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上放着一个水晶花瓶，上面刻有“章念驰委员  惠存”款，是上海市政协第十届委员会赠送的纪念品，我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六届、八届、九届、十届政协委员，又担任过七届、十一届“政协之友”理事，算起来与政协交往超过三十多年，每届都会收到一份纪念品，也留下许多记忆！

　　政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产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中国政权算起来是由党（共产党）政（政府）人（人大）政（政协）四个部门组成，“政协”与“人大”有点类似西方众参两院，但又不完全相同，但都是“代议制”产物，代表人民参政议政。是中国式民主的产物，是对政权的一种监督机制，俗话“人大”有“手”（表决权），“政协”有“口”（协商权），实行着一种“相对民主”和“有限民主”，西方讽刺我们中国式政协的“协调式”“监督式”民主，是“花瓶”，起不到真正的作用，而我们恰恰收到的是一只“花瓶”，多少让人有点尴尬。其实民主是有许多形式，一定要实行与西方一样的民主，就是一种“不民主”。中国的民主，这几十年有了许多长进，形成了有限的协商式民主，也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弥足珍贵的！这方面我多少是有点发言权。

　　在我没有担任政协委员之前，对“政协”性质是一无所知，只认为是“社会贤达”的荣誉机构，如李鼎铭之类的“老人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只是摆饰……。但参加政协三十年前后，对政协的作用与地位有了全新认识。我担任委员时，近四十岁了，但在政协却完全是个“年轻人”，当时委员平均年龄在六、七十岁之间，是三十个界别（如社科界、文艺界、科技界、党派界、工青妇界……）协商推荐产生，自己只有看到报上公布名单时才知道是否当选，完全都是内部操作。当我获知当选，不胜惊讶，一时成风云人物，成记者及闪光灯下新闻人物，前途看涨……，謡传四起！

　　然而诬告信也跟着来了，领导们马上紧张了起来，又以怀疑目光看我……，一度安排我参加政协“专员界”活动，与释放的战犯一起开会学习，还落选了一届，直到问题弄清，又回到社科界，还让我担任过社科界召集人，以及政协常委……。但这段难熬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让我对自己、对社会、对政治有了许多深刻认识。认识这批“战犯”，是难得的经历，他们一点不低人一等，他们大多很爱国、很正直、很幽默，一点看不出他们曾是中将、少将……，虽然他们还会为当年的派系闹恩怨，甚至吵架，但实际上是一群可爱的小老头，他们大部分参加过抗日，他们批评战争题材的电影，就如医生给病人会诊，让我捧腹！他们说战争就是你死我活，大炮一响，子弹飞舞，人如草一样，瞬时送命倒地，呜呼哀哉也，死了、残了，那还会讲这么多话……，再有穿得军衣、戴的领章、拿得武器，佩得勋章……，根本牛头不对马嘴吧……哈哈。让我长了许多知识。

　　我一向自视清高，虽出身不好，但很早入团，又担任团干部，师范毕业，去支援民办小学教育，接触了社会最最底层部分，有很多家庭妇女支教，有很多社会闲散人员……，一个街道六所小学，只有一个党员……，是阳光难以照到地方，我作为团支部委员，俨然以“党的化身”，以左的姿态对待“有错误的人”，也怠慢了许多家庭妇女。后来我去了中学执教、去了区少年宫工作，去了社会科学院任职，去了市政协当委员……，可谓步步高升，难免让少数人心里不平衡，做了报复性的动作，今天回想起来，我自己是有责任的！好在多数人对我是公正的，还了我清白，而今垂垂老矣，已没有怨言而只有自责了。当我获得澄清后，领导对我说，用“增补”办法让我重回政协，但我谢絶了，我乐于接受这样的教训。但在挫折中我对有个民主党派是不能释怀的，他们仅仅为了防止我去担任他们领导，做了许多不入流的动作，让我一辈子不敢恭维他们。

