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生物属性的人在呱呱坠地来到地球那一刻的起跑线上，人人都是荣幸的、美好的、平等的。所以有思想家说：人生是一首诗，也是一首歌。但是此后，人在长、老、病、死的几十年或一百年的历程中，由于各人的天赋和环境际遇（所谓因缘际会）不同，所以各人的人生道路就大相径庭了。有些人幼年殀折，活不成人；有些人成为残疾人（现全国有8500多万）；有些人遭车祸、溺水、被杀等丧命；有些人身患絶症、医治无效而亡；有些人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名成利就，生活美满、一生富贵；有些人一生坎坷，高低跌宕、生活艰辛；有些人青、中年大红大紫，却没壮、老年；有些人中年离婚，家破离散；有些人大半生顺风顺水，老年却遭受冤屈，含冤而逝，连家属亦不得而知；有些人违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坐牢或死刑；有些人中、壮年春风得意，官运亨通，位高权重，八面威风，傲气凛然，但老年贪污腐败，锒铛入狱，身陷囹圄，牢底坐穿，人生归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又有思想家感慨：人生这首诗、这首歌是很难写好和唱好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真是人生百态，不胜枚举。

　　我的人生道路是读书、教书和写书，说来简单，但回首前尘，一路走过八十春秋，却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坎坷纡回的。

　　一、十七岁就遭受社会莫名惩罚

　　1952年5月4日，我在灵山县第二区政府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今共青团）。当时，我的家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我读书的平山中学未建立团支部，过团组织生活均到区政府与政府的干部团员一起过。1953年3月，平山中学已发展团员7人，于是成立团支部，我被大家选为团支书。当时，团支部仍计划发展新团员。特别是我们初三毕业班，更计划发展一些新团员才毕业。于是团支部决定每个团员负责培养一名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我被分配培养本班的同学温其辉。但毕业时，温未被吸收入团。

　　1953年暑假，我们毕业班同学均参加高中（包括中等专业学校）的统一招生考试。后我被録取入灵山中学读高中；温其辉则被録取入钦州师范学校读中师。因为我在初中时曾负责培养过她入团，所以她到钦州师范学校读书后，我有时写信给她，鼓励她继续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青年团。

　　1955年4月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灵山县委员会（简称团县委）学校工作部长赵新民找我谈话，说我犯了泄露团内机密的错误，并当面出示钦县团县委致灵山团县委一信函，内称：“根据钦州师范学校团委的报告，你县灵山中学团委宣传委员黄启臣给该校中师二年级学生温其辉写信，信中泄露‘富农子女不能入团’的机密。经扩散后，造成该校团组织发展工作缓慢和停滞的损失。请对该员进行思想教育并作出组织处理”。

　　顿时，我感到十分惊诧。我当即承认与温其辉有过通讯，但否认信中写有“富农子女不能入团”的字句，并说我入团后从没有听说过有“富农子女不能入团”的机密。我当即要求灵山团县委与钦县团县委联系，出示我写有“富农子女不能入团”的信函证据。但赵部长不答应，而是要我相信钦县团县委公函的真实性，要我就此问题写出检讨。

　　1955年5月底，灵山团县委书记和赵新民部长到灵山中学召开团支部委员以上干部会议，出席者共60多人。在不经我所在班团支部和灵山中学团委会讨论的情况下，当场宣读前述钦县团县委致灵山团县委的公函。然后要我当场检讨。我只好当着60多位团干部面前宣读写好的简短检讨书，但我仍然否认写有“富农子女不能入团”的话语。最后，团县委书记宣布灵山团县委《关于黄启臣同志的错误与给予团内警告处分的决定》。

　　这是我人生唯一一次遭受的莫名纪律处分。当时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还未涉足社会，人生的大戏尚未开始，就遭受社会的莫名惩罚，惨哉。

　　庆幸的是，1956年6月，我快高中毕业，灵山中学团委会召开会议讨论我的“团内警告处分”问题，一致认为我受处分后一年来，并不消极，仍然努力做好宣传委员的各项工作，所以写出报告，经呈报团县委批准，撤销我的“团内警告处分。

　　二、四次参加高考才入读重点大学

　　第一次，1956年6月，报考中国人民大学。

　　上世纪50年代，作为全国培养马列主义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中国人民大学，实行单独提前考试録取新生制度，在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前，派人到各省省会进行单独招生考试録取新生。我不知道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规定呢还是灵山县人民政府的决定，1956年6月中旬，当我们刚考试完毕业试后，学校通知我和袁广达同学（后任中山大学出版社编审）两人，说由县政府资助路费保送我们去广州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考试。于是，我们赶赴广州到省委党校参加考试，但未被録取。

　　第二次，1956年7月，参加普通高校统一考试。

　　之后，我们就在广州第十三中学参加高考。8月底，我接録取通知书，被録取入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读书。因为不是自己填写的志愿，所以我没有前去该院报到就读。

　　于是，我决定留在家里复习一年功课，并下定决心第二年考上更好的大学。我父母担心我下一年考不上，不大同意我的决定。他们说，读师范大学毕业出来当个中学教师，也比在家里当农民好。但我却说服他们，而且决心明年一定要考上更好的大学。

