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岸关系已到一个“文化融合”阶段

　　从世界潮流看，台海两岸关系虽然早就应该进入一个“文化融合”的状态，但真正对两岸文化融合问题给予重视，还是应该以习总书记2014年提出“心灵契合”的概念和理念为标志。但现实中真正重视两岸文化融合问题的人还是为数不多，有的甚至还处于一个极低水平。但两岸关系问题已经急速呈现一种对文化融合的需求。两岸之间的文化矛盾和文明冲突的基本态势已经形成幷且正在发生一种急速的化学反应和变化。这不仅关系中国国家的统一大业是否和何时完成，还关系中华文化和文明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如何和怎样。

　　应该把两岸关系问题放在一个文化和文明的视角里进行重新审视。但文化和文明又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不同的观念和观点及其视角和维度。它们虽然都可以归纳在一个广义文化的范畴中，但在进行学术研究和逻辑思维中用的一般都是狭义概念。狭义概念给人一种确定感。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审视的结果是，两岸在文化上虽然差异性不大，但从文明上看其相同性却不多。很多研究两岸关系的人和成果在这方面的关注就不多，对此琢磨的自然也不多且也更加不深。

　　要想融合和契合台海两岸关系到达一个“融洽”的地步，一定要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寻找共同点的工作一直都在做。现在只找到了“中华文化”这个共同点。这个是不是台海两岸的文化共同点呢？肯定是的。但还是感觉有些单薄了。还有没有其它的文化共同点呢？仔细看就会发现，还有一个偌大的共同点存在那里，但我们一直都视而不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还是一种以陆地思维为主的思维。用陆地思维看台海两岸，两岸的共同点除了“中华文化”外就没有其它了。但21世纪是一个海洋世纪或者时代。时代产生思维。海洋时代就应该以海洋思维为主导。用海洋思维来看台海两岸会发现，台海两岸的共同点除了“中华文化”外还有一个海洋要素。所以，要想融合两岸文化、契合两岸同胞心灵，就必须要研究和运用海洋文化。何况，台湾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被海洋包围和渗透的文化。那么，海洋文化又具有什么特征呢？两岸的冲突到底是“文化”冲突还是“文明”冲突呢？到底什么才是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区别和联系呢？具有最悠久、最持续历史的传统中华文化里是否也有和就有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呢？对这些，目前还都是一个可以见仁见智的状态。在研究完海洋文化的现代性之后，往往容易给人造成一个中国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是一个舶来品的感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也是以大陆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否有能力包容台湾文化的关键。

　　二、“海洋文化融合”是21世纪的主流

　　其实，海洋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文化现象。只是这种文化产生于海洋，而不是陆地。海洋不仅是最大的水域，也是最深的水域，还是一个最高的水域。海洋本身具有的立体性决定了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也具有一种立体性。其实，无论是水及水域和水深，无论是水汽及其气流都是最大、最深邃和最高远的水思维。现在研究海洋文化和文明的人几乎还没有一个水思维的角度和维度。什么是水思维？这是一个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和水占人身上70%的比重说明，人与海洋有一种冥冥之中的默契关系。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水思维经历了几乎所有的过程——“泉思维”“井思维”“溪思维”到“池塘思维”“湖泊思维”“江河思维”最后到“海洋思维”的发展。这些思维方式不仅在中华的大地上都先后按照顺序存在过，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还曾经都发生过不同的决定性作用。它们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絶的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的思维方式的作用和影响。现在，近代兴起的海洋思维正在急剧上升，但古老的“泉”“井”“溪”思维正在枯竭，中间的“江河湖泊”思维正在过渡。这种思维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人和世界潮流一样正在往海边和江边集聚和迁徙，也受到了海洋文化、海洋文明和海洋思维的猛烈冲击。

