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经济发展较为顺利，取得了较大成就，从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经济奇迹”。如何客观而全面地分析这一时期台湾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一直是台湾经济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同时，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亦存在着不少问题与教训，而这往往在“奇迹”的光环下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客观探讨与思考这些问题与教训，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台湾“经济奇迹”，而且对瞭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的转型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的转折与困境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章拟基于东亚新学说的相关理论，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这时期台湾经济的发展再作评析。

　　第一节  “经济奇迹”形成的条件与原因

　　按照“演化经济学”对“东亚模式”的新研究，战后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较快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通过实行开放的出口导向战略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建立起“模仿型创新”的技术转移机制；一是政府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采取了适当的经济政策。台湾作为“东亚”的重要一员，其实际的经济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理论说明。不过，除了具有“东亚模式”的一般性之外，战后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还有一些较为特殊性的因素。

　　一、若干特殊性因素的影响

　　如前所述，台湾经济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实现快速增长的，并在其后较长时期内保持着高增长态势。而这一结果却是与50年代台湾经济较顺利地从混乱中恢复发展、打下较好基础密切相关的。特殊的历史背景、美国对台湾援助等因素对50年代的台湾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研究战后台湾经济所不能忽视的，但这种影响就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整体过程而言，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而且对于东亚其他国家及地区也不具普遍性，因此我们将其归纳为特殊性因素。

　　（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为台湾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历史的延续，但战后台湾经济却是在较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起步的。

　　1.日据时代遗留的经济底子

　　战前台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对台湾进行疯狂掠夺与压榨的同时，出于政治统治、经济掠夺以及向外侵略扩张的需要，也在台湾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经济建设，这在客观上为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1）对农业的投资与开发。由于兴修农田水利，1906年—1942年，台湾的灌溉面积由20万公顷增至54.4万公顷，水浇地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32%提高为64%。同时，当局还采取引进良种、改良技术、增施化肥及植树防风等措施。1939年，台湾农业产值达5.5亿日元，约占当时台湾生产总值的44.69%。

　　（2）工业基础的建立与发展。与农业相关的制糖业等首先发展起来，1928年，台湾已有11家制糖公司和48家制糖厂，生产能力达43000吨。此外，电力、机械、冶金、造纸、水泥等业也相继发展。在二次大战爆发前，又建立和发展了一批包括飞机、燃料、煤炭及钢铁等业在内的军需工业。1939年台湾工业生产总值5.8亿日元，约占生产总值的45.94%。

　　（3）交通运输业开发建设。从1920年到1940年，台湾铁路由637公里增加至907公里，公路从3553公里增加至12076公里。同时，开辟高雄、基隆南北两个海港，以替代安平、淡水旧港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港口，并用铁路将南北两港连接起来。

　　（4）岛内教育的一定普及。日本为推行“皇民化”教育，先后在台湾设立了不少中小学，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当时台湾的文盲率相对较低。

　　（5）建立各种管理制度。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台湾，日本当局先后建立和制定了一整套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制度，如社会治安管理、农业生产管理、农村社会组织、金融管理系统等。此外，还对台湾的土地、森林、矿产资源等进行普查，整理成较系统的资料。

　　凡此种种，台湾学者许登源总结说：“到1945年，台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较当时仍处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中国大陆社会要进步多了。”二次大战期间，台湾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经济基础设施还是大部分保存了下来，被损坏的重新恢复毕竟也比白手建设容易些，而且已经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不那么容易破坏的。日本战败后，国民党当局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较有规模工厂有1778家，其中资本额在500万日元左右的厂矿有49家。此外，还接管了大批土地与其他财产。台湾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正是在这个经济底子上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意义重大的“土地改革”能较顺利进行，电力、肥料及纺织三大重点发展工业能较迅速恢复发展，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有这个经济底子作基础。而拥有较多素质较好的劳动力以及社会经济各种管理制度对战后台湾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

　　2.从大陆流入台湾的大量资源

　　由于1949年国民党政权跨台败退台湾，大批经济资源从大陆流入台湾，对台湾摆脱当时混乱的经济秩序，进而恢复发展岛内经济发挥了较大作用。这笔经济资源主要有：

　　（1）金银财产。国民党逃台前夕搜刮大陆各省的巨额黄金和白银运往台湾，据有记载的数据，仅从“中央银行”带走的财产就有黄金272.4万两，银元1520万两，美元1537.4万元等，这笔金银财产对随后的币制改革、缓解当局财政窘境以及稳定岛内经济发挥了直接的重要作用。

　　（2）企业资本。1949年前后大量流入台湾的大陆资本成为台湾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仅1948年9月至12月4个月内从大陆流入台湾的资金就达台币2947亿元。流入台湾的大陆资本中最多的是上海纺织资本，如中纺、华南、大秦、雍兴、中一、台北、台元、六和、彰化、远东等10家公司在1949年到1952年间先后在台湾设厂营运。正是在这些大陆纺织资本的基础上，纺织业发展成为台湾最主要的工业和最主要出口的产业。此外，流入台湾的还有木材、化学、食品、造纸、玻璃等大陆资本。

　　（3）人才资源。1949年前后，从大陆迁入台湾的人口近200万人，当时作为消费者，这些骤增的人口对台湾经济形成巨大的压力，但是作为生产者，他们又是台湾经济恢复发展所需的重要人力资源。台湾劳力密集型产业较成功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普通劳动者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在流入的人口中有不少高级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及经济行政人员等，他们在台湾经济恢复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代表性的人物如，严家淦、尹仲容、孙运璇、李国鼎、王作荣、蒋硕杰等。

