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富饶美丽的面貌，不仅是大自然的造化，更主要的还是汉黎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创造的结果。他们辟草莱，驱猛兽，修田园，开道路，茹苦含辛，共同开拓了这里的土地，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经过长期的摸索和艰苦奋斗，终于实现了从梦幻般的荒古  时代向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变。这是一条充满崎岖曲折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一部海南开发史，就是汉黎各族人民共同战天斗地、披荆斩棘的历史。它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但以其光辉成就和重要贡献彪炳于中华民族的史册，而且  更以自己艰苦卓絶的开发历程和宝贵的经验，赢得人们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值得每个海南人民的子孙自豪与珍惜，同时也以此激励自己，为完成海南新的历史使命而斗争。

　　1、梦幻时代在海南

　　人们往往喜欢把充满原始和神秘色彩的荒古时代也叫做梦幻时代。这个时代在海南岛至少也有六七千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从很多地质分析、考古遗存、民族、民俗和地名学的证据里，使人依稀看到这个时代海南的自然景观和岛上居民出现、生活和劳动的概貌。

　　在梦幻时代海南是一块充满原始色彩的处女地，林莽遍地，灌木丛生，草莱蔽野，野兽袭人。海南作为一个森林之岛，森林面积约占全岛90％。自然环境虽然严酷恶劣，但它又赋有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有待人们来开发。据在岛上洞穴、    沙丘、贝丘和岗丘上发现的大量磨制石器、陶片、网坠、纺轮等农渔业工具判断，在六七千年前，海南岛已有原始居民生活的史实。在三四千年前，甚至四五千年前，在岛上不少地方，原始居民己在那里劳动、生息和繁衍，过着原始公社的生活。他们砍伐森林，追逐野兽，捕捞水产，种植水稻，栽桑养蚕，植棉织布，驯养家畜等。在这块莽莽荒原上，从沿海到内地，从平原到山区，甚至在五指山腹地内，到处都点燃了海南远古文明的火炬。

　　海南岛的开发虽然比大陆要迟，原始社会延续的时间也较长，但其远古文明发展的程度并不低，且与两广大陆，乃至东南沿海文化系统是互相衔接、前后相因的，两者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地理渊源，没有理由把海南岛排除在这个文化系统以外。特别是当地居民已知利用洪水或潮汐灌溉水稻，形成所谓“骆田”，反映本岛稻作农业源远流长，这是继浙江河姆渡、江南地区和广东曲江石峡原始社会时期种植水稻的典型事例。海南西部热带稀树草原地区，适宜棉花生长。汉初，头一次到达岛上的汉人，已见当地居民穿着没有衣领的棉布衣裳，这是我国现存文献中关于棉花的最早记载。据农史研究工作者认为，它是由印度经越南传入本岛的。同一个时候，岛上女子已会把蚕茧拉成绵，或手拈成丝，然后织成粗绢，并驯化动物，饲养牛、羊、猪、鸡、犬等禽畜，制造矛、盾、木弓弩、竹箭等，一派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还有珠玑、玳瑁、犀、果布等特产，可能输送到番禺（今广州）。汉代著作《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对海南记载的详细具体程度超过岭南许多地区。这都说明海南虽然地处南天，交通阻隔，但一衣带水的琼州海峡只能阻止老虎囚渡，并不能断絶文明的传播，海南与岭南地区一样，都有过自己光辉灿烂的远古文明。关于这点，人们似乎并不怎么注意，以为只有黄河、长江流域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实际上，各民族聚居、生息的地方都孕育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构成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一部分，海南与大陆各民族的文明并立而毫无愧色。

　　活跃在海南岛上的原始居民，并不是土生土长，而是从岛外移入的。根据人种、考古、语言、地名、经济文化生活和海上交通等方面所提供的材料，可基本上认定黎族祖先是海南最早居民。他们是大陆百越族的一支，又是与广西古壮族一起分化出去的一部分，从大陆渡海进入本岛，以后发展成为黎族。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开发海南的先驱。

　　这些渡海入琼的最早移民，开始是在沿海地区定居开发。以后由于人口增加或其他原因，各个支系分别沿着南渡江和昌化江等大小河谷，一批批地深入海南腹地，建立起聚落，作为开发基地，即后来的所谓峒，这样的前史遗址，据建国初调查，全岛共有135处，近年发现的还很多，星罗棋布在岛上，成为海南史前文化的摇篮。甚至在群山环抱的乐东盆地、白沙盆地和通什盆、地等交通很闭塞的地方，也不乏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现在黎族地区保存下来的船形屋、衣物上刺绣的蛙、鱼、蚧等原始图画以及文面文身等文化特征，说明黎族先人曾滨海而居，而不是原始的山居部落。

　　在梦幻时代，人类也是经常活动的。虽然海南原始居民由北向南、从大陆到海岛这个总的迁徙方向可以肯定，但仍不能排斥会有南洋群岛的某些种族被某种原因迁居到海南岛上来，这其中饶有兴趣的是小黑人说。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在黎族先人在岛上定居以前，已有一种小黑人（或矮黑人）在海南生活，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消失了。但这种小黑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东南亚地区如中南半岛、菲律宾、印尼的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印度的安达曼群岛，以及中亚、南非、刚果、几内亚等地的丛林中，在我国台湾山地也曾广泛分布，直至到十八世纪清初，在台湾的深山里还发现一种被称为“鸡距番"的小黑人。在海南五指山过去合亩制地区，还普遍流传关于小黑人的故事。据说这些人容貌丑陋，聚居在岩洞里，不会种庄稼，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力气很大，爱吃小儿脑浆，经常骚扰人等，后来全被烧死在岩洞里。据说有些岩洞里还有他们的遗骨，云云。这些充满离奇、怪诞和浪漫色、彩的故事，给谁是海南最早居民问题提出了许多疑问和假设，值得今后开展研究和验证。