　　那么，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有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吗？有的，不仅很早，而且还很持续和很丰富。它主要表现在这样三点事实上：一是中国也有一个“地中海文化”。人们一般只知道和注意欧洲有一个地中海。中国也有过一个“地中海”还几乎是闻所未闻。它是一个史前文明，但现在已经不见了，被后来的中原文明覆盖了从而成为了中原文明的前奏和基础。它的很多文化精髓都渗透在了中原文化里面。那时候，现在的山东是一个海上仙岛，跟现在的海南岛似的。它现在西北角的华北平原、西部的河南中原、西南角的安徽湖北平原、南部的苏北平原及长三角在当时还都是一片汪洋。现在的山东在当时正处在中国“地中海”海上交通和交往的枢纽地位。它有些类似希腊和罗马在欧洲地中海的地理位置。所以，现在山东的这个地方后来就形成了“商朝”，并使用了最早的“贝殻”货币。这是一种比“羊货币”更早的货币形式。商朝后来“东来”入主由黄河把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冲积而成的中原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帝国。二是中国还有一个自有文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创新能力最强的“杭州湾文化”现象。这个文化现象还没有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八月十五大潮，明明是杭州湾大潮，却至今依然被说成了“钱江大潮”。这说明，陆地思维在中国人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其实，它属于海湾文化。海湾又是海洋的一种形态。这个杭州湾海湾文化应该成为人类的文明遗产。它的最早和最持续的最创新是人类至今发现的所有文化和文明中所没有的。海湾文化本来也是海洋文化中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而且其作用在越来越大。从考古上看，这个文化遗产最早以杭州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发现独木舟为标志。这个发现表明，中国具有人类最早建造和使用“独木舟”的意识和技术。由此可见，具有海洋技术和海洋文化的杭州湾文化早在8000多年前已经形成。这种海洋文化和思维一直在继承、延续和创新直至21世纪初期，中间经历了河姆渡时代、马家浜时代、马岙时代、良渚时代、尧舜禹时代、越王勾践时代、东晋七贤和《兰亭序》时代、南宋文化时代、明代双屿港时代、清朝鸦片战争时代、辛亥革命时代、上海外滩时代、红船时代、半部民国史时代、新安江水库时代、计划单列市宁波时代、上海浦东时代，使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思想的重要萌发地。特别是2016年的G20会议，使杭州市和杭州湾区域迅速由一个“国际化”状态进入并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状态。三是中国有一个“郑和下西洋文化遗产”。这个遗产是什么？现在一般只注重文化传播的线路遗产，其实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是一个“友好与和平”的态度。那个文化遗产，浙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四口之要”——杭州湾口、长江口、黄东海交接口、中国内海进洋之口的浙江舟山群岛，早在人类只知道利用海流洋流进行海上漂流时就是“海上之路”的枢纽。这也是当前21世纪海洋事业特别需要的人类遗产。这是与近代的“海上掠夺”与“海洋权力”（sea power，马汉的海洋思想）有天壤之别的文化遗产。习总书记的“一路”思想就是一个继承和发扬了这个文化遗产的思想。这可以从习近平的2013年印度尼西亚“103”演讲、2014年APEC“1110”北京演讲、2016年杭州“G20”演讲、2017年北京“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讲话、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会议”演讲、2018年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会议”演讲中都有很充分和很好的体现。他一直都在表达和推介这样一种理念——开放、和平、合作、和谐、互利、共赢。这些理念就是对“郑和下西洋文化遗产”的精准概括、极好继承和有力发展。这个文化遗产甚至还会成为人类21世纪海洋文明的基础。习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被写进联合国决议就是这个演绎的早期佐证。

　　但这些其实又都与15000年前东海即地球的北半球的海平面上升有关。海水的上升既标志地球生态的变化，又引发地球生态的进一步变化。在那之前，地球的北半球的海水普遍比现在要低150米左右。南半球低得还要多，会低过200多米。那时候，现在的渤海、黄海还都没有水，整个东海大陆架的大部也没有水，只有靠东海海沟附近的大陆架有一些海水。所以，在最近15000年中，中国这个地方的海陆版图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约10000—15000年前左右，海水上升到了前面所说的“山东是海上仙岛”的状态。第二次发生在约7000年前左右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一直到现在，虽然海水的高度基本稳定，但海陆的版图还在变化。第三次发生在约5000年前左右。现在的海陆版图基本在那时候形成的。这也是中华文化5000年文明史的地理基础。但对人类来讲，这其中出现了“海进人退”和“人进海退”三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形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文化——中原文化的中原不久之前其实还是一片汪洋。