　　（二）美援对台湾经济走向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

　　二次大战后，美国出于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对许多国家及地区实行援助，就此而言，美援的影响对台湾不是特有的。但是，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决定恢复对刚败退到台湾岛的国民党当局进行军事与经济援助，对台湾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台湾被美国纳入政治军事保护范围，使其能够较专心于经济的恢复与稳定。1951-1965年，台湾共获得美国军事援助45亿美元，倘若没有这一巨额军援，仅军事费用支出一项便足以拖垮原已十分脆弱的台湾经济。正因为如此，李国鼎先生说，这时期“台湾的战略地位已获得美国的重新肯定，也为台湾的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另一方面，美国大量的经济援助更是对台湾经济恢复发展起着直接而重大的作用，同时，台湾经济在美国的扶植下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1.对台美援概况

　　1951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共同安全法案》，向台湾提供“一般经济援助”，主要内容有：（1）军事协作援助，范围包括一般通用物质，如副食品、小麦、黄荳、服装、棉花等民生必需品，以及一些军用物资，如机械配件、五金器材及汽油等。（2）防卫支援援助，范围包括农工建设、教育卫生器材以及民生日用品。（3）技术合作援助，范围包括农工生产、土地改革、文化交流、教育卫生等。从1951年台湾当局开始接受美国经济援助起，到1965年美国宣布停止对台援助止，美国对台提供了大约14.8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期间，按照美国援助政策及援助方式的变化，经济援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赠与性援助阶段（1951-1956年）

　　这个阶段美援政策以稳定台湾经济、促进台湾经济自给自足以及弥补财政赤字为主要目的。按《共同安全法案》有关规定，美援主要内容为：A.“505节修正案”，规定美国以剩余农产品售台，收取台币，售得款项赠予台湾使用。B.“402节修正案”，规定以该法案拨款一部分，采购美国剩余农产品，在台销售收取台币，再将之赠予或贷款给台湾，用作各项建设计划。C.“480公法”，规定美国向台湾提供剩余农产品，台湾可用台币购买，所得款项或赠予台湾，但要依照美国政府指定的用途作用。另外，按美援法案规定，一部分美援物资出售后所得的台币得存入台湾银行，作为“相对基金”，供台湾当局用作各种开支。

　　(2)赠予和贷款援助并行阶段（1957-1960年）

　　随着台湾经济转趋稳定后，美援政策目标逐步转向支持台湾经济发展上。1957年美国在《共同安全法案》修正案中，设立了“开发贷款基金”，将原由防卫支助项下的供应转为用于发展各项工矿建设，并改用贷款方式办理。尽管这一阶段贷款部分明显增加，但这些贷款条件十分优惠，期限长，利率低。

　　(3)贷款性援助阶段（1961-1965年）

　　当台湾经济获得初步发展后，这个时期美援政策又以“开发援助”逐步取代“一般援助”。按照1960年美国的《国际开发法案》，美国对台援助项目为：A.开发贷款，取代过去防卫支助与开发贷款基金。B.开发赠予与技术合作，取代过去技术合作援助。C.支持援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据此，贷款已成为美援的主流，贷款期限、利率等也逐渐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办理。

　　2.美援对台经济的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通过经济援助对台湾的大力扶植，对台湾经济由混乱走向稳定、进而走向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抑制通货膨胀，维持经济稳定。50年代，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是台湾经济最要害的问题。大量无偿美援物资，包括民生必需品及农工原料等的到达，弥补了岛内物资供需的巨大缺口，其本身即为平抑恶性通货膨胀的有力手段，而美援物资出售后，按规定将收回的台币缴存于台湾银行的“美援相对基金”专户，又可以产生回收通货的作用，有助于金融稳定。很显然，美援对50年代台湾通货膨胀的控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其二，填补了建设资金的缺口，促进经济发展。在台湾第一期四年经建期间（1953-1956年），美援提供的建设资金为该期投资总额的41%，而在第二期经建计划时（1957-1960年），美援仍占该期投资总额的37.9%。50年代，台湾财政入不敷出，建设资金极其匮乏，而经济却能较顺利恢复和发展，美援的作用显而易见。60年代以后，美援逐步减少，一部分援助转为贷款性质，但贷款条件十分优惠。1965年美援停止后，原美援的组成部分“美援相对基金”以“中美经济社会发展基金”继续发挥作用。

　　其三，弥补财政赤字，平衡外汇收支。50年代台湾军事支出庞大，财政负担沉重，连年赤字，美国除了给予台湾大量的军事援助外，经济援助中的相对基金也有大约20-30%用于军政费用开支补助，对弥补财政赤字起了很大作用。美援对外汇收支平衡的作用更为直接。1950年到1958年间，台湾平均每年出口金额才1.2亿美元，进口却是2亿多美元，外汇收支差额很大。当时平均每年1亿美元的美援，是弥补外汇不足的主要来源。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而对台湾进行军事与经济援助的，尽管它在客观上对战后台湾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台湾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通过美援政策的制定，将其势力渗透到台湾经济的各个部门，并通过附加在援助上的种种条件，参与台湾经济政策的筹划与监督，使台湾经济按美国的意图发展，从而导致台湾经济长期依附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受美国的控制。

