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从冲突到和解，再由和解到冲突，似乎已成为两岸不可逆转的互动模式，因为台湾执政党的更迭，使得原本两岸能借由和解，再进一步到“命运共同体”的期待又回到和解前的“冷对抗”。《社评——冷对抗时代的两岸危机管理》，中时电子报2016年6 月6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606000800-260310的确，审视当前的两岸关系，犹如云霄飞车般的跌宕起伏。之前，在马英九执政时期的积极努力下，两岸关系一直朝着“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道路前进。但是，难以预料的是，台湾爆发了扺制《两岸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着实让大陆搞不明白，台湾人民为何不能理解大陆的好意？此外，“反课纲微调”的“反中”气氛，更让两岸间的和解气氛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企盼，似乎难有任何进展。当前的两岸关系出现了“合作”与“对抗”的“双重性格”，如果以“对抗”与“命运共同体”的两级光谱审视当下的两岸关系，正处于“对抗”与“合作”之间。既没有深刻触及完全对抗的危险，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合作，不同于马英九执政时期的“竞争性的合作”，反而是“竞争性的对抗”日益突出。
诚如华府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澜以摸着石头过河评论蔡英文新当局的两岸政策，认为尽管有关两岸“沟通管道”的许多说法喋喋不休，给人感觉是双方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以达到一个稳定与和平的权宜之计。到目前为止，还是难以看出有任何突破的迹象。Alan D. Romberg, “The First 100 Days: Crossing the River While Feeling the Stone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51, Aug30, 2016.然而，值得关切的是如此发展，是否有利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这是有关当局不得不审慎评估的重要议题。
毋庸质疑，“两岸一家亲”“两岸命运共同体”是构筑两岸和平与共荣发展的互信基础。同时，也一直是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处理两岸关系、吸引台湾人民向心力的政策原则，根据是项原则，中国大陆出台了各项惠台措施，透过经济互助与互补，期使台湾民众能借由合作文化的根植，进一步提升对两岸同胞参与的认同感，以便强化“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问题是，即使台湾方面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两会建制了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并在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顺序下，完成了包括ECFA在内的23项协议。然而，吊诡的是，两岸经济发展与互动频繁，和平红利的释出，并未缩短两岸人民心理上的差距。因为，在台湾的各项民调显示，虽然大多数民众仍主张维持现状，然而主张台独的比例已经逐渐高于主张统一的比例；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更远远超过自认为中国人的比例。是项“非我族类”的认同危机，不仅稀释了两岸和解的和平红利，更使得两岸共建生命共同体的努力，面临严峻挑战。
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当局认为，到目前为止“两岸命运共同体”仍然难以成为台湾共识，因为台湾内部对“九二共识”有很大分歧，这是原本就存在的。并以台湾民意为例，台湾民意不愿意蔡英文当局在两岸政策上，延续马英九执政时期的亲中路线，台湾民众高达762%不清楚“九二共识”的内容，更有621%民众无法接受蔡英文当局被迫以“九二共识”当作两岸继续互动的前提。陈钰馥：《九二共识做为两岸互动前提 民调：62.1％不接受》，自由时报网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676488
萧万长所主张的“两岸共同市场”亦被当时民进党谢长廷阵营批评就是“一中市场”，并认为这项主张不仅将使台湾农业受到更严重打击，台湾产品也因为中国大陆的仿冒，抢先注册蒙受损失。李濠仲：《两岸共同市场 谢打恐共牌 马开放大步走》，联合晚报网，http://www.chinesejustice.com/content/article.php?did=3023&pid=39500&tpl=page&lang=sh
再以有机会彰显“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太平岛仲裁案为例，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在今年9月7日举行“是谁不满意蔡英文的施政”民调记者会上，公布民调结果，对蔡英文当局处理太平岛仲裁案的不满意度高达545%、满意仅267%，学者均认为该议题与全民感受相当一致；此外，对蔡英文的满意度为484%、不满意387%；对阁揆林全的满意度为451%、不满意度371%。潘维庭：《蔡英文处理太平岛案 过半民众不满》，旺报A13版。笔者认为，一方面除了突显低满意度是蔡英文当局的警讯外，另一方面却似乎也彰显台湾民众捍卫固有主权意识的提升，因为台湾民众向来不太关心太平岛地位，然而仲裁案结果，却意外激起台湾民众的“同雠敌忾”。蔡英文当局之所以一再逥避采用强势手段处理太平岛地位，正是担心这股“同雠敌忾”的意识很可能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有所联结。
二、“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主义论述：观念的作用
与强调物质因素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不同，在于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作用。建构主义学者温特以英国拥有的核武数量早已超越北韩数倍为例，为何美国总认为北韩是地区不稳定的主要来源，因此，问题不在于物质能力多寡，重点在于观念力量让物质发生不同作用。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57-258.温特并指出影响“认知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变量为“相互依赖”，“共同命运”“同构型”暨“自我约束”等观念的作用。因为这些影响因子借由双方经济互动，因而形成的双方经济利益间的“敏感性”连结的态样，稍有不慎，即刻破坏“相互依赖”的平台；此外，透过互动交流，因而导致双方“同构型”的增强，同时亦能增升某种“共同理解”的价值观，即为了维系“认知共同体”，因而产生了“自我约束”的行为要求。温特认为这些变量，正是形成“认知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43-344.