　　政协三十多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早阶段是帮助拨乱反正，落实各种政策，最大程度调动建设四化积极性；后期是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专业性更强。我记得曾为好些人落实政策。其中有为复旦大学创始人，中国教会创始人马相伯正名，这是我与李烈钧儿子李赣驹合署提案的，这提案被采纳了，同意恢复他名誉，给予安葬，但却不知他遗体所在，于是我们走访了他唯一的孙女马玉章，她住在一个很小的亭子间，牙齿全被“教友”打光，我们听她诉说苦难的遭遇……，并去走访他的墓园——后成西郊公园的饲养场，从看门的哪里得知他被弃尸的地方……。（这经历几乎与我的祖父经历一模一样），后终于被重新安葬在宋庆龄陵园。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当然也有不太成功案例，如周谷城先生在复旦第一个研究生，被错作右派发配新疆，误了一生，要求落实政策回复旦，周谷城不便出面办理，让我帮办，但复旦负责落实政策的人不少就是当事人，这些人永远是正确的，硬是拖了不办，最后只好落户闵行一所中学任教。至于完全不成功案例更不少，如提出的提案，往往最后落到自己部门办理，等于白提。总之，中国式的民主是协商式民主，是有限民主，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的议政，政协的作用是有待扩大的。

　　但作为政协委员，参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视察、提案等，对自己是有助于知情参政，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尤其政协会推荐不少委员担任政府各行业的行风监督员，我就担任过十几年行业监督员与法院陪审员，这让我有机会更深入瞭解社会，更好为人民说话，更好纠正政府行行业业风气，是一种很好的民主监督。记得有一次去某海关检查行风，看到一关长与顾客吵架，态度很差，被我们批评，结果被上面知道了，马上免了职务，这对纠正海关行风震动很大。后来我们又去这海关检查工作，在厕所听到他们工作人员在议论，说：“这批‘老赤佬’今天又来了，大家当心点！”可见我们这批“老赤佬”还是有作用的！还有一次，一个纠风员看到马路上一个老汉背了半圆型的一个桌子在走，他正好想买这样一个桌子，追上去问老汉什么地方买的，什么价格，而这老汉慌极了……，结果只好讲了真话，原来这个桌子是他儿子没收来的，因为他儿子是城管……。我在政协涨了许多知识！

　　在政协这么多年，也认识了许多朋友，迄今念念不忘。一位是孔子后裔孔令朋先生，一生坎坷，后在外贸学院任教，人和蔼极了，长得像启功先生，圆圆的笑脸，一团和气。他代表孔子后裔出访湾等地，力图在海外平反“批孔”的形象，肩负文化统战的角色，很有成就。我常跟他一起开会，听他说古道今，从他笑眯眯的脸上，你一点看不出他吃了多少苦，他的烟瘾很大，一天至少抽一二包，而长期以来，他只抽得起最最最最便宜的劣烟，可见他长期的处境与心情。我心想，这样对肺的伤害是很大的，会折寿，果然2002年他作古了，是肺癌。另一位政协友好是杨小佛先生，他与我同在上海社科院工作，但“文革”与“文革”前，他并没有职业，靠搞点翻译谋生。他是大名鼎鼎民主斗士杨杏佛的独子，其父是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左翼人士组成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营救过不少共产党人，1933年遭蒋介石暗杀，他临死前用身子压在杨小佛身上，至死保护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宋庆龄也说过，“杏佛是代替我们去死的”。他的外公更是辛亥时期“南北统吃”的“民国产婆”赵夙昌，是个呼风唤雨人物。杨小佛解放后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坐牢、失业……，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烈士之子，吃尽了苦头，宋庆龄竟也不敢“管闲事”……。“文革”后他在香港回归等问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对外影响也很大，后成了上海市政府终身参事，写了好些著作，都寄给了我。我出书也会寄给他，但后来听说他双目失明瞭，想不寄了，怕增加他负担，他知道了说：“请寄我，我让儿子读给我听！”我曾去看过他，住得还是如此局促，冰箱里只有煮好的清咖啡，他嗜好咖啡如命，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他迄今还顽强活着，算起来有100岁了，真是“仁者寿”！