　　但是，人生道路往往是很难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安排的。9月初，灵山团县委学校工作部长刘树仁，不远20公里从县城骑单车到我家，说是团县委决定招收我去灵山师范学校工作，任校团的专职干部团委书记。我当即以第二年要重考重点大学而婉言谢絶。后来，刘部长又第二、第三次前来我家，并有点儿恳求的样子；又动员我父母鼓动和支持我出去工作。我终于被他的“三顾茅庐”诚心打动。于是我答应去工作，但提出三个条件：

　　一、明年一定要批准我考大学；

　　二、我只做团的工作，不做学校其他工作，让我有时间复习功课；

　　三、团县委和县教育局要一致答应我的第一、第二条件，因为师范学校为县教育局管辖。

　　刘部长把我的要求条件带回县里，一周后他第四次来我家，说你的要求条件，团县委和教育局一致答应，请你于10月中到县教育局报到后前往灵山师范学校工作。这样一来，我于1956年10月至1957年8月，就在灵山师范学校边工作边复习功课，考上更好大学的决心坚如磐石。

　　第三次，1957年6月，又报考中国人民大学。

　　我如愿持灵山县教育局的证明以干部生资格，就近到广西省省会南宁市广西医学院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单独招生考试，但未获録取。

　　第四次，1957年7月，到合浦专区参加普通高校统一考试。

　　8月20日，我接到録取通知书，被中山大学録取入历史系读书，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如愿以偿。

　　孙中山亲手创建的国立中山大学，座落于原岭南大学校址的广州市河南郊区，相传是晋宋诗人谢灵运流徙广州时，在此筑建居地。他18岁曾袭封康乐公。于是被人们称为“康乐园”。校园面积宽广，共1.5平方公里，北临珠江水，东、西、南三面一大片农村稻田。校园内古树参天，榕木如盖，緑荫蔽地，草坪若茵。站在马岗顶高处遥望，幢幢红墙緑瓦的楼房点缀成万緑丛中点点红的景色。太阳射照楼顶的琉璃瓦，宛若琼楼阆苑，简直是人间仙境。学校师资强大，一、二级教授20多人。图书汗牛充栋，图书馆藏古今典借300多万册（今400多万），堪称一座求知和研究学向的殿堂。我就读的历史系，仅一个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就有一级教授2人（陈寅恪、陈序经）、二级教授4人（岑仲勉、刘节、梁方仲、杨荣国），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相伯仲，但北大历史系不少名教授如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等，均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门下的研究生，所以他们不敢自称第一。我为自己能在全国数一、数二的历史系读书感到自豪。所以，我除了按学校要求上好课、考好试外，还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时间，到图书馆借读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著作，从中领悟和学习他们研究历史的门道。为了多读书，大学四年和研究生四年期间，我没有回过一次家，所有寒暑假都留在学校图书馆读书。

　　1960年3月，国家决定将中山大学办成万人大学，当时在校本科生仅2500多人，研究生20多人，需要补充一批教师。于是学校决定在三、四年级学生中提前毕业一批学生留校当助教。我被提前毕业留在本系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当助教。

　　1961年夏天，我仍按原入学时间正式毕业。但高教部发现了中山大学提前毕业过多学生留校，影响国家的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于是学校又将提前毕业的学生当作应届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最后我被分配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师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创始人之一的梁方仲教授，学习明清社会经济史专业，学制四年，后因1964年8月至1965年8月，去花县（今花都区）搞“四清”运动工作，又拖延至1966年夏天毕业。

　　此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如火如荼蓬勃发展，整个国家机器已无法正常运作。我们毕业的研究生无法正常分配工作，只好留在学校等待（期间我曾被借调到中共广东省委写作组工作一年）。直至1968年暑假，才与本科1966、1967、1968年三届毕业生一起分配离校。

　　我接到高教部的分配通知是分配到国家冶金工业部工作，我持通知书到北京报到，在招待所住等一个月，人司事一个干部来对我说：

　　“你是研究生毕业，你的毕业论文是《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按往常应该分配到部属的冶金研究院或北京钢铁学院做研究教学工作。但现在值文化大革命，研究院工作停顿，大学不招生，部机关更不增人。所以我们按照国家分配的“四个面向”原则分配你到部属的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作。地点在山西省太原市”。

　　当时我意识到，服从国家分配是絶对的，不能有二话可说。于是，我持冶金部的再分配通知前往太原报到。经公司人事处介绍，这是一个为太原钢铁公司作冶金厂矿建筑的公司。公司规模相当大，有职工3万多人。人事处知道我是研究生毕业，属国家干部范畴，所以分配我到公司办的一间冶金中学教书。第一年校长分配我教语文课；第二年要我教英语课；第三年因中学举办一年制的中小学师资班，从下面公司挑选20多名具有高中毕业的青年工人来培训，校长又分配我教这个班的哲学课。当时我的态度是，只要是我力所能及，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随缘而行，絶对服从。