本文试图依温特所强调的观念作用，探究“两岸命运共同体”观念如何被塑造，如何使其成为一个社会中或不同社会间的行为所依据的价值观。因此，如何透过两岸“相互依赖”平台的建构、“同构型”的扩张以及“自我约束”的要求等社会化作用，使个人和集体认同能朝向“认知共同体”价值观的转变，即成为本文分析的重要内容。
建构主义学派提出观念主导身份，身份决定利益，行为体之间要进行有意义互动，方能产生“共同的理解”，方能形塑不同身份间，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建构。正如两岸间透过有意义的互动，对于两岸和平发展的长治永安而言，两岸间更应建构一个“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身份，方能有利于两岸的整合与和平的制度化发展。因此，如果两岸在专业领域建立联系与协议，两岸当然更容易找到互相皆可接受的行为价值规范，如此方能稳定两岸关系，进而借由“相互依赖”，不断建构“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文化认知。
正如2013年2月26日习近平在会晤连战时，指出“大陆和台湾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评社，《习近平：冀两岸同胞共圆“中国梦”》，中国评论新闻网2013年2月25日，http://www.crntt.com/doc/1024/5/0/0/102450054.html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会晤萧万长时，再次提出“两岸命运共同体”说法，表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愿与台湾同胞一道，加强合作，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两岸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坚定信心、增进互信，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宋振远：《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幷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2015年3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114795331.htm上述“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传递，正是温特所言，以观念塑造共同体的集体身份认同。
然而必须面对的事实，原本在马英九执政时期时期透过各项协议，使两岸好不容易找到皆可接受的、“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却因蔡英文当局上台，联系与协议的改变，使原本行为规范不再适用，这对形成“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知而言，是否已然造成负面影响？应如何更细致化的去处理，使两岸能持续塑造“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知，这是中国大陆必须深究的。
三、“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困境
（一）台湾民众对两岸不平衡的心理矛盾
面对两岸的不平衡，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期望相当矛盾。就法理而言，自1949年国共内战转为两岸关系，迄今两岸在宪政与法理上仍处于敌对状态，双方在外交、军事上仍然属于对峙关系，但是基于彼此需要，两岸人员与经贸往来极为密切，经济与社会关系日益紧密，但两个社会的心理距离并未因而缩减。即便是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经济合作快速增长，台湾方面获致大量两岸和平红利，然而两岸关系仍深藏隐忧。许多台湾人民对于两岸关系发展速度，与朝向“两岸命运共同体”方向皆抱持怀疑的认知态度。他们期望持续与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局面，也承认经济交流与合作所带来的红利，但仍有许多台湾人不愿意越过经济，去面对“两岸命运共同体”整合模式的建构。其主因正是他们对“大陆政府”与“大陆民众”仍存有厌恶与不信任的价值观。
上述不平衡的矛盾现象，更易使得台湾民众认为，北京对台湾的经济让利行为率皆为统战，意图使台湾对大陆产生进一步的依赖性，正如“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台湾无法跳脱“被统一”框架。马英九两岸政策之所以被误解为“亲中卖台”，其内在原因，正是两岸仍处于“敌对状态”以及台湾民众对两岸不平衡的心理矛盾。
