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庚子年的最后几天，凶年加瘟疫还是将傅聪带走了，《傅雷家书》的父子俩统统成为了故人。但这段历史并没有结束，引来许多人对这段历史的凭吊，用句历史学家的话讲：“他们死去了，但这段历史还在喘气！”

　　我对傅雷与傅聪的印象是不佳的，甚至没有读过《傅雷家书》——二十一世纪的圣经——已经收入了学校教科书。傅聪作为“叛逃者”，1958年逃往了英国，而牵连了许多人，包括他的父母与同学，尽管他在音乐上很有造诣，成为西方青年的钢琴家周游四海，享受了我们艺术家没有的富足，在他的巨宅练琴房中购置了六台钢琴——供他轮流练习。我是嫉妒他的，对他没有任何好感！

　　带了这些偏见，我去读了许多相关文章，越读我越感到自己太偏颇了，瞭解了我对父子俩许多不知优秀品格，大大改变了很多看法。

　　傅雷作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作品无数，知识的渊博与为人的正直是少见的，但他对音乐与美术的见第，难有人与之匹敌，虽有“毒舌”之称，但确有一言中的之功。他独崇黄宾虹，称他广收博取，成就在众人之上，这样评价很奇怪；他认为齐白石童心未泯，大器晚成，画中有青春气，但用笔线条变化不大，是读书太少，接触传统文化太少；吴昌硕巧妙将古篆籀功移到画上，古拙素雅，其流弊在乾枯；刘海栗用笔没一笔经得起磨勘，只讲声势，全不懂墨分五彩；林风眠则是融合中西画的第一人；吴湖帆只配教门徒鬻画，但艺术性则远矣；张大千则是造假第一高手……。舌虽毒，但不无道理，有点真才实学。他的手稿与信件，一丝不苟，字正形朴，可见一身正气。他一生追求民主，是“民建”创始人，但他不懂政治，又被“民建”遗忘。

　　傅雷对傅聪的严苛让我感到近乎残暴，比起“虎妈”有过之而不及，以至形成傅聪的“出走”的性格，逃离“反右斗争”，逃离“严父”。他虽“叛逃”，但没有要求“政治庇护”，实属难得，尚可原谅。而作为一个成名音乐家，他每天仍练琴在八到十小时，决不偷懒；他已取得很高声誉，但每逢演出，上台之前，仍要勤练三四小时，絶对不肯马虎；他不肯演奏通俗的迎合世人口味的作品，而是专演最最深沉奥涩的作品，显得孤怪卓群，但他对得起观众了，对得起父亲了。在做人方面，他不附炎权贵，率真、单纯、敬业，活得简单极了，无可指责。他在台湾演出时，蒋经国想见他，他一点不以为荣，冷冷说了一句“请他来看演出吧！”有傲骨。他临终只讲了二句话：“我想傅敏（他唯一的亲人，胞弟），我想回家！”最后他回到了家乡，安葬在上海，他与他父亲终于谢幕了。而不回家的葬在异乡的“爱国者”比比皆是也。

　　他父子是两个精神贵族，在生不如死时刻，他们都视死如生。傅雷夫妇在“文革”中，义不忍辱，选择自杀，自杀上吊时，生怕凳子跌倒时声响扰人，特在地上铺好衣被，从容的走了！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不得不重新认识这父子俩。

　　新年随笔一组

　　写于2021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