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

　　谈及土耳其共和国之建立，应归功于凯末尔在军事上的常胜以及在政治上他所创立的土耳其国民党。这两只手，使他得以领导土耳其，使他得以周旋于列强之间。1918年鄂图曼帝国签订停战协议《色维尔合约》（《色佛尔条约》）后，帝国处于被瓜分的危机当中，动摇了苏丹哈里发的政治形象与宗教权威，严酷的历史事实似乎彻底埋葬了鄂图曼主义了。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2、174页。此后，凯末尔与42名将校被放逐到小亚细亚；(顾森千，1935：48) 凯末尔创立了土耳其国民党。1919年，在那儿他打败了希腊军；土耳其国民党在东部各省大选中遂大大地胜利而掌握了议会。

　　1920年1月11日国民议会召开，土耳其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议会，通过“土耳其国民公约”（National Pact）六条︰第1到第3条规定民族自决，第4条保护君士坦丁堡和马尔摩拉海（Sea of Marmara）的安全，第5条保护少数民族，第6条是核心，规定“取消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顾森千，1935：61-63) 这与《色维尔合约》形成强烈对比。

　　1920年4月23日国民会议议定“组织法”23条，宣告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一切政权集于国民议会一身。(顾森千，1935：68) 1921年1月，再通过了《根本组织法》（临时宪法），宣告行政权和立法权集中于大国民议会的手中（第二条），有权媾和与宣布战争状态等（第七条）。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4－175页。这个国民议会机制与中国国民党的国民大会或共产党的人民代表大会相似；并非权力分立式的政府体制。另外，关于《色维尔合约》，国民议会不予承认。这一决定最终导致英希结盟向土开战。凯末尔及其国民党则坚决应战；最终在安卡拉附近，打了个艰苦的胜战。有些版本，与本文的叙述略有差异。请参考〔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4页之页下注；那个注解是翻译者陆大鹏加上去的，并非作者本人的版本。

　　1922年11月2日，国民议会议定，回教教主仍由奥图曼帝国王室世袭；但政治方面，土耳其则“完全成为土耳其民众的土耳其了。”(顾森千，1935：页81-2) 不过，奥图曼帝国皇帝(苏丹)却弃土耳其而投英舰，最终丧失其作为回教教主的可能性。(顾森千，1935：83) 此后，新政府与列强展开谈判；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折冲，终于在1923年7月24日签订《洛桑（Lausanne）和约》洛桑（Lausanne）和约可以称作是土耳其独立宣言。(顾森千，1935：60)；近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国际上终告成立。(顾森千，1935：87)应该附带说明的是，土耳其一词是西方国家人为建构下的词彚，总体上是贬义的；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到1536年，土耳其人这个词在英语中已经有了〔行为如同野蛮人或生蕃人〕的含义；至于在欧洲，土耳其人一词与〔毫无信义和残酷狠毒〕成了同义语。〔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34页。1923年奥图曼人为了建立共和国才从欧洲借用了这个词；在此之前，奥图曼人的身分认同，不是种族性的，而是宗教性的。〔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52页。

　　紧接着，摆在眼前的首要之事是，首都是否迁往伊斯坦堡？伊斯坦堡是穆汗默德二世在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为那个城市所取的新名；伊斯坦堡这个词在土耳其语中是一个双关语，意思是〔遍布伊斯兰〕。参考〔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6页。最终，为了三个原因，土耳其国民党及凯末尔决定以安卡拉为新都，而放弃了伊斯坦堡：(顾森千，1935：90-91)其一，伊斯坦堡，虽是历史名城，但历史沉痾难治，本质不适当；其二，伊斯坦堡，对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而言，位置也不适中；其三，伊斯坦堡，受《洛桑（Lausanne）和约》的限制，在两个海峡地带解除军备，各国军舰可以自由航行，已经不利于国防上的防守了。直到1936年签订《蒙特鲁条约》，土耳其政府对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内尔海峡的外国军舰予以限制；凡舰只吨位超过一万吨炮口口径超过8吋的军舰，均不得通过此二海峡。但自1968年以后，该条约的限制力似又丧失。参考萧樾：《世界政治地理学基础》，台北︰正中书局，民国64（1975）年，第159页。为了这些理由，凯末尔决定以安卡拉为新都；这一决定为崭新的土耳其共和国抖掉了伊斯坦堡的政治包袱，同时保留了伊斯坦堡的经贸中心的地位。

