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谓之普世价值，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喜欢将“民主”与“人权”，视为普世价值并将之输往非西方文化的地区，作为改变当地政体或推动其革命的意识形态。然而，“民主”与“人权”到底是一个理想或价值？抑或只是一种实践理想的方式与手段？如果那只是一种实践方式与手段，并在落实的过程中需顺应各种政治现实，那么它就不能称之为普世价值。就以“民主”之实践为例，在落实目标的过程中，为因应本土习俗、观念与宗教信仰的挑战，不同的国家与文化区域，无论在体制建构、选举运作、权力分享或公民教育等各个领域，其差异性与个别性已然清晰可见。换句话说，“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的体现，其实是建立在不同国家在其自身文化传统上，所进行的创造性的转化与实践，故其意义在于独特性与个别性的展现，而非在其普世的价值与意义。况且，若自政体的角度而论，民主政体不但夹杂并呈现了个别与地方性的特色，往往也不因实践民主政治，就必定会得出善政与善治，其中民粹主义的涌现，尤其展现了中道力量的衰颓。

　　近几年来在全球治理中，借由“一带一路”的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更进一步提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好让沿线参与的国家都能互利共赢。

　　在面对大自然环境的恶化、地球资源愈趋稀少的状态下，人类将如何和平共处，已然成为21世纪人们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因此，将人之祸福与共融为一体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代表了一种人类共同且具普世的理想与价值；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正是实践该理想的最佳方式。不过，这发自由衷的美好愿望与高瞻远瞩，却遭到了西方学者的歪曲与误导。美国学者在《外交季刊》上发文声称：中国的此主张，旨在恢复过去的“朝贡体系”，幷力图借着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视参与国为藩属等言论；不但严重歪曲了中国要与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的用心，也反映了对中国历史传承变迁认知的不足。

　　一、朝贡体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内涵

　　何谓朝贡体系？这是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中原王朝为主要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初期形成时以河南为中心，包括陕西、部分山东、河北地区；自汉武帝打败匈奴后，汉朝版图延伸至河西走廊，为了笼络匈奴降众，武帝采取较为完善的安置属国的羁縻策略，至此，确立了朝贡体系。

　　其内涵为中原帝国以天朝自居，通过羁縻、册封的方式，结合儒家思想，以推拓中原王朝的版图。在政治名义上，由于周边藩属国对之称臣，故而形成了以中原帝国为核心的等级状的政治体系。

　　在朝贡体系中，虽然规划出了上国与藩国的主属问题，也订定了名分秩序与主从关系；但此体制究其实质内涵，实为一个免税的贸易体制。就双方相处的关系而言，政治上主国一方的中国，既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也不对其天下体系中的其他属国进行支配。经济上更不会极尽剥削掠夺为能是，主国对于属国朝贡态度乃建立在“厚往薄来”的基础上；主国不仅提供朝贡国免税的贸易，而且还会给予丰厚的回赐，嘉惠来中国的外邦各国，这也是朝贡体制得以长久维持的原因之一。

　　二、近代西方主权国家及其作为

　　不同于古代中国与属国的朝贡体系，近代西方国际体系的运作，主要建立在1648年《西发里亚条约》主权国家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在一国之内，主权具有最高、絶对、唯一且不可分割的特色；在国际关系上，各个国家的主权于理论上是彼此平等的。然而，从近代西方主权国家的兴起至今，在国际间对国家关系的处理和运作中，无论是新现实主义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抑或马克思主义列宁理论，都摆脱不了只认定强权政治、超级大国，才是支配全球国际关系发展的宿命与认识。

　　另一方面，近代西方主权国家不断向外扩张殖民，各国对其殖民地进行征兵、征税、设官治理。政治上，在中央设置总督、在地方设置警察，对当地住民实行残酷镇压统治；经济上，遂行掠夺剥削的政策。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虽然纷纷建立起所谓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强霸的国家依然当道。他们或以武力恐吓、裹胁甚至倾覆其他国家，或借金融、石油与制裁等手段，不当掠夺并遏制他国的经济发展；其弱肉强食的局面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所谓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只是更突显了以西方为中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核心，就是对个别主权国家的不平等性和强制性，以及垄断国家与集团利益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强权国家利用军事、金融和话语优势，不断重复着损人利己、巧取豪夺且唯利是图的作为。而这一切真实的反证了所谓主权国家的“平等”，在西方政治的观念与运作里，只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

　　三、如何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就不断发展；19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配合跨国公司的营运与计算机科技的日新月异，人类的经济发展更迈向了全球协作的模式，遂使全球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背景

　　1. 主权平等下的剥削。在国际经济的环节上，全球化使世界上的贸易、资本、金融、劳务、技术与生产等要素，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在全球的范围内流动，从而导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紧密的结合。为此，在生产上也形成了一个跨越国际、上下游垂直整合生产的分工模式。已开发国家掌握着新高科技的研发权，而将生产由资本技术不足的开发中国家承担分包；前者并掌握着产品几乎近90%以上的利润。这真是一场没有烟硝、深刻见骨的剥削战争，少数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七大工业国，他们掌握技术的创新、开发与传播，支配全球絶大部分的资金、资源与财富，也使第三世界的国家愈发贫困。

