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的先贤们背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絶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命，写出了不朽的诗篇。我曾经通过读他们的诗篇，来讲述中国故事。本文尝试从诗词的角度，强调要重视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当代应用，谈谈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的一点思考。

　　一

　　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悠久而丰厚的积淀。源远流长的诗词传统，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也是应该继承的重要文化历史遗产。

　　李泽厚认为探求美的本质，主要不能依据个体心理意识层面的所谓反映，而应依据群体人类物质实践层面的创造。这种实践的创造是过程性的，不能局限于个体美感对它的横向的认识关系，还必须转向纵向的美的历史生成过程。他的美论、美感论和艺术论以“积淀”这一概念统领，可称之为“积淀说”美学。我们谈文化，也一定要有纵向的历史生成过程，在历史积淀中寻求丰富的营养，在当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融会贯通、厚积薄发，才能把握时代的脉动，使文化的继承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些人对文化传统的理解是狭隘的、支离破碎的。历史惨痛的教训是，一段时间我们曾采取民族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出现了继承的断层。而另一方面，我们在恢复推行国学和强调文化传统的问题上，忽略了从古到今的历史衔接，忽略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使继承文化传统、振兴优秀文化停留在复古的空间里。有一些人会背诵古诗，却不能写今事；或故纸钩沉，或食洋不化，不懂“求正容变”、“知古倡今”，没有时代气息，缺乏感人的贴合当代生活的精神产品。部分青少年对古诗词背诵如流，但对近现代人物创作的优秀诗词，却知之甚少，或交白卷。在古代到当下之间，缺少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绵绵百年的近现代文化辉煌的认知。这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实践和传承，是单一的浅薄的，是跳跃的，是有断层的，缺乏历史的积淀，因此也就没有了文化应有的道德精神厚度。

　　古代诗词固然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中国近现代的诗词更是文化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我国仁人志士、精英大家，把唐宋以来的古诗融化进自己的文化修养里，用优秀历史文化滋养“诗心”，在这个积淀基础上，在时代风云中，抒发情志和胸臆。他们的作品，卷起千堆雪，各领风骚，既有古代文化的印记，又有现实的寓意深邃。在历史的节点上，迸发出时代精神的流光，闪耀着文化道德的火焰。如果串连起这些光点，可看到我们百多年来绵延不断的民族精神传承的一条光线，找到华夏文化的脉系。现在我们重视孩子古诗词的学习培养，固然很好，但学习我们近现代先贤的优秀诗词也不可或缺，它们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责任将他们积淀的宝贵文化遗产和财富，传承给下一代。我们谈文化继承，首先应该瞭解文化历史积淀形成的这个完整的链条。莎士比亚说：“凡是过去，皆为序章。”过去的积淀会拉开新时代继承开拓的序幕，会演出更为雄壮精彩的活剧。

　　我们现在谈国学，谈文化传统，不能不顾时代潮流的发展而只停留在传统文化美的欣赏上。我们要寻求诗界推崇的唐诗宋词以来，到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近现代人物的绵绵文脉，找到他们之间的文化链接，打通历史和今天的血脉。在浑噩纷繁的历史长河中，拨开种种虚妄和迷雾，还原本属于我们最宝贵的精神文化之魂，从而使当代人在自己的诗国里，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心，展现中国新形象，创造出呼应历史、无愧时代、奔向未来的灿烂诗篇。

　　二

　　热爱祖国山河，热爱英雄辈出的时代，热爱真善美，追求香草美人的理想，追求春风化雨的时代精神和美好生活，是诗创作（包括文化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文化人的修炼，也是我们的道德责任和使命。

