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台湾传统的劳力密集型出口产品受到严峻挑战。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以海峡两岸产品在美、日市场占有率来看，1986-2000年，台湾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自5.35%下跌到3.33%，而大陆则从1.29%上升至8.22%；同期，台湾产品在日本市场占有率自3.71%略升为4.72%，而大陆则从4.49%猛升至14.51%。（参见表4-3）不过，应指出的是，海峡两岸产品在美、日市场相互消长过程中，大陆出口产品包含了相当部分台商在大陆的生产品。

　　表4-3　台湾与大陆在美、日进口市场占有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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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使台湾经济陷入所谓前有强敌阻挡，后有追兵压力的“夹杀困境”，从而使台湾经济难以继续以往的高增长势头。不过，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同时也存在着有利台湾经济发展的若干因素，这方面情况将在后文述及。

　　二、台湾内部环境的变迁

　　如果说，国际经济的新格局使台湾经济失去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制约台湾经济快速增长的更大因素则是台湾内部环境的巨大改变。

　　（一）经济环境的改变

　　劳动力这一重要的基本生产要素，在过去20、30年是台湾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最大优势，但20世纪80年中期以后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的迅速发展扩张，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在平均民众所得水平提高，而社会风气又转趋投机享乐环境下，年青人不再愿意从事较艰苦的体力劳动，这就更突出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劳力短缺的困境。台湾的工资水平因此大幅上升。制造业员工每月平均工资，1979年为新台币6554元，1985年升至12697元，而10年后的1995年则已升至32545元，10年间工资水平涨了1.56倍。而同期制造业劳动生产力却仅增长0.84倍， 其结果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台湾另一重要基本生产要素土地的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也出现暴涨情况。台湾土地面积原本十分有限，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加上相关土地政策的限制，工业用地供不应求的矛盾已日趋突出。80年代中期起，由于总体经济失衡，泡沫经济产生，房地产价格更是急剧高涨。以台湾省公告地价而言，与上年相比，1987年上涨9.74%，1988年涨11.54%，1989年大幅上涨47.31%，到1990年更上涨103.05%。而实际市场价格还远高于公告地价，一般公告地价仅约等于市价的50%至60%。另外，观察台北市住宅价格，1986年每坪平均为新台币6.72万元，到1990年便涨至36.87万元，涨幅为448.7%。 房地产价格暴涨加剧了工商业用地的紧张，厂商经营成本大幅上升。

　　（二）政治环境的改变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取消“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以来，台湾政治也进入了转型时期，台湾民众在摆脱长期专制统治的同时，也为畸形发展的民主政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受到强烈冲击就是其中突出的表现。

　　首先，政局动荡不安，影响民间投资意愿。随着台湾政治体制由强权政治向多党政治的转换，岛内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对立斗争日趋尖鋭，社会上省籍族群矛盾、国家认同问题及统独之争等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亦不断激化。而接连不断的大小选举，在加剧上述各种矛盾与斗争的同时，也使各种政治势力的力量此消彼涨，国民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受到挑战与动摇。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是，台湾社会民心开始浮动，对台湾政治发展前途信心不足，进而影响对岛内投资的意愿。二是，台湾当局不再以发展经济为其巩固政权的主要任务了，而是把政党利益与选举胜利作为首要目标，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则是第二位的，有时甚至成为政治利益的牺牲品。

　　其次，经济管理混乱，经济决策艰难。台湾在社会与政治日趋多元化后，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形势发展，当局对经济的管理混乱无力，行政效率低落。特别是在立法机构，对于各种法案的审议，即使是社会经济急需的法案，囿于各党派的利益冲突、各利益集团的牵制，往往是争论不休，迟迟难以通过，甚至长期拖延搁置，致使立法机构常常是待议法案堆积如山。

　　第三，黑金政治泛滥，侵蚀经济肌体。伴随着台湾社会与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台湾社会经济资源相应发生重新配置。在此过程中，各政党为了自身的利益及选举，需要财团甚至黑道势力的支持；而后者为了资源分配的利益也要藉助政治力量，金权政治与黑道问题因此日趋泛滥。财团与黑道势力不仅渗透立法机构，影响经济决策，而且介入各个公共工程项目，致使工程费用高、质量差。黑道势力甚至采用暴力手段，进行工程围标、绑标、勒索保护费与权利金等。黑金政治已演变成台湾社会的巨大毒瘤，在直接侵蚀经济肌体的同时，更造成治安恶化，社会秩序混乱，使投资者失去信心。