　　2. 全球化逆反之声的出现。中国是在这一波以美元、科技、资本与金融一体一元化框架发展下，唯一脱困而出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勤劳与精湛的加工技术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工厂，中国的经济也以每年10-12%的速度，以血汗的代价持续增长了近20余年，为国家累积了雄厚的资本，并耀眼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几年因应国际经济发展速度的趋缓，中国着力于自身体制的改革与自主研发，在通讯、航天、金属、高铁、生物与电子等科技方面与日俱进，相关产品已具备一流的竞争实力。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舆论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美国有了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的战略新布局。另一方面，鉴于中国经济的强大深深受惠全球化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与应废除WTO自由贸易之声，也相继出现。 

　　3. 20国集团组织作用的提升。1999年12月16日，20国集团组织在德国柏林成立，其目的在相关国家间非正式的对话，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以利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该组织也有协助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初衷，但长期以来美国和其盟友，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具有主导地位，操控话语权与决策权，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各类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遂行其国家利益与目标，故而这番美意总是形同具文。一直到2008年美国爆发衍生性金融危机后，少数几个发展国家因已无力应对全球性的金融灾难，才促使上述被扭曲的状况稍见缓解。

　　2009年9月，20国集团第三次峰会在美国匹兹堡举行，会议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治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与会领导人同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此后，该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的重要平台。

　　2015年11月，20国集团领导人以“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为主题，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第10次峰会，习近平出席幷发表《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讲话。2016年9月4-5日，20国集团组织领导人第11届峰会在杭州开幕，中国进一步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观念，作为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脚注与推手。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藴含的特质

　　1.主权国家的平等观。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跳脱了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以名分秩序、厚往薄来为规范，来遂行国与国间政治与贸易交往的机制；更不再是以羁縻、册封的方式，来成就共主的霸业。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为因应全球化偏差发展、逆全球化策略，而提出的治理理想，故而在国际关系中，不但承续了主权国家的平等理念，关照了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发展的差异性，也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召唤了荣辱与共的人类命运；堪称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理想范式。

　　2.经济发展的互利观。跨国投资与贸易应是双方互利的事，不应只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而不思统观全球的共存共荣。正是基于这份用心，在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了具有创新与全球性贸易增长战略、投资指导原则、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实践性原则，作为加强发达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沟通平台，藉以降低贸易壁垒、维系全球贸易自由化，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经济上除打造平等互利的“利益共同体”，发展休戚与共具世界性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外，还有助于打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3.借着“一带一路”的羽翼。这个由中国所提出来的倡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变为可能。“一带一路”的战略统筹了陆海两大方向，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打通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和大西洋的运输大通道，实现各国间战略对接与战略协作，实现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使欧、亚、非三洲的经济得以融合。“一带一路”的参与是以自愿为原则，不论国家政治体制为何，不以意识形态划地自限；不搞小圈子、不搞贸易保护主义、不搞经济封锁，不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条件。它体现的是各国政治上的相互平等与相互尊重，是各种经济体之间的互补互利互惠；这里没有势力范围之争、没有主导权之争、没有凌驾他人之上的特殊利益，只有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四、大道之行也

　　美国自川普上任总统以来，奉行“白人优先、美国第一”的保护主义政策；发动贸易战争企图制压不同地区与国家的经济，进而重建一个完全由美国操控的世界新秩序。近代西方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霸道与扩张的信念就始终长相依存，自然也就没有接受与其他国家或民族，共创包容、合作、互利、双赢并共享繁荣的思维；“美国至上论”其实正反映并继承了西方文化的这个传统。

　　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五子之歌》，《孟子·尽心篇 下 第14章》。 这是一种虽非民主却重民心的治理理念，在这个基础与前提上，也形成了中国强调选贤与能的善治传统。因此，儒家往往是以“庶、富、教”作为治国之理序，“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是最好的说明。“仁”更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第十二》：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第十三》：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这是指对上级、同僚、老百姓以及外族的互动中，都要心存谨慎、恭敬与忠贞之心；为此，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本就有大国不称霸而行仁道的传统。

　　上个世纪中叶西方史学大家汤因比，就曾以他深邃的洞识指出，中国“以人为本”的世界主义传统，将是引领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契机。我们相信：一个乐于分享、追求双赢的中国式治理，必将汇聚起各国共克大自然恶化的时艰、共享共同发展繁荣的机遇，最终共同增进全人类的福祉。《礼记：礼运·大同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开放为导向、合作为动力、共享为目标”的设想，深刻地展现出传统中国世界主义民胞物与的胸怀。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突显了中国已将全球发展的问题，在传统文化“公”天下的基础上，融塑近代西方政治文化中个别国家主权之“私”的事实，而实事求是地置于全球宏观的视野下，筹谋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

　　孙若怡：作者系前稻江科技管理学院校长，中兴大学历史系所主任兼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