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分析观察台湾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深化对台湾经济现象的认识，即在相关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对台湾经济发展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与探索，使人们对台湾经济的认识更为深刻与准确；另一方面则可以用台湾经济发展的现实对相关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或补充完善。众所周知，作为战后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东亚模式”曾获得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学习借鉴的榜样，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可从中获得较好的理论解释。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台湾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变化与转型发展，进入21世纪后更是呈现持续性的增长缓慢甚至衰退的趋势。对此，原有的东亚学说显然无法发挥效用了。此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传统的东亚研究理论陷入了范式危机，代之而起的是逐渐孕育成型的东亚发展新学说。这些新学说力图既能较合理解释过去东亚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原因，同时又能对因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这种增长过程中断，有一个较清楚的理论说明。在这种背景下，运用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台湾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探索其转型发展的成败，进而展望其发展趋势，无疑是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的。

　　第一节　东亚学说演进与新学说概述

　　伴随着战后东亚经济发展变化过程，有关东亚经济研究理论也呈现不断演变与发展的过程。

　　一、 传统的东亚研究理论

　　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迫切需要探索自身经济落后的原因，寻找适合本地经济迅速发展的途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便应运产生，并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不断趋向成熟与完善。在此过程中，东亚地区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延续的时间均大大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而且社会人文状况也获得明显改善，这一所谓“东亚奇迹”自20世纪80年代便成了发展经济学家高度关注与重点研究的对象，围遶着“东亚模式”问题出现了种种的学说，其中，新古典经济学派、发展型国家理论学派以及儒家文化学派是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学说。

　　（一）新古典经济学派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发展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其基本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在经济活动中政府过多不当干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的药方就是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发挥作用，一方面要使国有企业私有化，积极引进外资，促进自由贸易、扩大出口；另一方面则要取消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消除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扭曲。这一学派对“东亚奇迹”形成的原因解释是，东亚各国及地区执行了“遵循市场规律”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决定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及地区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建议，向世界开放本国及地区经济，减少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允许市场恰当地发挥功能以及实施出口导向战略。

　　（二）发展型国家理论学派

　　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崛起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学派则认为，东亚国家及地区卓越的经济成就是由于他们采用了发展型国家（政府）模式，国家（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方面必须起到核心作用，必须领导市场而不是跟着市场走。东亚政府一方面大规模地介入经济活动，如高比例的公有企业和国家（政府）把银行当作资金动员的工具，另一方面运用各种以发展为主导的政策，包括低息贷款给“战略性”产业部门、各种鼓励出口的措施来“指导”经济发展。虽然发展型国家理论也同意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东亚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但他们认为是东亚政府利用若干机制来促进某些工业部门发展，鼓励出口，以推动对整个经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那些部门迅速工业化。因此，东亚成功的原因在于“有管理的市场”，决不是自由放任的结果。至于东亚国家地区政府为什么能够引导经济发展，这一学派认为，在东亚，国家（政府）相对地说一直比较自主独立，能够不受公众压力来执行各种政策。尽管这些国家（政府）是威权主义的，但他们也进行重要的改革和贯彻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和睦的政策，如推动土地改革、教育的发展和收入平等。

　　除了上述两大学说外，儒家文化学派也有较大影响。他们认为东亚地区在共同的儒教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关于伦理道德与正确的人际群体关系的亚洲式价值观体系对东亚奇迹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东亚研究的范式危机

　　以上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研究东亚经济，分歧极大，但是他们研究的基础却是基于一项基本的共识，即东亚地区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奇迹，区别仅仅在于对这种经济奇迹形成的原因的解释大不相同。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亚研究界的这种传统共识受到了严峻挑战。

　　（一）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的否定

　　1994年底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著名的《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否认“东亚奇迹”的存在。他认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由非同寻常的投入增加比如劳动力和资本增加，而不是经济效率的提高来驱动的”，因此他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东亚经济不是什么奇迹，因为“一旦人们考虑到迅速增加的投入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需要人们解释的东西”；二是东亚地区“将不会继续保持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因为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存在报酬递减规律这样一个自然的限度。克鲁格曼的观点引发了学术界极大的争论，许多学者对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无论如何，他所泼出的这盆“冷水”对东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警戒意义。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就在克鲁格曼从理论上对“东亚奇迹”提出质疑后两年多，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1997年7月，发端于泰国的货币危机，在亚洲多个国家及地区迅速蔓延，“亚洲四小”也受到严重冲击，之后货币危机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直到2000年初，遭受沉重打击的东亚各经济体才从这场经济危机中逐渐恢复过来。至此可以说，东亚国家及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现实也已在某种程度上对“东亚奇迹”进行了否定。

　　 很显然，从东亚研究的角度而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学术界原有的研究范式及研究方向等必须重新调整了。东亚经济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这一长期以来的基本共识被打破了，东亚研究的方向也将相应从原来是主要探索东亚奇迹的成因而转变为重新评价“东亚模式”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东亚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课题了。而新的理论框架必须既能较合理解释过去东亚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原因，同时又能对因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这种增长过程中断，有一个较清楚的理论说明。

　　三、 发展中的东亚新学说——“演化经济学新框架”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种东亚发展新学说应运而生，其中比较全面而较有说服力的可推贾根良教授提出的“演化经济学新框架”。贾教授的研究团队在整合研究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分析方法这两个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对东亚模式的最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这一新框架，对东亚模式的历史作用、新形势下局限性及其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其对东亚模式的重新理解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能说明东亚模式是无效率和非理性的，相反东亚模式是有特点的创新体系。东亚模式的精髓在于学习与知识创造，出口导向、政府作用与儒家文化作为这个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要素在推动学习与知识创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创造了“东亚奇迹”。但任何时期都不存在不随时代变化而因应变革的发展模式，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国际经济环境变迁有直接的联系，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东亚发展模式调整滞后的结果。东亚模式未来创新的重要基础仍然是学习与知识创造，在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时代转变之中，东亚地区通过制度与政策创新，使东亚模式的精髓得到创造性的发挥，就能开创东亚模式的新格局。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新框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将东亚研究与世界体系演变的结构性制约条件结合起来，从而提供更加广阔的时空视野；二是将原先东亚研究中三种主导学说的合理成分纳入其中，避免相关研究的轻率与简单化。以下就这一新学说相关的重要观点进一步加以说明。

