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民主政治家，也是被评为近代十大“孔子思想传承者”排名之首者，其治国理念与先圣孔子一脉相传。

　　中山先生早年在香港读医科时就酷爱读“四书五经”，因为儒家精典看的多，对事物之是非曲直分析的透彻，被同学们誉为“通天晓”(学识通天之意)，同时又认为此人不务正业，考试成绩一定不会好，后来中山先生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而深得英国老师康德黎的欣赏，此后在英国还救过中山先生一命。

　　孔子曰仁，中山先生曰博爱。他说:“仁之种类，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大同世界即天下为公，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营，女有所归，幼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则甲兵亦可以不用矣。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有其影响深远而举世公认的民族精神，一旦失去这种精神，则必被世界所鄙视而抛弃，“国际地位”更无从谈起.我们大中华民族是有过长达两千余年辉煌历史的，中山先生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有传统文化道德和先进科技文化的真正意义上的巍巍大国，他说:“有道德始有国家”，“欲恢复民族之地位，必先恢复民族之精神。”“恢复一切国粹之后，再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能超越欧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上倒真的很繁荣，衣食无慢，住有房，行有车，但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买的是伪劣产品，吃的是有毒食品，行善者受人嘲笑，作恶者升官发财，还得时时提防无处不在的盗贼骗子，这还能称其为国家吗?

　　法制与道德，孰轻孰重，相信稍有学识者即能清楚回答，历代圣贤对此论者甚多，此处不再重复。中山先生对此问题非常明确地指出:“以礼治国，其国必昌;以法治国，其国必危。”“卫鞅治秦，张汤治汉，莫不以尚法而政弱国败，法治之流毒甚矣哉”。在谈到宪法时他说:“将来国家宪法，必设独立机关，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可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之流弊”。诚哉中山先生斯言也。

　　综上所述，是中山先生近百年来在道德和法制上运用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在今天看来亦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另外，在主义、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尚有许多精辟言论録，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叙述，中山先生被评为近代十大“孔子思想传承者”排名之首，良有以也。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文明的制度塑造 

　　田飞龙：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法学博士。

　　就中国对世界的理念性贡献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具原创性和实践潜力的重大理念创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当代发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重温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自由与解放的思想性贡献及科学方法论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回溯马克思主义初衷初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经验模式再合理返回及反哺于人类的和平发展共同事业与历史进程，向全球治理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从更为普遍的规范含义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版的全球治理哲学的最大关键词，打上了显着的中国胎记。这一新治理范式藉助“一带一路”实践进程而推陈出新，赋予新的、发展的意涵与共识。            

　　从“中国人民站起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双轨理想，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与全球治理哲学及实践行为表明，中国共产党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理性，已逐步成长成熟为对国家和世界共同负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政党。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完整世界观，不宜仅仅从马克思主义教义的表层解读，也不宜对标苏联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特定模式，而应从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革命精神的深层结构加以解析。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特征与优势在于“中国”，只有立足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治理纔可能达到最佳平衡状态。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双重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民族使命与世界使命的共同承担催生出了完备的政治责任伦理，获取了作为负责任世界大国的理性基础与正当性。2018年修宪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序言部分。

　　这将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治国理政及全球治理的正式宪制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实践其“双重使命”的理想性目标。这样一种关涉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新治理哲学，与西方治理体系和话语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互动关系，在适当借鉴西方治理合理观念与技术的同时，需要对其“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加以批判，回溯治理的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本源及本质，形成一套中国自身的治理话语体系。这是一种批判包容性建构，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

　　本文即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历史背景与全球治理意义加以理论考察与分析，呈现这一概念的原创性、综合性与实践理性。   

　　一、比较视野：西方“命运共同体”的探索简史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段引述了雅典领袖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凸显了雅典的“民主帝国主义”，这就传递出西方文明不仅存在与东方的规范鸿沟，还在其内部不断斗争分化。在西方的“文明/野蛮”二分法之下，“共同体”就只是文明人的共同体，而野蛮人是无权问津的，甚至后来的国际法也只是适用于平等的西方文明国家之间。

　　在随后的西方历史上，西方最为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一直在谋求一种西方定义下的“共同世界”，大体包括如下阶段：

