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先生是治隋唐史的大家，然薄隋唐而厚赵宋，想必是认真比较而后断言。以我管见，宋之文化昌盛，于今亦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宋代社会文化的繁荣

　　宋代文化的繁荣与发达举世瞩目：

　　其一，哲学成就最突出的体现在于儒学在本体论上的深化。自北宋初叶起，儒学就迥异于之前汉唐儒学专事训估之风，兼顾伦理纲常与本体探微。宋代理学重新对生命、宇宙的终极性思考与探索，极大地扩充了中国人的思想维度。当人关注一种永恒，生命的时空即被拉长，不再局限于一生一世，对有限物质资源的争夺欲会减轻；当人胸怀一种广阔，生命的价值即被放大，不再满足于一人一家之幸福，对自利利他的体会将更真切。这种终极性的关怀事实上在许多近现代哲学家看来对世俗建设亦十分有益。宋代大儒朱熹的《朱子家训》是宋及其后中国社会伦理建设的典范，世俗教化功能显着，然朱熹亦推崇“半日读书，半日静坐”。 盖读书是求先贤之理，而静坐或求通悟之感，这可能是朱子在终极性探索上对这一方法论特别注重与偏爱。

　　其二，宋代文史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现在国人津津乐道“唐宋八大家”，实际上唐代只有韩、柳二家，其余六家皆于宋。“词”虽兴于唐末，然发扬光大于宋，其后元明清皆不能及。至于中国人喜闻乐见之戏曲，也始于宋。王国维说“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两代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事实上，直至今天，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中国古代故事，多由宋代戏剧开始传播。书画方面，摹勒上石之“法帖”于宋最盛，后人学书多取于此；画至宋代出现大量山水花鸟题材，水墨风行，两宋画家有名者千人以上。康有为曾叹“鄙意以为中国之画，亦到宋而后变化至极，非六朝、唐所能及”（康有为《万木草堂画目》）。宋人好治史，从《四库全书总目》上看，宋编史书增长速度远胜前代，其后诸代亦难企及。除了编年史，宋又创纲目体、学案体等，中国古代史书体例至此完备，后世再无创新。

　　其三，宋代科技、商业发达。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出于宋者有三。作为自然科学之母的数学，在宋代尤其发达，中国古代算术书多出于宋。 宋代商业发展迅速，帝国上千个府州县中人口超过10万的有50余座，其中不少发展为颇具工商业色彩的新型城市，现代意义上的钞票、汇票等，在宋代已经出现并大量使用。宋代海外贸易也十分繁荣，与宋朝建立商业联系的国家超过50个，宋朝商船可以直达的国家有约20个。黄燕生：《文臣：兴邦还是误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245-255页。

　　对于宋代文化成就，王国维总结，“其在哲学，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灏、程颐、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于历数、物理、工艺，均有发明。在史学则有司马光、洪迈、袁枢等，各有庞大之著述。在绘画，则董源以降，始变唐人书工之画，而为士大夫之画。在诗歌，则兼尚技术之美，与唐人尚自然之美者，蹊径迥殊。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有不逮也”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79年，第1927页。——这里漏了宋代一个大家王安石。为何？这或许是介甫主张与终宋一代之风相左,故静安先生不取。

　　二、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

　　第一，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很大程度上打破对宋人思想的桎梏。尽管有学术观点认为，宋代政治从唐代的“贵族政治”（贵族与君主协议体）开始转变为“君主独裁”，大臣与皇帝对话须直立，也改变了以往帝相“坐而论道”的传统，［日］平田茂树：《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但是宋朝历代皇帝总体能遵循“不杀士大夫”之祖训，“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二曰不杀士大夫”。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三》。这却是中国封建王朝中难能可贵的。有道宋代皇帝或有昏君，但几无暴君。宋之后，元明清皇帝对官员、文人压迫愈甚。例如，明初朱元璋残暴之烈，使“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叶子奇：《草木子》）。两厢对比，天壤之别。宋人程颐证实“本朝百年未尝诛杀大臣”（朱熹编《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伊川先生语一·入关语録），“朝廷宽大，不欲以言罪人”（《二程集》）。王夫之亦论，“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王夫之《宋论》）。余英时指出，“宋代士大夫如果开罪了朝廷或在政争中失势，自然也逃不了惩罚，但常见的方式不过是流放或贬逐”。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宋代士大夫敢言，也培养了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絶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恢宏气概，进而增强了其与君主“共治天下”（程颐语）的信心。柳诒征评价道，“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516页。陆游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是这种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自欧阳修《朋党论》后，司马光、苏轼等人进一步阐述，使宋代士大夫阶层普遍认同“君子有党论”。学界有观点认为宋代朋党之争与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及其后明之东林复社不同，斗争之由主要不是集团利益恩怨，而是政见之异。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柳诒征有言，“中国之有政党，殆自宋神宗时之新旧两党始……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由其性质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未可纯以政争目之。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掺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当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仅有之事也”。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519页。宋朝对宗教也大致采兼容幷包的态度。宋真宗亲撰《崇释论》，指出“道释二门，有助世教”。宋孝宗撰《原道论》，倡导三教圆融，主张以儒治国、以佛养心、以道养生。宋代书院大盛，不少书院即来自原来的寺院或道观，甚至书院制度也多借鉴禅林制度。学院之间相互学习、辩论，使各地出现众多学派，史载，学派“自安定、泰山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全祖望：《宋元学案》）。