　　二、具有较稳定与繁荣的国际环境

　　战后，在国际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背景下，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及管理技术的应用，使世界生产力大幅提高；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建立，有力促进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的自由化；廉价充足的能源供应，使生产成本大为降低，凡此种种，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前呈现长期稳定和高度增长的局面，这种较为稳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环境给台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一）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使台湾能较有效利用技术转移机制

　　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巨大影响，大致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后，资本主义世界产业结构进入调整转轨时期，一方面由于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使传统的劳力密集工业逐渐无利可图，另一方面则因新技术的普遍采用使得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成为可能并能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工业发达国家纷纷放弃劳力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并将其大量转移到工资较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自己则致力于经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于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模式逐渐形成，即发达国家主要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则以从事劳力密集型工业为主。

　　伴随着新型国际分工模式的形成，“美国—日本—东亚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技术、资本转移机制建立起来，使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有可能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发展劳力密集型工业，并逐步改善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台湾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其拥有丰富廉价的劳力优势吸引大量外国资本与技术，积极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同时逐渐形成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模仿型技术体系”，以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技术引进的方式主要有侨外投资、与外国技术合作及投资国外高科技事业等三种。据台湾《科学技术年鉴》统计，1952-1995年间台湾技术引进案件4197件，侨外投资7697件，侨外投资金额222.62亿美元。从技术引进的产业类别来看，则以电子及电器制造业、化学品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基本金属及金属制造业、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为主。1952-1995年，这5项产业的技术合作案达3226件，占总数的76.86%，其中电子及电器制造业占29.69%，化学品制造业占19.23%；这5项行业的外资投资金额达117.15亿美元，占总数的60.4 6%，其中电子及电器制造业占29.0%，化学品制造业占16.05%。这种产业构成与台湾总体产业构成发展趋势一致性十分明显。而从技术引进来源国及地区而言，以1995年为例，日本占台湾技术合作对象的首位，达 50 件，占技术合作总件数的53.19%；美国 29 件次之，占 30.85%。侨外投资方面， 件数以日本居冠为 158 件，占投资总件数的38.26%，而金额方面则以美国居多，为 13.02 亿美元，占投资总金额的44.57%。 由此可见，以美日为源头的技术转移机制对台湾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世界贸易的繁荣为台湾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

　　台湾是海岛经济，对外贸易是其生命线，产品外销市场举足轻重。特别是其利用技术转移机制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得在世界市场上顺利销售，才能维持其工业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而战后20、30年里国际贸易与经济的持续繁荣、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张为台湾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环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自1950年起的30年间，世界出口值以平均每年12.3%的速度增长，实质增长率为6.7%。1961年至197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出口、进口量平均每年分别增加8.2%及8.5%，出口、进口值更分别以12.4%及12.2%速度大幅增长，远较同期世界产出的增长为快。特别是台湾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的长期繁荣，使台湾产品获得广阔的销路。与此同时，美国出于自身政治及经济的目的，还对台湾实行特殊优惠政策，长期为台湾产品输美开放緑灯。1976年，美国实施为期10年的优惠关税制度，给予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免税待遇，台湾优先列入其中；1979年美国又同意将其在国际多边谈判中减让关税的产品1888种同样适用于台湾。长期以来，台湾享受的美国优惠关税待遇远多于其他国家及地区。在此背景之下，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3.5%不断上升至1984年的48.8%最高点。

　　此外，1965年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又给台湾创造了一个意外的出口扩张的机会。战争期间，美国利用台湾有利的地理条件和生产条件作为其补给、休整基地，而台湾经济正值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的关键时期，大批战争“特需订货”大大刺激了岛内出口生产的发展，从而使“对越输出因越战而繁荣一时”（李国鼎语）。1965年至1973年，台湾对南越的出口贸易计达5亿多美元，其中1966年对越出口达8600万美元，占当年台湾出口总额的16.0%，仅次于日本（24.0%）和美国（21.6%）而居第三位，由此可见越战对台湾的出口及经济影响之大。

　　（三）充足廉价的世界能源为台湾工业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战后，世界各国尤其中东国家，大都积极开发本国能源，发展经济，使世界的能源开采量急剧增加。而同时，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和掠夺，世界能源价格长期十分低廉，一桶石油（136.05公斤）的价格，持续20多年被压在2美元以下（1950年为1.7美元，1960年1.8美元，1973年时也仅2.8美元），直到1973年10月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价格才开始上涨到每桶10美元以上。石油作为重要的能源之一，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而对于自然资源贫乏的台湾岛而言，世界市场拥有充足而廉价的石油尤其重要，台湾所需能源90%以上要依靠世界市场提供。原油一直是台湾主要的进口商品，1977年原油进口值达11.96亿美元，占进口总值的14.7%，成为台湾最大宗进口商品，此后原油长期保持进口首位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电子信息及机械等产业的迅速发展，相关商品进口大幅增加，才使原油在进口总值中比重逐渐下降。台湾正是在进口大量廉价能源的基础上建立起加工出口的经济体系的，它既满足了台湾扩大再生产的能源需求，又使台湾节省了大笔外汇，有益于国际收支的改善。

