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论中国悠久历史时，经常提到“华夏五千年文明史”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深入人心，毋庸赘言。参见李学勤：《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本文撰写目的在于探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观”的建立过程，明确是孔子建立并传递了这一史学观念及相关史学系统。

　　一、《史记·五帝本纪》与孔子所传古史系统

　　以“华夏五千年文明史观”作为自己的古史观，并在这一史学理论基础上撰着的第一部早期重要历史文献是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史记》的第一篇《五帝本纪》记述了自黄帝以来的中国文明史，从而在华夏民族的知识结构中奠定了“华夏五千年文明史观”的基调。太史公祖述何处？由《史记·五帝本纪》的《赞语》可知，太史公系祖述孔子所传递之历史观与古史系统。《史记·五帝本纪·赞语》说：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46页。

　　由上引文可见，司马迁在撰写《五帝本纪》时，曾依据《春秋》（实即《左传》）、《国语》等多种上古文献，幷亲赴各地进行田野调查，询之父老，记録了各地的口传历史资料，作为撰写《五帝本纪》的史料基础。但考之《五帝本纪》全文，可知就古史的开端及上古史系统而言，太史公显然是取自孔子所传之《五帝德》及《帝系姓》两部文献。这两部文献现保存于《大戴礼记》中，其中《宰予问五帝德》在《大戴礼记》中简称为《五帝德》，《帝系姓》则名为《帝系》。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

　　下面以《五帝德》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事迹为例，略作说明。《五帝德》载孔子对黄帝的描述为：

　　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大戴礼记解诂》，第117-119页。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的事迹说：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中略）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第3-6页。

　　将太史公在《史记》中对黄帝事迹的记述与《五帝德》进行比较，可知关于黄帝史事的主要内容，《史记》完全钞録自《五帝德》而稍有发挥。其他关于颛顼、帝喾、尧、舜、禹的历史记述，亦如关于黄帝的记载，《史记》与《五帝德》皆相类。

　　《五帝德》和《帝系》还记述了五帝的统属关系，包括五帝之间的亲缘关系。《五帝德》与《帝系》所载中国上古史的世系可简化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

　　自上古时代起，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而统一于华夏文化基本特征的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中，认为五帝皆为黄帝一系。就目前已知，这一认识起于《五帝德》。与《五帝德》相比，《帝系》则更为详尽地记载了五帝间的世系关系。下面以楚史为例，说明《帝系》对上古史记载的详尽及《史记》对它的采纳。关于楚之世系，《帝系》载：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濮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籛，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大戴礼记解诂》，第127-128页。

　　以下是《史记·楚世家》关于楚人来历的记载：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史记》，第1689-1690页。

　　对比可见，上古楚史的主要内容，《史记·楚世家》与《帝系》的记载若合符节，其所改动甚微。如《楚世家》与《五帝德》相同（《五帝本纪》亦然），都记载承继黄帝的高阳氏颛顼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楚世家》说“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这显然是精简了《帝系》“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的记述。上述楚史中，不但记载了楚人先祖所出，且涉及旁支族姓。这对于人们认识华夏民族的多元统一性质有重要史学意义。由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对勘，可知孔子所传上古世系的可信度，而孔子所传之上述古史观，由《史记》传承。《史记》是我国正史中的第一部，其记载为历代信奉。《史记》的郑重记载，使“五千年文明史观”成为中国正统的古史观。

　　二、孔子所传古史系统的价值及意义

　　所谓“五帝德”，即“五帝”之各时期的主要文化特征及其对华夏文明的一系列具体贡献。它具有明确的史学思想，对人们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有重大价值。历史是特定人群的生活过程。历史著作则是对这一生活过程的记録和解释。从现代人角度看，这一生活过程所创造的文明可以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制度，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体现精神文明成就，也是历史学重点关注的对象。孔子在《五帝德》和《帝系》中所传递的古史系统，充分注意到记述这些重要的历史要素，体现出孔子高超的史学观念。前引《五帝德》中孔子对黄帝之“德”的描述，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少典之子”述其所由生。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述其个人的品性。

　　“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内涵极为丰富。

　　“治五气”，《汉书·律历志》表述为黄帝起五部：“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起五部”云云，颜师古注引应劭曰：“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气物分数，皆叙历之意也。”颜注又引孟康曰：“五部，为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975-976页。这里的“五行”是否与后代所述“五行”这一著名的哲学概念完全一致，容当讨论，但其与历法相关，应无疑义。历法的制订是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性事件。《史记》记黄帝“迎日推筴”，“筴”即“策”。《索隐》：“《封禅书》曰：‘黄帝得宝鼎神策’，下云‘于是推策迎日’，则神策者，神蓍也。黄帝得蓍以推算历数，于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曰推策迎日也。”《史记》，第8页。由此可知，这一内容是太史公依据其他文献对《五帝德》“治五气”之说进行的补充。

　　“设五量”即制定度量衡。《汉书·律历志》说：“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汉书》，第967页。制定度量衡，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确立衡量标准，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现象。

　　“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记述了黄帝通过战争取得统治权力的过程。古代的民族融合，战争是必要的程序，世界各民族皆如此。黄帝与炎帝战于版泉之野（“版泉”《史记》作“阪泉”），是中华民族整合统一中的重要事件。

　　“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分别叙述黄帝制礼服、兴农业、订律历，以及其他方面的贡献。