　　三、三次调动才能从事专业工作

　　第一次，从太原调至广西灵山县。

　　孔子曰：三十而立。1969年7月18日，刚过而立之年的我，与远在广西灵山县工作的女朋友庞秀声女士在太原市登记，喜结连理。从此形成夫妻相隔2000多公里的两地家庭生活。为瞭解决这一实际生活困难，加上我不愿在北方定居安家，于是向单位领导提出要求调往灵山县工作申请。此时，我所在单位已改属太原钢铁公司领导，而该公司是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太原钢铁公司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单位均成立军事管制小组，统一领导全公司的工作。我找到教育处军管小组领导（属团级）递交调动申请报告。领导看完我的申请后，立即表态：不能调动。因为太钢是国家十大钢厂之一的国营大企业，而且是特殊钢厂。党委有规定，干部只许调入，不许调出。你要解决两地生活困难，只能把你妻子调来太钢工作。

　　我不气馁。于是我逐级找相关军管领导要求，但亦不获批准。最后，我找到太原钢铁公司军管会主任谢韬军长。他在办公室接见我，并看了我的调动工作申请。谢军长毕竟是高级将领，不打官腔，而是详细询问我的情况。然后说，夫妻相隔2000公里生活，确是个实际问题。你是南方人，又不愿意把爱人调来本公司。但我们党委确有一条干部调入不调出的规定。我个人不好马上批准你调动，我只能在召开党委常委会议时，把你的申请报告当作个别干部个案提出来，看其他常委的意见。你先回单位照常工作。

　　真是遇到贵人。1972年春节后，在谢军长的关照下，我终于得到批准调离太原钢铁公司，于4月调往广西灵山县工作，解决两地家庭生活的困难。

　　到灵山县革委会报到后，我心想从大城到小县城，更没有我的专业工作可做了。加上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个区区的中学教师，又属“臭老九”，所以只求安身立命，不敢有何妄想。 只好持领导叫干啥就干啥的态度。5月，灵山县革委会政工组分配我到政工组宣传小组工作。二话没说，到宣传小组报到，领导又分配我做的具体工作是通讯报导。这个工作就是将灵山县做得突出的党、政、财、文等事迹写成通讯稿件，送往《广西日报》和《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广西分社》等新闻单位，让这些单位选择采用。为此，县革委给我配备一辆旧单车，让我下农村、工厂采访典型事例。为了完成任务，一年多，我跑遍了灵山县的乡村和工厂。因为自已读了十一年历史，我也利用晚上时间在家写过《以李自成的失败为戒——重读〈甲申三百年祭〉》、《略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两篇论文分别在《广西日报》和《广西文艺》发表。

　　1970年代做通讯报导工作，不像今天用电脑写稿，然后以E-mail方式发到某新闻单位。而是自己用笔写好稿件，送领导审查批准后，用复写纸钞写两份，一份留底，另一份送省新闻单位。而且多数是亲自到南宁分别送给具体媒体单位。是否获得采用就很难说了。

　　1972年秋天，我送稿件到南宁《广西日报》和《新华社广西分社》，在街上邂逅大学的同学黄碧琴（后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她比我低两级，1965年分配到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工作。她以为我是留在母校教书出差来南宁。当我告知她我在灵山县工作后，她为我读了4年研究生不能从事专业工作感到惋惜，当即主动问我是否愿意到她的单位工作。她可极力向学院推荐。我当即答应她说：如果你院愿意要我并连同我爱人一起调入，我愿意。在她的帮助下，1973年春节期间，广西民族学院向灵山县革委政工组发来商调函，拟调我们夫妇到该院东南亚研究所工作，但灵山县革委会领导不同意。

　　1973年5月。我送稿去《广西日报》，并在南宁停留一天出席《广西文艺》编辑部召开的文艺理论座谈会。期间，中共广西自冶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的一位副处长（忘记了姓名，抱歉）找到我谈话，说宣传部理论处拟调你来本处工作，问我是否愿意。 我当即表态，如果你们能将我们夫妇一齐调来，我愿意。于是，宣传部向灵山县革委会发来商调函，但灵山县革委会领导亦不同意。

　　第二次，从灵山县调到南宁市。

　　1974年春天，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热潮，也许是南宁有人知道我是读历史的研究生吧？4月上旬，我正下乡住在一个村庄，准备写通讯稿。灵山县革委会政工组通过公社干部通知我立即回县。我回到县城，县革委会政工组领导通知我，要我带简单行李，马上去南宁区委党校讲批判孔子的课程。到党校报到后，党校领导马上给我布置讲课任务说：

　　“听说你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想必对历史相当熟悉。我们现在举办的县领导干部轮训班，需要结合贯彻中央‘批林批孔’运动，请你来给这个班讲一课，课题是《孔子是倒退复辟的祖师爷》。你就这个课题，到图书馆找寻有关资料写出一个讲稿。我们再讨论一下，然后修改，讲课时间安排在四月底，还来得及”。

　　我目睹党校领导这么重视，不远60公里来到灵山要我到南宁讲课，我也就既来之则安之。于是我到党校图书馆及广西图书馆去坐冷板凳10多天，找到相关历史资料，写出讲稿交给党校领导之后，党校领导组织5个教师讨论我的讲稿，提出意见和建议。校长还特别提醒讲稿一定要突出孔子搞倒退复辟奴隶制这个重点，为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政治服务。