尤其是近期，由于民进党已然全面执政，大大增强独派势力的政治企图心，势必不断强化脱离“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动作，包括在修宪、历史、教育以及对外等诸领域全面掀起“去中国化”动作，尤其是异己化的文化教育活动，这些当然会进一步加剧两岸民意的“对抗”与“冲撞”，两岸民意对抗的结果，不仅对双方政策产生重大牵制与影响，更促使两岸“仇中”“反台”的民意冲撞、敌意上升。以近期台湾《联合报》调查可知，两岸官方间关系，认为“非常敌对”的比率，已从去年的6％上升到今年的13％，平均分数则从56分增加到65分，已趋近于“紧张或竞争”状态。其中涉及到“军事”“外交”和“经贸关系”三个领域，两岸关系都从“缓和”朝向“紧张或竞争”的趋势上升。《联合报年度调查 小英两岸关系 4成8不满意》，联合报新闻网2016年9月19日，http://a.udn.com/focus/2016/09/19/24642/index.html如此发展更不利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两岸现况早已低于原预期的“冷和平”，直接坠入“冷对抗”，双方互动处于紧绷状态，特别是大陆方面，接连通过官方管道宣示立场，几乎是毫无转还或者妥协空间，除非台湾方面蔡英文当局能够先行做出妥协，否则大陆官方也无法再往后退，更加深当前两岸紧张情势。
北京方面似乎已意识到，蔡英文当局提出所谓“维持现状”正是等同“维持两岸敌对状态现状”，只会让台湾民众持续扩大对中国大陆的抗拒，给予民进党更从容的时间与空间推动异己化的文化教育。但必须注意，面对台湾民众可能被挑起的敌意与不平衡的心理矛盾，北京方面可以对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再存有幻想，但必须更努力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与“大陆民众”的不信任感，降低两岸人民敌对意识，否则不利于“两岸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建构。
（二）台湾面临“合作”与“对抗”的抉择困境
事实上，面对中国大陆持续发展，台湾早已陷入“合作”与“对抗”的抉择困境，对台湾方面而言，“合作”共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究竟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对抗”的结果是否就必然等同于台湾没落？
毫无疑问，面对中国大陆崛起与统一要求，台湾做为一个小的政治体，必然特别强调自身的外交空间与安全问题，更甚者，莫过于瞭解中国大陆的发展政策与未来走向，进而掌握其政策思维与动机，方能计算出采取“合作”与“对抗”的可能结果，以为因应。
检视过去马英九执政时期经由处理好两岸关系以及“合作”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是可以为台湾带来安定、繁荣与国际空间的参与。所以，在马英九执政八年两岸并没有浪费时间在有无“九二共识”问题上打转，反而是充分发挥模糊空间的功能，强化了双方“相互依赖”的交流和合作平台。不仅达成的许多具体的协议，两岸互动从“海基”“海协”两会，更逐步升高到两岸主管事务部门间的三次“王张会”是指2014年时任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与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会面，分别在2014年2月11日、6月25日暨11月12日。，甚至是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马习会”。 2015年11月7日，马习会正式举行，双方以两岸领导人身份于新加坡正式会面。
即便是最难处理的国际社会参与问题，由于马英九强调不会将“一中各表”表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独”，因此，大陆方面并未挖台湾“邦交国”的墙，仍与“邦交国”维持正常关系；同时，与无“邦交国”的实质关系也更加紧密，如与美日的实质关系，甚至是从未达到如此好过的阶段。这些国家无须顾忌对岸的强烈反弹；此外如近期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参与，三年前马英九执政时期，不待递交意愿书，即获得国际民航组织（ICAO）理事会主席以“贵宾”身份邀请，参与在九月底举行的三年一度ICAO大会。在“九二共识”合作基础下，争取友邦支持并与对岸协商后，方能以最有利身份参与，并维护应有权益。在国际现实环境下，虽非尽如人意，但至少有实质参与。
然而，蔡英文当局却认为上述“合作”方式的结果，是台湾主体性不断流失，因而采取“对抗”方式，只愿意承认“九二会谈精神”，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核心基础。并以台湾“新民意”为要求，持续探究中国大陆可容忍底线，意图塑造两岸新互动模式，以便跳脱“两岸命运共同体”框架。