　　二、改革︰东西文明对话的产物

　　改革是剧烈的。废止回教教主哈里发（意思是继承者这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区别于什叶派的最重要观点。所谓继承者，是指哈里发继承了穆汗默德在世俗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权威，因此哈里发既是此世（世俗）的领袖，也是未来世的领袖。参考林良光：《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页。），实行政教分离。(顾森千，1935：95) 也就是放弃神权统治，成立世俗的文官政府以进行统治。1926年，取消回教旧历，改采西式新历；(顾森千，1934：99) 1931年采用国际通用的度量衡制；1934年通过姓氏法，每个土耳其人在其本人名字之后必须添加姓氏；土耳其人，原先只有名，没有姓；凯末尔是他的名字；Ataturk是凯末尔给自己所加的姓，意谓“土耳其人的父亲”；凯末尔同时呼吁土耳其人效法西方人，为自己加上姓氏。建立固定的姓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各国官方为了强化统治所需的清晰性项目。这些姓氏在那些早熟国家的社会最早出现，如中国秦朝为了税收、劳动等给多数人口冠以姓名，这可能是老百姓一词的来源；到14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没有固定的父系姓氏，他出生后取的名字，再加上第二个名称作为姓氏，例如铁匠(smith)、面包师(barber) 以表明他的职业，或以他的居住地作为姓氏亦有之。近代以来，创造固定姓氏的过程一直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部落边疆进行，姓名是创造正式清晰的个体公民的关键第一步。参考〔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修定版）〔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6-88页。1935年将周休日从星期五改为星期日。1937年再次修改宪法把凯末尔主义的原则纳入宪法之中。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7－178页。

　　1924年3月，通过三个法令把世俗化推向一个高峰︰第429号法令宣布撤销教法（沙里亚法伊斯兰法以经、训为泉源。经，指古兰经；训，指圣训，即穆汗默德的训示。整部可兰经，共约6000节；其中，与律例有关的，大约200节，约1／30；假如经训中没有明文规定时，大教法学家可以依据经、训原则进行创制，以适应新时代新环境的需要。参考林良光：《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17页。）和教产基金部，成立直接隶属于总理府的宗教事务局；第430号法令规定全国教育机构统一隶属于教育部，关闭宗教学校；第431号法令宣布废除哈里发职位，并立即将鄂图曼皇室全体成员驱逐出境。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6－177页。1925年，取缔传统教团；1926年新刑法第163条规定不得组织以宗教或宗教感情伊斯兰教先知穆汗默德为政治基础的社团；1928年，更进一步修改宪法，删除了伊斯兰教是国家宗教的规定（第二条），同时规定必须使用土语进行讲经与祈祷。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7－178、182页。

　　议会又颁布新宪，国政大权完全归于议会；(顾森千，1935：100) 改回教赤帽(Fez)又称红毡帽（tarboosh），即土耳其的费志帽，形似倒置的茶杯，无帽沿，顶端有一缕黑穗，十九世纪流行于地中海东部。参见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0页之页下注1。为西式礼帽(hat)；(顾森千，1935：102-104) 提高穆斯兰女性地位，如撤面幕、废除电车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男女分席等的规定；(顾森千，1935：104-105) 又如废除一夫多妻制度，确立离婚制度，并赋予女性选举权等。

　　此外，凯末尔还进行文字改革，以提升人民的识字率；那就是用罗马字母代替96个阿拉伯字母(按：阿拉伯字母32个，每个字母在每个字的头部、中间或尾部各有一种写法，等于共有96个字母。) ( 顾森千，1935：107-108) 简言之，就是以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取代鄂图曼的回教主义；(顾森千，1935：107) 凯末尔自己就说：“传统波斯的脸向东，但新兴土耳其的脸向西。”(顾森千，1935：107)

