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撰编家谱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殷周时代。但真正见诸文献记载者则自唐代初年李延寿编写《南史》始。《南史》卷72《贾希镜传》记载：“希镜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轶，七百余卷。”至宋朝，各姓修谱之风渐开。到了明清时期，修谱风气鼎盛。民国时期，修谱继续发展。因此，保存至今天的中国家谱汗牛充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国内收藏家谱最多的是上海图书馆，约有二万多种。

　　家谱是维系一个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家族则是家族扩大后的组织形式。当一个家庭繁衍发展至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是千把人的时候，聚居于一个村落且没有分家别籍者，就成为一个大家庭，同时也就是一个家族。这种家族年长日久，子孙繁衍，世代相传，又形成若干分支的家族。此时，由于村落的狭小或社会经济发展等原因，会出现一些分支家庭迁移他乡居住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家族血缘关系不清的现象。长此以往，家族的血缘关系便不清楚甚至混乱了。于是乎，修家谱以联疏远，自然应运而生。

　　所以，大凡撰修家谱自然是记述某一姓家族的历史渊源、世系繁衍、居地迁徙、人口变动、经济状况、人物传记、家族法规和艺文遗珠等内容。

　　现在我们所见约光绪末年修撰的《番禺黄埔（凤浦）梁氏家谱》（下称 《梁氏家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家谱，其中又以血缘为纽带的“世系繁衍”（属宗支谱一类）为最重要，在《梁氏家谱》专辟卷二、卷三、卷四撰写，再加上带有血缘内容的卷首“远祖文珩公支派图”、卷七《祠宇谱》、卷八、九《坟茔谱》等，可算占了家谱大部分内容。这也就是一般家谱的特点。所谓“修族谱以联疏远”，就是这个意思。

　　明清以来，特别是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实行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的一口通商的特殊政策之后，一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85年期间，作为粤海关的一个挂号口的黄埔村，就成为“外国船只全在黄埔停泊”和外国商人贸易的国际性港口而闻名迩遐，实如《梁氏家谱·艺文谱》记载：

　　“番禺梁子梦轩，所居凤浦，地虽偏辟南滨大洋，夷舟蚁泊，奇观萃焉。……”

　　在云逵公（梁经国之父）的墓表中记载：

　　“公生长凤浦，洋船所凑之地，织文纤广，阗溢往来，亦一大都会。”

　　在《梁氏家谱·祠宇谱》中还记载了一些祖训：如“溯先代高风耕织为业，羡前人明训时礼传家”，“处世有良规刚柔并济，治家无别法勤俭交持”；“春秋思祖德，勤俭守宗风”。在《坟茔谱》的各种墓表、墓志铭中又记録了先祖的各种德行。

　　因此，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的黄埔村的梁氏家族，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闻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公众人物，生生不息。可谓人杰地灵。例如大宗粤溪公支派十五代传孙梁经国，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受行主冯氏之助，请旨得清廷批准，自设天宝行，遂名列广州十三行之一，并于道光七年（1827年）委其子纶枢接办行务，发财致富后， 严于教子，自是掇科登仕，出现一门三进士、两府尹和二教授（四子同新、孙肇煌、肇晋为进士；同新、肇煌两代为顺天府尹；同新之玄孙方仲（嘉官）和嘉彬同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闻名全国和全球。小宗洁波公支派十四代传孙梁国炽，号晃亭，字辉上，西洋种牛痘法初至，“君首习其法，播行于世，中国小儿爰免天花痘患”，为中国种牛痘防天花病作出贡献。其曾孙（十七代传孙）梁诚（排行名肇旭），得族兄肇煌推荐，于光绪元年（1875年）成为清政府首次向美国派遣的留学生。六年后回国，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公使馆馆员，二十八年（1902年）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兼任驻西班牙、秘鲁公使。由于他在任时积极向美国政府交涉旋斡，得美国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和向美国华美合公司（The 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交涉赎回兴修粤汉铁路的权益，成为国人瞩目而称赞的出色外交家。

　　由此观之，家谱实是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上乘资料，正如国学大师梁启超早就指出：

　　“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聚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析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

　　正是因为家谱有如此功能，所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早于1984年11月20日以“国档会字（1984）7号”发出的《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録》的通知》亦指出：

　　“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可待发掘的一部分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

　　幷且要求各地图书馆（室）、博物馆、文馆会、档案馆（室）等收藏单位，将其收藏的家谱和所知道的个人收藏家的家谱目録，按照编辑凡例，于1985年3月底以前报送国家档案局。之后，全国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谱收集和修、续谱工作，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北京大学还建立了家谱研究与应用基地，深入开展家谱的研究，推动全国撰修家谱工作的开展，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録，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每个家族都有文化堂。

　　当然，家谱的功能不局限于研究方面，对国家社会也是大有裨益的。正如干隆年间协办大学士庄有恭所言，撰修家谱不仅是“本祖德也，亲同姓也，训子孙也，睦故旧也”，“又有其大焉者，则报国恩也”，（《毗陵庄氏族谱》卷首）。用今天的话来衍译，可以说，只要全国以血缘为纽带的四千多个姓氏的十四亿多族人，团结族众，教育族人，思祖德，守宗风，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发展经济，克勤克俭，一定能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家富国强，人民幸福。同时，家谱也必然牵动着世界各姓氏的华侨华人，让他们人人缅怀祖宗，眷念宗亲，热爱桑梓，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样，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就一定能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豪迈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广州市黄埔古港古村研究会成立以来，积极开展挖掘古港古村的文化底藴工作，其中《番禺黄埔（凤浦）梁氏家谱》的整理、增补、标点和注释一项工作业已完成，并重新编成繁体和简体两种电子版本，使家谱日臻完善，让人易读易明，实在是功德无量，可嘉可贺。本人有幸得先睹增补点注版《广州黄埔村梁氏家谱》，十分高兴，特别是看到我读研究生时（1961-1965年）的指导恩师、中国社会经济史创始人之一的梁方仲教授以第二十代传孙身份列入家谱，为之感动。因此，不惴谫陋，谨籍本家谱出版印行之际写下以上感言。

　　是为序。

　　（续修《广州黄埔村梁氏家谱》，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