　　（一）出口导向：创新体系形成的前提条件及其历史限度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只有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通过政府的能动作用，才有可能逐渐追赶发达国家及地区，改变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东亚国家及地区正是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而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以“模仿型创新”为特征的技术转移机制与“新重商主义”，在带来“东亚奇迹”的同时，也埋下了东亚危机的种子。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低速增长和新的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因而在通过制度创新等来为新的基本创新积蓄力量的同时，加快对外资本输出。东亚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由于开放而直接得益于这种美日的资本和技术的输出，维持着以美日为源头的技术引进、以日本为核心的技术扩散机制，即“美——日——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技术、资本品和投资转移机制，这使东亚获得了难得的“产业和技术学习”机会，并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这种以“依附性”与“模仿型创新”为特征的技术转移机制在国际技术环境发生变化时就会失灵而陷入困境。在90年代以前，创新产品大部分集中在重化工业行业、重加工业，其特点就是产品周期长，因而允许模仿国家及地区有较长时间来对新技术进行掌握和发展。但在9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全面而深入地展开，信息产业也随之成为主导产业，各种产品的生产周期越来越短。当产品的创新周期短到“模仿——掌握”速度跟不上产品更新速度的时候，产品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了自主创新阶段。这时，只有掌握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及地区才有资格进入该项产品的生产活动，而其他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及地区则来不及模仿。美国正是以其自主创新的优势在信息革命时代进入新一轮经济繁荣时期，而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及地区则找不到模仿的方向，经济失去了增长点，这正是90年代中期后，大多数东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产业升级不力和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东亚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中所形成的“新重商主义”，在取得巨大成效后也积累起不少弊端。为了克服内部市场狭小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劣势，东亚国家及地区普遍通过各种要素、政策的倾斜，在具有国际分工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培植起一个相对强大的出口部门，从而形成了与“从东到西”技术传递机制密切关联的逆向的产品输送机制，各种廉价产品源源不断地由东亚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正是在这种兼有“技术”与“市场”的背景下，东亚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原有顺畅的技术传递机制出现“阻塞”，东亚的“动态分工阶梯”被打乱了，在“出口导向”所造成的市场扩张和竞争压力下，每一阶梯都在横向上扩大生产能力，这就造成了“生产过剩”与利润摊薄的后果，逆向的产品输送机制也因此不再通畅了。除此之外，东亚的“新重商主义”还有两个严重的内在缺陷。其一，这种模式过分依赖于外部市场，政府因而失去对宏观经济的“需求调节”能力，宏观经济的稳定只能靠供给能力的调节来保证。当外部需求变动不大时，这种“供给调整”比较有效，而一旦外部需求出现剧烈变动，这种“供给调整”便陷入困境。其二，“新重商主义”在实践中导致一种“重外轻内”的经济格局的出现，即一组相对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门和另一组相对薄弱的内部依赖型部门幷存的局面，这种割裂式的不平衡发展固然在一定程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出口，但却破坏了经济系统的内在协调性，内部依赖型部门受到人为抑制发展相对滞后，而内部市场规模的压抑便阻碍了经济持续增长的自主能力。

　　（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东亚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能否认这种客观存在的政府的经济作用，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重新评价政府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起了多大的作用。从东亚历史的发展进程看，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动学习与知识创造。东亚国家及地区的政府，通过构建学习与知识创造的制度演化框架，为大规模的外国技术吸收与扩散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使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后发优势得以充分利用。具体而言，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提供经济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培育市场主体，服务赶超战略和加速工业化的目标；二是提供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包括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公共产品；三是利用有利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

　　然而，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作用也会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市场的完善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换言之，政府作用效果受制于一定的宏观环境和条件，政府本身也存在着策略调整的问题，原来政府的集权发展“是以快速工业化为目标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当这个目标达到时，它就必须解体”，“必须被更自由更开放的体系所替代”。但实际上，由于制度的演进存在着路径依赖，东亚政府并未成功地实现这一政策调整，这也是产生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背景。

　　此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一味地替代市场，是在肯定市场基本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市场的增进、改良，而且，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运用不当也会失效。政府干预有效性的前提是：其一，政府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因而政府行为比个人行为更能体现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其二，政府更明智，政府在理智上强于个人；其三，政府的运转是高效率、低成本的。当这些前提不能满足时，政府的干预就会失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会走向负面。事实上，东亚模式产生危机正是与政府作用失灵有关。首先，政府未必代表多数人利益，由于政府的垄断性，在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的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就不可避免，并容易滋生腐败。而政治腐败将影响经济稳定、国民信心。其次，政府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在政府协调过程中也会出现政策失误，在信息不充分时尤为如此。此外，政府的管理体制滞后、运作低效率也会影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正常作用的发挥。

　　（三）东亚模式的历史局限性：无法提前涵盖中国大陆

　　特定的东亚模式概念没有包含中国大陆，但20世纪末席卷东亚地区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金融危机却深刻说明瞭中国市场迅速成长对东亚地区极其重要。当东亚的过度投资和生产过剩因美国和区域内市场的有限吸收能力而加重时，虽然中国大陆市场巨大，但由于区域内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合作仍停留在低层次上，中国市场对东亚整体发展的潜在贡献远未发挥出来。特别是由于产业升级遇到瓶颈，东亚国家及地区原来“动态分工阶梯”被打乱，出现“产业同构化”问题，亚洲“四小龙”、东盟与中国大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又因人民币的两次贬值使之更难充分利用中国市场。凡此种种表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与东亚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即无法提前涵盖中国大陆对东亚地区在21世纪才能产生的创造性贡献有关，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未来创造东亚模式新格局中，中国大陆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东亚区域内各国及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全面合作将是这种新格局的重要基础。