　　对海南古代史，特别是原始社会史的研究，过去一直被视为畏途。除了考古资料和文献比较缺乏以外，还由于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海南历史的论述，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对少数民族历史不予重视，甚至带有某种偏见所致，实际上海南岛的原始社会史就是少数民族，主要是黎族的历史。黎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絶非偏见或无知所认为那样愚昧和落后，而是一个有过巨大创造力和顽强生命力的民族，从梦幻时代留下的一些吉光片羽中，已让人看到了这种文明的曙光。

　　2、汉到萧梁始启蒙

　　海南岛并不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随着秦汉王朝在大陆的建立，它的梦幻时代也就很快结束了。中原封建势力自此进入本岛，揭开了海南历史的新篇章。

　　秦代，岭南地区已基本上并入秦王朝版图。虽然史无明文记载秦兵是否进入海南，但根据岛上遗留下来的秦代经济制度的残迹，如计量方法使用六进制，以及“秦半两"铜钱的在多处出土等，当可推测至少有一些汉商进入海南。

　　秦末汉初，天下大乱，原秦南海郡尉赵佗乘势拥兵自雄，在岭南建立起作为地区政权的南越国，都城就在番禺（广州），历时五世九十三年，并不断扩大开拓范围。但海南岛是否归入南越国疆域，至今尚无定论，因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不过深受南越国各方面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特别是近年在陵水县出土的几件西汉陶器，其中有一件完整的大陶瓮，其印纹、大小与广州南越国时期墓葬所出形式相同，风格相类似，为南越国军民进入陵水一带海岸提供了历史线索。

　　汉武帝即位以后，全国复归统一。公元前11 0年，汉军乘平定南越国之势，挥戈南下，渡海入琼，在本岛历史上第一次设立珠崖儋耳两郡十六县，属交趾刺史部。从此，海南岛才正式归入中央王朝版图，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海南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

　　汉珠崖郡下领五县，即瞫都县、玳瑁县（两县约今琼山县境）、苟中县（今澄迈县境）、紫贝县（今文昌县境）、临振县（今三亚市境），儋耳郡领三县，即九龙县（今东方县境）、至来县（今昌江县境）和儋耳县（今儋县境），其他8县无考。这样岛北部、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都纳入建置开发范围，只有东部和中部地区，不是山高谷深，就是热带森林茂密，瘴疠猖獗难以通过，还不属汉人势力所到之地。

　　汉朝这次历史性进军，是从北向南，沿着西海岸热带稀树草原地区大部队前进的。相传琼山县城烈楼港乃汉军渡海登陆之处。在临高县城北郊、调楼抱才乡、东方县新龙区不磨乡和陵水县境都先后出土过五件汉代青铜釜，这是一种军用炊具，每个可煮四五十人饭食。在昌江、乐东各发现一件战国到西汉的青铜斧。这些文物表明汉军作战路线与郡县建置地区都是吻合的。特别是1984年在乐东县志仲区汛培乡发现西汉《朱庐执刲》官印，反映汉代军事力量可能一度深入乐东盆地，同时有力地证明汉武帝以后，西汉中央政权确实派遣军队进入海南，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直接的管辖和统治。汉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大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这不但使这些地区的原始公社制度超越奴隶制被封建制所取代，人们第一次从血缘氏族成员变为社会成员，从而对海南历史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改变海南过去荒古面貌。此后不少汉商为海南的珍奇宝货所吸引，到此贸易，不断有汉人迁居岛上，在沿海和河流出口处设立居民点。据统计，西汉初，海南两郡十六县有二万三千户，约十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1／60，海南人口密度几乎是广东大陆的四倍。这是因为当时中原南下的交通线，经过北部湾，徐闻合浦两个港口又在附近，对本岛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人口数量和密度比广东大陆为优。从这点而论，西汉时期海南开发是胜过广东大陆的。

　　汉族封建制度在岛上建立过程中，使当地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世居的土地被占领，部分人口从肥沃的沿海平原台地退入山区。那里自然条件更加恶劣，黎族先人原来建立起来的农业社会不得不要在新的地理环境里重新发展，为此必须付出很大的力量和时间；另外，西汉王朝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歧视、压迫和剥削的政策，例如珠崖太守孙幸就因滥征海南名产广幅布而激起民变被杀，类似的反抗斗争发生过多次。这种民族压迫的结果，又使黎族先人社会发展受到挫折，形成一种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阵痛。    

　　基于当地人民的反抗，以及汉人初来对岛上自然环境缺乏认识，还有朝廷财力已感困难等原因，西汉统治海南六十多年就放弃了。到东汉初，交趾发生征侧征贰反抗东汉统治的斗争，汉光武帝派遣马援前来镇压，这一事件影响到海南。马援在平定事件之后，在南渡江下游重置珠崖县（或朱卢县），对海南社会发现有过一定贡献。所以岛上各地几乎都有伏波庙和关于两伏波（两汉伏波将军即西汉路博德、东汉马援）的传说，反映海南人民对这两位开发海南先驱者的怀念。

　　东汉以后几个政权对海南的开发经营，建树都不多。本岛好长时间仍处于当地人自理状态，只到了六世纪萧梁时代，在俚族（黎族前称）首领冼夫人请求下，建置才稍为积极，在岛西北建立一个崖州，州治设在古儋耳郡，归广州都督领导。自此以后，海南无论那种建置，都统属中央政权治理之下，成为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组成部分。冼夫人时代，包括雷州半岛、漠阳江流域在内的大批俚人纷纷归附在她的旗帜下，冼夫人还推行一些民族团结和睦、发展经济的政策，对海南社会发展是有贡献的。故直到今天，冼夫人庙宇遍布海南广大城乡，她的故事广为流传，每年二月十二日，各地还有纪念她出军的所谓“闹军坡”习俗，反映千百年来海南人民对这位开发海南有功的百越女英雄的怀念。总之，海南早期的开发，多与军事活动有关，用剑与火一般的文字，写在海南编年史中。