　　（三）社会环境的改变

　　战后台湾长期累积并被压制的各类社会矛盾随着强权政治体制的解体也不断爆发出来，影响较大者如环保运动、劳工运动等，转型中的台湾经济因此又增加了一层困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长期累积的环境污染问题愈益严重，另一方面民众的环保意识在所得水平提高后也逐渐提高，再加上保护自身权益意识的提高，台湾环保运动日益高涨。投资者建厂，不但得通过官方的环保标准评估，往往还得获得设厂当地百姓的同意。换言之，投资设厂除了可能遭遇抗议阻挠外，厂商污染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已不能再像过去由社会大众来分摊，而必须变成其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经营负担明显增加。不少大型投资项目因此无法顺利进行，如台塑的“六轻”案、台电的“核四”案及美商杜邦案等。劳工运动的高涨则主要表现为劳资冲突事件的大量增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劳资争议案件每年一般为几百件，80年代中期以后则迅速增加，1985年劳资争议案件为1443件，1995年激增至2271件，2000年时则达8026件。在以往“戒严”体制下，劳动市场对资方极其有利，资方可以通过低工资、长工时等手段获取高额利润。但随着劳工争取自身权益意识的提高以及工会组织力量的加强，劳工常常通过罢工、游行示威等行动抗议其基本权益被侵犯，当局也逐步修正相关劳动法令改善对劳工权益的保障，企业经营成本因此相应增加。

　　凡此种种，说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政治与社会均进入转折时期，经济发展受到的冲击与挑战是全方位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失去。

　　第三节　稳定中速增长的动力来源

　　由于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使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经济无法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了，关于这一点人们较好理解。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则是，面对全方位的冲击与挑战，台湾经济并没有急剧衰退，而是维持了较稳定的中速增长水平，其原因何在？换言之，其稳定中速增长模式的动力为何？事实上，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80年代中期后台湾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与同时期相类似的经济体相比，台湾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慢。20世纪70年代末同样被世界公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墨西哥、巴西及阿根廷三个拉美国家，1990-1998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3.3%及5.3%，而同期台湾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6.5%。即使在亚洲“四小龙”中，台湾亦排名第二，1990-1998年新加坡、韩国及香港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0%、6.2%及4.4%。深入分析支撑台湾经济稳定中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不仅可以加深对转型期台湾经济发展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观察21世纪台湾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

　　一、海内外经济环境若干有利因素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再像60、70年代那么有利了，但与此同时，海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有利因素，这是转型期台湾经济得以维持稳定增长不能忽视的背景条件。

　　（一）日元大幅升值给台湾生产与出口带来新机会

　　战后日本长期实行经济扩展与出口导向政策，其结果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出口贸易不断扩大，贸易顺差急剧增加，从而带来日元的长期升值倾向。1985年西方5国财长会议（“广场饭店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日本国内生产成本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下降。为此，日本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开始新一轮的海外直接投资高潮，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成为日本主要投资地区之一。据日本大藏省的统计，1951-1984年度，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为6.47亿美元，平均每年投资额是0.19亿美元；而从1985-1990年度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达20.84亿美元，平均每年投资额是3.47亿美元，是前34年平均投资额的18倍多。由于新一轮日本的投资，制造业方面集中于电子电器和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服务业方面则以金融、贸易及商业等为主，这就给同样开始面临货币升值压力，产业结构必须由传统的劳力密集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调整升级的台湾带来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有力支持。与此同时，日元大幅升值造成日本出口竞争力降低，使货币升值幅度相对小的台湾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价格竞争优势，从而有可能使某些出口产品超过日本，甚至位居世界前列。

