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并非始自今日，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藴和传承。和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不同，中国国家的孕育、产生主要不是靠“先天”的血缘关系，而是靠“后天”创造的文明不断演进、传播而形成的。有学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中国人世代相传的说法是“礼仪之邦”。可以说，中华民族是靠文化立国的。

　　我们先看一看中华文化的民族观。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有民族自豪感，但有的却蜕变为狭隘的民族优越感，形成了“民族中心主义”，有的甚至堕落为“种族主义”，把自己吹捧为“优等民族”，污蔑他人为“劣等民族”。中国历史上也有“华”“夷”之说。孔子在《春秋》中有华夏和夷狄的群体之分。地处中原的华夏群体的四周是北狄、东夷、南蛮和西戎。但是他的“华”“夷”之分不在于他们属于不同种族， 而是在于是否“尊尊”，就是说是否奉行华夏群体的礼仪文明。由于“华”“夷”的分野不在种族而在文化，所以“华”“夷”是可以互变的。孔子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他主张“有教无类”，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论语·颜渊》）。孟子进一步以舜是东夷人，周文王是西戎人为例，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梁漱溟先生指出，这是“中国思想正宗”，“它不是国家之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中国文化要义》）。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也指出，“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而不管其种族或语言的差别如何”（《美国与中国》）。

　　中华民族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这正是今天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了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的肇因，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中国是个“多元一体”的国家。中华文化是五十六个大家庭成员所共有的，不是哪个民族强加给哪个民族的，是大家的共同选择、自愿接受的。这可以从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融合中得到佐证。南北朝时期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从公元386年至534年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十六个王朝，他们是征服者，然而却接受了被征服者的中华文化，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北朝十六国“形式上是接连不断的战乱，实质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许多落后民族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个历史底永恒规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区进行融化运动”。在文化上，北朝的统治者留下了敦煌、云冈石窟等文化瑰宝。元、清两代的统治者同样接受了中华文化，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增加了更多新成员。

　　中华文化的扩展和转播主要靠的是它自身的吸附力而不是强加于人。这和历史上一些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和占领“输出”文明，有本质的不同。即便是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历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实行的也是所谓的“封贡制度”，而不像昔日的大英帝国，靠坚船利炮在全世界建立了“日不落帝国”。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公元1753年，菲律宾苏禄国苏丹曾上《请奉纳版图表文》给清朝的干隆皇帝，请求将本国土地、丁户编入中国版图，但被干隆皇帝谢絶。今天，一些西方国家仍把“扩展民主”，即把它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输出、移植给其他国家，作为他们外交政策的“支柱”。近年来，它们甚至通过策动颠覆性的“颜色革命”来达到目的，造成了有关国家的动荡或战乱。看看今天的利比亚、叙利亚，“颜色革命”造成的恶果惨不忍睹。

　　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吸附力，首先在于它的先进性。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除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科学技术之外，中国在天文地理、医药卫生等各个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权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指出，在西方还处于“黑闇”年代的中世纪时，中国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内，从制图学到化学，都要要领先于西方。在数学方面，西方掌握解高次方程的方法是在1819年，而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医学上，从商代起即有对疾病的记録，历代的医学著述从未中断过。李约瑟认为，如果没有中华文明的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如果没有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的四大发明，“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件难以想象的事”。

　　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华文化也催生了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典章制度。秦始皇开始的郡县制度、隋朝创建的政府六部和科举制度，在当时都是制度创新，其后都延续了上千年。

　　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先进和落后是可以转化的，就如孔子的“华夷可变论”一样。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华文明失去了它的领先地位。李约瑟认为拐点出现在更早的哥伦布时期。中国先后在数学、物理、植物学、天文、医学等方面被西方超越了。他认为，西方文明加速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是工业革命。科技发展催生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科技发展。同一时期，中国则停滞在农耕社会中，封建统治者仍沉迷在“天朝大国”的痴梦中，闭关自守，结果先进变落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粉碎了中国统治者的“天朝梦”，于是先有康梁“戊戌变法”，后有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再有倡导“德赛两先生”的五四运动，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创建现代中华文明进程。

　　上述事实说明，今天大陆强调文化自信，是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藴的，絶非夜郎自大。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絶的牺牲、奋斗，中国终于走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中华文化再次绽放出往昔的光辉。大陆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导下，“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成就有目共睹，有理由满怀自信地走下去。

　　令人遗憾的是，在大陆对中华文化充满自信的同时，在台湾却有一部分人要“去中国化”。他们这是在自废武功、自我矮化。不过这些人只是在白日说梦。试问主张“去中国化”的人们，你们的衣、食、住、行哪一件是“非中国”的！道理就是这样简单。中华文化树大根深，“去中国化”是徒劳的，大部分台湾同胞应当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许世铨：作者系原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原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