　　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反映时代精神，推动时代前进，首先要热爱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要有一大批有高尚职业道德和魂魄的“士”，对大众进行美的培养，提高审美能力，欣赏艺术，同时在比较鉴别中，反对和扺制低俗颓废的文化。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引领者，自己首先要有积练的道德、襟抱和学识，我们看一看近现代的文化大家的观点和榜样，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老舍自称是“文艺界尽责的小卒”，一直把文化看成自己生命的担当和责任。他尝试过各种平民化的文艺形式来创作，即是诗也在探索。他认为：写诗和欣赏诗“能使生命调和”，“是在自然与生命与美中讨生活”。他说：“文艺决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张伯驹从小喜爱诗词、戏剧，热衷文物鉴定和收藏，正是由于他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和积累了深厚的文化修养，他生前千金散尽，历经磨难，唯有他的收藏“物我同春”，长留国家，传之后世。他的诗词，梅香如故，“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正如暮年他踏雪填词有句：“天地与心同一白”，词的境界与词人情怀已融为一体了。针对有的人有知识而缺“精神”和学术上的市侩化倾向，钱钟书特别强调职业道德，认为“崇高的理想，凝重的节操和博大精深的科学、超凡脱俗的艺术，均具有非商业化的特质。”他呼吁“纠正‘市侩化’的短视和浅见，大家都要做有高尚品格的人，做有文化的人，做实在而聪敏的君子。”郁达夫曾这样要求自己：“不患贫，不媚世，不盗名，不望报，不亟亟于成功，不反复无常阴险恶毒的去求合于时流。”王蒙以自己的创作体会表示：“最大的庸俗是装腔作势，最大的媚俗是人云亦云，最大的卑俗是顾影自怜。”沈从文对读书人倦于思索，怯于惑疑，苟安于现状，对武力和权势形成一种阿谀不自重风气，一直反感，他从心底里想呐喊改变。艾青积一生写诗的体验，主张诗人说真话，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他反对有人看天气预报在写“诗”，以所谓“政治敏感”当“不倒翁”。艾青说，“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诗的价值在于同人民和生活联系起来。冯至先生自己也说：“诗人之可贵，不在于写几首好诗，而在于用诗证明瞭他的真诚的为人的态度。”乔羽人称“词坛泰斗”，他却摆摆手，说自己有三句话自励：“不为时尚所惑，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浮名所累”。

　　美的培养要靠“士”，“无士不昌”、“无士不兴”。叶嘉莹讲她就是“穿裙子的士”，她讲授了一辈子中国古诗词，称自己是中国古典诗词不可救药的传道士。我们现在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也最需要这种传播文化最热忱的启蒙者和诗心体悟最亲切的引路人。

　　三

　　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学习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化，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能够兼收并蓄，融合吸纳，宽大包容，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在更高层次上创作出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优秀作品。

　　一批文化前辈，如陈寅恪、季羡林、闻一多、艾青、徐悲鸿、陶行知、饶宗颐、老舍，冰心等，他们早年去外国求学，“别求新声于异邦”，并非盲目地全盘接受或排斥西方文化，而是学习吸收了外来文化先进合理的内核，锤炼充实了自己的知识系统，对外来的优秀文化进行吸收、融和、消化，回国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变为适合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欣赏，使外来文化中国化。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针对中国社会的问题，优先选择了唤起中国民众的文学事业。我们看徐悲鸿的画，他既学习了西方美术解剖、光线和素描的技巧，培养了扎实的功力，又继承发展了国画传统，创造出新的传世杰作。蔡元培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主张“择其善者而从之”，反对守旧和盲从。他三度旅欧，精研西方哲学，不讳言其毕生奋斗的最高理想是“以美育取代宗教”。他认为“科学是探究事物的真伪的，道德是探究其善恶，美育则在于判断美丑”。他破格用人，率先进行一系列教育改革。学者称他“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方文化的优美。”推崇他“萃中土文教之精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之蔓衍于物外。”闻一多原是学西画的，后写新诗，又钻研古代文学，他讲课，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强调诗人时时不要忘了“今时”和“此地”，不做纯粹的本地诗和外洋诗，而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尽量吸收外洋诗的长处，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他的诗不复古、不媚外，在中外多元文化的碰撞渗透中，却始终不失“东方之魂”。钱钟书对诗有深入的研究，他旁征博引，横贯中西，彼此系连、交互渗透。让钟嵘和弗洛依德相识对话，将韩愈的“不平”和司马迁的“发愤”细腻比较，说明“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主张，说明人类的心理体验、情感机制有共同的基础。他也对传统的诗歌命题进行了分析，灌注了新意。鲁迅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句话，我认为概括精当，极为深刻，无疑应是新时代文化开拓求索的方向指南。

　　文化具有多样性，它从不排斥各种风格、形式和特色，能够兼容幷包，学习一切优秀文化，进行文化之间的交流，补充本土文化的养分，是文化兴旺繁荣的必要条件和路径。对不同文化的择优嫁接、沟通、混合、交融，也应允许大胆尝试和探索。毛泽东曾指出，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特点的结合，外国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在中国新文化建设实际需要基础上的融合，是一个过程。洋为中用，就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一切有用的成份，达到中外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创造出现代中国文化的新形式和新风格。离开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文化创新就会失去根基。