　　（二）美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台湾电子信息业提供技术与市场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美国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据统计，整个90年代，美国公司在计算机上的年投资额增长了14倍，在1995-1998年间，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5%。美国经济因此在90年代初期走出衰退而进入了近10年的繁荣期。自1992年后，美国经济每年增长率都保持在3%以上，1997-2000这4年的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了4%。同时期，失业率从1992年的7.5%下降到2000年9月的3.9%，通货膨胀率也持续维持低水平，展现出长期繁荣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美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首先，美国成为台湾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技术供应来源。出于产业技术分工的需要，美国国内企业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多地将其资源集中于新产品开发和创造、维持和改进产品的市场标准所必须的相关技能（如设计、原型以及软件等），而将具有较高附加值硬件的生产和制造活动转移到已有较好发展基础的东亚地区，甚至将某些部件的设计、制造活动通过合同形式转包给东亚地区的企业，使东亚地区成为美国信息产业的部件、组件乃至整个系统的新供应基地。在此新的国际生产网络中，台湾通过吸收美国的直接投资、技术贸易以及代工制造（OEM）、委托设计制造（ODM）等技术学习渠道，获取并提高了相关生产技术能力。如表4-4所示，整个90年代美国是台湾主要外资来源之一，对台直接投资大体呈不断增加的趋势，10年间共投资67.76亿美元，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3%。在技术贸易方面，1987年台湾向美国支付的版税及许可证费用为2100万美元，此后逐年上升到1991年的5700万美元，1992及1993年分别为4200万美元及4000万美元。

　　其次，美国为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等提供了有效的商品吸收市场。由于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市场在台湾出口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了，但减少的部分主要是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台湾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仍是美国。1990年台湾对美出口的机械及电机产品占其对美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6%，其后逐年上升至1997年的近60%。以2001年情况看，全年台湾对美国出口总额达88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前3大产品为自动数据处理机及其附属单元、集成电路、办公室机器零件，占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分别为11.4%、11.8%及11.5%。（参见表4-5）

　　表4-4　20世纪90年代美、日对台直接投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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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5　2001年美国自台湾进口金额前10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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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两岸恢复经贸往来成为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新因素

　　自1949年起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海峡两岸的大陆与台湾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各自走上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应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但从1979年起，这一局面被打破了。一方面，大陆决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国民经济从此驶上蓬勃发展的轨道；另一方面，大陆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对台方针，并提出海峡两岸实现“三通”的倡议。这些历史性的变化使两岸政治关系从紧张对峙走向逐步缓和；而两岸经贸关系也相应由基本中断转为恢复往来。不过，两岸经贸关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才进入较快发展阶段。1987年11月，台湾正式开放部分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对大陆经贸政策也呈现逐渐松动趋向，两岸经贸往来因此日趋活跃。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大陆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快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步伐，由此引发了台商对大陆投资新热潮。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贸易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的统计，1991-2000年两岸贸易额从42.34亿美元增加到305.33亿美元；同期，台商对大陆投资协议金额从13.90亿增至39.88亿美元，实际到资额从4.66亿美元增至23.27亿美元。 随着两岸经贸往来加速发展，在两岸的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处于转型升级的台湾经济发展中，两岸经贸关系成为新的、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

　　二、台湾经济稳定中速增长模式的动力来源

　　（一）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

　　面对新台币大幅升值、劳工成本上升及土地价格高涨等一系列巨大压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失去发展上的比较利益，无法有效地支撑经济持续发展了。但在此过程中，台湾当局再次抓住日元大幅升值及美国新经济迅速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逐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使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较顺利地取代传统的纺织、塑胶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内外形势剧烈变化对台湾造成的强烈冲击，使台湾经济尚能维持中速增长。

　　1.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

　　20世纪90年代，在台湾当局的大力扶植下，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电子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刺激，台湾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1997-2000年，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生产年增率分别高达18.5%、9.6%、19.6%及18.1%，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与制造业年增率。1993年电子信息硬体产业总产值达10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5位；1997年总产值增至302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0年，台湾电子信息硬件产业总产值进一步上升到470亿美元，不过世界排名已在美国、大陆及日本之后。就单项产品而言，90年代上半期，监视器、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及键盘等发展较快，其产品达到或超过世界产量的一半；而90年代下半期，则以笔记本型电脑、监视器（液晶监视器）、主机板及桌上型电脑等发展较快，1999年笔记本型电脑、监视器及主机板产值分别为111亿、94亿及49亿美元，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分别是49%、58%及64%。

　　由于电子信息业是台湾电机电子业中的主导产业，后者因此相应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以基期1996年为100，1990-2000年，台湾的制造业类指数由76.37提高到129.87，增加53.5个百分点；而其中，电机电子业指数则由55.37提高到185.43，增加130.0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远高于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电机电子业在制造业中的地位相应快速上升，成为制造业的第一大产业。1987年电机电子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为16.89%，在四大类制造业（电机电子业、化学工业、基本金属工业及民生工业）的比重尚居末位，但至1998年所占比重提高为30.26%，上升至首位。 随着电机电子业的快速发展，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加。1991年电机电子业对经济增长贡献0.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所占比重为6.58%（经济增长率为7.6%）；到2000年电机电子业对经济增长贡献1.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所比重为27.12%（经济增长率为5.9%）。