　　我们都是政协中的“名人之后”，都是吃过苦头的人，这样的人当时很多，如今新委员中我们这样“落实政策”的人，大概已经絶迹了吧。

　　风凌石

　　书架上一个灰色的风凌石是我参加参事室去新疆的一个考察活动时购买的。

　　2006年，我担任了市政府参事，先后担任了七年。参事与政协不同，政协主要任务是监督，是多找政府工作中的不足，加以民主监督，予以改进；参事是受市长聘请，为政府工作护航，多提改进之策。我记得市长曾委托调研房改政策、医保政策、教改政策、长江流域开发政策、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养老政策……，每年举办参事国是论坛，沪论坛……等等研讨会、座谈会、报告会，为市政府工作保驾护航，有点像社科院工作，搞调研、做课题，起智囊作用，发挥每一个参事的学术背景与专长。

　　当参事均在退休之后，六十岁以上，没了晋升考核，没了名利压力，如一个卸了妆的演员，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一回自己，又比较成熟，是人生最好时光，所以我写了不少篇报告，大多获市委书记与市长批示，韩正市长甚至批“感谢念驰参事积极的建言”，真很亲切。

　　参事室人才荟萃，集中了一批社会见识广，专业知识超群的“社会杰出人士”，代表了各行各业精英，让我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留下了许多趣闻和榜样。有一位参事，是一个名大学副校长，他可以一天不停地说话，知识之丰富，学识之广泛，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滔滔不絶、絶无倦色，但在跟政府提意见时，他却可以守口如瓶！另一位善讲话的参事，也是一位无所不知的智者，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敢直抒己见，且尖鋭深沉，不断引起震动，人称“葛大炮”，即葛剑雄先生。他跟他的老师——著名的大学者谭其骧先生一模一样，知识渊博，敢于讲真话，连“四人帮”也敬他三分，毛泽东有时交办一些任务，胸无点墨的人，还真应不下来，还得向谭先生请教。“文革”后他竟幸存了下来，打倒“四人帮”后，他仍受重用，葛剑雄先生就亲随先生于左右，得其真髓。谭先生当时是上海政协委员，我正好也成了委员，同在文化教育社科界，经常有机会见面，我像小学生一样听他们这些大佬发表宏论，爽极了。谭先生与葛先生是治历史地理的，说实话这是一笔糊涂账，历朝历代疆土政治变迁，有几个讲得清，不知古，怎知今，但他们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地理集》。邓小平提“一国两制”，大家都认为是创造性的新举，谁知道，我们历史上就一直存在“一国多制”。天子统治天下，自古有华夷之分，中原王畿与边陲蛮夷，实行分封，天子之下是郡县，是诸侯，边陲为夷，薄贡厚赐，实行“一国多制”，自古如此。葛剑雄八十年代就出版《统一与分裂》一着，称中国历史上“絶对统一”不过“八十三年”，其余均是相对统一与分裂状态。这真是“石破天惊”，让人眼目一新。所以汪道涵会长开许多会，总嘱我请葛剑雄来，因此与他很早认识，我佩服他的记忆、博学、汇通、入世，尽到一个士的责任。葛剑雄小我多岁，但他不是“老学究”，却时尚前卫，他掌握的知识是古老的，但对时弊是毫不留情的，我自叹不如。如在海外，他就是“名嘴”，但在共产党领导下，“名嘴”是被禁止的，这也是“国情”所定。

　　我一生最愧疚的是陪同内人旅游机会太少，而参事室每年组织“疗休养”，可以带内人，这使我十分珍惜，与内人双双去了许多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且组织得十分精心。这块风凌石就是在去新疆疗休养时购买的。到了新疆才知道什么是飞沙走石，才知道什么是广漠无际，风裹得沙石满天飞舞，满地打滚，一块石头被打磨得伤痕累累，满是尖尖的凌角，我买得这块手掌大小灰白石头，竟有一百多处尖角，精瘦多凌，有着书生追求的某种气节相似，为我所钟。

　　一块玛瑙石

　　书架上还安放着一块玛瑙石，从外表上看是一块普遍圆石，剖开来一看竟是一只玛瑙，虽不贵重，却非常好看，旅游地都有出售。这是我们研究所顾问张竹先生去湾访问回来送我的纪念品，因为这次访问是我安排的。