　　总而言之，近40年台湾经济得以较快发展，其国际经济环境是极其有利的。这一点絶不能忽视。但是，外部因素毕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台湾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台湾当局能否有效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台湾当局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演化经济学”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政府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只是这种作用应是动态的，必须随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外部环境相应地来做调整。战后东亚国家及地区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提供经济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培育市场主体；（2）提供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包括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公共产品；（3）利用有利的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台湾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与这一理论说明是较为吻合的。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失败因而退据台湾。导致国民党政权跨台的原因固然不少，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国民党采取滥发纸币、举借内外债务及征收苛捐杂税等种种手段大肆掠夺和剥削劳动人民，结果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穷困不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这一严酷的历史事实对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生存危机的压力，迫使其致力于经济发展。当时在大陆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面对的是混乱不堪的台湾经济，要想生存下去，恢复发展台湾经济是唯一的出路。即所谓“退后一步，即无葬身之地”。与此同时，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也使台湾当局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二，大陆时期严重通货膨胀的噩梦，使台湾当局在经济政策上坚守“审慎而稳健”原则，以“经济稳定为第一要务”。因此，长期以来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策略是“在稳定中求成长，在成长中求稳定”。其三，为了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采取比较实用、灵活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根据岛内外经济形势的演变，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另一方面重视并采纳经济学者专家的相关建议，改革不合宜的政策措施。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台湾当局较好地利用了客观环境所提供的天时地利采取了一些较有成效的经济政策措施，从而促进了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

　　（一）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由所谓“政府主导型”向“市场经济型”过渡转换

　　所谓宏观经济管理，是指各国或地区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计划及法律和建立各种经济组织，对国民经济，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环节进行规划、组织、指导、监督和调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管理的水平与质量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速度。依照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与方式的不同，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大致可分为“政府控制”与“市场经济”两大类。台湾在战后初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形成了较典型的所谓“政府主导型”模式，其后为了适应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逐步向“市场经济型”调整转换，从而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效果。

　　1.当局直接干预占主导地位阶段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台湾经济面临混乱与动荡，同时海峡两岸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台湾当局深感危机。为了恢复经济以求生存，进而实现所谓“反攻大陆”的政治目标，台湾大搞备战经济，实施统制性经济，宏观经济管理采用直接干预为主的行政控制。首先，实行公营资本集中垄断的经济体制，公营资本垄断整体经济要害部门，并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统治地位。其次，以行政手段严格统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工业方面，采取“代纺代织”及“设厂限制”等措施，直接干预工业活动，同时还严厉管制劳动市场，禁止人民罢工罢业，使劳动市场对企业雇主十分有利。在农业方面，除了向农民征收变相地租田赋外，还同时采取“随赋征购”与“肥料换谷”两种行政手段，对粮食实行强制性征购。在物价方面，对重要商品实行限价，并通过公营企业对油、电、糖、盐等民生必需品价格进行直接控制。此外，对进出口贸易及外汇收支进行严格管制。当局对经济过多的行政干预，结果往往是市场扭曲，效率低下，但50年代台湾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宏观经济管理大致是特殊政治经济环境下的产物，其对台湾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基本上还是起着促进作用。

　　2.减少直接干预，重视间接干预阶段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岛内资源缺乏、市场狭小成为妨碍台湾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尖鋭问题，迫使台湾当局将经济发展战略逐步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大力拓展对外贸易。为适应发展战略的改变，调整宏观经济管理的模式势在必行。台湾当局陆续取消一些直接干预经济的做法，如对公营企事业的发展扩充有所节制、撤销“代纺代织”制、改变以行政命令限制设厂的做法，而用规定设厂标准的方法对新厂设立进行管理。此外，逐步解除某些外汇、贸易、物价及物资方面的控制措施。与此同时，开始重视市场机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和经济杠杆进行间接干预，使50年代统制性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建立起所谓“计划性自由经济”体制。其主要做法为：建立公民营双重所有制经济形式；实行奬励出口，放宽进口的贸易政策；改革外汇制度，对高估的新台币汇价进行贬值等。适时调整宏观经济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60、70年代台湾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过，这时期台湾经济领域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还是局部的，有限度的，主要集中在出口扩张方面，而在其他方面，如工业、金融、贸易等方面仍有不少管制性措施，如对新厂设立限定自制率、内外销比例；禁止民间投资经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直接干预与控制的作用仍然很大。

　　3.进一步加强市场机能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整体经济发展进入转型与升级的关键时期。但由于种种不合理的经济管制措施的存在，严重扭曲市场机能，造成资源使用的浪费与无效率，使台湾经济发展陷于重重困难。因此，台湾当局于1986年正式提出“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对各种经济制度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旨在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健全市场机制，以达到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进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目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大力促进贸易自由化；解除对金融部门的经济管制；重新调整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进一步有效发挥民间企业活力等。

　　总之，40多年来台湾宏观经济管理的模式基本上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不断调整完善，这是台湾经济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但需指出的是，台湾经济领域中当局干预与控制的力量还较强，一些不必要的经济管制措施仍然存在，进一步加快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仍然是台湾经济发展长期的重要任务。

　　（二）采取农、轻、重、科技依序发展的产业政策

　　在“稳定中求成长”的基本策略指导下，台湾当局实行循序渐进的产业发展政策，即首先发展农业，在此基础上依序发展轻工业、重化工业及高科技产业。这种产业发展政策是台湾岛内实际情况的需要，也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较有效地保证了台湾工业化顺利而平稳地实现。