　　我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修改讲稿，于4月28日在党校县处级领导干部轮训班讲课。当时，广西到处上下正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热潮，很多单位知道党校有这么一课，都派一些人来听课，特别是空七军来了20多位各级军官。我在党校讲课后，空七军军部机关和郊区几个师部机关请我去讲五次；省直机关有4个厅局也请我去讲。所以，我在南宁一直讲至6月初，才告一段落。于是，我收拾行李准备回灵山县工作单位。

　　此时，党校的常务副校长（校长由省委副书记兼任）找我谈话说：

　　“我们党校已与组织部商议并批准，决定调你及你妻子一起来党校工作，幷且发了调动公函给灵山县革委会。灵山方面也同意了。如果你愿意，回去后作好搬家准备，8月中旬，我们派车去接你们来”。

　　我经过一天考虑，觉得到党校教书虽然不是我学的专业，但教书必然要读书，符合我长期读书的愿望和习惯。于是我欣然接受党校主动的调动，到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任教师。

　　省委党校是轮训县、处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一期为三个月，每年二至三期不等，另办一年期的理论干部学习班，较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但党校轮训干部学员学习马列主义与一般高校学习的课程不一样。一般来说，每期学习的内容，大都是根据党中央近期的中心政治运动或毛主席新发布的最高指示来设置课程。例如“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四人帮”、“批评两个凡是”等。然后就这些内容分配几位教师作相关的专题讲课。多数时间是学员自学相关文件（主要是中共中央文件）和选读一些马、恩、列、毛著作有关论述，然后进行小组讨论，交流学习心得。学习结束时，由学员自己写一份学习总结交给党校保存。在党校工作时，我都为这些干训班讲过课，例如，1974年，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领导要我讲《孔子是倒退复辟的祖师爷》；1976年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领导分配我讲《邓小平翻案不得人心》；1976年打倒“四人帮”，1977年全国人民掀起批判“四人帮”高潮，领导要我讲《还“四人帮”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1979年，73岁高龄的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思想，领导又分配我讲《“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后还应理论刊物《思想解放》之约，把讲稿压缩、修改、润色，改题为《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发表（见《思想解放》1979年第11期）。此外，我也给理论干部班讲过《共产党宣言》导读和《哥达钢领批判》导读等课程。我在广西党校工作6年半，就是这样听命而随波逐流地讲课。用现在眼光回头看，是有点儿好笑的。

　　第三次，从南宁调回中山大学。

　　1976年10月6日晚上，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果断英明地活捉了“四人帮”（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春天，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华国锋接见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邓小平在大会发表长篇重要讲话，他首先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臭老九”（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臭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平反，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号召广大知识分子放开手脚大搞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贡献力量，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这就极大鼓舞广大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于是，在“文化大革命”被“乱点鸳鸯谱”式分配到用非所学单位工作的研究生和相当多的本科毕业生，纷纷要求归队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出力。

　　一个机缘。我幸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韦庆远先生推荐，于1978年3月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一封征求调动的公函，内称：

　　“经研究，我系拟请调你来系工作，教授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课程。但要说明，由于北京办理入户口十分困难，此次仅调你一人。至于你爱人的工作及你子女的户口调入问题，待你来京工作后寻机逐渐解决。如果你愿意，请来函示知。以便我们请学校与广西党校联系商调事宜”。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人大”不愿意办理我爱人及子女随调，必然造成我中年两地家庭生活的困难，所以我放弃这个机会，给“人大”历史系复信，表示衷心感谢和婉言辞调。

　　人生道路有许多十字路口，每次抉择都是对命运的一次把握。我人生的十字路口至关重要者有两个。1956年，我考上非自已志愿的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不去报到就读。次年，如愿考上了重点大学之一的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至研究生毕业。1980年，我经多方周折得以调回母校中山大学工作，实践我所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使我在大学所受的教育享用终身。

　　又一个机缘。1979年3月，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时的老师原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金应熙教授，以中共广东省委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史学组长的名义出差来中共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协商两省、区共同筹办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30周年学术讨论会事宜。作为他十一年的学生，我当然去宾馆拜候老师。他详细询问我在党校工作的情况，然后十分关爱地对我说：

　　“你读研究生的指导老师梁方仲教授已于1970年过早逝世了。我看你还是想办法调回母校工作，继承梁老师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好。明清社会经济史是历史系的重点学科，你回去后就可以成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室，把研究工作搞得更好。学校方面也很需要。最近学校召开系主任、处长联席会议，书记兼校长李嘉人（也是广东省副省长）说了，经过十年“文革”，老教授过世者不少，现在师资缺乏。我记得1966年时全校有研究生65人。希望人事处与各系调查一下，凡是当年不按专业乱分配出去的研究生，想方设法把他们调回学校，以充实师资队伍”。

　　在金应熙老师的提示和劝导下，我向广西区党校提出调回中山大学从事专业工作的申请。但当时我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调动工作谈何容易。党校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理由，坚决不同意我的要求。我找了五次领导恳求，也不松口。

　　无奈之下，我拟写信给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原高教部长、复出后新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求助。但是我深知按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惯例，一般老百姓直接寄信给蒋部长，他肯定不能亲自看到我的信。所以，我把信寄给读研究生时的同学、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师的黄崇岳（后调任深圳市博物馆长，今已殁），请他在北京想办法把我的信送到蒋部长手上。他好不容易才托请到蒋部长当年在清华读书的同班同学、时任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的李某某（忘记了名字，抱歉），直接把我的信交给了蒋部长。