　　第二节　台湾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新论

　　作为研究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人们通常按照这个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变化，划分若干发展阶段以区别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研究亦是如此。而鉴于划分发展时期的依据和方法不同，以往海内外学术界对台湾经济发展分期多种多样，如，“政策分期法”、“速度分期法”、“结构分期法”、“综合分期法”等等。这些划分方法各有利弊，对台湾经济发展的研究有过不同的积极影响。但在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之后，在进入21世纪已20年的今天，在原有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重新思考台湾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无疑很有其必要性。

　　一、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关于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他研究指出，根据各国发展的历史事实，每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都需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W.W.Rostow，1971)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经济处于原始状态，社会生产力低下，收入仅够维持生存。

　　第二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逐步形成，新的科学技术正在应用于农业和工业，金融机构开始出现，交通运输有大的改进，商业范围扩大，但人均收入仍增长缓慢。

　　第三阶段：起飞阶段，这是经济发展的最关键阶段，进入此阶段的重要条件，一是，农业与工业采用现代的组织技术与方法；二是，经济中净投资提高，达到国民收入的10%；三是，产生了重要的新的工业部门，并带动辅助部门发展。在这个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人均产值大幅提高。

　　第四阶段：迈向成熟阶段，这是持续进步的时期，现代技术波及经济活动各个领域，经济在世界贸易中地位和作用加强。在此阶段，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生产技术不断改进，传统的工业部门趋于稳定，新的工业部门加速增长，结果是人均收入持续增长。

　　第五阶段：高度大量消费阶段，这是一个富裕阶段，人们已不满足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要，开始追求更高水平的消费。主导部门已转移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与服务业。

　　第六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已从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转移到以服务业为代表的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部门，如教育卫生、住宅建设、文化娱乐、旅游等部门。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对于认识包括台湾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他主张用划分发展阶段的方法来认识复杂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他的理论提出了“起飞”的概念，并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中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这些都有助于客观认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提出相应发展思路与政策。不过，罗斯托的理论也有明显的不足与局限性。一是，他的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70年代，幷且是按照历史上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经济发展过程来观察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适用性显然不足。二是，罗斯托对发展阶段划分的依据过于偏重于增长速度，在他的理论中，经济发展几与经济的迅速增长成了同义语，后来的经济学家对此多有批评。

　　二、发展阶段划分所应遵循的原则

　　要科学合理地划分发展阶段无疑首先要科学合理地确定划分依据，而选定这个依据所应遵循的原则值得深入探讨。段承璞先生在《战后台湾经济》一书中对此有相关深入的研究，归纳他的主张，在选定划分依据时主要应遵循以下两个重要原则。 

　　其一，区别影响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与非主要因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总是同时存在多个影响因素，而其中会有一个主要因素在起支配和领导作用。台湾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复杂过程，政治的、经济的、外部的、内部的各种因素对它交错发挥影响，正是因为主要因素的出现、成长、由弱变强、再由强变弱，而为另一新出现的主要因素所替代，台湾经济发展过程才显现出阶段性。因此，把握主要因素及其变化，是发展阶段划分的十分重要的原则。同时，与区别主要因素与非主要因素相关的是区别长期性因素与暂时性因素，只有长期性因素规定着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征。

　　其二，区别经济结构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的主次地位。经济增长指标无疑是观察经济发展过程变化的十分重要的指标，不少研究者也偏爱用增长指标做为发展阶段划分的依据，但经济结构指标的变化应具有更为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增长指标表现的是社会生产量由低向高的不同数量阶段的转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外在形式；而结构指标则体现社会生产要素以及科学技术由落后向先进转化过程，是社会生产力性质的变化。因此，单一或主要依据增长指标来分期，难以保证分期的准确，更无法准确区别各个时期不同质的特征。发展阶段划分所应把握的原则是，把结构指标与增长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结构指标为主，增长指标为辅，而不能相反，更不能单一依据增长指标。

　　三、转折点的选择与台湾经济发展阶段新划分

　　（一）两大发展时期的重大转折点

　　1949年至今，台湾经济经历了70年的发展过程，如果将这个过程放在整个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观察，20世纪末21世纪初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及其效应无疑是最深刻影响台湾经济发展进程的重大因素了。在此之前，台湾经济大体可视为传统“东亚模式”时期，总体经济发展较快及其原因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之后则是台湾经济发展转折下坡时期，或者称为 “后东亚模式”时期，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变为台湾经济发展明显放慢甚至衰退的趋势及其原因了。虽然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间是1997年下半年，但直到2000年初，东亚各经济体才从这场金融与经济危机中逐渐恢复过来，因此，若把2000年视为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两大不同时期的重大转折点，应该大体准确。

　　与此同时，2000年台湾岛内政局发生了50年来的首次“政党轮替”，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替代长期执政的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这一台湾政治发展的重大事件同时也对台湾经济发展进程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基于主客观条件均发生巨大变化，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从此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总体上从以往的“促进者”转变为“阻碍者”，非经济因素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非经济因素依然严重影响台湾经济的发展。而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后，非经济因素的负面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从经济结构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相结合的角度来看，2000年左右也可以看作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两大时期间的重大转折点。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台湾的产业结构逐步形成了两大特征，一是服务业迅速崛起，成为产业构成的主导部门；二是制造业由劳力密集产业向技术及资本密集产业转型升级，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由于这种产业结构升级的质量不足因而存在明显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在东亚金融危机冲击及随后而来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下而暴露无遗，一方面，台湾服务业比重高、规模大，但发展水平却较低，竞争力较弱，当景气低迷内需萎缩时，服务业增长乏力，拖累总体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台湾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呈单一性特征，主要集中于电子信息产业，而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又对外依赖性强，不论是技术来源或是产品出口市场均严重依赖美国与日本。因此，美日等国际景气波动对台湾影响极大，一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受阻，台湾整体产业便失去支柱力量。正是受制于这种不再适宜的产业结构的制约，从2000年第2季起台湾经济增长率开始呈现下滑的走势，2001年更是加速下滑，出现50年来首次负增长的局面，台湾经济增长从此进入不稳定的中低增长阶段。