　　第二，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晋升机制，相对优渥的文人待遇，不仅有助于阶层流动，也使社会文风盛行。科举虽自隋唐始，但真正完善是在宋代。首先，干德元年宋太祖下诏废除宋之前权贵多以“公荐”为途荐亲朋侵科举之制。其次，实行“锁院”（考官“既受诏，径赴贡院”，锁门不出，“以避请求”）、“弥封”（将考卷上考生姓名、籍贯、家世等信息封贴起来）、“弥封”又名“糊名”，唐初即有，但实行时间很短，武曌当政后即废，直到宋代方兴。“誉録”（由专人钞録考生答卷，“而后，认识字画之弊始絶”）等制度，这极大地保证了科举的公正性，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最后，唐代常科每年应试者有一二千人，但“所收百才有一”，“没齿而不登者甚众”。杜佑：《通典·选举》，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到了宋代，科举取士的比例大幅提高，有学者做过统计，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为唐代5倍、元代30倍、明代4倍、清代3.4倍。张希清：《论北宋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陆九渊证实，本朝“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

　　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郑樵：《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制度，较多的科举取士机会，使贫困人家有了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欧阳修幼时“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脱脱《宋史·欧阳修传》），名相杜衍出身亦“贫甚，佣书以自资”（司马光《涑水记闻》）。为鼓励民间读书风气，宋真宗亲撰《劝学文》，现代人朗朗上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出自该文。宋代幼童发蒙之《神童诗》开篇即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气氛下，读书之风浸润整个社会，哪怕是荒野之村。北宋晁冲有诗云“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形容宋代“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有学者统计，《宋史》中有传者1953人中，以平民或低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官居一至三品者来自布衣之家自宋初逐年上升，至宋末已达64.44%。陈义彦：《从布衣入仕论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思与言》1972年第4期。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 

　　宋代文官俸禄之厚为中国历代王朝所未有。何忠礼：《宋代官吏的俸禄》，《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有了一份优厚的俸禄，宋代文臣不必为生计而奔波，客观上有利于他们追求更精致的精神生活。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只担任清闲的祠禄官，大量闲暇的时间反而有助其做精微入玄的思考。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自谓“集古録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则为六一”。正因为无忧生计，有闲情逸致，宋代文人可以进行大量高品质的文化创造。清人赵翼评价，有宋一代“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仕、英诸朝，名臣辈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可以说，有宋一代，“海内文士彬彬辈出”（《宋史·文苑传》）。

　　第三，对发展商品经济重视。宋代商业经济的发达，因为朝廷重视商人，宋太宗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王明清：《挥麈録余话》卷一）。宋朝还颁布法令，严禁无故刁难商人和非法滞留扣押商人，“留滞三日加一等，非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宋会要食货》），并允许商人越级告发枉法之官员，“许被扰人径诣尚书省越诉，即将漕臣重置典宪”（《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十六）。这些做法于今亦有借鉴意义。正因为宋朝对商品经济及与商业经济密切相关之法治的重视，以及宋代政治中颇多具有现代政治制度的成分，以内藤湖南、稻叶君山、宫崎市定、小竹文夫为代表的日本京都党派甚至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的开端。邱添生：《近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以时代区分论为中心》，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91年第6期。

　　三、结语

　　宋代当然也有缺点，例如文官招録过多，淘汰机制不健全，造成整个官僚机构冗肿；皇帝对武将的猜忌，“其于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王夫之语）等。有人说宋代是中国最文弱的朝代，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在以冷兵器为主要武器的时代，文化程度高的民族有时是扺不过体力强壮民风勇悍的民族，西罗马亡于日耳曼蛮族亦是一例。但十三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众多国家望风披靡，蒙古人却在南宋遇到最持久、最激烈的抗争，连蒙古大汗蒙哥也毙命于合州城下。赵宋一朝，毕竟绵延320余年，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也算相对长命的。更为可贵的是，宋代出现了不少至今耳熟能详的中华热血儿女，如杨家将、岳飞、韩世忠等，文天祥《正气歌》至今激昂，陆秀夫背帝跳海宁死不屈，使一些感叹国人媚俗无骨者对国人国民性之历史基因增添了信心。宋以后，蒙古统治者将全国分为四等人，统治近百年，极大奴化所谓“汉人”、“南人”；明朝承袭不少前朝野蛮做法，且“廷杖”等严重污辱人格的怪招频出，致使士大夫阶层斯文扫地；清朝大兴文字狱，国人思想极度禁锢，创新灵性几近愍灭。可以说，宋灭，感伤远溢九州岛岛不止一世。后代顾炎武在《日知録》中总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宋亡是谓“亡天下”否？史学界争议很大，在此不论，但中华大地自宋后士气严重摧残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

　　今天我们重读宋代，印象深刻的是宋代开放包容的气度。这种气度使宋人表面悠游，但内心的主人翁意识则较强，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独树一帜的，这或许可说是一种民主思想的萌芽。晚清以来仁人志士就痛感民权不张对国家的害处。例如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秦以降虽治有宽苛，但君主大扺以奴虏待民，而民亦以奴虏自待，因此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必然无法产生自觉的爱国心；谭嗣同更是直言“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这样的说法当然有偏激之处，但能否树立民权意识确实关乎一国之强弱。

　　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种对生命永恒的意义探索一直贯穿古今中外。人于茫茫宇宙，若非仅满足于爱因斯坦所谓吃饱喝足的“猪圈生活”（pigsty），其实或是孤单仿徨的。人生一世应该留下点见解，以供众生参照。立言，无论感悟准确与否，只要是真实所思，写出来对他人智之启迪心之慰借或是贡献——上悟天地人身之灵，下寻济利众生之道，正是宋人的精神追求，哪怕这样的追求或遇风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宋人正是这样迈着自信豁达的步伐，不断探寻宇宙人生真谛。

　　严峻：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