　　又一次遇到贵人。1980年4月，幸得蒋部长在我的“归队”申请信下方空处批示“请广西帮助解决”，并签名加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章，然后按公文往来程式退给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厅，办公厅又转给下属的信访处。信访处按群众来信有关规定，先通知我去看了经蒋部长批示的我的信，然后由他们退还办公厅转给区党校。也许是党校领导尊重蒋部长的批示吧，5月下旬，党校领导批准了我“归队”回中山大学工作。但因为中山大学一时未能安排我一家五口的住房，所以拖延至1981年2月初，我才得絜妇将雏离开南宁，乘飞机回到广州中山大学母校，重新开始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回到母校母系，犹如回到母亲的怀抱，一切都还是熟络的。我在母校读了十一年历史专业，深知大学特别是研究型的重点大学，是求知和研究科学的殿堂。教师除了上课教授学生外，必须对相关学科进行研究，而且将自己研究的结果写成论文和专著发表出版，纔可以成为国家评定教师的关键绩效指标。所以，我除按系领导安排给学生讲授《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史学概论》两门课程外，就是争分夺秒地追补“文革”中荒废学术研究的时光，努力进行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撰写相关的学术论文，投向北京等各地的专业刊物发表，计1982-1985年，发表了《梁方仲与明代经济史研究》、《试论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元明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等15篇论文，于是在1985年顺利地被确定为副教授。之后，1985-1990年我又发表了《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明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21篇论文和出版专著《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并主编《纪念梁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所以于1990年又顺利地被晋升为教授。

　　人生没有不变的常态。1991年，学校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要我去社会学系当系主任。先是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吴文煇同我打招呼，我不假思索当面表示不愿意。过了一段时间，党委书记黄水生命我到办公室谈话，说：

　　“我今天不是同教授谈话，而是同党员谈话。党章规定，党员个人必须服从党的组织。要你去社会系任职，是经党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你必须去，不能有个人打算”。

　　我看见书记说话这么严肃坚决，不好违抗，只能服从。于是乎，1992年1月我去社会学系任职。但我仍在历史系上课和带研究生；在社会学系还新开讲授《中国社会学史》、《社会工作概论》两门课程和带研究生。1993年7月，学校又任命 我担任新成立的法政学院副院长。

　　这么一来，我得在学校内两边走，时间确是相当紧张的，但是我还是应付过来了。从1992-1996年冬5年多时间， 除了上课和做行政工作外，仍然挤出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和撰写论著，总计出版了《广州外贸史（上、中、下）》等专著6部和发表论文33篇（含社会论文9篇）。1996年冬，我辞去社会学系主任职务，又回到历史系任教，直到退休。

　　此后，我不再有上课的负担，有更多时间锲而不舍地读书和写书，从而不断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现在我统计，自1979-2017年，总共发表论文232篇和出版专著29部（含合着）（见本书下文《黄启臣论著目録》）。与此同时，我长期和退休后用了数年时间负责对我读研究生的指导老师梁方仲教授已发表的论著和半数未发表的手稿进行整理、校勘和编辑，以名为《梁方仲文集》共八册交由中华书局于2008年免费予以出版（并支付梁老师家属梁承邺研究员稿酬），作为该年在中山大学举办的“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100周年暨中国社会经济研史研讨会”的献礼首发。这算是完成了1980年中山大学决定调我回校的一个任务（详见《热情奬掖后学的金应熙教授》，载《潜心求知，沥血育英才——金应熙教授纪念文集》，香港出版社2007年版)，也算是我敬奉和告慰精心教我学习和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恩师梁方仲教授的在天之灵，让他含笑于天国。

　　至于我出版自己的29部专著(见下页图)内容都是涉及明清时期（1368-1911）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中外关系等。其中有15部专著对于今天我国某些大政方针是极具历史基因价值的。比如《澳门通史（远古-1998）》（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澳门大辞典》（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中外学者论澳门历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澳门港史资料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书，充分证实了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祖国，恢复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管理，是天经地义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14年增订本再版）、《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版）、《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年版）等书，证明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而且历2000年不衰。所以大胆地说，一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首先和主要是写在广东和广州的记録上。这就为我国当前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国策提供历史前缘的铺垫；而《广州外贸史（上、中、下）》（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2001年版）、《广东商帮》（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版、黄山书社增订本2007年再版）《货殖华洋的粤商》(浙江人民出版1997年版）、《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书，实证了中国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出船队，带着“黄金杂缯（丝绸），从广东徐闻、合浦出海往东南亚诸国贸易，历两千年不衰。这就为我国1979年以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实行特例政策，并建立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招商引资，加入全球贸易，拉动了广东经济迅速发展成为GDP居全国首位（年GDP6万亿元，占全国GDP十分之一）的省份，作历史必然性的铨释。魏征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不无道理。