　　三、“海洋文化思维”也是中国传统思维

　　正是以这样的逻辑进行思维后发现，老子的思维就具有很浓厚的水思维特征。水思维就是对海洋思维的概括和抽象，还抽象了江河湖泊池塘溪泉的思维。海洋是水存在的最大形式，虽然其中“海”和“洋”还有不同——一般称大陆架上的水域为“海”，称大陆架以外的水域为“洋”。老子的水思维就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是“善利万物”的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水是“善利万物”之物。它可以使“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二是一个“不争”的思想。也是在《道德经》中，老子认为，水因为地“处众人之所恶”而使其成为“不争”之物。因为“不争”，所以无忧。三是一个“上善”的思想。又是在《道德经》中，老子认为，水又是一个“上善”之物。它可以集“善地”“善渊”“善仁”“善信”“善治”“善能”“善时”于一身。关键在，什么是“善”？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善”者，“无”也，就是那个一系列的“无辙迹”“无瑕谪”“不用筹策”“无关楗”的组合和延续。四是一个“似物之宗”的思想。同样在《道德经》中，老子说，“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在老子的观念当中，水是既可以“挫其鋭”，也可以“解其纷”，还可以“和其光”，更可以“同其尘”。

　　关于海洋，中国还有最著名的两句“海洋文化”名句：一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二是“水既可载舟又可覆舟”。到底怎么理解它们呢？它们的来历又是什么呢？前者是林则徐的一副自勉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前两句 。其中藴含对海洋的认识深邃而深远。这类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里早已有之。因为早在《尚书·君陈》中就有“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的表述。后来在晋代袁宏的《三国名臣序赞》中也有“形器不存，方寸海纳”的论述。再后来就是唐人李周翰对袁宏的“方寸海纳”的作注。在作注时他就提出了一个“方寸之心，如海之纳百川也，其言包含广也”的观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从殷商到唐朝在对待事物、人物及万物的态度上有了一个包容上的轮逥。再回过头去看看商朝就会发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其实最早就是在殷商时代就形成了。至于商朝为什么会有这等包容性？这与整个殷商所处的中原在当时还是一个低洼处有关。正是它的地势的低洼才决定了它可以汇集东西南北的水势、物品和人才，它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只是后来随着中原地势的上升，而黄河又成为全境“地上河”的时候，它的包容性才在逐渐减弱和降低甚至在趋零和丧失。其实，一切的战争都源自于包容性的趋小及其降低、削弱、趋零和丧失。但包容又不是简单的忍受，而是一种智慧。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地理文化类型中看出水思维即海洋思维对中华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一般都只注意平原文化、山区文化和海岛文化的文化类型，但对与平原文化、山区文化和海岛文化对应的河文化、江文化和海文化关注不够，思考更加不够。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陆地思维和海洋思维看地理文化的角度不同。从地理上把文化分为平原文化、山区文化和海岛文化，是陆地思维审视的产物；把文化分为“河文化”“江文化”和“海文化”及“洋思维”是水思维审视的结果。在水思维中，海洋思维是最大的思维场——海思维是区域最大的思维场，洋思维是全球最大的思维场。在中国，这三种水思维形式都有，也都很典型。中国有黄河文化，有长江文化，有海洋文化。一般以平原流淌为主的水系称为“河”，以山区流淌为主的水系称为“江”，以百川最终流归一处的水系称为“海”，以全球水系最终流向的地方是“洋”。其实，在7000—10000年前，在中国“地中海”水域里就呈现了那个“海纳百川”的典型景象。这种水思维后来又从地理概念发展进入了一个政治概念——“水既可载舟又可覆舟”。在文献中，最早出现“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是在《荀子.哀公》篇和《荀子·王制》篇中。但对后世及现在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产生作用和影响的是唐初魏征和唐太宗多次转引和强调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见《贞观政要·论政体》。的观点。这是对地理文化水思维的提升和升华。

　　所以，中国国家的统一问题是一个时代问题。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一定要用新思维去思考和解决，只有新思维才能挖掘出龢利用好新资源。对新问题，一定要利用和依靠新资源。同时，新资源的被发现龢利用，也是新思维的重要体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海洋思维，就是一种新发现。从两岸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发现海洋关系，也是一种新发现。没有水的两岸统一，至多只能达到一个“融合”的程度。“融合”状态即使契“合”得最无隙可击也可分清楚彼此。要想真正达到一种混为一体的状态，一定是一种在“合”的基础上再加“水”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所以，也只有在台海两岸是一种“水合”的过程和状态——利用海洋思维和海洋文化进行统一、合一、融一的工作，台海两岸的关系才能达到一种“融洽”的程度。

　　黄建钢：作者系浙江省定二级教授，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CZZC）主任，浙江海洋大学港台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