　　2.电子信息产品成为台湾出口增长的新支柱

　　伴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也是以出口为导向，因而电子信息等产品的出口增长十分迅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电子信息产品等高科技产品逐步取代传统的纺织品、成衣、自行车及玩具等产品成为台湾出口贸易的主力商品。1997年台湾电子、资讯与通讯产品出口额达32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6.62%。到2000年，电子、资讯与通讯产品出口额提高至512.5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4.54%；而同期纺织品出口152.19亿美元，所占比重为10.25%。

　　3.技术密集产业成为台湾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来源

　　从劳动生产力角度观察能够更直接看出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技术密集产业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据台湾“经建会”专家的研究分析，1991-1999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5%，就其增长来源构成看，劳动生产力增长5.1%，就业增长1.4%。劳动生产力增长率虽比1982-1990年平均的5.7%为低，但其对整个经济的贡献率高达78.5%，远高于1982-1990年平均的67.5%。而台湾劳动生产力仍能维持5.1%的增长水平，主要因为技术密集工业劳动生产力大幅增长，促使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持续提升。同期服务业及营造业劳动生产力增幅则明显趋缓。1991-1999年台湾技术密集工业劳动生产力持续平均增长7.4%，而传统工业及基础工业劳动生产力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下降至2.5%及4.8%，由于前者的明显提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后者的下降，使制造业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平均达5.3%，高于整体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水平（参见表4-6）。

　　表4-6　台湾产业别经济增长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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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成为台湾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

　　如前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使台湾传统的出口市场受到严峻的挑战，出口增长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受到影响。但在同时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恢复发展，海峡两岸逐步形成了互补互利、日益紧密的经贸合作格局，大陆市场成为支持台湾经济发展新的越来越重要的动力来源，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大陆成为支持台湾经济增长的极其重要的出口市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主要是以美国等国际市场空间来支持其经济发展的，但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台湾对美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0年的23.5%。与此同时，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使台湾较顺利地实现了发展空间的转换，大陆市场逐渐成为支持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市场空间。2000年台湾对大陆出口额（不含香港市场）达261.4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为17.6%，大陆市场追赶美国市场进而将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的趋势已十分明显。2002年台湾对大陆出口占台湾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至25.3%，而同期美国市场所占比重则下降至20.5%，大陆首次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表4-7　海峡两岸贸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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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台湾产业转型顺利进行

　　20世纪90年代台湾产业结构能够从以劳力密集产业为主向以技术及资本密集产业为主转变，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大陆市场的支持。在台湾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大陆成为台湾转移劳力密集产业的最主要基地。那些在岛内不具竞争力或已失去优势的产业，由于在大陆市场寻找到了生存发展的新机会，所以没有遭遇倒闭破产的命运，没有拖欠银行债务而增加其呆帐，台湾产业转型因此得以较为顺利进行。90年代中后期大陆市场又开始承接台湾较为成熟的电脑及半导体等产业。

　　在另一方面，到大陆来投资设厂的台商，其许多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等，仍自台湾进口，而这些产品大多属于重化工业及技术密集产业产品，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岛内相关重化工业及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推进台湾产业的转型过程。

　　3.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保证了台湾维持较雄厚的外汇储备

　　1997年台湾扺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强有力后盾，是其拥有较雄厚的外汇储备，而台湾对大陆贸易连年大量顺差则是台湾外汇储备增加的最大来源。如表4-7所示，20世纪90年代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呈明显上升趋势，累计1991-2000年顺差金额高达1372.71亿美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93年起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额每年均超过其总体贸易顺差额，换言之，若无对大陆贸易大量顺差，台湾总体外贸将呈净逆差。以2000年情况来看，台湾总体外贸顺差额仅83.1亿美元，而对大陆顺差额则高达204.5亿美元，后者比前者多121.4亿美元。显而易见，倘若没有稳定的大陆市场，台湾国际收支经常帐不可能维持顺差，其外汇储备也将大打折扣。

　　上述实事充分证明，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之所以还能够维持较稳定的中等增长速度，与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公共投资的较快增长弥补了部分外需与民间投资的不足