　　凯末尔还收回教育主权，规定管理全国学校的章程，编订教材，不许意、法等国外国人自办学校。(顾森千，1935：117) 又筹设新法典，民法取法瑞士，刑法取法意大利，商法取法法兰西；(顾森千，1935：121) 又建设铁路；发展农工商业等。(顾森千，1935：123-125)简言之︰他打破了泛突厥(波斯)主义，也打破泛伊斯兰(回教)主义。

　　三、凯末尔与孙中山的比较

　　凯末尔所处的时空环境，与孙中山先生相当。可以参考拙着：《孙中山学说的再评价：国家性处方》，【第一届孙中山思想及行谊研讨会论文集】，第34－45页，2018年9月16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中山讲堂。前者面对的是近东病夫的鄂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后者面对的是远东病夫的满清中国；前者所处的年代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后者所处的年代约略相当；前者的目标是土耳其现代化，后者的目标则是中国的现代化。此外，前者被称为近代土耳其之父，后者被称为近代中国之父；前者创立了土耳其国民党，后者创立了中国国民党，他们两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且他们两人又都是近代印度尼西亚之父苏卡诺所师法的对象1945年印度尼西亚宪法规定了五项建国基本原则（简称潘查希拉），包括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信仰神道、人道主义这两项原则其实就是伊斯兰教的世俗化，其实很近似凯末尔所推动的宗教世俗化；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这三项原则，其实就是印度尼西亚版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很近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关于潘查希拉，可以参阅张锡镇：《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台北︰扬智文化1999年，第267－268页。。一句话，他们具有可比较性，他们都处在东西文明交会的冲击之下。

　　除了上述这些相似点外，他们之间的相异处更具有启发性。凯末尔的改革大体是成功的，而孙中山的改革大体上则是失败的；凯末尔掌握了军队，并打败了列强，孙中山并未建设军队，也没有打败列强；凯末尔与列强重新签订和约，孙中山未能与列强重议不平等条约；凯末尔及其国民党赢得大选，并主导国会，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则未能主导国会，宋教仁甚至被刺杀；凯末尔改革的障碍主要是回教教义，孙中山改革的障碍主要则是军阀割据；凯末尔有能力采取激烈手段推动改革，孙中山则完全没有条件那样做。

　　比较到这里，且让笔者用两句话作一个小结：凯末尔是时势造就下的英雄，孙中山亦然；凯末尔成功地推动了现代化，孙中山不然。

　　四、结语

　　在文明交汇的过程中，凯末尔推动的土耳其现代化方案是剧烈的，是全面的，以男士的帽子，从Fez(赤帽)到Hat(礼帽)及女性的地位，从后房到前堂最具象征性。那一系列的世俗化的现代化改革，把土耳其从传统的波斯与回教推向现代化的西方。百年后的现在，回头检视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发展，土耳其之所以迥异于其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能不归功于她的肇始者凯末尔(Kemal Ataturk)。

　　他的姓氏是土耳其的父亲，他的妻子是土耳其共和国。尽管如此，凯末尔并不反对传统的伊斯兰教；这一点，也是他与孙中山所不同的地方。因此，在本文的结束之际，整理一下凯末尔关于伊斯兰教的基本观点是恰当而且必要的；归纳而言，他认为：1、宗教是必要的机构，一个民族没有宗教就不可能继续存在；2、伊斯兰教是最合理的宗教，完全理性逻辑又真实，因而是最完善的宗教，是人类最后的宗教；3、土耳其民族应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虔诚信仰宗教；4、宗教是个人信仰问题，他反对的只是利用宗教攫取物质利益的卑鄙小人。参考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当然，就像前言所述，他也看到了本文所指出的伊斯兰教应该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难怪有人评价说，在文明交汇的过程中，“世俗的国家与信教的民族”这对相互矛盾对立的概念，似乎就在土耳其共和国的身上得到了统一。参考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1页。那过程既是文明冲突的过程，也是文明融合的过程。其实，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同样地既是文明冲突的过程，也是文明融合的过程。

　　李炳南：作者系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兼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