　　20世纪50年代，控制物价、稳定经济是台湾经济首要问题，而其中，解决几百万人口的吃穿问题又是关键，因此优先发展农业成为台湾产业政策的重心。一方面，进行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关系因封建土地关系的瓦解而获得较大的改善；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技术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农业发展的结果，不仅为发展工业积累了资金，而且为工业产品提供了销售市场。

　　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50年代台湾亦着手恢复发展工业。在选择工业发展类别时，鉴于当时除了拥有大量劳动力外，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技术及外汇等均十分缺乏，因此台湾首先发展劳力密集型的民生轻工业，这类工业，如纺织、食品、塑胶加工、造纸、木材加工等，投资少、技术简单、收效较快、符合当时的比较利益原则。20世纪60年代台湾产业政策的重点转向了发展工业，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带动下，劳力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蓬勃发展，不仅纺织、食品、塑胶等工业进一步扩大发展，而且电子、电器等家庭耐用消费品工业也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

　　随着台湾劳力密集型轻纺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日趋成熟，岛内逐步形成了对中、上游原材料工业的庞大需求，同时原来低工资的优势也正在减弱。而另一方面，这时期农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已在资金、技术以及产品的销售市场等方面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条件。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将产业政策的重点转向发展重化工业。尽管因资源缺乏及两次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台湾重化工业的发展不尽顺利，但总的说来，这时期台湾的钢铁、造船、石化等重化工业以及电力、交通等基础工业还是获得较大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岛内外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使台湾经济面对产业升级的艰巨任务，台湾当局开始大力推动附加价值较高、能源密集度较低的技术密集型工业，设立科学工业园区，发展科技产业，期望由此形成经济增长的新机制。这一政策在90年代获得了较大成功。

　　（三）适时采取外向型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

　　从各阶段经济发展战略来看，台湾依次采取了进口替代、出口扩张（出口导向）、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及第二阶段出口扩张等发展战略。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内向型的进口替代转变为外向型的出口导向，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可以使一个经济体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使其在贸易、生产和金融等领域与国际经济逐渐实现一体化，从而带动自身经济的快速增长。从台湾实际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岛内进口替代工业的市场已饱和与国际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动的背景下，台湾适时选择外向型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其结果，一方面，使台湾经济摆脱了资源贫乏、市场狭小这些海岛经济的先天弱点，为经济持续较快地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使台湾可以充分利用因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发展机会及世界市场上充足而廉价的能源供应。以利用外资情况来看，在进口替代时期，1952年至1960年9年间，侨外资本对台直接投资的件数为86件，投资金额为3565.2万美元。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了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台湾公布实施《奬励投资条件》、设立出口加工区，采取一系列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吸引侨外资金的流入，侨外资金因而迅速增长。1961年至1965年5年间，侨外投资件数增至210件，投资金额为9906.4万美元；1966年至1970年，投资件数为992件，投资金额则达42541万美元。其后多年，侨外投资基本上都以较快的速度递增。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扩大了岛内资本形成的规模，而且还通过向岛内采购商品和服务，以及与岛内企业建立产业分工协作关系等方式，带动岛内投资的增加，这就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与就业的增加。而出口贸易方面，随着台湾当局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的实行，出口增长更是引人注目，并成为带动总体经济增长的引擎。

　　台湾正是这样，以自身劳动力的优势，引进大量外国资金、技术、设备及原材料，致力于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将内部经济同国际经济结合，充分利用了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

　　（四）重视公共基本建设投资

　　公共基本建设包括电力、铁路、港口、机场、电信、水库、河堤、海堤及社会、文化、教育等软硬体公共建设。这类基本设施需要巨额投资，而且建设期长，投资报酬率低，甚至不易回收，因此民间投资意愿一般不高。但从经济观点来看，公共基本建设最能发挥“外部经济”的效益，为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它在短期内可立即发挥振兴内部经济景气的效果；而在中、长期则具有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整体经济增长潜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效益。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共建设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台湾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台湾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美援的支持，台湾当局对公共基本建设的投资就较多，使之基本能配合经济发展的需要。1953年至1962年，台湾民间固定投资增加3.1倍，当局公共基本设施投资增加3.5倍；制造业生产平均每年增加12.4%，发电量及运输营运量每年各增加12.7%与10.2%，民间生产与基本设施二者之间的增加速度很接近。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呈高速增长，而基本建设则落后下来，到后期电力不足、港口、公路及铁路拥挤不堪的问题日益尖鋭。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当局从1974年开始推动“十大重要建设”，投资金额达新台币2千多亿元。十项建设中，六项交通设施及一项核能发电属公共基本建设。这期间台湾经济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民间投资意愿低落，十项建设投资适时弥补了民间投资的减少，对当时景气复苏、创造就业机会、维持经济增长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从1972年到1979年，当局公共建设投资大幅提高3.9倍，而民间固定投资仅增加1.5倍；制造业生产平均每年增加13.2%，而电力及运输量则分别增加10.0%及13.5%，大致恢复平衡发展的局面。紧接在 “十项建设”之后，台湾当局又以近3千亿元新台币的预算推动“十二项建设”，除继续交通、电力等基本建设外，范围更扩大到农业、社会、文化等方面。

　　20世纪80年代台湾虽然再推出“十四项建设”，但因种种困难，其规模及效益均远较预期的小。公共建设投资落后于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日趋严重，民众生活品质相应低落，产业发展又遭遇新的瓶颈，台湾经济发展陷入所谓“富裕中的贫穷”。