　　总而言之，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世纪之交是70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台湾经济发展过程由此可以划分为两大时期，即“东亚模式”时期与 “后东亚模式”时期。

　　（二）“东亚模式”时期不同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由上述可知，台湾经济发展在21世纪的 “后东亚模式”时期，时间还不长，阶段性特征趋势亦十分明显，即“转折下坡阶段”；而相对应的“东亚模式”时期却是变化很大的较长发展过程，有必要进一步确定其不同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显而易见是“东亚模式”时期最重要的转折点。战后台湾经济历经20世纪50年代的恢复与发展，在60年代后实现快速增长，并在其后较长时期内保持着高增长态势。6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10％，70、80年代仍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4％与8.1％。台湾经济结构也相应由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化地区。与此同时，台湾经济发展还呈现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物价较为稳定、所得分配相对平均化的明显特征。这就是人们较有共识的台湾“经济奇迹”阶段。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进入转型发展阶段，一方面，过去持续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经济发展进入中速增长阶段，1991-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下降为6.52%；另一方面，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调整与转型，自1988年起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台湾开始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产业结构由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取代传统的纺织、塑胶等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

　　选择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重要转折点还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若干个对台湾经济发展进程影响长远而重大的因素。其一，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取消实行了30多年的“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台湾政治发展进入了转型时期，原来威权政治体制瓦解，政党政治逐渐发展，社会运动蓬勃兴起，这种急剧变化的政治社会环境使台湾经济原有的发展模式受到强烈挑战，台湾当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开始受到明显的制约。其二，面对国际经济格局大幅变动与台湾产业升级强大压力下，台湾当局于1986年正式提出“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对各种经济制度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推动台湾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成功。其三，虽然长期中断的两岸经贸关系是从1979年随着两岸政治关系开始缓和而恢复往来的，但两岸经贸关系直到80年代中期后才进入较快发展阶段。1987年11月，台湾正式开放部分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对大陆经贸政策也呈现逐渐松动趋向，两岸经贸往来从此日趋活跃。两岸经贸关系成为台湾经济发展新的、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

　　因此，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重要转折点，大体上可以将台湾“东亚模式”时期划分为“经济奇迹”与经济转型发展两个阶段。

　　综上所述，近70年来台湾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相互衔接的两大时期三个阶段，即，“东亚模式”时期（1949-2000）与 “后东亚模式”时期（2000-至今），前一个时期又可划分为“经济奇迹”阶段（1949-1985）与经济转型发展阶段（1985-2000）；而后一时期即是经济转折下坡阶段（2000-至今）。

　　第三节　东亚新学说对台湾经济发展研究的应用

　　在根据东亚新学说重新划分台湾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本节进一步运用东亚新学说重新审视70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及其变化，其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经济为何能较为顺利地转型发展？而进入21世纪后台湾经济陷于转折下坡困境的原因是什么？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焦点。

　　一、台湾“经济奇迹”重新审视

　　关于人们较为熟悉的台湾“经济奇迹”及其原因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不过如今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则可看出，它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演化经济学新框架”的理论说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有了技术来源与市场支持

　　二次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前呈现长期稳定和高度增长的局面，这种较为稳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环境给台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使台湾能够利用技术转移机制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巨大影响，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后，资本主义世界产业结构进入调整转轨时期，工业发达国家逐渐放弃劳力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并将其大量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自己则致力于经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伴随这种国际分工模式的形成，“美国——日本——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技术、资本转移机制逐步建立起来，台湾以其拥有丰富廉价的劳力优势吸引大量外国资本与技术，积极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同时逐渐形成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模仿型技术体系”，以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据台湾“投审会”的统计，1952-1986年，台湾核准的技术合作案件共2427件，从技术引进的产业类别来看，以电子及电器制造业、化学品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基本金属及金属制造业、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为主，与台湾总体产业构成发展趋势一致性十分明显；而就技术引进来源国而言，日本占台湾技术合作对象的首位，约占技术合作总件数的63.78%；美国则约占 21.96%。 由此可见，以美日为源头的技术转移机制对台湾经济的促进作用。其次，世界贸易与经济的繁荣为台湾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台湾是海岛经济，对外贸易是其生命线。20世纪60年代台湾转向实施出口扩张战略后，产品外销市场更是举足轻重。而战后20、30年里国际贸易与经济的持续繁荣、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张为台湾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环境，特别是美国出于自身政治及经济的目的，还对台湾实行特殊优惠政策，长期为台湾产品输美开放緑灯。在此背景下，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3.5%不断上升至1984年的48.8%最高点。