　　3、隋唐环岛新开发

　　随唐中央和地方政权一般说来比较强大，也比较注意边疆开发。这时期海南四周沿海均建立州县，并有一部分深入内地，大陆移民日益增多，沿海经济得到初步发展，而黎族退入山区，社会经济偏于落后，两者形成强烈反差。

　　隋代海南行政区划，除西汉统治范围以外，还首次包括岛东南部，幷且在西汉势力退出南部多年以后，重新伸到那里，建立临振郡，打破这些地区沉寂局面，还结束自东汉以来海南行政管辖隶属于别郡，为雷州半岛遥领的局面，为以后奠定了海南行政基础。这是海南建置和地方开发上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唐代海南地方建置空前发展，区域不断扩大。唐德宗贞元五年（787年）达五州二十二县，其数量之多，为海南地方建置史上最盛时期。这些州县包括环岛全部低地，把黎族团团围住，有些县已深入黎峒。其范围大致是，北部为琼州，东北为崖州，西北和西部为儋州，南部为振州，东南为万安州，现在海南各县名称大部分都是唐代定下来的，如文昌、澄迈、琼山、临高、陵水等，后世海南又称琼崖，亦源于这时设置了琼崖二州。观唐代对本岛开发的重点，其一在北部沿海内陆，即南渡江中下游，其二是东南。后者气候潮湿，瘴疠严重（所谓瘴疠实为热带森林中动植物残骸分解出的有害气体以及疟疾对人类的危害），过去这里无人问津，唐代却首次把它列入开发范围。这样除五指山区以外，全部建置联成一片，从而完成了环岛建置事业。特别是东部的开发，标志着人们对湿热地理条件的瞭解更全面更深入，在开发利用上取得很大进步。另外，岛上开发还得到岛内外海陆交通的配合，促使它向纵深方向发展。这时联系各州县治所的环岛道路已经形成，并有交通线溯南渡江、宁远河等进入内地。由广州出发的“广州通海夷道”，也通过岛东部海域。海南岛作为南海交通中心的地位日益为中原人士所注目，与大陆联系大大加强。假道南海航线往返大陆的，不仅有汉商，还有波斯和阿拉伯人。近年在陵水、三亚海岸发现的伊斯兰教徒珊瑚墓葬群和文物，即为海上交通线在唐代东移和开发东部的见证。

　　唐帝国经济空前繁荣，但对于远辟的海南，这时封建经济仍很微弱，占主导地位的是农奴经济，然而它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巨大的。首先是西汉以后，环岛农业带已经形成，按当时琼崖五州进贡给中原王朝的土特产，除了金银和海产品外，相当一部分是纺织原料和糖，说明棉、麻、蔗的栽培已很普遍。天宝七年（748年）著名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未成，被台风吹到海南岛南部，在宁远河口上岸，后来取道东部沿海返回大陆，绕岛走了大半圈，沿途但见桑麻遍地，稻粟摇曳，瓜果飘香，村舍密集，一片兴旺景象。奴隶们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出累累硕果。这也是海南人民善于利用地利，积极开发过去未能利用的湿热地区的成功范例。

　　黎族同胞过去很善于铸造铜鼓，并以铜鼓和铜锣多少作为财富的标志。古代文献上常有“俚僚铸铜为大鼓”，“唯高大为贵”的记载。后世在岛上出土的铜鼓，其时代直到晚唐。这标志着这时手工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例如唐代琼山太守韦公干，是有名的酷吏，他驱使家奴织造各式“花缣、文纱”，制作镶嵌金银的角、木器皿，并运到广州出卖，后因舟覆未果。可知这些工艺品一定很精美，否则不敢拿到中外商品云集的广州市场贩卖。在民间制作的有藤盆、盘斑布、合子书囊、椰叶坐席、蒲褥、笱席等，有的为贡品，有的为商品流入大陆。由此说明海南人民自古就注意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生产，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虽然如此，唐代海南仍被视为化外之地、瘴疠之区，尤其是当地俚人，大部分仍处在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前夜，许多所“生獠”还没有成为国家编户。鉴真和尚在宁远河口，曾被汉商告知，此间人物吃人。在古代，这种野蛮的风俗是可信的，也从侧面反映这类地区还很荒蛮。正因为这样，海南也就成了朝廷处置不同政见者的场所。据唐史统计，唐代贬来海南的高级官吏，有以宰相李德裕为首七人，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时期，酷吏横行，告密成风，被加罪者动辄流放岭南，许多人又一贬再贬，最后才流落到海南岛，常有“一经再贬，便同死别”的慨叹。从这里也可以窥见，唐代海南建置范围虽然广大，但多数地区的开发程度仍然很低，海南大规模开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4、宋元奠基耀彩霞

　　宋元是广东大陆进入全面开发时期，这个潮流也冲击到海南，渐渐改变本岛从汉到唐近千年间开发的停滞局面。这一时期封建王朝对海南的政策有所改变，移民增加，民族融合加快，生产力有较大提高，农业和商业贸易各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为后来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显示宋元作为一个奠基时代，如旭日东升，彩霞满天，照亮了海南继续前进的道路。

　　宋代海南行政建置，为适应加强中央集权制的需要，曾对唐代州县作了大规模调整，从唐五州二十二县减少为一州三军十县两镇，大大减少了行政指挥层次和臃肿局面。特别是为适应交通和贸易发展，加强了作为全岛交通中枢的琼州地位，提高了它的职能，以作为促进岛内外交流和地区开发的措施之一。至于新建置和开发的地区，以西部沿海内地变化较大，如宋大观元年（1107年）在今东方县境设置镇州，下辖通华、四达两县，反映宋王朝开发西部的意图。这一开拓性工作虽仅为一尝试，因为这一带经济基础差，新置州县不久便取消了，但为后来元朝所继承，起到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是赵宋政权对海南基本上采取怀柔政策，对少数民族以招抚内附为主，促使汉化区域不断扩大。如宋文献说：“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这同样是建置发展的重要表现。但由于黎族汉化程度不同，从沿海到山区，大致形成三个人文政治分布带，即汉族分布在四周沿海，“生黎”居岛中心山区，“熟黎”介于两者之间。所谓“熟黎”是指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直接受政府控制的黎人，也包括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逃入黎境的汉人。这里民族成分比较复杂，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比较快，已经产生但尚未完成封建化过程。第三层“生黎”分布在五指山腹地，处在州县统治范围以外，既不受政府控制，也不缴纳赋税，以狩猎经济为主，还处在原始公社晚期，或者刚刚踏进阶级社会的门槛。这个环形民族分布格局，反映了开发程度不同的三个层次，如苏东坡在海南所见那样，“四州环一岛，百峒蟠其中”，奠定了海南民族分布的基础。