　　我们研究所就是上海东亚研究所，是一个民间智库，创建于1995年，重点研究港、澳、及美国、日本，是把港、澳、放在东亚国际背景之下予以研究，与湾研究所纯湾研究不同，当时我也是上海研所副所长，再另辟一个新的研究所决非易事，但我受刘继民兄诚邀，出山兼任东亚所所长，他是想为他们部门开辟一条学术化的新径，搭建一个学术平，他虽不知这平风大水深，但他是诚恳的，对我也是极尊重与关照的。我鉴于协助汪道涵会长工作的力量不够，我兼任所长是可弥补不足，还可以有一个自己做主的研究所，于是1997年1月，我正式就任所长，并任法人，以便完全以我所见办所，迄今25岁了。风风雨雨，今天东亚所无论在国内国外的地位是牢牢树立了，有许多部门也模仿我们，办起了许多民间智库。

　　张竹顾问原是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书生，后出任上海公安学校常务副校长，为人温和、正直、威严，极受师生尊敬。他公安学校退休后，市委将他安排到我们研究所担任顾问，同时一起安排到我们研究所担任顾问的还有高文魁，他曾担任过四届市委副秘书长，都是资深领导，加强对研究所政治与学术领导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研究工作既要有新意，又不能越轨，既要弥补体制内不足，又不能离经叛道，是一项高度敏感工作。他们以高度政治嗅觉与工作经验，发挥了十多年作用，以至于我们研究所的产品——《东亚专报》与《东亚动态》迄今先后出了1136份（专报），801份（动态），许多动态与专报获政治局常委、委员诸多批示（大概在一百多份），接来四方来客一千多批，原副总理钱其琛、外交部长杨洁箎等等领导，都要求我们将报告直送他们，不要由地方层层上报，可见对我们的高度重视。

　　张竹顾问今年年初去世，在他病重之际，我去医院看了他。他仍神采奕奕，浓眉大眼，威姿不减。他依然一见我大谈对天下大事的看法，他一辈子关心天下重大问题，但已口齿含糊不清了。他对腐败始终深恶痛疾，但自有不少人到他这里“开后门”，利用他的剩余价值，他又碍于知识分子的面子，违心去“帮忙”，事后又会跟我发牢骚，说××又来托办，×××要他帮忙，都是“狗屁事”，“一堆烂事”……，后悔不已，深陷矛盾，可怜得很。这大概是书生从政的矛盾。

　　东亚所从无到有，学术上坚持“出思想，出对策”独特的路，经济上走政府向我们购买服务的生存这道，得到了政府、军队、统战部、外交部、办鼎力支持，走出了一条体制外的成功之道，被业界肯定。坚持学术自由，思想自主，又不离经叛道，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智库，实不容易，也成为我们自己的家。25年来我坚守着阵地，以所为家，如果没有合适接班人，实在还不敢弃阵。智库就是这样，要有扎实基础，要有自己风格，要有自己思想，要有自己品牌，要有大的格局，要敢说人不敢说之言，要在第一时间作出第一反应，及时为国家分忧解难，不怕被打棍子戴帽子……。如今张竹走了，蒋荣钧走了，高文魁失忆了，刘继民中途告退了，胡凌炜调离了……。东亚所跟我一样老了，但是更成熟了，今后要靠后来人了！

　　永远的紫砂壶*

　　案后书架上安放着一只尚未开启的紫砂壶，是壶艺大师许四海先生去年制作的十二生肖狗年壶，但制壶的主人四天前却撒手人寰西去瑶池了，从此与我们天各一方了！

　　这让我悲从心起，心重重的痛了好几天。

　　1988年，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成立，四海先生作为制壶艺术家，参加了促进会，茶与茶艺、茶具是两岸交流中天然共同语言，请他入会，任常务理事，便于促进两岸交流，他也以“促进会”为靠山，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到新加坡、韩国、汕头、湾……，多次举行了壶展，以及茶文化交流，招来了许多朋友……。我作为“促进会”秘书长，与他接触甚多，因为对他身世特别敬重。