　　总而言之，十分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是战后40年台湾经济得以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不过，外部因素毕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台湾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台湾当局能否有效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台湾当局发挥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回顾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尽管当局强力干预经济生活，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妨碍市场机制运行，扭曲资源配置的结果，但总体而言台湾当局对经济发展扮演了积极推动者的角色，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比较多，也是相对较有共识的。概括说来，台湾当局所采取的比较重要的经济政策主要有：(1) 60年代初期，在岛内进口替代工业的市场已饱和与国际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动的背景下，适时选择了外向型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这一方面使台湾经济摆脱了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先天弱点，另一方面则使台湾可以充分利用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发展机会，对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影响重大。(2)实行循序渐进的产业发展政策，即首先发展农业，在此基础上依序发展轻工业、重化工业及高科技工业，有效地促进了台湾工业化顺利而平稳地实现。(3) 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由战后初期较典型的所谓“政府主导型”，随着环境变化逐步向“市场经济型”调整转换，从而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效果。(4)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视公共建设的作用。(5) 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然而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战后40年台湾当局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为什么会较为有效？结合理论与实际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生存危机的压力，使得台湾当局“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这一东亚模式的典型特征。1949年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败退至台湾，面对的是混乱不堪、濒于崩溃的台湾经济，要想在台湾生存下去，恢复发展经济是唯一的出路。同时，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也使台湾当局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恢复发展经济在客观上反映了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与迫切愿望。其二，为了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台湾当局比较明智地采取了实用、灵活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根据岛内外经济形势的演变，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另一方面重视并经常采纳经济学者专家的相关建议，改革不适宜的政策措施。其三，在强权政治体制下，相关的经济政策不论在“立法”、执行及实施方面都相对较少阻力，表现出较高的行政效率。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台湾当局较好地利用了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而采取了一些较有成效的经济政策措施，从而促进了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台湾经济转型发展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若以东亚新学说的视角观察这一阶段台湾经济的转型发展的话，可以发现，由于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过去对台湾“经济奇迹”产生重大影响的“市场”、“技术”及“政府作用”等因素均发生了明显改变，而事实上，正是这些因素的变化决定着台湾经济的转型发展。

　　（一）国际经济格局变动造成台湾海外市场空间的缩小与转换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不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日趋加强，台湾出口增长的困难日益增多，特别是台湾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台湾成为美国施加贸易压力的主要目标之一，台湾在被迫逐步开放岛内市场的同时，新台币大幅升值，台湾许多传统出口产业因此失去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进入80年代后越来越多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凭藉廉价劳力及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力密集出口工业，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台湾传统的劳力密集型出口产品受到严峻挑战，到90年代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在这种前有强敌阻挡，后有追兵压力的“夹杀困境”下，台湾传统的外贸市场难逃日趋缩小的命运。台湾对美出口的比重从80年代中期的高峰逐年下降到2000年的23.5%。这是台湾经济高增长时代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幸运的是，自1979年起，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国民经济从此驶上蓬勃发展的轨道，同时，大陆宣布“和平统一祖国”的对台方针，海峡两岸关系从长期的紧张对峙走向逐步缓和。随着1987年台湾正式开放部分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对大陆经贸政策也呈现逐渐松动趋向，两岸经贸往来因此日趋活跃。对于处在转型发展中的台湾经济，两岸经贸关系、尤其是大陆市场成为其新的、日趋重要的影响因素，它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台湾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仍可维持较稳定的中等增长速度。2000年台湾对大陆出口额（不含香港市场）上升至261.4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17.6%，大陆市场追赶美国市场进而将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的趋势已十分明显。

　　（二）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为台湾产业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再像60、70年代那么有利了，但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也同时为台湾经济的转型升级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其一，日元大幅升值给台湾生产与出口带来新的机会。1985年西方5国财长会议后，日元急剧升值，日本国内生产成本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下降。为此，日本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开始新一轮的海外直接投资高潮，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成为日本主要投资对象之一。据日本大藏省的统计，从1985-1990年度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达20.84亿美元，平均每年投资额是3.47亿美元，是前34年平均投资额的18倍多。由于新一轮日本的投资，制造业方面集中于电子电器和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服务业方面则以金融、贸易及商业等为主，这就给同样开始面临货币升值压力，产业结构必须由传统的劳力密集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调整升级的台湾带来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有力支持。其二，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为台湾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技术与市场条件。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美国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美国经济因此在90年代初期走出衰退而进入了近10年的繁荣期。出于产业技术分工的需要，美国国内企业90年代以来更多地将其资源集中于新产品开发和创造、维持和改进产品的市场标准所必须的相关技能（如设计、原型以及软件等），而将具有较高附加值硬件的生产和制造活动转移到已有较好发展基础的东亚地区，甚至将某些部件的设计、制造活动通过合同形式转包给东亚地区的企业，使东亚地区成为美国信息产业的部件、组件乃至整个系统的新供应基地。在此新的国际生产网络中，台湾通过吸收美国的直接投资、技术贸易以及代工制造（OEM）、委托设计制造（ODM）等技术学习渠道，获取并提高了相关生产技术能力。整个90年代美国是台湾主要外资来源之一，对台直接投资大体呈不断增加的趋势，10年间共投资67.76亿美元，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3%。与此同时，美国还为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等提供了有效的商品吸收市场。如前所述，由于环境的改变，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市场在台湾出口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了，但减少的部分主要是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台湾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仍是美国。有资料表明，1990年台湾对美出口的机械及电机产品占其对美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6%，其后逐年上升至1997年的近60%。  

　　（三）环境改变使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变化

　　1.政治转型与当局作用的削弱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取消“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以来，台湾政治也进入了转型时期，随着原来威权政治体制的瓦解，政党政治逐渐发展，社会运动蓬勃兴起。这种急剧变化的政治社会环境使台湾当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很大制约，以前的“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的特征明显淡化，台湾经济也因此很难再维持以往的快速增长模式了。首先，动荡的政局使当局不再专心推动经济发展了。随着台湾政治体制由威权政治向多党政治的转换，岛内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对立斗争日趋尖鋭，在接连不断的大小选举中，各种政治势力的力量此消彼涨，国民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受到挑战而出现动摇。这种局面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再以发展经济为其巩固政权的主要任务了，而是把政党利益与选举胜利作为首要目标，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则是其次的了。其次，当局的经济决策效率转趋低落。台湾在社会与政治日趋多元化后，经济政策制定的游戏规则相应改变了，经济决策过程往往变得漫长而艰难，行政效率明显下降。作为“民意机构”的所谓“立法院”，对于各种法案的审议，即使是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法案，囿于各党派的利益冲突、各利益集团的牵制，也往往是争论不休，迟迟难以通过。第三，当局的“公权力”陷于不振。伴随着原来威权政治体制的瓦解，台湾长期累积并被压制的各类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出来，环保运动、劳工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这一方面使得当局过去以“以成长为优先”经济发展策略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则让当局受困于“公权力”不振的无力感，不少大型投资案件因此无法顺利进行，如台塑的“六轻”案、台电的“核四”案及美商杜邦案等。