　　元朝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鋭激烈的时代，对海南少数民族实行了前所未闻的武装镇压，地方建置也伴随这一过程而发生，除控制沿海军州以外，还把势力伸进过去许多未到地区，甚至一度深入五指山内部，表示开发范围的扩大。在新附黎峒的基础上，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置定安、会同二县，后又把定安县升格为南建州，表示元朝势力不但扫除了唐宋时代这一带统治不稳定局面，且其力量向南渡江、昌化江和万泉河等大小支流推进。至今留有元军所到刻石之地据载就有今东方、乐东、定安县境三处。在这个铁血政策以后，黎族完全退入山区，客观上也收到民族融合的效果，与此同时，元统治者还广泛实行屯田，分给部分黎族以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这些开拓性措施，对当地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这样宋元王朝采用刚柔相济、文武并用的手段，把统治范围扩展到空前程度，为经济发展打通了道路。

　　海南作为一个独立地理区域，每当大陆战乱之时，便成为灾民避难之所。东晋南朝为我国第一次移民高潮，对海南岛的影响还不大。到五代第二次移民高潮时，情况就不同了。大陆的人越来越感到海南的吸引力，所以这时的移民不再是唐代以前那种无意识、随机性质的流入，而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人数也由唐代七万增加到宋代十万、元代十七万。他们来自大陆不同地域、（甚至国外）民族和职业，不少人拥有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苏东坡才有“今衣冠礼乐斑斑然矣”的慨叹。后世所形成的方言、族谱、地名、风俗等都反映海南作为一个五方杂处、人文荟萃之区，主要影响来自大陆，特别是闽广地区。故这时各州县的客户（客户是指无土地民户、但初来移民多无土地）比例都比较高，现在流行的海南话就是闽南话的变种，西部地区流行军话，则是早期中原移民留下的语言痕迹。这些移民远涉鲸波、千里来归的引力，除了避乱，重要的还在于岛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外来居民只要踏上这个海岛，即有足够的土地可供耕凿。它们经过汉黎人民的开发利用，很快转变为物质优势，成为社会经济高涨的基础。

　　宋元海南生产力的提高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其中农业土地利用的改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包括了作物品种、熟制、农业技术上的创新和发展、土地利用方式、部门之间的．结构和地区分布方面所表现的新内容或新趋势等，它们在开发海南的道路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例如这时由占城传入新稻种——占城稻，海南可以一年三熟，而过去只能两熟，这大大地增加了水稻产量，被誉为近千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所经历的第一次革命。同时传进的还有小粒花生种在岛上广泛种植，丰收之年，满载花生的大牛车不絶于途，转运上船，贩卖到大陆。海南过去几乎以刀耕火种为唯一的耕作方式，宋代已有所减少。在苏东坡父子笔下，已看到当地人学会使用耕牛、施肥和各种铁质农具，黎人手里也有了以后朝夕不离手的黎刀，还有铁斧、铁锄等。这给开辟荒地和田间作业提供了有效的动力，不但使水旱田的建设成为可能，而且山栏地也不必年年抛荒，而是数年一换，延长了使用年限，耕地自此从游移不定转为半固定化。从宋代开始，海南已有水利建设。首行是在琼山修筑渠堰，引水灌田，其后渐次推广。在黎族地区，这时水田也不少，还有粮食外运出黎境。到元代则发展到围垦河滩，改造成水田。这些水利事业，对山区广大、水资源丰富的海南有重要意义。

　　自唐代起，沿海就有大片森林被辟为耕地，宋元时期森林后退更为加剧，并蔓延到山区。这与开荒种粮有很大关系，自此以后拉开了开发山区的序幕。当然，这时更多的地方，耕作仍是原始粗放的，完全靠天吃饭，产量也很低。荒凉的处女地弥望不尽，如上移民增加，  这时海南粮食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够的。就连苏东坡流放的粮产地儋州，也经常缺粮，每每依靠大陆接济，如果航船稍有梗阻，即有捱饿之忧，说明海南农业还远远落后于大陆。尽管如此，海南作为一个特殊的育种基地，对大陆农业的贡献是很大的。从宋代连苏州栽培的占城种“来自海南”，到元代棉花，明清时番薯乃至近现代热带经济作物都由此向北推广，足见海南作为热带宝岛的特殊意义，决非始于今天，而是自古皆然。