　　四海先生出生贫寒，少时以拾荒为生，后做过售票员，又入伍当兵，他对艺术有天然悟性，爱收集旧物，后爱上陶艺，喜欢制壶，到宜兴拜师做壶，甚至办制壶厂，渐渐雀起，小有名气。从此他的名字与紫砂壶联在了一起，甚至被称“壶怪”。当时人们对茶具的追求还不旺盛，宜兴作为壶都，工艺师收入微薄，壶经济十分萧条，几十元钱乃至百元钱，可购得名壶一把，这门传统独技岌岌可危。到了改革开放，尤其湾人来后，顿时炒热了壶价，茶具一夜炮红，名壶一壶难求，四海先生应运而兴。他不仅有制壶艺术天性，又有商品价值头脑，一边奋力制壶，一边广泛收集历代壶具，收藏渐丰，又以物易物，迅速发家。他为人又四海，爱交友，会散财，喜结缘，故得道多助，名望顿在宜兴艺师之上。宜兴艺师，穷了半世，一下至富，忙了吃喝玩乐，忙了盖房买车，忙了找外室……，以至宜兴旧壶老壶流失贻尽。时代给四海先生一个絶好机会，他忙了找艺术家唐云、程十发等合作，砌磋艺术，提高艺术素养，提高制壶艺术水平；他企图办一个茶壶博物馆，提高我国壶艺国粹声誉、弘扬茶文化……。他这愿望得到“促进会”乔林会长鼎力支持，向市委领导大力推荐，终于批拨了兴国路一个独门小院建了第一个壶具博物馆，嘉定县又批拨了十五亩荒地供他发展……，又建了第二个壶具博物馆。

　　自此之后，有了“四海壶具博物馆”、“百佛园”、“十二生肖壶”、“世博系列壶”、“紫砂十二生肖”……，广招员工，加紧批量制壶……。他逢人便说：“喝茶、喝茶、茶治百病”，致力推广国饮。但他已难得亲自做壶了，亲手做壶确确实实是费力费时的，他亲手做得壶已炒到几十万一把了。

　　好岁月让他忙得不亦乐乎，他太想做事，太多事要他去做，一个一个新项目的推出，一桩接了一桩事要去做，他来不及盈利，就被新项目套牢了。他很成功，他富有，开发了四十八亩地的各种项目，有茶馆、饭馆、宾馆、出租车行、八鸭厂、飞机场石料供应……，但他又最没有钱，整天为资金运转发愁，挖东墙补西墙……。一个艺术家，一个制壶大师，一个茶文化的推广者，但泡出来的茶越来越没茶味了，亲手做的作品越来越罕见了，他迷失在艺术与金钱的迷宫之中了，不能左右，成了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又一个殉难者。

　　但他永远是我的好兄弟，我这些年的岁月中，永远有他的踪影，他不时送来一只新壶，不时给我一个新制生肖，不时见面倾诉。他从不矫情，从不泄气，不忘初心。他目睹商场黑闇太多，有许多感慨，而我们是可以讲心里话的朋友。他留给了我许多把壶，这些紫砂壶，是他的魂魄所系。他尽管没有一句遗言，但他对我来说，是永远的好兄弟，是永远的紫砂壶大师。

　　鬼伯何必苦相逼？让我们天各一方了，记得他刚学会开车，第一次开车到路上，就到我们家来接了我夫妻去看俄罗斯马戏表演，一路得意，一脸孩子般的笑容……，他就是个无邪的孩子，我一辈子不会忘记这位兄弟的孩子般的笑脸！

　　两把袖珍武士刀

　　书架上还有两把袖珍的日本武士刀，比筷子稍长，搁在刀架上，精致秀丽，没有凶器之感。我素不欢喜在家中摆放刀剑这类器物，但这个小摆件是我一个日本朋友热忱相赠的，她坚持说我家风水中缺金，只有摆了此物，才能“压邪”……，让我不能不信，故且放着吧！