　　2.当局推动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当局对经济的作用备受政治社会转型的冲击，台湾当局还是顺应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些有利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的转型发展。主要有，(1) 扶植高科技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先是以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为发展科技及策略性工业的基地，通过种种优惠待遇及便利措施，引进科技人才、激励研究创新、促进科技工业发展。进入90年代后，进一步采取增加研发投入，加强技术研究发展；加快新竹科园区建设并增设台南科学工业园区；大力发展创业投资事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所谓“二大、二高及二低”的新兴工业的发展。(2)大力推动公共投资，提升内部需求。台湾当局除了加快推动自80年代中开始的“十四项重要建设”外，最重要的就是从1991年起实施规模空前庞大的“六年建设计划”。虽然该计划内容庞杂，执行过程困难重重，但其实施后，公共投资增长较快，一定程度缓解了由于经济环境剧变所引发的外需不足与民间投资不振的问题。(3)推动经济自由化与国际化。8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提出了“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经济发展新方向，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努力为民间企业创造一个自由、开放、公平及有秩序竞争的环境，以有利于经济转型发展。

　　三、21世纪台湾经济再转型观察

　　从亚洲金融风暴洗礼后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起，原来造就台湾经济成功的诸多因素，在台湾岛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剧烈变化过程中，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甚至走向了反面。一方面，出口导向战略的历史限度使台湾产业结构先天存在的脆弱性日趋突显，台湾经济面临新一轮转型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以往的“促进者”转变为“阻碍者”，非经济因素对台湾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台湾经济因此结束了大致持续10年的稳定中速增长，而呈现明显转折性的持续下滑，经济发展陷入了战后以来罕见的困境。探究台湾经济陷于困境的原因成为人们观察 “后东亚模式”时期台湾经济的焦点。

　　(一)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2000年台湾岛内政治发展出现了战后50年首次的“政党轮替”，陈水扁以微弱多数当选为台湾新领导人，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成为执政党。在主客观条件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2008年，代表国民党的马英九高举“拚经济”大旗，高票获得大选胜利。面对台湾社会对重振经济的高度期待，马英九当局试图重新扮演经济发展“促进者”的角色，但受制于长期积累下来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与恶劣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严峻挑战，显然力不从心。

　　1．施政中心是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发展

　　2000年台湾政治结构剧烈变化的一个结果是，台湾当局对于发展经济的立场态度发生了质的改变。一方面，由于台湾政治生态的骤然改变，即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国民党成为在野党，而民进党“少数政府”成为执政当局，形成所谓“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导致台湾政坛各种政治矛盾与斗争空前激烈，朝野之间针对各种政经议题展开无休止的政争，政局极其动荡。在此过程中台湾当局的中心工作无疑是政治斗争与夺取各类选举的胜利，以巩固其执政地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只能退居于后，或者为政治与选举服务。另一方面，以意识形态主导施政是民进党当局的典型特征。为施行其政治理念，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往往成为牺牲品。为了维护民进党的“反核”理念，民进党上台不久便掀起停建“核四”风暴，造成岛内政治经济的剧烈震荡与长远影响。为了坚持 “台独”理念，陈水扁当局更是不惜制造两岸关系紧张局势，从“一边一国”、“台湾正名”，到“催生新宪”、“公投制宪”，一再严重挑衅大陆，不断将台湾拖入危机境地，破坏台湾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台湾当局一切以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为优先，无心也无力真正推动反映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的经济发展，8年中尽管相关经济发展规划与方案频繁提出，却大都仅止于纸上谈兵，不见落实成效。

　　而对于推动台湾经济发展，2008年重新上台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则可谓是“有心无力”。马英九上台伊始提出“633”经济发展目标，即执政后年均经济增长率6%，8年后人均GDP 3万美元，失业率降至3%以下；2010年5月又提出“黄金十年”的发展愿景。尽管马英九重振台湾经济的主观愿望强烈，但却难逃朝野严重对抗所导致的经济内耗空转的窘境。2008年失去政权而企图东山再起的民进党以立法机构为主要战场，全力争夺政治利益并维护意识形态，对国民党执政当局提出的重大财经政策、方案，特别是涉及两岸事务的政策、协议，均“采取全面抗争路线”，甚至不惜让立法机构运作瘫痪。再加上立法机构内国民党团自身的不团结，“立法”阻碍“行政”的态势就更是雪上加霜，台湾经济因此无法摆脱内耗空转的命运。