　　“时播百谷草木”涉及农业的发明。中国长期以来以农业立国。从文明的发展过程来说，由采集、游猎到农业定居，是中国文明基本特征形成的关键程序。中国境内历年来的农业考古发现，包括河姆渡的早期水稻等，证明在相当于黄帝时期，中国境内已经有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这些成果，从一个侧面证明《五帝德》所述是有根据的。

　　“极畋土石金玉”、“节用水火材物”，涉及制陶、冶金及石器（玉器包括其中）打制等各种生产工具与材料的发明。与《五帝德》与《帝系》性质有相似之处的古代文献还有《世本》。《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着“《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汉书》，1714页。原书已亡，现存明代以来多种辑本。《世本》的《作篇》记载黄帝时期的多种发明。略举要者如下：

　　“黄帝作冕”。按：此与《五帝德》之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对读，可见黄帝时期礼之创制。

　　“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着调历”。

　　“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曰：“仓颉沮诵黄帝史官。”）

　　“胲作服牛”。（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驾牛。”）

　　“相土作乘马”（宋衷曰：“皆黄帝臣也。”）秦嘉谟辑《世本》卷九，《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

　　结合《世本·作篇》所载相关发明，可知《五帝德》“极畋土石金玉”涉及古代制度建立的许多问题。按“极畋土石金玉”包含着乐器制造的内涵，就礼文化的操作系统来说，乐器是必要之器。“土石金玉”是乐器的材质，代表音乐体系的基本形成。到尧时发展为“八音”。八音是指由金（按即青铜）、石、丝、竹、匏、土、革、木等八类材质制作的乐器。其代表性乐器分别为：锺、磬、琴瑟、篪笛、笙、埙、鼓和柷敔。《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孔传》：八音谓金，锺也；石，磬也；丝，琴瑟也；竹，篪笛也；匏，笙也；土，埙也；革，鼓也；木，柷敔也。《尚书正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

　　尧时“八音”的完备音乐体系，在黄帝时期已基本形成其骨架。就“土”这种材质的乐器来说，除文献所言“埙”之外，李纯一先生《先秦音乐史》还正确指出古代尚有“土鼓”。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第14页。按《周礼·钥章》：“凡国祈年于田祖，钥《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周礼注疏》，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01页。至于“金”“石”等为人们所熟知，本文不再赘述。大家知道，礼乐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对此，人们一般强调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统合作用，参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而于其开端关注较少。《五帝德》的记载吉光片羽，为我们研究上古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如果对比《世本》等文献，可知《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也是有来历的。人们可能会问，上引资料有些为何在《五帝德》中并无，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知道，《五帝德》是一种极为扼要的上古史叙述。孔子所传上古史的系统，在战国纵横、诸子纷争之时，有各种传承。《世本》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如果结合中国文化史的其他方面，结合孔子的其他活动与贡献，可对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较为明着的是《周易》的成书历史。关于《周易》的成书，《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总结。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汉书》，第1706页。孔子既作《易传》，汉人所知之“宓戏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周易》上下篇”必为孔子所熟知。应该说，对《周易》的深研，也是孔子深厚史学修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余论

　　人们所熟知的孔子对于史书的修撰，通常限于其“作春秋”（见《孟子·滕文公下》等）。其实，从《五帝德》与《帝系》，可知孔子有关上古历史的叙述与评论，如《礼记·礼运》篇所言，有着深厚的史学背景。 《礼运》篇提到孔子对于“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的具体看法，又言欲观夏道，之杞而得夏时；欲观殷道，之宋而得坤干。可见其对古代文献的掌握与对古代制度的研究。上引孔子对于《周易》的研究也表明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发现的出土文献清华简《楚居》一篇中，所记楚人历史与上引《帝系》及《史记·楚世家》相似，且同样记载了楚人先祖系“溃自胁出”。《楚居》此处还有“巫并该其胁以楚”之语。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81页。后一表述，显系用来说明“楚”族称谓之来历。大家都知道，孔子曾游于楚地，有过礼遇，也曾厄于“陈”“蔡”之间。在春秋晚期，“陈”“蔡”皆为楚的属地。《楚居》这类楚地文献，是否曾受到孔子学说的影响，抑或孔子采风曾在楚地有所获益，现在不得而知。但两者具有相关性，是毋庸置疑的。

　　大家知道，在近代学术史上，古史辨派曾认为中国古史系曾累造成。即越往后的记载，越是将中国古代的历史推向前去。现在由于出土文献的印证（如本文上引《楚居》）可知孔子所传《五帝德》等文献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加之近年考古发现，日益证明中华文明之悠久，足以为吾华人所傲。反之，如果以三代为中国古代史的全部，甚至以为“东周以上无史”，则中国古代史将缩至三千余年或更短。对中国历史的这种错误认识远离事实，与华夏文明的深厚历史积淀不能相符。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人们在谈到孔子时，往往提出他是一个伟大思想家——建立了儒学，伟大教育家——开创了私人教育，伟大哲学家——《易传》这部重要哲学著作的重要撰着者。孔子对前代文献的整理，从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这一领域的地位毋庸置言。就历史学而言，自孟子以来，人们较多提到的是孔子“作《春秋》”一事，对于“华夏五千年文明史观”这一对华夏民族文化更为重要的事项却少有提及。由本文所述，所谓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观，岂非由夫子树立？太史公言治史须“好学深思”，否则难“心知其意”，信然！王国维先生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双重证据论述上古史，指出百家不雅驯之言，亦反映一面之事实，其路径正据夫子所开辟者。


　　姚小鸥：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