　　我这个日本朋友叫三木友里，短小精干，脸上永远充满阳光，她原是中国人，后去日本求学，毕业后入了日本籍，她的导师是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竟是我的熟人，此君来上海研修章太炎半年，组织上让我协助。三木友里毕业论文也是论章太炎，她差一点成了个研究我祖父的学者。1991年日本成立了一个“日中文化交流财团”，不知怎么她当了法人财团理事长，穿梭于日中之间，开展茶文化交流，组织日本专业人士来为我们党校讲授财会、法律、税务等，传播日本经验，还有组织两国警察、保安、留学生、旅游等交流活动。我认识她就是在上海的一次茶文化交流活动中，是许四海安排的，熟识之后，她随我去参加了福安茶文化节，她组织了五、六十年爱好茶道的日本妇女来表演，其中不乏很有社会地位的妇人，她们个个穿着艳丽的和服盛装，认认真真，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地为大家表现，向大家敬茶，三木也穿了和服为大家翻译讲解，最后将所有茶具茶杯统统送给了主办方，轰动一时，传为美谈。当时正值清明前后，春寒料峭，春风冷烈，在她们更衣室门口，站着一个穿着和服的年轻女子，像一颗小树站在狂风中，一连几个钟点，任凭风吹，一动不动……。这让我感佩不已！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三木友里的妹妹，我由衷佩服这对絶不简单的姐妹。三木友里跟我说，这一次是她第一次穿和服！我实在不敢相信。

　　我从来没有问过她身世，至今不知道她年龄，尽管我们每年都会见面，她有许多活动是托我帮她安排的，她要我担任财团顾问，我没有答应，她始终叫我“章大哥”。我很乐意跟她的团员见面，有一位叫小林二三幸的，是日本“电脑之神”，对中国文化特有兴趣，也很健谈，每次见面都会上天下地狂聊一番，让我很长知识。我去日本她总很热情安排从前首相到现检察长和等大人物与我共餐，请我看相扑比赛等。这几年她来得少了，但有一次很兴奋告诉我，有一个老寡妇给财团捐了三十多尊佛像，大多是北魏的，她要我帮鉴定一下……，我请上博专家鉴定，结果全是民国时期伪造的，这让她很失望，这一次是日本被我们坑了。三木姐妹十分迷信，今天相信这个大师，明天崇拜那个高僧，也许她们更知道命运难测，人生无常，她们作为两个弱女子要在日本大男子世界中杀出一条血路，甘苦只有自己知道了，我也没有深探过，英雄不必问过去！所以我一直把这二把小刀安放在我家中，接受她们的祝福！

　　我先后去过日本很多次，有随政协出访，随家旅游，应邀访问……，最多次数是参加国务院办与日本外务省合办的“中日关系与湾问题研讨会”，人称“二轨”会议，往往今天去明天返的匆匆忙忙旅行。但最有意思的是应日本外务省邀请的一次专访，他们给予的是很正规接待包括外务大臣的接见与会谈，可主要交流内容竟是要我对他们做的几份研究报告，给予客观评价。他们让我一个人在屋里静读，看他们文章的观点、分析、资料、注释、结论等。我吃惊发现他们观察是客观的，分析是公正的，资料是充足的，研究是认真的，不带偏见的，但这不代表这是他们政府的最终立场，政府为了自己需要，可以参考分析报告，也可以完全不按研究报告办事，但分析报告本身是应该不带任何偏见的产物，这是反映一个国家政府团队的素质与能力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他们比我们做得好，因此，在结束交流时，我问他们一定要给我一篇，让我带回去给北京的官员看看。这让他们大为为难，最后不得不还是给了我一篇——删除了某些资料来源与观点，但仍然很完整。我回去后除了给同事学习外，也寄给了有关部门，但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日本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作为近邻，一衣带水，建立和睦关系始终是两国有识之士的善愿，中国真正的复兴与崛起，要看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近邻关系。这么多年我认识了许多日本朋友，我认为与朋友应坦诚相待，应该把我们为什么要统一，怎么统一详实的告诉邻友。我们的统一是正当的，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我们处理海风云，应有人文关怀，应把人民感情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对方当作一件东西去处理……。日本人民不是每一个人都想重燃战火，要祸害我们。如果我们总是这样想，人家是不愿与我们交流的。