　　海南热带土特产在宋代以前除部分作为贡赋输入大陆以外，一般不是商品，故开发利用不多。宋元随着贸易事业的兴起，输往大陆的数量大增，反过来又刺激了它的生产。据记载，当时槟榔、椰树、小马、翠羽、黄蜡漫山遍野，木材不可胜数，山坡台地上长满了棉花、甘蔗等作物，输往闽广地区的以槟榔、棉花最为大宗。它们多数是由闽商，主要是泉州商人贩运过海的。在琼州海关每年收入中，槟榔税占了一半，广州税务收槟榔税每年也有几万缗之多。当时人们评论，如果没有槟榔之利，琼州财政就难以维持。再有海南沉香，质量上乘，  甲于海外所产，产量又大，以东部地区最多，岛上汉人以一头牛犊可换香一担。如此厚利吸引不少汉商纷纷进入深山采购，与其他特产一起输入大陆，换回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海南人民就这样依靠种类繁多的热带经济作物作为岛上重要的经济支柱，并赢得大陆人民的交口称誉。它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和优势，以后一直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不管怎样，宋元海南较之大陆仍是很落后的，特别是广大山区，人烟稀少，举目荒凉。甚至当时距离海岸只有十里的崖州城，大白天居然有麇鹿等大型动物闯入。苏东坡父子结庐的昌化军城南门外，尽是森林，瘴气弥漫，夜晚黎人围猎之声清晰可闻。许多志书都说“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仕宦畏途”，因而它仍是被罪者谪配之地。其人数之多、地域之广，超过了唐代。甚至象苏东坡这样心情旷达的人，谪居后时怀忧惧，有海南“瘴疠交攻”、“魑魅逢迎”、“九死南荒”等语，甚至表示“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在许多文人笔下，海南仍有谈虎色变之概。但他们在海南致力于传播汉文化，推动岛上文化发展是有贡献的。北宋末南宋初，许多州县都开设学校，宋代有十余人中举或进士，有关海南的方志也曰见增多，表示对本岛的瞭解已经不少，实为地区开发的一种见证。

　　5、明清转折开新局

　　海南历史经过漫长曲折的发展以后，到明代，终于迎来了它最重要的转折，封建生产方式在岛上占统治地位。直到鸦片战争以前，海南社会经济总的趋势在进步，地位在上升，与大陆发展水平的差距在缩小，展现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成为近代开发的先声。

　　这首先是明王朝比过去更注意开发海南，朱元璋登基后，在给守岛将士的敕令中，称海南为“南溟奇甸”、“必遣仁勇者戌守”，肯定了本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并采取诸如起用黎峒首领为土官，废除元代黎首世袭制，减少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用兵，减轻海南赋税等政治经济措施，以促进本岛开发。

　　在过去历史上，海南岛长期与广西同属一个政区。这当然有它深刻的地理、历史、交通、民族等原因，在当时是合理和必要、无可厚非的。但到明代，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为适应新的形势，明初海南脱离广西，划归广东。自此，它作为广东一个地方行政区，面目大为改观，这是海南历史上一个不可低估的变化。

　　在岛内部，在元代州县设置的基础上，裁并为三州十县。数量虽然略有减少，但经过调整，行政效能大大加强。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将琼州升格为府，统辖全岛行政。海南自汉代开郡以来，虽然问有唐都督府，宋安抚都监这类兼管军政的机构，但不算一种行政区划，缺乏一个统一的治理机构来协调各州县的行政关系。第二是过去全岛没有一个首府，各州管各州，互不相干，因而对岛上资源开发、经济中心的形成是不利的，行政指挥也积弊丛生。明代起琼州作为府驻地，成为全岛行政中枢，这是海南政区沿革上一件大事。

　　完成以上建置调整以后，朱明王朝即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归附和受编工作，使建置地域不断扩大。如永乐十一年（1413年）被招抚的黎峒有1670处，达三万余户，此后又有不少黎峒相继来归。他们被编入都图组织，成为国家编户，与汉人一样听差输赋。即使未被编入都图的所谓“生黎”，也有一部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控制。这样明政府直接统治的范围己大大地向五指山区内部推进，汉族政治、经济、文化也随之向黎族社会渗透，加快了黎族汉化过程，遂使封建生产方式在岛上居统治地位。甚至深处内陆的乐东盆地也成为明朝军事政治力量所控制的范围。只有一部分居住在五指山腹地里的黎族，仍为封建势力所不及，成为岛上最荒蛮之区。

　　明末清初，海南社会与大陆一样遭受严重破坏，到康熙中叶以后，清王朝对本岛的统治才渐趋稳定，地方建置才得以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和扩大。清代虽全部袭用明朝行政体制，但经过一系列整顿，中央政令已渗透入海南腹地，特别是对黎族统治大大加强，使之普遍受编，到道光年间几乎所有黎区都划入州县统治范围。据统计，清代黎峒比明代减少了30％左右。这意味着又有大批黎族汉化，只在今乐东、保亭和琼中三县交界处保留一块带有原始公社残余的所谓“合亩制”地区，一如过去那样，还未属开拓范围之列，成为这个时期行政的空白。

　　明初海南人口将近30万，比元代增加80％，占同期广东人口10％，显示本岛人口地位比过去上升。明中叶，广东各府人口相比较，琼州府居第三位，仅次于人口稠密的广州府和潮州府，超过粤北、高雷和东江地区，而与开发较早的西江下游肇庆府相接近，这是海南前所未有的人口现象。这时移民先后有47万之多。清初，海南人口约40万，到清中叶嘉庆年间上升为l50万，百余年问差不多增加三倍。鸦片战争前夕，降为125万，而清代移民，也增至2l7万，为历史最高水平。其来源也由宋元时期以闽人为主转变为以广东大陆人居多，包括粤东客家人和潮州人、珠江三角洲和西江下游广州系移民，以及广东南路移民等。海南过去人口单薄，严重影响资源开发。明清以来人口几乎直线上升，促使海南开发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此外，海南自辟郡以来，西部人口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到明代已经彻底颠倒过来，东部人口从此完全超过西部，东部湿热森林地区的开发也由于人们认识龢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而后来居上，经济发展水平比西部高，从此奠定了海南经济地区差异的轮廓。