　　四、七次申请才得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申请，1956年。

　　也许是因为我入团较早，又当过团支部书记和团委会委员的缘故，得以经常接触领导青年团党的领导人，受他们的教导和影响，使我较早就有追求入党的理想。

　　1955年秋冬，可能是灵山县直属机关党委有计划在灵山中学建立党支部（时学校仅有两名党员，一是校长卢壁光，一是姓黄的秘书）。于是，县直属机关党委在灵山中学举办党训班，由他们在老师和高中学生中挑选一些积极分子参加上党课。当时得以参加上党课的除了10多位老师外，我们全体团委委员均参加。我记得，讲了差不多一个学期。党训班结束时，书记宾赐福对大家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党课学习，相信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有更多的认识。如果愿意入党，可以向我们直属党委递交一份申请书”。

　　1956年1月放寒假时，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送交县直属机关党委。

　　第二次，1958年。

　　我读大学二年级时，向年级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定时向本班的党员汇报自己的思想。

　　第三次，1960年。

　　1960年3月，我被提前毕业，分配在本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当助教，为了让工作单位党支部瞭解我，我向研究室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定时向研究室的党员汇报思想。

　　第四次，1961年。

　　1961年下半年，我被分配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读研究生，我向教研室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亦定时向党员老师汇报思想。

　　第五次， 1965年。

　　1964年8月至1965年8月，我被抽调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四清运动”工作队队员到花县（今花都区）两隆公社铁山大队搞“四清运动”工作。1965年5月，四清工作将结束快收队时，工作队副队长王永牛找我谈话，问我在学校有没有申请过入党。我如实向他汇报之后，他说：

　　“我们工作队将结束一年的四清工作收队回去。工作队党支部准备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入党。你可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我们党支部”。

　　于是我马上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王副队长。第二天，王副队长拿了一正式的入党申请表给我填写。我心想，这次真的可以入党了。但到7月工作队收队时，王副队长对我说：

　　“本来工作队党支部是要讨论你的入党申请的。但6月份你们学校党委副书记陈彬下来工作队瞭解中大的师生参加四情工作情况，说中大的教师及研究生在工作队入党问题，不在工作队讨论，如够条件让他们返回学校所在党支部讨论。所以，我们就不讨论你的入党问题了。不过，我们工作队党支部一定将你的申请表及你的表现转给中大党委”。

　　1966年4月初，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党支部正式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全体党员一致通过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介绍人是叶显恩（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退休）和陈国扬（今中共广东省汕头市委宣传部处长，退休）。5月中旬，中大党委派人与我谈话，算是完成新党员入党的必经程序，呈报党委批准。遗憾的是，此时，已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党委已无暇 办理批准新党员入党手续的正常工作了。所以，我的入党未获得最后批准手续而搁置起来。可谓又一坎坷也。庆幸的是，1968年秋，我分配工作离开学校时，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曾庆鉴老师对我说：“我们一定与党委组织部联系，将你的入党申请表及讨论通过的意见一起放入你的档案袋，以供到工作单位的领导参考”。

　　第六次，1969年9月。

　　我向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中学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并说明1966年4月中山大学历史系曾讨论通过我入党的情况。

　　第七次，1972年4月。

　　我调入灵山县革委政工组工作，又一次向该组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并说明中山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党支部曾讨论通过吸收我入党的情况。

　　1973年11月3日，灵山县革委会政工组党支部讨论我的入党申请，全体党员一致通过吸收我加入中国共党。并按入党程序办理有关批准手续。后获县直属机关党委批准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无预备期），入党介绍人是丁戴厚、姚募昌。

　　于上可见，我追求入党的理想，经历了长达十七年的七次申请和两次讨论通过，才得以实现。亦一坎坷也。

　　五、八十春秋回眸尚可一笑

　　综上所述，显而显见，我的人生道路的确是坎坷曲折的，但毕竟在这条道路红尘中走过了八十个春秋。而且坎坷过后有艇搭，站在船头蓦然回首，尚可一笑。正所谓“坎坷道路不寻常，梅花香自苦寒来”。

　　第一，我从一个农民子弟成长为全国前十名之一的重点大学教授，改写了我家世代为农民户籍的历史命运。

　　书本是知识的源泉。读书获得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才是宝物，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古今中外，凡为人父母者，无一不教育子女要好好读书。“昔孟母，乃三迁”就是古代母亲为教子读好书而三次迁居的故事。英国哲学家培根也说：“读书是以长才”。

　　我出生于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家庭。现在回忆，我懂事时看见家里有祖父世龄、父亲大育、母亲何宽、大姐启生、弟弟启良和一个两岁的妹妹（后殀折）共7人。生活甚为困难。祖父对我说，我父亲之后还有弟弟，由于生活实在困难，2岁时就只好割爱送给灵家村一位同姓兄弟抚养。我读小学时看见了父亲的弟弟回来几次，祖父要我称他为六叔。母亲也对我说，大姐之后有个三姐启秀，不到两岁，生活无着，被迫送给大路排村谭姓贫家抚养为童养媳。我懂事时，经常见三姐回家。祖父、父亲经常对我说，我家世代均没有一分土地，完全靠租耕地主的土地所剩极少量谷物维持生活。我记得读小学四年级时，我家除租种地主土地外，父亲于农闲到外面为别人建造房屋（农村称泥水工）赚点钱帮补生计，生活有所改善。1952年，土地改革划阶级成分，根据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我家划为佃中农。