　　文化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在文学方面，离不了人民的生活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对继承与创新，学者认为，下一代如果踢开师承，重起炉灶，那就永远谈不上文化积累。即使哗众取宠，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没有推广和传世的生命力。赵朴初说，诗歌要求有节奏，有韵律，这个语言特征是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用人民已熟悉的传统诗体，先解决群众的需要，进而提高人们对诗歌语言的欣赏水平。“旧瓶新酒”符合“古为今用”，也是一种“推陈出新”。启功也认为反映现实、表现生活的诗词创作应有多种形式。就事论事、直抒胸臆是一种方式；寄托、比兴也是一种方式。两种方式因人因事而异。沈尹默是书法大家，他主张书法作品的三个条件是一、前贤法则；二、时代精神；三、个人特性。这个概括我认为在对待文学作品和诗词创作上都是适用的。

　　四

　　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业精于勤，荒于嬉，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治学上下功夫。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实践中，知识不够，学问不懂，就要认真读书。读书就是静心听大师讲课，就要下苦功，做笔记，交作业，寻求新的思索和启发。现在的部分年轻人阅读碎片化，不成系统，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心浮气躁。而另一些人德不配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卖弄艺文。这样下去，既谈不上守本，也无法创新。我们应老老实实做学问，以台下十年功的修炼来对待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对于治学，饶宗颐有“守株待兔论”，只专注格物，讲究水磨工夫，怀抱赤子之心，不受外界影响，耐得住寂寞潜心向学。他说：“做学问，是学习古人的智慧。”他提出“观世如史”与“万界六合”融通古今的学术要求，“天地大观如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既有古典风华，又有现代视野，主张做学问要“四面”看，坚持“求真、求实、求正”。叶圣陶在某大学任教授，在经历栏里只写：“小学教师。”他谦称自己“很平庸”，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但叶老说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为提高青年的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还积极参加“语文学习讲座”，他和吕叔湘、王力等语言大师以及老舍、冰心、赵朴初、赵树理、周振甫等文学巨匠轮流上课。他的文稿，一笔一划，清楚工整而具功力。词学宗师夏承焘的学问全靠自学。他说自己天资很低，因此促使自己奋发苦学，努力读书。一部《十三经》除《尔雅》外，都一卷一卷背过。他任教的九中有个藏书楼，每天上完课，他就一头扎进书籍的海洋，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披沙拣金，探海见宝。他说：“笨是我治学的本钱。”读书没有捷径，不能取巧，只有下笨功夫才能取得成就。他买不起书，除了依靠图书馆，就是借和抄，计日完功。读诗时，他一首一首钞録下来，朝夕咏诵。他记住老师的话：“为诗学力须厚，学力厚然后性灵出。”钱钟书学贯中西，腹有诗书，经史子集，随手拈来。这与甘饴寂寞、淡泊自守，不务虚名的读书研究精神是分不开的。他说，读书人实乃“生平寒士，冷板凳命运”。真正学者面对俗世，情操如涧中清泉，冷静如松间明月，絶不染指浮华与喧嚣。钱钟书当年横扫图书馆，将牛津大学图书馆译作“饱蠹楼”，视读书是人生朵颐、快乐饕餮，终日泡在里边。在西南联大，钱住地“屋小如舟”，取名“冷屋”，仍写出系列妙文，辑为“冷屋随笔”。他还经常抱读辞典，攻读不辍。“惯看浮云知世事，懒从今雨数交游”，他是真正踏实做学问的“中书君”。

　　大凡在文化艺术上有成就者，都是终年心无旁骛，忠实于文艺的本心，潜心在自己的门类里精益求精地雕琢，老实为艺踏实为人。我们常感叹，现时不缺作品，但缺精品；域内不缺人才，但缺鸿儒。其原因之一，我想，大概就是缺少“铁杵磨成绣花针”的潜心功夫和真正“耐得住寂寞”的治学精神。在传承文化传统的问题上，不仅要有文化自信，还应建立虚心学习的向学环境和踏实严谨做学问的氛围，不吹、不拍、不捧，老老实实对待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我们的课堂、书籍、平面和电子媒体以及一些文化活动应有引导的责任。既办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阅读和欣赏”一类的高品位古代文化知识的学习活动，又要介绍一些德艺双馨的文化大家和与新时代紧密联系的文学诗词作品。要多一些如老舍评论邓拓那样“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不拘一格。”要鼓励创作，开展交流、座谈、评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将展现中国新形象的作品推介出来。

　　鲁迅曾对一个青年人讲：“时代总的方向是前进。跟紧时代前进，就会对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时代就是锻炼青年人的最好老师。”我们希望现在的青年人，能够完整地继承文化传统，能够正确认识生活的时代，创作出与时代并驾齐驱的不朽诗篇。

　　乐美真：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