其所遵循的价值，是更加坚持拥抱美、日围堵中国大陆的战略思维，意图以两岸“非命运共同体”，而得以加入美日价值同盟，幷且画地自限于这个价值同盟框架中，如果有所违，甚至自我重罚，如屏东籍渔民自主船队前往太平岛，捍卫主权行为可能遭致重罚。《护岛船队返港 渔民批政府：真心换絶情》，苹果日报网2016年07月31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731/919054/蔡英文当局所要维护者，正是台湾乃美日防止中国大陆的重要战略前沿，期盼获得的战略利益，是来自美日的安全保证与国际空间。所以，蔡英文当局努力扮演坚守美日价值同盟的角色，在主张南海诸岛主权上，絶口不提Ｕ形线，亦不主张太平岛的专属经济海域、甚至对冲之鸟礁等台日渔业纠纷，一反马英九执政时期认为冲之鸟为礁并积极护渔的政策主张，不仅撤回护渔行为，还自我划地设限称“冲之鸟礁是岛或礁的争议，尊重联合国岛屿界限委员会的决定”。其战略思维无非是期待借由主权力量的退却，一方面向美日表达善意，另一方面在安全上与中国大陆“对抗”，在钓鱼台与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大陆切割，避免“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文化价值观的形塑，呼应美日战略价值，以便获得来自美日的战略利益。是项“对抗”的价值观不仅无法产生“相互依赖”的认知，反而更容易将中国大陆视为威胁，当然会抗拒“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
问题是，呼应美日“对抗”中国大陆的战略价值，仍没有收到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邀请函、肯尼亚又把台籍诈骗犯遣送至大陆、太平岛被仲裁为礁、南海议题上完全被边缘化，以及钓渔台主权的不断流失。
四、“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推手
（一）蔡英文当局必须认清两岸和平与共同发展的真民意
民进党当局一致认为是在“新民意”的支持下再度取得执政地位，换言之，台湾方面选举结果显示：民意是站在反对“九二共识”这边。问题是，什么是新民意？难道“新民意”是要在两岸间产生“对抗”的价值观，这完全是对台湾民意的曲解，台湾大部分民众絶非是为了“对抗”中国大陆而选择蔡英文，笔者认为所谓“新民意”絶非建构在反对“九二共识”上的，台湾真正民意是离不开要和平、要生存、要幸福和要发展等四个基本需求概念。如果民进党当局无法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尤其是两岸关系，那所有民意都将成为流水，正如前述《联合报》民调显示，民众却对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做了相当负面评价，结果显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率48％，远远超过“非常满意”加上“还算满意”的比率31％，《联合报年度调查 小英两岸关系 4成8不满意》，联合报新闻网2016年9月19日，http://a.udn.com/focus/2016/09/19/24642/index.html是项调查结果值得蔡英文当局做为制定大陆政策和处里两岸关系问题的参考。反观，马英九执政时期八年，在改革和发展方面或有诸多让人诟病之处，但处理两岸和对外关系问题的经验，确有值得继任者参考地方。
的确，为了维持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自520就职演说提出“维持现状”开始，虽然在大陆政策论述上确已采取某些调整，蔡英文当局虽不承认苏起创造的这个名词，但并不否定这个名词形成的过程和产生的效果。然而，不接受“九二共识”的“维持现状”，事实上已然破坏了政策持续性，更伤害了“两岸现状”的维持。因为在任何国家，政府制定政策都应有其持续部分。职是之故，为使向中调整的善意能成为具体行动，笔者认为蔡英文当局必须就如何改善与对岸关系问题，势必针对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以及两岸关系做为“命运共同体”的性质，做出更为直接和明确论述，而非以“新民意”为手段一再地去“对抗”并逃避。蔡英文当局应务实并积极面对，两岸“相互依赖”的现实需求，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或许可以依此共同价值观，恢复沟通管道，讨论如何建立两岸新关系的政治基础问题。
（二）中国大陆应正视两岸的认同落差
诚如所述，两岸扩大交流至今，仍有许多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存有“敌对意识”“不信感”“厌恶感”，甚至完全扭曲中国大陆善意为恶意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这些情势非常不利于“相互依赖”平台的建构，更遑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塑造。以当前钓鱼台及南海处理方式为例，蔡英文当局是絶不可能采取强硬的主权宣示，因为这等于是顺应了中国大陆崛起，并呼应了两岸共同维护主权的合作行为；即便是执政时期的国民党也公开表示，不会在上述问题与大陆方面合作。其个中原因，正是两岸的敌对意识暨台湾方面“惧中”与“仇中”的价值观使然。