　　祖父对我说：他只读过一年私塾，仅识几个大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和数字。父亲读了三年私塾，算是有初等文化。记得我六岁时，晚上父亲在油灯下教我读蒙童书“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并手把手教我钞写一遍，使我算是认识和会写一些字。1944年8月底，父亲领我到平山中心小学报名读书，他对校长刘沃林说：我儿子已经会读、会写《三字经》了，拟报读二年级。后来得校长允许，所以我读书是从二年级起。

　　解放后，1950年清明节扫墓时，父亲若有所思对我们兄弟说：听说共产党是帮我们穷人的，你们要好好读书。读多一点书，将来哪怕是当个小学老师，也比当农民好。当时我在朦胧中听懂父亲的教诲和期望，从而萌发了离开乡村故土，不当农民谋生的遐想。于是，我读五年级暑假时，报名参加小学组织举办的升中补习班学习。8月，以同等学历考上平山中学读初中。1953年考上灵山中学读高中，1957年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读本科，1961年又分配到中国古代史专业的明清经济史方向读研究生，最后当上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而中山大学是中国的一流和世界二百强的大学。据2016年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评估排行榜统计，全国有大专院校2552所，中山大学名列全国945所一本科大学的第10位，是世界1万多所大学的200强之一。2016年有18个学科进入ES1排名前列，仅次于北京大学排列第二位。

　　与此同时，自1995-2004年，我应加拿大联邦政府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委员会， 卑诗大学、麦吉大学、渥太华大学、多伦多大学；美国的华盛顿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日本的大阪大学、关西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神奈大学、广岛大学、吉备国际大学、东洋文库等的邀请，数次到加拿大、美国和日本等国家讲学、访问，并被大阪大学和关西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退休以后，我和太太庞秀声自费到亚洲、欧洲、北美洲、中美洲和澳洲的泰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澳大利亚、多米尼加、牙买加等22个国家的74个城市游览（详见本书下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么一来，我就亲身改写了我家世代为农民户籍命运的历史，变成为一线大城市居民户籍的家庭。更可喜的是，我父母在世时亲眼看见我们家庭的转变，并来广州中山大学居住过，享受过一线城市的生活。

　　第二，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前述我要求入党虽经十七年周折，但最后刚踏入中年就如愿以偿了，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就我所知，教授一族基本上不是中共党员，1950-1900年代，党员教授更寥寥无几。

　　第三，我于1992年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除受领国务院颁发荣誉证书外，还享受每月1200元的终身津贴。这种津贴在教授中更是极少数人获得。

　　第四，我于2003年被省长卢瑞华聘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属终身职务。除受领卢瑞华签名颁发的聘书外，还享受每月400元终身津贴。教授被聘为文史馆员者，更是风毛麟角。现在全省受聘为文史馆馆员的各界人士仅有135人。

　　第五，我和太太庞秀声近年申请并获得美国、加拿大联邦政府批准的“十年特殊签证”，使我们得以随时自由出入美、加两国探亲（我的亲家易京扬、戴琼英一家定居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我儿一家四人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访友（我有一个挚友定居于新泽西州，三位挚友全家定居加拿大多伦多）和旅游提供方便。我想，中国近14亿人口，获此签证者，恐怕不到十万分之一。

　　第六，我培育了儿、孙两代新人，为人类社会增添新生力量。

　　中国著名美学专家、北京大学朱光潜教授在其美学专著中提出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价值经典性命题，说：

　　“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如人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么学问、事业在人生中就失去意义和价值”。

　　这就是说，人生在世，第一件事是谋求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后代。所以大千世界，不论是什么人，凡是生儿育女，都视之为天大的喜事，奔走相告，额手恭贺。有人类学家说，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当了父亲或母亲，不无道理。曾担任奥巴马网络选战专家和希拉利的深资创新顾问的美国著名创新专家亚历克·罗斯在其巨著《未来产业》中透视了创新大潮流和未来大趋势后，指出未来世界发展高科技产业时也说：

　　“一个人最重要的职务莫过于为人父母，因为我们的孩子长大后承接的世界将与我们的世界大不相同”。

　　我完全赞同朱光潜和亚历克·罗斯两教授的观点。1969年我结婚后，虽然生活窘迫，经济上捉襟见肘，但是我们夫妇仍然注意“培养生机”，生育了儿子海波和女儿海滨，并悉心教导和培育他们走上读书谋生的道路。儿子在中山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到加拿大深造、工作和定居。他又生育孙子尧骏（Troy） 和孙女馨仪（Tara），现在正在上幼儿园大班,全家定居于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Toronto）生活。女儿大学毕业 后，现在上海一家英国Bitery公司工作，定居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亦生育了外孙女张子欣，今年15岁，读外国语学校高中一年级。她有机会随父母出差游览了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多伦多、渥太华、温哥华、波士顿、费城、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迈亚密、奥兰度、基特维尔、悉尼、布里斯班、伦敦、汉丁堡等城市和游览美国的洛杉矶、奥兰度，日本的东京，中国的香港和上海的5个迪士尼乐园（全世界有6个迪士尼）。儿、女虽然不像我读万卷书，但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世界各地，已大大超过行万里路了。就是说，从我开始，我们一家三代人，已彻底摆脱了我家原来祖辈当农民的命运，成为居住在中国和加拿大的一线大城市的居民户籍，而且是横跨东西两半球的国际式家庭。为了帮助照顾3个孙辈茁壮成长，我和太太庞秀声也尽祖父母的责任，时而到上海女儿海滨家居住；时而到加拿大多伦多儿子海波家居住。从而成为广州-上海-多伦多国内外航线的常客（中大有朋友戏言我们夫妇在地球上有三个一线城市的落脚点）。我们也从中得以感受在地球飞翔遨游14-28小时万米以上高空航程的乐趣，享受逍遥。