　　（五）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代尤其如此。台湾自然资源较贫乏，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也较短缺，只有人力资源较丰富，因此，加强教育事业发展，提高人力素质，对台湾经济发展来说更显得十分重要。基于此认识，台湾当局长期都比较重视发展教育。

　　首先是从经费上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按台湾所谓“宪法”规定，每年教育、科学及文化的经费占各级行政预算总额的比例为：当局预算不得少于15%，省不得少于25%，县市不得少于35%。40年来，台湾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1955年度至1993年度，教科文经费支出总额由新台币8.92亿元增加到3590.02亿元，30几年内增长401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速度仍是较为迅速的）；同期教科文经费支出总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由13.6%上升到19.3%。

　　其次，健全相关法规，保障教育事业顺利发展。台湾在发展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一系列法律及法规。如《幼稚园教育法》、《“国民”教育实施纲领》、《九年“国民”教育实施条例》、《高级中学法》、《专科学校法》及《大学法》等。在发展教育措施方面，在1968年以前，实施“六年小学义务教育制”，普及小学教育。从1968年9月起施行“教育九年一贯制”，除小学六年外，对中学（初中）的三年也实行义务教育，这样便完成了普及初中教育的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台湾高级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等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由于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台湾人力素质及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这不仅带动了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成为其后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综上所述，由于台湾当局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及时抓住内外环境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采取一系列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从而带动台湾经济较顺利地发展。但是，制定并执行较有效的经济政策及措施，并非台湾当局有先见之明，而是在较务实的态度下不断摸索、调整及改进的结果。对此，李国鼎先生有较切合实际的总结：“能顺应发展阶段的不同采行正确合宜的发展策略，实为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惟必须承认，当局决策阶层在拟订各阶段的发展政策时，并非具有洞烛机先的优异能力，而系采取实用主义，并尊重民意反映及学者专家意见，对于不合宜的政策能及时改弦更张，由新政策取代；对于合宜的政策，则继续延用。”

　　第二节 “经济奇迹”背后的问题与教训

　　近40年中，台湾经济在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受制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不少问题与教训，忽视这一方面，对台湾“经济奇迹”的认识将难以全面与客观。

　　一、“浅碟子经济”的依赖性与脆弱性

　　如前所述，台湾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建立了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加工出口经济体系。经济活动是按照大量进口、加工装配、大量出口的路线，循环不已，并不断扩大规模。这一经济体系在20世纪60、70年代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下，曾造就了台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繁荣景象，但其缺乏稳固的基础，呈现一种畸形发展的态势，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一）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日趋严重

　　这种依赖性首先表现在，台湾生产所需的农工原料及零组件大都依赖进口，从纺织原料如棉、麻等至电子电机零组件再至矿产品等，无一不依赖国际市场提供，尤其所需能源90%以上要靠进口。台湾进口商品构成明显反映出这一状况。1960年台湾进口总值2.97亿美元，其中，农工原料进口所占比重为64.0%，资本设备进口比重为27.9%，消费品进口占8.1%，此后，台湾进口总值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大，但进口商品结构变化却不大，农工原料一直是进口最主要部分，而且其比重还呈上升趋势。农工原料、资本设备及消费品占进口比重，1970年为62.8%、32.3%及4.9%；1980年为70.8%、23.4%及5.8%；1990年为70.4%、17.5%及12.0%。（参见表3-1）由于台湾原料及能源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因此国际市场上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即会波及台湾经济。两次世界石油危机对台湾的冲击便是很好的证明。

　　表3-1　台湾进口商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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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台湾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表现为产品销路主要依靠出口。台湾加工出口经济体系，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是出口，而且，出口市场长期集中于美国单一市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金额占其全部出口产品金额的比重上升到近50%。（参见表3-2）过高的出口依存度以及出口市场的过分集中，使台湾经济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具有严重的依附性，后者经济的荣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台湾经济的盛衰。同时，随着对美出口的不断扩大，台湾对美贸易顺差迅速增加，美台间贸易摩擦因此日益增多，美国对台湾的贸易压力也就越来越大，终于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新台币对美元汇价的大幅上升，对台湾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表3-2　台湾出口市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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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产所需技术设备严重依赖外国

　　台湾虽然在参加国际分工中从“美—日—东亚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技术扩散机制中获得了发展生产所需的技术来源，从而提高了产业水平和加速经济增长。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带有明显“依附性”的技术转移机制，却使台湾长期依赖外国技术，为了提高加工出口的生产能力，只能依赖进口与接受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而发达国家为了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实行严格的技术保护主义，转移给台湾的技术只能是二流或已标准化的技术，关键性的生产技术及设备台湾基本上难以获得。有二个指标可以反映出台湾这种严重技术依赖性。其一，台湾技术贸易长期呈逆差状态，而且呈持续扩大趋势。所谓技术贸易是指技术输入与技术输出，以付出报酬的方式，由外国引进专门技术（Know How）、专利等技术，称为技术输入，它是提高一国或地区技术水平的重要方式；而将国内（地区内）研究发展的技术提供外国以取得相应代价者，称为技术输出，它可反映出该国或地区科技水平及其研究发展成果品质的高低。技术贸易出超者，表明该国或地区科技水平高、研发能力强；而技术贸易入超者，则说明该国或地区自身研发能力较低，科技发展主要依赖技术引进。据台湾《科学技术年鉴》资料，1983年技术贸易入超额为0.58亿美元，此后逐年扩大，1989年上升至4.64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亦仍然维持这种趋势。其二，台湾对日贸易长期呈逆差状态，而且呈持续扩大趋势。由于台湾生产所需技术及设备主要依赖日本等国，制造产业的关键零组件及中间原料等也主要由日本供应，因此，台湾随着生产与出口规模的扩大，对日贸易逆差也相应扩大。1980年台湾对日贸易逆差额为31.80亿美元，1989年逆差额扩增至69.66亿美元。90年代后这种趋势更为强化。