　　第一，古典希腊世界的城邦联合体，包括伯罗奔尼撒同盟（斯巴达主导）和提洛同盟（雅典主导），同盟争霸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双方陷入决定性衰落，周边强权乘势兴起，希腊城邦秩序崩溃。

　　第二，罗马帝国，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个真正跨洲、跨文化及征服性的文明大帝国，其帝国疆域、罗马法、世界主义哲学、行政制度及文学艺术曾一度有效地塑造了一个环地中海的、扩展性的帝国共同体秩序，“条条大路通罗马”尽显帝国荣耀，但最终亡于帝国精英腐化及蛮族颠覆。

　　第三，中世纪的基督教共同体，这是一个神学政治共同体，建立了神法对人法的超越性和支配性，经由11世纪的“教皇革命”而塑造完成了西方近代第一个整全性的法律体系，但由于教会组织化带来的腐败及世俗王权的强势挑战而逐步瓦解。

　　第四，英美系的贸易帝国共同体，由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及美国的“民主全球化”接力建构，塑造了当今世界的基本政治与文化秩序，但也面临着民主民粹化和“逆全球化”的自我消解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模式的结构性挑战。

　　二、中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实践根据  

　　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普遍主义的倒退趋势相比，中国对普遍主义及命运共同体的探索与建构正日益焕发哲学与具体实践上的蓬勃生机。事实上，中国古代先贤不断论及对“天下”范围内的超族群治理的哲学想象与理念框架，比如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念成果之一，与中国共产党所根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根底及伦理关怀是密不可分的。                         

　　比较而言，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厚重的价值哲学基础：

　　其一，中国的“天下主义”哲学传统与治理智慧，指向一种世界大同的理想秩序，经由适度吸纳西方现代性文明因素而具有更开阔的创造转化潜能与前途。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教义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双重使命”之世界使命的规范来源，这一“新国际主义”不是毛时代冷战格局下的单方援助与红色世界观，而是新时代的和平发展主义。

　　其三，全球善治主义，即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观，具体体现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谋划与建构，以此作为建构更为宏大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导与实验。

　　天下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善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根哲学支柱，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整合性，有着“通三统”思想方法论的实践光芒。其中的国际主义彰显共产党教义的规范性与理想性，全球善治则包含了对西方制度现代性合理因素的吸纳整合，尤其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合作治理与共享发展等核心理念要素。

　　与价值哲学基础相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天下”理念，更是藉助“丝绸之路”及中国古典王朝的周边交通史而储备了丰厚的历史实践遗产及根据。“一带一路”即接续这一文明历史传统而来。当代中国推展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内核，以中国资本、中国文化、中国治理模式、中国式全球治理观为蓝本和纲目，充分尊重及吸纳参与各国的价值、利益、意见及贡献力，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形成了较强的价值吸引力、可靠的朋友圈、逐步深入的当地文化社会互联网络及共同的安全协作秩序，实际结成了越来越牢固的“命运共同体”。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与全球治理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标志着中国宪法世界观的概念凝结与政治成熟。  当代中国对全球治理秩序的价值理解、政治实践与宪制规划显示出了融合东西方智慧的进步性和比较优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顶层宪制概念，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宪制理想及实验方案，以“一带一路”作为连接内外秩序的互联互通动力机制，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主义治理哲学作为超越西方“民主全球化”方案的全球治理新方案，中国修宪正在改变世界。这些关于国家宪法秩序与人类理想宪制秩序的丰富想象力及坚定有力的制度化实践，也是人类宪法文化及秩序的新实验与新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相对成熟的宪法元价值及全球治理新方案，立足于其稳健的价值基础与实践根据。观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价值凝定及东西方融合的特征。西方有种族中心论的“东方主义”，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却通过文化反思与政治实践而逐步克服了类似的种族中心论而提出了更具普遍性及可接受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图景。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宪法序言，是“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实践与制度化的结晶，是中国国家宪法理想维度的结构性拓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哲学之国际主义因素的规范性整合。当然，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宪制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与之存在竞争关系的西方治理秩序与力量必然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以遏制，而中国修宪之后面临的内外价值与秩序不断再平衡的压力也是必需要承受和化解的。然而，任何结构性全球治理秩序的演变都必然经历这样的不确定性和反复性的阵痛周期，新秩序也必然是在“分娩之痛”中产生、成长及成熟。