　　与此同时，我在上世纪1980-1990年代培养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生也都成长为教授等高级人才。举凡明清经济史的研究生刘正刚，1996年才31岁被暨南大学评为教授，现在任校中国古文献研究所长；黄信国现在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历史系副主任,并都担任博士生生导师;李庆奎，现任广州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鲍炜，现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社会学的研究生蒋廉雄，现是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温永瑜现任广东省纪委处长，陈子匹现任英德市人大副主任，陈红军曾任广州开发区办公室副主任。而他们的子女也长大成人，其中有3个人的子女在中山大学毕业后分别到英国、美国留学深造。

　　从理论层面说，人是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有了人才有家庭，才有社会，才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哲学等等。君不见，有了牛顿（Isaac Newton)才有万有引力定律；有了伽利略（Galilei)，才有自由落体运动定律； 有了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才有相对论；有了罗奈尔德·雷维尔（Ronald Drever,1921-- )才有重力波（Gravitional Waves）〔1〕；有了亚力克斯·菲利片科，才有宇宙膨胀速度接近每秒钟30万里的发现〔2〕。总之，只有人人注意培养生机，繁衍后代新人，才能使人类生生不息，才能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实现全球现代化，永远向前。

　　综上全文所述，可以用两句话概括我的八旬人生道路：

　　先读书，后教书，著书立说，培育新人。

　　离穷乡，进城市，随遇而安，颐养天年。

　　横批：尚可一笑

　　注释：

　　〔1〕1916年6月，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提出广义相对论时猜想：一个大质量的物体在发生摇晃时，会在周围的时空中产生“涟漪”，即重力波（中国称引力波），并以光速向四周传播。但他没有发现重力波。这是他的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中最后缺失的一块“拼图”。后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物理学教授罗奈尔得·雷维尔（Ronald Drever）研究爱恩斯坦的猜想，建立测得时空“涟漪”的大型镭射干涉仪重力波探测器（LIGO）进行探测，但未见结果。到上世纪60、70年代都有科学家进行研究探测，但亦未获结果。1990年起，大型镭射干涉仪重力波探测器开始在世界兴建，并由嘉州理工学院天文学家基普·索恩（Kip Thome)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实验物理学家雷纳·韦斯（Rainer Weiss)共同领导的近1000名物理学家组成的团队进行50年研究和探测，终于2015年9月，侦测到重力波转换成音速约1秒存在的突破性发现。于是在纪念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一百周年的2016年2月11日上午10时30分，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举行新闻发布会，76岁的基普·索恩（Kip Thome）教授，正式庄严宣布，现在已探测到重力波的确实存在，说：

　　“此次LIGO探测到的重力波，正是由距离地球13亿光年的两个大约30个太阳品质的黑洞碰撞所发出的重力波。是由知名国际天体物理家组成的团队，运用分处两地，造价2.11亿美元的镭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LIGO)侦测到的”（《星岛日报》2016年2月13日；《加拿大周刊》2016年4月8日）。

　　我读书和长期服务的中山大学于1975年就获国家批准建立了引力波实验室进行引力波的研究探测。今年3月20日，学校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又把实验室扩大建立中山大学天琴研究中心，地点设在珠海校区凤凰山，称之为引力波探测“天琴计划”。该项目研究庞大，目前国内已有10多所大学和研究院以及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参加团队，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相关顶尖教授也有意加入。目前中心正在“引力理论与实验分析”、“卫星平台与控制”、“精密光学测量与遥感”、“地月系统物理实验”等方面组建大型科研团队。“天琴计划”第一阶段为2016-2020年，将完成月球深空卫星激光测距、空间等效原是检验实验和下一代重力卫星实验所需关键技术研究。“天琴计划”将使中山大学成为国际上引力波探测与空间精密测量领域的学术研究重镇之一，并成为推动后续一系列空间精密测量物理实验的研究基地，从而打造成为国际引力波研究重镇。目前已获珠海政府投资3亿元经费作为启动基础建设，负责山洞实验室的挖掘、多功能观测站的站址土地平整和上山道的修建，从而开建1万平方米的山洞超静实验室。

　　〔2〕2016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文学家亚历克斯·菲利片科和巴尔的摩太空探测科学研究所物理学家亚当·理斯研究发现，宇宙膨胀速度比人们之前认为的要快，大约接近每秒30万里的光速。此发现可能使爱因斯坦的一部分内容面临严峻考验（《星岛日报》2016年6月15日，A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