　　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使大片沉睡的土地被辟为农田，据明初丈量，海南官民田地约190万亩，到明末已达到384万亩，二百余年问增加一倍多。关于这点，连当时的统治者也承认“方今生齿众多，土地垦开，山岚瘴气已消灭八九分。”直到清朝后期，明末田亩数量仍  保持本岛耕地面积的最高纪録，也就是说清代土地开垦的成就比不上明代。清代还有很多土地被荒废，清政府为此发布过召民垦荒敕令，于是有不少移民深入山区，从事开荒、伐木等生产活动，完全打破这些地区过去闭锁状态，揭开了前所未有的向五指山腹地森林开发的历  史。但清中叶以后，海南人口跟全国人口一样陡然上升，而耕地却没有多少增长，造成人口与耕地两者相结合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局面。结果除北部和东部一些人迁往西部和中部山区，自发地调节这种矛盾以外，更为严重的事实是，为了对付人口压力，一个办法是在原来土地上重复种粮，时间一久，单产越来越低；另一个办法是扩大砍伐森林，耕地上山，由此破坏生态平衡，引起水土流失，招致大自然的报复与惩罚。这两个办法都是掠夺性使用土地的结果。加上本岛不少地区长期使用刀耕火种，这种后果也就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在清中叶以后日  益突出，表明海南土地开发的道路，是充满崎岖曲折的。

　　土地的开发利用与农业技术进步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后者所取得的成就，有效地武装了农业。例如水车的广泛应用，对岛上很多坡度过于平缓、不能自流灌溉的地区开发有特别重要意义。至各州县兴修的水利工程设施，更是星罗棋布，包括河上筑栅、设坝、围海堤、  修陂塘、开渠堰、风车提水等，使岛上丰富的水资源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解决了部分土地由于缺水而无法利用的困难，也为农业增产提供可靠保证。明代中西交通已进入一个新时代，从海外传进我国的新作物品种很多，比较重要的有番薯、玉米、花生大粒种、菠萝、烟草、南瓜等。广东、福建都为首途之区，海南岛又是交通门户，当是最先引种地区之一。据各种资料分析判断，大约在晚明或清初，番薯已在岛上安家落户，并表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许多后来被称为“红色沙漠”的土壤，正是由于番薯的引进而得到广泛利用的。另一种新作物玉米，耐乾旱、粗生，在海南那些不宜稻谷、番薯生长的高阜斜坡，  以及难以灌溉的山地均可栽种，幷且由于番薯怕冻，只能种在坡下，故构成玉米在上两者垂直分布带，化无用土地为有用，成为开发山区一个新方向。还有鸭脚粟，是明清正统年间在岛上广泛引种的，尤适宜在台地缓坡上栽种。作为一种救荒作物，鸭脚粟保护了许多灾民的生命。明末清初引进种花生大粒种，最适宜在岛上大片沙质土上生长，很快成为海南大宗作物之一，被当时人称为“豆魁”。这些新作物像一朵朵盛开的奇葩，点缀在海南广袤的土地上，并结出丰硕之果。    这首先是粮食生产的转机。据史书记载，从东汉时代起，海南岛就缺粮，唐宋时也未能改变的这种状况。但到明代，粮食产量大增，只要不是严重饥荒岁月，都不要高雷米粮支援。这不仅缓和了历史上缺粮局面，而且为经济作物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它成为农业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倒如槟榔比过去更负盛名，各州县皆以种槟榔为业，  以东部居多，大批贩运到两广大陆、福建、越南、柬埔寨等地。有些居民甚至以槟榔代税，形成“东路槟榔西路米”的分布格局。特别重要的还有本岛沿海，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土壤盐碱化，难以利用，而椰子则是一种嗜盐作物，不择肥瘠皆可生长，东部海岸由此变成著名的椰子之乡，同时为这类土地利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明清随着贸易发展，伐木和采香，利用森林资源已成为农业开发的重要内容。海南出产的大量珍贵木材，源源输入大陆。广州人多用作梁柱或屏风，这些木村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则身价数倍。林产香料，是黎人重要经济收入来源，当时人有“五指山为文木渊薮，众香之大  都”的评语。它连同其他“琼货”一起，舶卖到国内外。清代广州西关一关有所谓“十三行”，是个商业很繁华地方，其来源说法很多，一说是“琼货”摆卖地方，因明清时代海南岛有十三州县而得名。由此间接反映海南经济开发所取得的成果。

　　畜牧业在海南有悠久历史，但明代以前这里牛羊仍然不多的，据苏东坡所见，宋代商人还得从对岸高州、化州贩牛过海，作为畜力或肉食，因途中饥渴，常常死亡过半，表明宋代畜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  山坡草地资源开发利用仍未得到重现。明代则不同，海南已有大批牛只输往大陆，特别是肇庆新兴一带。洪武初，朱元璋曾派人到广东买牛，补充江淮劳力不足，谅必到海南或间接从商人那里获得本岛牛只，因为只有海南才是广东最大的牛产地。广大山区“牛羊披野，无冒领者”，牛税成为各州县地方财政重要来源。这是当地人民因地制宜、利用丰富的草料资源发展畜牧业，补充农业的典范。但在黎族社会中，历史上迷信风气很盛的，几乎所有的公众活动动辄宰牛，加上管理不善，牛只损失很大。这种社会文化，妨碍了畜牧业发展。

　　汉黎各族人民诚实的汗水，浇灌出丰硕之果。明正德年间，海南征赋总量是元朝的五倍，崇祯时，琼州府纳粮额为8万石，约占全省1／9，在广东十府中仅次于广州府和肇庆府，居第三位。略去元明两代剥削率的差异，各州县田赋增长也很可观。以正德年间田赋与元代比较，一般州县都有6-8倍增长额，东部州县则为10倍左右。这是耕地扩大、技术进步、产量提高，社会财富增长的反映。清初，征收的田赋大体上以明后期数量的依据，到嘉庆这段时期，海南社会还算相对安定，百姓能够从事农耕，一些荒废土地也被开垦，社会经济仍是上升的。

　　“前代珠崖郡，于今少窜臣”，只是到了明代，海南岛才结束了作为官员流放地的历史，幷且出现文化兴盛局面。还在明初，洪武帝就赞海南“习礼乐之教，有华夏之风”。到明末，更被社会舆论认为“鼎臣继出，名满神州”。各州县纷纷建立书院、私塾，明成化年间，光社学就有179处，整个明代，全岛有进士62人，从洪武十七年到嘉靖十年（1384-1531年）148年间，中举者409人，被誉为“海外衣冠盛事”，以丘浚、海瑞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人物的产生就是汉文化传入海南的结果。到清代，海南文化比明代大为逊色。从这里间接反映海南社会经济地位的变迁。这些都足以唤起海南人民对此期间不寻常开发历史的追忆。