　　2.经济政策缺乏理性与明智

　　依据经济规律与内外环境理性与明智地制定经济政策是政府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也是战后40多年台湾经济发展较为顺利与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陈水扁上台执政后，受制于政治立场及政党利益，对于经济问题的决策往往失之理性与明智。其典型代表就是不顾世界潮流及台湾经济自身需要，顽固地坚持限制性对大陆经贸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加速发展，中国大陆由于改革开放而使得国民经济持续蓬勃发展，在东亚乃至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世界各国无不积极加深对大陆市场的参与，力求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本国本地区的最大利益。顺应这个时代潮流，融入新的分工体系显然是与大陆仅一水之隔的台湾无法逥避的历史选择。而就台湾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同样离不开大陆市场。如前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大陆市场已经逐渐取代美国成为支持台湾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市场空间。但是，日益密切的两岸经贸关系不符合“台独”分离政治路线，陈水扁上台后，其“台独”政治立场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必然是尽可能地绕过两岸因素，以保证台湾经济与大陆的所谓“安全距离”而不过多依赖大陆。因此，尽管有内外环境强大的压力，陈水扁当局也被迫陆续放宽了若干对大陆经贸政策措施，但在本质上陈水扁当局始终是顽固地坚持限制性对大陆经贸政策，从而使其各项经济发展政策规划难有实质成效。以“挑战2008：台湾六年发展重点计划”为例，其中许多重要内容，如营运总部、观光客倍增、产业高值化及国际创新研发基地等均与大陆关系密切，但是该计划对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对两岸“三通”的实现等则几乎是避而不谈，这就使该计划实施的可行性大打折扣。

　　相较于陈水扁，马英九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决策则显得理性与明智的多，8年间他大力推动两岸关系改善及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使台湾经济从大陆市场获得极大利益。但是，基于要当“超越蓝緑”的“全民总统”的理念及马英九个人性格特质，马英九当局的财经施政往往追求面面俱到，人人讨好，结果经济决策经常出现摇摆不定、前后不一的状况，导致决策效率与政策成效大打折扣，严重损害台湾经济整体竞争力。例如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一案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强调税收公平，实现分配正义是马英九争取2012年连任的重要主张，而开收证所税也获得岛内较高民意支持。但在正式立案推动后，面对各方强大压力，马英九当局便放弃应有的专业坚持，在多方妥协之下，最终通过一个有名无实的改革方案，设立了台股指数到达8500点才征税；全年交易额超过10亿元的大户才征税等等许多门槛，完全丧失了证所税原有的精神。其他财经政策如“核四”决策、取消油电缓涨、退休年金改革、老农津贴等政策一样如此，反复多变，严重损害当局的公信力。

　　3.经济管理体制运作效率低

　　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不仅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失去了以前所奉行的“务实主义”精神，而且其所谓“政府机制”的运作也有明显障碍，陈水扁当局除了受制于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使立法机构财经议事效率低下的问题更明显加剧外，还突出表现在行政部门经济管理的混乱上。作为首次“政党轮替”上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没有执政经验，又缺乏财经人才，从而造成台湾行政部门的财经团队极其不稳定的局面，从行政主管部门首长到“经建会”主委、经济主管部门首长、财政部门首长等财经官员一再走马换将。动荡不安的财经行政部门体系显然无法有效推动与执行相关经济政策，更无力应对骤然衰退的经济局势。为了摆脱此种困境，陈水扁转向建立体制外的财经机制。如，全台湾产、官、学及政党代表参加的“经发会”、 “当局经济顾问小组”等。然而这种财经政策由体制外运作与决策的做法，不仅加剧经济管理体制的混乱，而且其有效性极其有限。

　　马英九执政时期同样存在所谓“政府机制”运作的严重障碍，从而无法摆脱行政效率低落的窘境。其一，执政团队动荡不安。马英九在第一个任期就任命了刘兆玄、吴敦义两位行政主管部门首长，连任后则先后任命了陈冲、江宜桦、毛治国、张善政四位行政主管部门首长，所谓“阁揆”的任期均十分短暂。至于“阁员”的流动就更加频繁。这样一个始终处于磨合期的执政团队，无疑难有政策执行力。其二，缺乏政策沟通能力。台湾是个多元社会，相关政策，特别是有关两岸政策本来就容易引发分歧，再加上政治人物有心操弄与媒体夸大渲染效应等因素，要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十分困难。而执政当局缺乏政策沟通能力，就更无法提升其行政效率了。例如，《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之所以会在岛内引发极大争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局事先没有与相关的行业团体做好充分沟通，使其瞭解真实的影响并有心理准备，同时也未与“立法”部门、反对党有效沟通，争取支持。而在协议签署后面对社会的强烈反弹，当局又未能提供充分信息来满足产业界需求并及时解答民众疑虑，造成民众产生不少误解。

　　由上述可见，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已失去了执政当局干预经济有效性的前提条件，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已经从以往的“促进者”变成了“阻碍者”。这是民进党执政8年台湾经济陷于困境的最重要原因，亦是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无法摆脱经济低迷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 限制性对大陆经贸政策使台湾无法有效充分利用大陆市场