　　在战后30、40年，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台湾当局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如前已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岛内政治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当局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受到很大制约，突出表现为执政者不再以发展经济为其主要任务了，同时当局经济管理效率低落。尽管如此，台湾当局还是采取了一些有利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对90年代台湾经济的中速增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推动公共投资。

　　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外经济环境剧变所引发的内外需求均不足的状况，台湾当局主要对策之一就是“扩大公共投资”。从理论上讲，扩大公共投资在需求面可以增加岛内需求，减少贸易顺差，改善对外失衡；而在供给面又可加强基本设施，培植产业发展潜力，提高社会总生产力，同时有利于解决80年代以来公共投资相对不足所衍生的岛内经济社会失衡问题。台湾当局实行的做法主要包括加速推动重大公共建设计划与鼓励民间参与公共建设两个方面。

　　就公共建设而言，除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加快推动自80年代中开始的“十四项重要建设”外，最重要的就是从1991年起实施规模空前庞大的“六年建设计划”。该计划是涵盖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综合性规划，总目标是“重建经济社会秩序，谋求全面平衡发展”，主要内容包括提高民众所得、厚植产业潜力、均衡区域建设及提升民众生活品质等四大方面。虽然“六年建设计划”是个庞大的综合性发展规划，但其基本构想则是以“加强公共建设为主导，扩大内部需求，增进生产潜能，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台湾当局认为，岛内“经济失衡，社会脱序问题的发生，主要是软硬体的公共建设投资相对不足，尤其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建设未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所致”。因此，该计划共规划775个公共投资项目，所需资金总额高达新台币8.2万亿元（折合3050亿美元）。计划还规定，6年内当局固定投资实质增长率年平均达到15.5%，公营固定投资实质增长率年平均达到8.9%。但由于“六年建设计划”资金规模巨大，内容庞杂，而且决策过程又十分仓促粗糙，因此，从其出台开始岛内外就质疑声音不断，而且实际执行过程也困难重重。1993年该计划“中期检讨”时，建设项目消减为458项，总经费压缩为5.4万亿元。1994年7月进一步减缩为“12项建设项目”，下分子计划38项，总经费降到2.9万亿元。尽管如此，台湾在实施“六年建设计划”后，公共投资呈较大幅度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前，台湾当局固定投资占总固定投资的比重基本在20%以下，1989年达21.3%后逐年上升，1994年升至29.8%。1995-1996年略降为28.4%与28.3%。同期，公营固定投资占总固定投资的比重也从1989年19.4%提升到1990-1992年的24.5%、24.1%及20.3%，1993年起降到20%以下。公共投资持续扩大，带动了内部需求的扩张。1986-1990年台湾内部需求占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为86.4%，到1994年这一比率已提高到96.9%。显然，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台湾经济维持中速增长，当局固定投资的持续增加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参见表4-8）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财政困难及公共工程执行进度落后等原因，台湾当局公共投资的增长逐渐减缓，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相应减弱。

　　在鼓励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方面，1989年6月台湾当局实施“民间投资兴建大众捷运系统办法”，1994年12月又公布施行“奬励民间参与交通建设条例”，鼓励民间参与公共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台湾当局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公共投资的不足。

　　表4-8　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

　　表格略

　　此外，20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表现于扶植高科技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六年建设计划”中规定了10项新兴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分别为通讯工业、资讯工业、消费性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精密器械与自动化工业、航空航天工业、高级材料工业、特用化学品与制药工业、医疗保健工业及污染防治工业。这些工业均符合新兴工业的“二大、二高及二低”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性大、附加价值高、技术层次高、污染程度低、能源依存度低。为了加快这些新兴工业的发展，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

　　其一，加强技术研究发展。一方面，逐步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使研发经费占GNP的比率由1989年的1.38%逐年上升至1999年2.05%；另一方面，采取税收减免、研发融资补助等方式，奬励民间企业自行研发。民间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因而从1991年的47.9%逐步上升到2000年的62.5%。

　　其二，继续推动科学工业园区建设。进一步加快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设，使其成为台湾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重镇。到2001年底进入园区的厂商已达312家，其中，台湾公司258家，外国公司54家，总共从业员工近10万人。与此同时，为了促进台湾南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及均衡南北发展，1995年台湾又推动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设，重点发展微电子精密机械、半导体及农业生物技术。

　　其三，发展创业投资事业。为了支援高科技工业发展，台湾当局从1993年起推动创业投资事业，至1998年底，已成立111家创投事业，实收资本额达新台币644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