　　6、战乱百年劫后花

　　鸦片战争到建国前这百余年是海南历史上风云色变和灾难深重的时代。战乱频仍，经济凋敞，人民痛苦不堪，在地区开发上反映了这个质变过程和特点。

　　鸦片战争以后，海南的特殊地位和资源，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觊觎和角逐的对象。1860年根据《天津条约》，琼州（海口）被辟为通商口岸。1897年法国要求清政府缔结海南岛不许割让给其他国家的条约。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先后伸进海南广大城乡，不但在政治上企图控制本岛，而且通过经济侵略，对海南经济起了巨大的分解作用，迫使大批农民破产，以不合理方式开发岛上资源，由此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

　　外国侵略者先是以商品倾销，继之以直接经营土地至赤裸裸的掠夺，促使本岛传统农业趋于瓦解。例如随着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几乎完全停止，广大农村很难听到机杼声。海南久负盛名的棉花生产，从此一蹶不振，再也难见一棉了。这时因破产而离开土地、流入城市的农民日益增多，使明代已经缓解、清代又重新出现的缺粮问题这时更加每况愈下，甚至靠洋米过活。整个民国时代，海南生产的粮食，只够本岛消费的3／4，其余需从外洋或大陆供应。加上岛内粮食单产很低，较之当时台湾，一亩相差5-6石。这样粮食更加短缺，加强了对洋米的依赖，反利于帝国主义对本岛的控制，加深了它的半殖民地性质。

　　特别严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海南期间对岛上资源疯狂的掠夺和破坏，尤以森林和矿产为甚。据统计，1933年，岛上森林覆盖率仍有50％，到建国前夕，已下降为35％，不到二十年时间减少了15％，而从公元前110年（设郡之始）到1933年，二千余年才减少40％，即抗战到建国前这段时间，海南森林消失量等于以往七百六十六年，相当于元明清三代王朝破坏的总和，实是海南森林一次空前浩劫。对岛上矿藏，日寇掠夺不遗余力，如田独铁矿采挖罄尽，石碌铁矿疮痍满目，留下一个个万人坑。虽然这时日寇也进行了一系列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农业开发活动，例如建立农场，推广优良品种，兴修水利，营造水源林和海岸防护林等，客观上似乎是促进当时农业的发展，但这是在刺刀驱使下进行的。而这些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活动，其直接后果则是近代海南土地和生态环境变坏的根源之一。  

　　在战后海禁大开，西风东渐的冲击下，由于爱国华侨龢民族资本的努力，经营海南一度出现过引进新作物，兴办农林场，开山伐木，办矿筑路，发展实业等热潮，并取得一些示范性的成果，成为近代开发海南的先声。例如本世纪初以来引进本岛的橡胶、咖啡、油棕、海岛棉、爪哇蔗、剑麻、果用菠萝等热带作物，都先后试种成功，一时颇有生气，使海南声价鹊起，中外瞩目。这不仅为海南土地开发利用指明瞭方向和道路，而且为其他相关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赴琼考察者日多，开发海南呼声四起，同时也引起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垂涎和染指。这个好兆头，以后由于日本的侵略而被扼杀。建国后海南能够成为我国最大的热作基地，它的许多开拓性工作、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当时一批的爱国华侨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干出来的。他们的精神至今仍值得人们继承和发扬。但是外国势力的入侵，已使本岛开发产生方向道路上的根本质变，上述努力经营并不能阻止这个过程。在内忧外患挠攘之下，海南经济凋敝、满目疮痍，各方面都比广东大陆落后，充分表现了近百年半殖民地掠夺式开发特色。

　　还应加以追述的是，清末冯子材在进军五指山区、镇压黎族人民起义的同时，曾在那里招商伐木，大开阡陌，设立官市，以广招俫，听民择地开垦，播种五谷以及推行许多大汉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五指山腹地的开发。冯子材是继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征黎以后第二个进入五指山区者。他曾着手开辟从定安县岭门到乐东县乐安，从儋县南丰到保亭的山路。这是实现海瑞议开的五指山十字路的第一次尝试。但因五指山腹地条件恶劣，军士感染瘴疠而未能实现。冯子材曾把随军的一部分汉人留在当地，他们后来成为开拓五指山区的先驱。另外，1935年国民党政府曾在五指山腹地邻近各县境内的黎区划出十二峒，分置白沙、保亭和乐东三县。至此海南由过去十三县增为十六县，表明汉族政治势力已到达岛核心部分。虽然在此以前，这些地区也划入不同县境，但实际上是黎族自治性质，地方事务为黎族上层分子把持，地方政府大有鞭长莫及之势。新县设置，强化了近代行政管理，客观上亦有助于山区开发和社会进步。但对过去保留下来的合亩制地区，仍没有多少触动，说明这时的行政建置还是不够彻底的。

　　7、千秋教训归何处

　　海南岛从西汉到建国前经过了长达二千多年的开发历程，走的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岛上各族人民筚路蓝缕、苦心经营，不知滴下多少辈人辛勤劳动的汗水，才把一个历史上被人视为畏途的蛮烟瘴雨之地开发成祖国美丽富饶的宝岛。这里面所交织的辛酸苦辣与光荣，当然是值得怀念和讴歌的。但是，海南历史上的开发，不仅进展缓慢，存在问题多，而且远比广东大陆落后，颇值得人们深思。其原因因然是多方向的。这里面有它的地理位置偏远和海岛的相对独立性所造成的交通梗阻不便和闭塞；远离经济政治中心而受外来影响少；热带自然条件和资源的特殊性增加了人类对它们认识龢利用的困难；岛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严重性内耗自己的力量；以及不合理的土地开发方式对环境与生态的破坏等等。但除了这些原因以外，治理上的失策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