　　台湾严重依赖外国技术，除了受到“依附性”的技术转移机制的约束外，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也是重要原因。在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其技术创新体系明显具有“重技术、轻研究”的特征。这首先表现为台湾研究发展（R＆D）经费的投入长期偏低。1978年台湾R＆D经费占GNP的比率为0.66%，此后缓慢上升到1985才突破1%而达1.01%，到1989年时为1.38%。（参见表3-3）战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差、底子薄，对研发经费的投入普遍较少，但是与同属“四小龙”的韩国相比，台湾的差距就显现出来。在1978-1982年之间，台湾R＆D经费占GNP的比率比韩国高，但从1983年起，韩国认识到技术创新对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大幅增加R＆D的投资，因而超过台湾，至1989年时，韩国R＆D经费占GNP的比率为1.92%，而台湾仅达1.38%。（参见表3-4）其次，台湾“轻研究”突出地表现在R＆D经费投入的分配构成上。长期以来，台湾R＆D经费大部分用于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上，用于基础研究的则占很小比例。1978年，应用研究与技术发展支出占R＆D经费比重分别为60.9%及29.3%，而基础研究仅占9.8%。1981年基础研究所占比重更降为6.8%，1989年回升至10.5%，（参见表3-3）而韩国1989年基础研究支出占R＆D经费比重为15%。显然，台湾“重技术、轻研究”的技术创新体系，使其难以提升自身研发能力与技术创新水平，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由于台湾经济对外依赖程度深，其根基难免脆弱，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相对繁荣稳定局面转为动荡不安时，或外部技术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台湾经济发展必然倍受冲击。正因为这样，人们形象地将台湾经济称之为“浅碟子经济”。

　　表3-3　台湾研究发展经费支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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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4　台湾与韩国研究发展经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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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片面强调出口的政策导致整体经济失衡

　　不可否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曾是推动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但是长期实行片面性的“奬出限进”的外贸政策及严格的外汇管制，也对台湾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演化经济学”研究指出，东亚国家及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政府将有限的要素和资源相对集中于对出口产业的扶植，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产业升级，完成追赶。但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却存在着致命的结构性缺陷，其导致这些国家及地区形成“重外轻内”的经济格局，即出现相对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门和相对薄弱的内部依赖型部门幷存的局面，这种割裂式的不平衡发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出口，但却破坏了经济系统的内在协调性，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台湾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出现总体经济严重失衡状态便是这些矛盾的集中反映。

　　由于台湾长期坚持“出口第一”的方针，对出口给予种种奬励与优惠，而对进口则多加限制，这就造成了外向型的制造业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出口竞争力日益增强，因此出口快速扩张而进口则较缓慢，外贸顺差额连年持续扩大，形成外部失衡状态。从1980年到1987年出超额由0.78亿美元增加至186.55亿美元，8年累计达632亿美元。1986年，商品与劳务贸易顺差占GNP的比率高达19.3%。与此同时，以岛内市场为面向的“内向型”部门则呈相对滞后发展。1982-1990年，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力平均增加率为5.2%，其中，技术密集工业与基础工业增加率为6.4%与6.0%；而属内需部门的营造业劳动生产力平均增加率仅3.3%、金融保险业为1.9%、工商服务业为-1.0%。内需部门的相对薄弱，再加投资渠道的不畅，造成岛内超额储蓄（储蓄率-投资率）迅速积累，形成内部失衡状态。1986年，超额储蓄占GNP的比率高达21.4%。台湾经济这种“重外轻内”的发展所造成的总体经济的失衡，对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带来很大危害。

　　表3-5　台湾总体经济失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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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外贸持续大幅顺差引起贸易摩擦与贸易条件恶化。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外贸顺差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的迅速增加，美台间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台湾成为美国施加贸易压力的主要目标之一，80年代中期后新台币对美元汇价被迫大幅上升。1985年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为39.85：1，持续上升到1989年的26.41：1，5年间新台币升值幅度高达50.9%。结果导致台湾许多传统出口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

　　其二，巨额贸易顺差导致货币供给额大幅增加，冲击金融与物价的稳定。1987年之前，台湾是实施外汇管制制度，外汇由所谓“央行”统收统支，民间不得自由买卖，这样，巨额外贸出超所带来的巨额外汇收入使“央行”外汇存底急剧增加，“央行”因而发行的台币量越来越大。1986、1987及1988年狭义货币供给M1b的增加率分别高达51.4%、37.7%及24.4%，明显偏高；同期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加率也分别高达25.3%、21.3%及20.3%。超额货币供给严重威胁台湾金融与物价的稳定，同时造成社会游资泛滥成灾，房地产与股票价格狂涨，赌博风气盛行，整个经济处于严重失衡状况。