　　一块玻璃镇纸

　　案上有一块压纸用的玻璃镇纸，是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送我的纪念品，上面刻着他们的名称，这是我赴美参加他们会议送我的，小巧实用，而不贵重，美国人是很实际的。

　　我去美国次数不少，除了二次与家人旅游外（夏威夷、洛杉矶），其余都是应美国邀请参加会议，会毕即返，美国是不会招待旅游的，所以美国絶大多数地方都没去过，包括拉斯维加斯、大峡谷、黄石公园……。

　　美国给我最大印象是决策高明、智库发达、水准很高，对政府决策影响很大，有众多智库护航，因此美国维持了强大，这是我们要一下子超越他们是困难的。他们的智库大的如兰德公司，有三百多人，小的也有几十人。走进这些智库，看到每人在一个小小办公室，不温不燥，默默无闻，埋头钻研……，他们整天琢磨着世界众多问题，从政治、经济、科技、贸易、军事、民生……，各种各样问题，让决策更缜密、科学、可行、稳定，而不是靠少数公务人员“屁股指挥脑袋”，而自以为是的决定。我在兰德公司看到他们几百人都鸦雀无声的埋头工作的景况，望而生畏，毛骨悚然，自叹不如。我们国家过去是根本不重视政策研究，领导的脑袋就是政策，近年来逐步重视决策民主化，于是大家一窝蜂去争当智囊，整天忙于智库评比……。兰德公司是民间的，他生存的价值是向政府提供各种决策，然后获得政府购买服务，这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可以说影响了我下半生。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也是一个智库，成员大多是退休的资深外交官和学者，如洛德就是原驻华大使，其他人资历也都不浅，他们每年都会召开各种热点的研讨会，邀请相关专家与会，听取各种看法，最后形成一份综合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这些报告大体非常精确反应了问题的性质与近况，也客观记録了正反各种不同看法。海安全也是他们非常重视的问题，为此他们每年会风尘仆仆的穿梭于“北京——上海——北”，详细听取各方看法。上海是他们必到之处，必来我们研究所座谈，他们说我的看法，三五年后必会成为中国的政策，这是他们长期跟踪研究的结果。这一群人大多已七老八十了，有的甚至不良走路了，有的已虚弱不堪了，我真担心他们随时随地会出意外，但他们以老兵不死精神，活一天，战斗一天……，容安澜（原美国国务员发言人）就是来参加最后一个会议后回去就去世了，这真让我深为感动！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们在美国召开湾问题三边会议，请湾与大陆海问题专家一起参加，各陈己见。北京闻讯，非常反感，认为美国故意将湾问题国际化了，不准大陆专家赴会，实际上清华、北大学者还是去参加的，只是他们不是海问题专家，讲不清楚问题，而湾从国民党、新党、民进党都从来不缺席。其实应该有我们的声音，要敢于面对，我向北京有关领导反映了己见，他们不说不可以去也不说可以去，采取睁个眼与闭个眼态度。于是我从2005年带领了东亚的二个同仁也去参加了，美方与方是非常高兴听到中方有代表性发言，中方顿时成了会议主角。若干年后，北京有关方面也去美国了，而且建立了固定的交流渠道。

　　过去我们去美国，都是由美国提供经费，而且总是提供我公务舱，显示美国的实力。如今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成了我们每年主动邀请他们来了，于是我们每年在办与有关方面支持下，会邀请美国参与决策的重要人物，每年来开一二次会，也给他们提供公务舱了，这样的固定交流渠道已坚持了七、八年了，今年因疫情而暂停了。举行这样的会议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真正要追求统一的国家应该把我们的政策、方针、措施……向世界讲清楚，取得认同与支持。邓小平说：“湾问题的本质就是中美关系问题”，因此我们还是要从中美“共同利益”与“分歧对抗”两方面来做工作。