　　历史上对海南岛的治理，虽然每因各个政权大小强弱不同而态度有别，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历代王朝对这个边陲海岛在絶大部分时间里都有采取压榨掠夺或放任自流的政策。对它的开发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成为某个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点既不同于大陆某些地区，也不同于台湾。明末清初，台湾在郑成功父子独立积极经营下，取得很大成就，奠定了清统一台湾后大力开发的基础。而海南岛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相反，对它的轻蔑和偏见占了上风。汉初置郡主要是为夺取岛上的珍宝，当这一目的因人民的反抗而不能达到时，汉王朝则采取放弃政策。此后，即使期间或有建置稍为积极之时，（如梁置崖州）但朝野忽视，已相沿成习，所以海南长期成了朝廷贬谪政敌和流放犯人之地，甚至到清代干隆时，仍有一些官员认为海南且得其地不足益国家分毫之赋，得其人不能当一物之用。故历代皆以禽兽畜之。这与汉代贾捐之认为本岛居民“与禽兽无异”如出一辙。鸦片战争以后，安南（越南）变为法国殖民地，湾割让给日本，海南也不断被外人窥视，世人的目光才渐渐转到海南岛，认识到它地位的重要性。朝野上下一些有识之士对开发海南的呼声日高，人们才深感开发本岛的意义。但这时政治风云变幻，民不堪命，一切议论和计划都成为泡影。当然在历史上也有过像明初样稍为积极经营的时候，也正是这时，海南才出现经济高涨、文化兴旺的局面。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轻蔑海南的错误观念的一种回答。但海南真正有计划的开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8、建国于今景物华

　　建国后，海南回到人民的怀抱，从此结束了它苦难和屈辱的时代，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经过三十多年大规模的开发，海南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热带作物基地，标志着海南作为热带宝岛的价值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它走的仍然是一条崎岖的发展道路。

　　海南一解放，就有大批刚刚从战火烟硝中走出来的解放军官兵、地方干部、知识分子、城镇工人、翻身农民和爱国归侨，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发海南、发展橡胶事业的号召，从祖国各地的汇集海南，组成浩浩荡荡的农垦大军，开进了海南的崇山峻岭，揭开了旷古未闻的开发宝岛的序幕。经过三十多年艰苦创业，建成上百个堪称世界一流的橡胶农场，四处胶林如海，被人们称为“橡胶王国”。咖啡、胡椒、菠萝，南药等热作也有大面积发展，为海南带来了无尽的财富。

　　海南建国前几乎没有工业，仅有一些民间手工业作坊。建国后经过人民的双手，在清理旧废圩的基础上，不但原有工厂、矿山、交通设施等重新运转，而且建立起有自己特点的以力加工本地资源为主的橡胶、制糖和引进技术建立起来纺织三大工业体系。其他如制盐、森工、罐头食品、电子、农机、水泥等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它们极大地改变了海南经济面貌，不少产品畅销五大洲，为宝岛赢得了声誉。

　　建国前海南山区交通十分闭塞，严重妨碍资源开发。现在已形成一个陆海空相配合的交通运输网络，岛上陆路运输固然便畅，还恢复和发展了沿海与远洋运输，重振和不断扩大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声威；而新辟的航空线已把海南和北京以及祖国各地联成一体，唐人李德裕“鸟飞犹用半年程”的遥远距离，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直到建国初仍在五指山腹地保留下的原始公社制残余，也由于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而一去不复返。黎族同胞跨越几个社会发展阶段，正阔步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78年，特别是1983年中央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决定公布以来，海南经济发展又踏上新的高度，1986年全岛工农业总产值在40.1亿元，比1978年增长135％，比1980年以前过去三十年平均递增率快一倍多，比全国同期递增高2.9％。社会总产值比1978年翻一番多。这些数字意味着振兴海南经济是大有希望的。

　　但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尽管建国以来，海南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总体上看，还是落后和贫困的。摆脱这两大枷锁，是多少代海南人的梦想。为了这个理想，海南人民的英雄儿女，过去揭竿而起，进行过不懈  的斗争。万泉河畔、五指山头，洒下了他们滴滴热血。  建国以来，他们又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不断前进，但毕竟没有赶上广东大陆。宝岛山川是富饶的，到处淌金流银，但很多方面仍不尽人意，甚至空白。与全国水平相比，经济显然落后一大截。1986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与深圳一样，可是海南岛面积是深圳18倍，人口16倍，资源更为深圳难以比拟。过去认为，海南岛地处南海前哨，要搞好战备，或着重发展农业，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这一度妨碍了开发建设进程，所以岛上丰富的热带自然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远远没有开出来。这里的农业，除橡胶、蔗糖等大规模经营的以外，仍属于传统的封闭式农业，无论商品生产或交换都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全岛一半耕地没有水利设施，旱涝保收农田仅占水旱田总面积的1／2左右。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对农业生产威胁很大，加上农业技术落后，作物单产很低，粮食不足，很多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不少山区很多人还住在低矮阴闇的茅草房里，生活条件与城市相差悬殊。奇怪的还有，海南胶林如海，天然橡胶产量居全国之冠，却没有发达的橡胶工业；盐铁誉满全球，却没有现代食盐化工和钢铁工业；海南四周环海，拥有很多令人羡慕  的优良深水港湾，又靠近国际航线，然而没有值得称道的海港；许多城镇晚上电灯一团黄光，有些人有钱不买电视机，因为没有电看不上电视。海南历史上也有过人才辈出的时代，诞生过海瑞、丘浚这样赫赫有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但现在人才奇缺，青山緑水能醉人，但条件  艰苦毕竟是现实，留不住从大陆过海的人才。现在平均每千人中只有半个工程师，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历史在这里深思，海南开发建设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虽然每一步都铭刻着海南儿女艰苦创业的足迹，但在闭关锁岛的条件下，海南没有改变到应有的程度，陪伴着它的，依然是贫困和落后。出路何在?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事实将会证明，这是海南腾飞、崛起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