　　四、迈向全球善治：中国共产党的“双重使命”及其实现      

　　苏东剧变以来，一切关于“中国崩溃论”的立论及预测，都建立在将“中国共产党”等同于“苏联共产党”的逻辑基础之上。不过，这种想当然的、偷懒式的“政治数学”显然是不及格的。当“中国崩溃论”由一种起初的战略分析理论日益蜕变为意识形态“占星术”时，甚至西方的政治家与战略分析家都不再敢轻易相信其预设和结论了。这是因为预测大师们无法超越西方文化边界而公正有效地理解中国文化。尽管苏联是“老大哥”以及两党长期共享着共产主义的基本信条，但其具体理解与实践却有着结构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苏联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之“道成肉身”的不同样态，受制于苏联和中国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及历史处境：

　　其一，苏联文化的底板是东正教，属于西方文明的不同分支，对苏联共产主义及其国家治理实践有着无法逥避的影响与塑造，而中国文化的底板是儒家，是典型的东方文化，对中国共产主义亦有着日益显着的形塑。

　　其二，苏联共产主义产生于一战前后，其基础部分沙皇俄国属于西方主要列强之一，不存在亡国灭种的民族之祸，而是与西方主流文明的路线之争，而中国共产主义产生于积贫积弱的民国初期，身处列强环伺的民族危机深渊，更有凡尔赛体制的进一步伤害。

　　其三，苏联之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属于“战斗民族”，而中华民族则属于“和平民族”，礼仪之邦，民族性格差异在具体的共产主义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此可见，中苏之文化底板、历史处境龢民族性格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决定了中国共产主义只能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与中国文化及革命与改革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意识形态，是中国文明大传统内部的一次改制更化，而不是所谓的“去中国化”的断然诀别。尽管中国革命在共产主义的激进逻辑下也曾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去中国化”实践，但那只是属于逆流和歧路，不符合中国文明大历史的主脉走向，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深刻反思与实践调整。      

　　就“双重使命”而言，苏联共产党曾经也承担过，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造成了对国内国际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损害，甚至出现了“冷战”的对峙格局及自身的结构性崩溃。苏联的“国际主义”成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马甲和新衣，不仅在美苏之间引发持久对抗，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分歧与分裂，最初是1948年与南斯拉夫的决裂，后来是与中国的决裂，以及在东欧地区由干涉主义带来的社会主义体系解体。历史实践证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命运共同体”建构是失败的，不仅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而分裂世界，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谋求霸权及干涉权，造成制度刚性加大及崩解。苏联解体并非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而是苏联模式的失败。也因此，不能经由苏联模式的失败直接推导出中国模式的失败。相反，中国在自身文化、历史与民族经验基础上不断推进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既与资本主义世界实现一定程度的和解与合作，进入主流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也在内政秩序上引入市场经济龢民主法治，探索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改革40年，经过邓时代的“韬光养晦”与“不争论”和江、胡主政时期的延续及巩固，中国的内外秩序已与世界主流体系产生了更大的兼容性及互利性，而经由“习近平时代”的五年结构性调整及十九大的战略奠基，中国共产党内外治理的哲学体系与制度框架更趋稳健及严密，絶非“苏联模式”可堪对标及解释。相反，作为“休克疗法”之后元气大伤的俄罗斯，却在普京时代努力重建国家威权、帝国秩序及适度模仿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和区域合作。   

　　总之，“双重使命论”旨在重建中国的世界观与全球治理方案，努力促成内政与外务的价值平衡及秩序通畅。中国本就是肩负伟大使命的天下主义文明帝国，如今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发展和超越帝国秩序的固有局限。中国共产党本就是从世界中来，立足中国并长期为中国人民服务而获得成熟，今天则到了“到世界中去”的历史时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十九大开启的“习近平新时代”是一个筹谋世界“新五百年秩序”的全球善治历史新起点，是对1500年以来之西方“地理大发现秩序”的吸纳、超越与整合。西方因“东方主义”的孤傲自负而呈现精神颓势和全球治理困境，中国因接引共产主义及稳健地“中国化”而持续奋斗、繁荣与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双重使命”的历史再平衡，也预示着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之“中国时刻”的理念奠基与开阔前景。

　　孙保平：作者系澳门孔子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