　　其三，台币升值，地价上涨，促使企业加速对外投资与产业外移。台湾长期通过货币贬值促进出口扩张，当新台币骤然大幅升值时，企业出口成本急增，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受影响。再加上，土地价格高涨，企业经营环境日益恶化。企业便纷纷通过对外投资来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1979年时，台湾对外投资额仅936.4万美元，到1987年时急增至1.03亿美元，1990年更达到15.52亿美元。随着台湾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加速对外投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1986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39.7%，此后逐年降低至1990年的34.4%。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趋势更为加剧。制造业出现萎缩倾向，岛内因此产生“产业空洞化”的担心。

　　其四，庞大的超额储蓄引发严重的泡沫经济。如上所述，由于内部需求不足，台湾超额储蓄急速增加。1981-1986年，超额储蓄额由新台币231.7亿元增至6245.4亿元，占GNP比率则由1.3%升至21.4%。庞大的超额储蓄通过金融体系成为超额流动性资金，竞相追逐房地产与股票，造成房地产及股票价格大幅上涨。1986年至1988年，台北市房地产价格指数剧增2.4倍，其后仍持续上涨到1990年达到高峰。股价方面，1986年加权股价指数尚未达1千点（1966年为基期），1988年升至5千点，1989年9月以后突破1万点。仅仅3年半之内，股价涨幅超过10倍。

　　由此可见，台湾经济“重外轻内”的发展，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台湾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是，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经济衰退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台湾泡沫经济在迅速扩张之后没有立即陷入破灭，造成经济严重衰退，90年代后仅是处于“退烧”状态。之所以如此，除了台湾当局较及时地采取了信用管制、扩大公共投资及推动经济自由化等政策措施，调整总体经济的失衡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台湾企业及时地拓展了大陆及东南亚等市场，使出口及经济的增长得以维持。尽管如此，台湾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缺陷依然存在。

　　三、当局过多干预经济生活扭曲资源配置

　　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市场机制是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途径。尽管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迫于形势需要逐步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整改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但总的说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台湾经济领域中“政府控制”力量依然相当强大。这就难免妨碍市场机制运行，造成资源分配不当。

　　（一）公营企业比重大而效率却低落

　　长期以来，在台湾经济体系中，公营企业庞大，依靠着垄断与特权，不仅经营范围广泛，而且掌握了经济要害部门。然而，这些公营企业的官商特性浓厚，在经营上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及腐败无能导致其大多数长期经营效率低落，这无疑是严重浪费资源或扭曲资源配置。台湾著名经济学家邢慕寰就指出，“素以‘特权’闻名的公营企业，数十年来仍然屹立不摇。自1960年代以至80年代，其投资毛额平均超过私人部门投资毛额之半，但其生产的‘附加价值’却不能与私人企业相提并论。”有资料表明，公共部门（公营企业＋当局投资）1970年、1975年、1980年、1985年及1990年，占台湾资本形成的比重分别为40.1%、57.7%、48.9%、42.3%及49.5%，而同期公共部门占总生产的比重则分别为27.7%、22.1%、20.9%、18.8%及18.7%，公共部门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显然低于民营企业。

　　（二）庞大公营企业的存在影响台湾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台湾庞大公营企业的存在，造成了台湾经济形态长期以中小企业为主体。虽然这些中小企业曾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军，但在经济发展至转型升级的时候，它们所具有的脆弱性、从属性及分散性等先天弱点便倍显突出，无力承担转型升级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台湾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较慢，关键性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三）若干经济发展策略长期过分管制与干预扭曲资源配置

　　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进口替代政策对节省外汇、保护脆弱的工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60年代转向推动出口扩张后，并未适时放弃管制性浓厚的进口替代政策，使整个经济更进一步自由化，而是对有关产业继续保护政策，其结果不但造成经济资源配置扭曲，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率，而且被保护的产业也因而长期缺乏竞争压力而进步缓慢，妨碍产业结构升级。台湾汽车工业的发展便是个典型例子。台湾当局对它保护了30多年，但其迟迟未能完成“进口替代”的任务，而韩国的汽车工业则后来居上，其产品早已在世界市场上奔驰。

　　四、过于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

　　台湾是采取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模式而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从这一模式的投资少、技术简单、收效快等基本特征中便可看出台湾当局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浓厚的急功近利色彩。在 “一切为了工业、一切为了出口”的指导思想下，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工业发展的牺牲品。一方面，台湾当局不重视对公共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对制造污染的厂商采取包庇纵容态度；另一方面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措施存在着有利于环境污染生存的严重漏洞，在种种奬励投资的优惠措施诱导下，外国资本将其本国淘汰的高污染、少技术的生产陆续转移来台，与此同时，岛内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事业蓬勃兴起，这些企业只求得到最大经济收益，而不顾及或者无力顾及环境污染问题。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工业》杂志的资料，在全省登记在案的6000多家需要排放废水的工厂中，仅有625家有污染防治设备，其中完全符合标准的只有20来家。长期忽视环境保护的结果，造成台湾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废弃物污染，以及噪音污染等，每项污染都已达到危害居民健康的严重程度。”台湾整个社会为此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一方面，为了整治环境，改善民众生活品质，台湾需要付出人力、物力及财力等庞大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受到连连不断的环保抗争运动的影响，不少重大投资项目被迫搁置或延缓，如核能第四电厂，轻油裂解厂等。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台湾经济无法逥避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