如果两岸最大公约数仍然是坚持和平发展与形塑“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中国大陆更应以务实角度，实事求是看待台湾选后政治情势，并以同理心和包容态度，面对当前台湾民众又要大陆资金、两岸和平，却又不平衡的“惧中”“反中”的心理矛盾现象。
整体而言，不论“九二共识”是否为必须者，中国大陆势必认清，“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集体文化认知，在台湾人民面对中国崛起的情势下，存有相当大争议。尤其对大部分的台湾年青人而言，经过不断在地化、异己化和再定义自身的台湾社会，往往视中国大陆为“另一个”世界，实际上台湾社会正在透过创造一个与自身相反的中国形象来定义自己。所以，当萧万长提出“两岸共同市场”时，即刻为民进党以带有被幷吞的负面评价为“一中市场”。的确，当台湾人民都感受到台湾正处于分裂、犹豫、弱化的时期，相对于“崛起中国”的有效率、不断强大，势必将中国大陆发展视为威胁。
此外，当前民共又缺乏互信的情势下，双方既要建立“相互依赖”的良性互动关系，又要不断扩大彼此的“同构型”与缩小“异质性”，实属不易，中国大陆除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之外，笔者认为更应“寄希望于自己”，应以积极自信态度来反应台湾做出的任何政策调整，与台湾民众不平衡的心理反应。如果大陆仍以全面封杀方式，去处理蔡英文当局大陆政策的更迭暨台湾民众的矛盾心态，依此只会持续地扼杀八年来好不容易建构的“相互依赖”平台，只会再次扩张两岸的“异质性”，长此以往，如何形塑“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因此中国大陆急需更细致处理对台政策，莫使机会流失，让“亲痛仇快”。
五、结论：合作文化模式的建构
的确，“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一直在台湾内部难有共识。但比起中国大陆直接以“两岸和平统一”为要求而言，并非全无接受的可能性，北京方面应更有自信“寄希望于自己”，运用可操之在我的各项政策工具，持续建构“相互依赖”平台，扩大双方“同构型”，进而产生“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方能有利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塑造。所谓细致化的处理，正是有利于完善彼此“相互依赖”平台、有利于扩张“同构型”、有利于“两岸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建构者，率皆为北京方面在对台政策上所应考虑的政策依据。
诚如温特所强调的观念作用，如何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努力维系并持续形塑“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深植在两岸人民心中。正如近期中国大陆亦发展出对台湾蓝色县市旅游带的构想，正是“对抗”中有“合作”的“合作文化模式”的建构 。“合作”与“对抗”的差别对待与交互运用，确实有利于双方的“自我约束”的形成，幷且已见成效，依据台湾媒体报导，由于陆客不来、“中央”无策，为抢救观光，緑6执政县市自己来，共同提出吸引对岸自由行旅客“新”观光策略，幷且要求“中央”提高每日中国大陆自由行5000人配额；林和生：《陆客不来、中央无策 抢救观光自己来 緑6执政县市 自组平台吸陆客》，中时电子报2016年10月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004000360-260102某位市长并指出：“我们对大陆一向采开放友善态度”。同前注。换言之，上述台湾县市首长为了维系经济“相互依赖”的平台，纷纷采取“自我约束”的行为，当然有利于塑造“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然而，虽见成效，但仍须仔细审慎处理，因为依此对抗方式，是否会助长“仇中”“反中”气焰。如近期以“冷对抗”阻却台湾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门外，导致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发出给党员公开信，强调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施旖婕：《蔡英文力抗中国压力 国台办这样回应》，苹果日报网2016年10月1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001/959694/虽然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未用总统身份发出“力抗中国”讯息，一方面确以反映“自我约束”行为，但另一方面确也反映出利用此事制造“仇中”“反中”情绪。