　　如前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市场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日益重要并举足轻重。但是由于台湾当局采取限制性对大陆经贸政策，两岸经贸往来在总体上一直是在 “间接、单向、民间”畸形格局下运行。这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台湾经济从两岸经贸关系中所能获得的利益。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趋势加速，两岸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日益加强；另一方面，国际经济不景气，台湾经济持续不振，大陆市场对台湾经济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但是陈水扁当局依旧不顾世界潮流及台湾经济的切实需要，采取尽量淡化两岸经贸关系的经济战略，继续阻碍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这就使已经深陷困境的台湾经济备受打击。一是导致台湾经济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由于两岸迟迟不能直接“三通”，资本货物无法畅通双向流动，形成台湾明显游离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潮流的局面，外商在台的营运基地因此纷纷撤离台湾，台湾失去了成为营运总部的机遇，在台的美国商会、欧洲商会人数也日益减少。二是削弱台湾企业在大陆市场的竞争力。两岸经贸往来只能采用间接方式，台商对大陆投资又有种种限制，这不仅使台商徒增成本费用，加大商业风险，影响其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导致许多企业无法在两岸间有效进行产业整合及分工，进而逐渐失去在大陆市场的领先优势。三是岛内相关产业备受打击，加剧经济困境。两岸经贸关系迟迟无法正常化，严重限制了台湾相关产业如交通港口业、金融业及旅游业等的发展空间。高雄港的地位急剧下降就是个典型例证。岛内金融业与旅游业等同样由于无法有效利用大陆市场一直无法摆脱困难境地。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大幅改善，台湾当局期望通过加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来提振台湾经济。在此背景下，两岸实现了全面 “三通”，两岸投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两岸经济关系逐步从“单向”转为“双向”，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步伐大大加快。与此同时，两岸“海基会”与“海协会”恢复协商，随后相继签署23项协议。特别是2010年6月两岸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有力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尽管两岸关系的改善与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日益深化有力支撑了台湾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岛内重重阻力的氛围中，马英九当局对大陆经贸政策还是无法逃脱“防范与严管”的窠臼，使台湾无法充分有效利用大陆市场。一是，不少决定推行的开放政策无法落实执行。除了最典型的对台湾经济影响重大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正式签署后却无法在岛内生效实施外，建立“自由经济示范区”是推进台湾经济自由化进程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同样始终无法获得立法机构通过而实施。二是，若干对大陆经贸政策仍保留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如，台湾方面自2009年起逐步放宽大陆企业赴台投资，但仍只是以正面表列方式公布开放投资项目，至2012年3月最近一次放宽大陆企业投资范围，按台湾行业标准划分的产业约67%对大陆资本开放（包括有条件开放），但完全禁止投资的产业仍包括：制造业7项、服务业155项、公共建设41项，同时，还为陆资设置了投资（参股）规模上限、“控制能力”限制及专案审查等严苛的条件。 2015年大陆紫光集团先后与台湾力成、南茂、硅品3家企业签署三项投资合作协议，投资入股达300多亿元新台币，但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一直拖延不予批准。三是，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进程受到阻碍。2013年6月两岸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的重要内容，但在“太阳花学运”后一直搁置在台湾立法机构内迟迟无法通过生效。而两岸货物贸易协议等其它ECFA后续重大协议商谈也相应停滞。

　　(三) 出口导向战略的历史限度使台湾产业结构先天存在脆弱性

　　长期以来台湾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从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技术来源与市场支持，由此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使随后的经济转型发展也较为顺利。但是出口导向战略的历史限度却使台湾产业结构先天存在着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由于21世纪以来台湾外部技术与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而明显暴露，并从根本上制约了台湾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看以“模仿型创新”为特征的技术转移机制对台湾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受益于“美—日—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技术扩散机制，台湾制造业由劳力密集产业向技术及资本密集产业转型升级，电子信息产业逐步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但是这种产业结构除了具有明显的单一性特征，即主要集中于电子信息产业外，又呈现极强的对外依赖性，不论是技术来源或是产品出口市场均严重依赖美国与日本。这使台湾的经济增长机制脆弱而无可持续竞争优势，一方面，美 、日等国际景气波动对台湾影响极大，另一方面，一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受阻，台湾整体产业便失去支柱力量。2001年以来，美、日经济不景气，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需求的大幅萎缩，之所以会对台湾造成特别大打击，台湾产业结构的脆弱性显然是其深层的原因。特别是，在带有明显“依附性”的技术转移机制中，台湾难以获得关键性的生产技术及设备，而台湾自身“重技术、轻研究”的技术创新体系又使其自主创新能力长期薄弱。在此背景下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生产方式只能停留在委托加工生产（OEM）与委托设计生产（ODM）的“代工”模式上，而这种生产方式所需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其生产的地位也容易被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所取代。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的多层网络型分工体系中，由于大陆及东盟等国家及地区技术水平及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台湾产业的发展所面临的竞争已越来越激烈，21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则更加明显。

　　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使台湾产业结构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无遗。作为支柱产业的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与出口，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大幅衰退。自2008年10月起资讯电子业生产就转为连续负增长态势，2009年则全年为负增长6.4%。电子业出口出则自2008年第3季起明显减缓，第4季转为大幅衰退25.4%，2009年电子产品出口负增长10.7%。在此背景下，总体经济增长率相应由2007年的6.52%大幅降至2008年的0.70%及2009年的-1.57%。与亚洲“四小龙”其他三个国家及地区相比，台湾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程度显得特别突出，尤其是与经济情况接近的韩国相比，台湾各项指标恶化的程度均大大超过韩国。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同于台湾产业发展高度集中于电子信息产业，韩国的产业发展相对均衡，且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21世纪以来韩国不仅造船、汽车、半导体、面板等硬产业逐渐在全球崛起，而且宽带网络、在线游戏等软产业的发展也领军亚洲。

　　其次，“新重商主义”的缺陷也对台湾产业结构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战后40年台湾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一个结果是，形成了“重外轻内”的经济格局，一方面是相对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门，另一方面则是相对薄弱的内部依赖型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产业结构快速转变的过程中，长期基础较薄弱的服务业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使台湾产业结构出现了服务业比重高、规模大，但发展水平却较低的特征。这种产业结构的弊端在内部需求扩张较顺利的情况下不易显现，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尚能维持中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此。但是新世纪以来台湾内部需求急剧萎缩，服务业水平较低、竞争力较弱的脆弱性便日益凸显出来，尤其是大量传统的附加价值较低类型的服务业备受冲击。由于服务业占台湾产业构成的比重接近70%，2009年为68.59％，其增长水平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举足轻重。21世纪以来台湾整体服务业每年增长率大致维持2-3％的低增长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的比重由2000年的70.4%逐年下降到2007年的51.8%；金融危机后，则多年仅维持在40%至50%之间。 

　　综上，以东亚新学说理论重新审视跨世纪70年来的台湾经济发展可以看出，作为东亚模式创新体系基本要素的“出口导向”、“政府作用”等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在时空背景发生巨大变化时，由于台湾当局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革，甚至反向作为，才使得台湾经济最终发生了由“奇迹”到“困境”的演变，不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台湾经济转型发展却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