因为两岸政治冲突很可能破坏“两岸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形塑。事实上，蔡英文当局在之前提出“新南向政策”时，也在“自我约束”下，谨慎将“新南向政策”定性为两岸关系补充而不是取代。蔡英文当局甚至愿意与大陆协商，两岸在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打交道过程中形成某种伙伴关系。然而，双方疑虑仍存，例如当蔡英文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暗示质疑大陆对台商投资是否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而北京方面即刻回应，认为台湾“新南向政策”是出于政治而不是经济考虑。
换言之，中国大陆方面，应在可操作范围内，努力营造，顺势而为，台湾不仅没有没落，反而因为两岸合作模式的建构，产生双赢，因为当“相互依赖”平台不断完善的同时，“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自然形成。
毫无疑问，北京方面的难题是施压蔡英文，同时又要赢得人心，塑造“共同体”的集体身份认同是相当困难的，着实需要更细致的策略规划。这样的交替运用，诚如容安澜所言，大陆一方面认为如果持续施压蔡，与此同时又继续为台湾私营领域提供机会，特别是拉拢年轻人，方能够影响台湾政治气候变化，导致蔡当局改变其政策。已经见证的例子，包括5月份以来，陆客赴台团组游减少40%，同注2。因为经济流失，让许多人走上街头抗议蔡英文新当局的失策，邱琼平：《观光业惨 导游：非忍无可忍，谁想上街头》，联合晚网2016年9月7日，http://udn.com/news/story/9263/1945597更让緑营执政县市首长表示善意欢迎陆客游。所以容安澜指出，台湾显然还是很看重两岸经济联系对于台湾福祉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台湾方面虽然换党执政，但仍然非常依赖两岸经贸互动平台。正好有利于营造“相互依赖”、有利于扩张“同构型”、有利于“两岸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建构。因此，笔者认为上述“三个有利于”的政策依据，正是温特所言，塑造“认知共同体”价值观的三个必要条件。
此外，本文所谓“寄希望于自己”的另一项可操作工程，正是中国大陆自我的形象塑造，因为诚如前述，台湾仍有许多人对“大陆政府”是不信任的，据此如何提振“大陆政府”在台湾人民心目中的信赖感，仍须藉助“法治”与“善治”的形象塑造，正如习总书记所提及“四个全面”的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及全面达成小康社会，张明辉：《“四个全面”展现布局 外媒关注“中共新方略”》，人民网2015年3月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02/c394083-26620367.html这样的“四个全面”正是建构健康社会与提振服务型政府的最佳形象工程，如此，方能以两岸愈高的“同构型”来化解两岸不信任的“异质性”。
中华文化在对外关系上向来强调“王道文化”，是项文化的真谛正是“和与合”的王道思维，是“和”与“合”的互助文化，而非“利与力”的冲突。诚如前述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一再提出的“两岸一家亲”和“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合作与互助思维，并愿与台湾同胞一道，加强合作，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项善意观念的传递作用，势必与物质的互动，交互作用，方能有益于“两岸一家亲”和“两岸命运共同体”等合作文化建构。近期，台湾方面面对大陆红色供应链的崛起，使得台湾供应链失去两岸和平红利的驱动，甚至产生对抗，台资企业自2010起开始转往东盟各国，非常不利于营造两岸“相互依赖”的合作文化观念的塑造。职是之故，除了政治上“冷对抗”外，笔者建议，两岸未来在合作面上，中国大陆应发挥“王道文化”精神，持续运用可操之我的政策工具，透过《服贸》与《货贸》为两岸经贸规划制度性框架与路径，提供红色供应链与台湾供应链的合作平台，并重振两岸在贸易及投资两大引擎作用。所以，当前两岸不能只有“冷对抗”，势必发展一套新的、与时俱进的“合作文化模式”，交替运用，方能持续产生“认知共同体”的价值观。
潘兆民：作者为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暨通识教育中心合聘专任教授，中华经略国防知识协会学术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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