　　有一年我又去美国参加会议，时间只有三天，一整天会议后，第二日是安排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为了这个报告会，主办方特别安排了一个午餐会，不是简单的“汉堡包”，而是安排了好几道菜，还有水果、点心、饮料，听说是很高规格的。报告会的翻译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教授，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科领头人，他曾出了二本有关“文革”的内部文件汇编，被认为“非常反动与不友好”，不允许他再到中国来了，这样一个人物竟亲自为我作翻译，二个钟点会议，他是站着为我翻译的，（当然他腰有疾）但也算很谦卑了，这对一个骄傲的美国人来说，太不容易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听众席中坐了一位听众叫蒋瑞光，他埋头做着笔记，他竟是美国“在协会”主席，是美国分管湾问题负责人，他亲自与会并作笔记！这在我们国度是不可想象的！

　　让我更吃惊的是，第三天是感恩节，我想好好休息一日，但我们纽约总领馆热切希望我去为他们做个报告，这让我深感意外。我最不喜欢知道“内情”与“秘密”，更不希望代表上层发言，我喜欢以自己的研究与判断来解释问题。纽约领馆态度让我感动，他们不是期待我“传达上面密旨”，而且要听我的研究心得。其他几个地方领馆也总希望我多发表看法，因为在海外媒体上我们的言论实在太少，而我算是见报率最高的了！我不知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专家多多发声呢？

　　这么多年了，我也认识了许多美国朋友，也应邀去看了他们家庭，看看他们怎么实现了“美国梦”。我有幸去过斯卡拉皮诺家，他很有政治智慧，是资深亚洲问题外交官，他去世前不久还访问了我们研究所，他的家就像一个亚洲文化的博物馆，在他家的大阳可以俯视整个斯坦福大学，令人心旷神怡。我也去了傅高义家，作为哈佛资深教授——中国的老朋友，他的《中国与日本》、《邓小平的时代》都是经典之作，但他的家宽畅而檏素。有几个华人朋友都在山上买了大别墅，面对蔚蓝的天空与海洋，是令人向往的，他们中有的是在美国摆地摊卖T恤发家的……。的确，我们要赶上美国，还需时辰。

　　我从事对美工作是先天不足的，我从读小学、中学、师范竟都没有上过一节英语课，这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因此给我带来了语言障碍。一次美领馆请我吃饭，一桌人唯有我身后安排了一个翻译，让我非常不自在，以后这类活动我基本谢絶了。一次我到夏威夷开会，安排的翻译竟是从美国本土国务院特别派来的，这让我产生了怯场感。好在如我这样特殊时代产生的我，已经结束了，今天的学者再也不会像我这样了。感谢这个时代的结束！

　　纪念牌

　　书柜上放着一块金属纪念牌，是新加坡外交部送我的，上面刻着“章念驰先生2018.10.1—5，应邀访问新加坡”。这大概是我此生最后一次出访了，第二年，2019年我原拟去欧洲旅行，因医生反对而被迫取消了。新国邀请我去访问已有六、七年之多，我却一直没有履约，我与新国大使与总领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关系，时时交换对地区重大问题的看法，新加坡虽是小国，但它的影响与地位不小，它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它成功地在中国的苏州、天津、重庆建立了工业园区，又在“一带一路”发展中扮演了东南亚枢纽，在东南亚的地区安全方面拥有举足轻重作用，因此“汪辜会晤”、“习马会”、“特金会”……，这样重要活动都借新加坡举行，足显新国智谋，这跟他们平时关注世界与地区形势，拥有一定话语权与影响力有关。对我的邀访也是这种关系的产物，他们特别关注海问题。

　　经六、七年连续邀请，我终于同意去访问了，选择了国庆国定假日，并自费携带了家属（内人、女儿、外孙），意在告诉对方，我是来休假与旅游的，请不要安排我太多公务活动。但到了新国才知道，第一日上午拜访新加坡大学王庚武老校长，并在该大学东亚研究所作演讲；第二天上午与新国常务副总理见面并座谈；第三天上午与新国外交部长见面并座谈，傍晚与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见面并共餐……。天哪，五天访问，去头去尾，剩三天，一半时间在正规化交流，只有一天半时间与家人旅游，我实在不知怎么跟家人交待！当然新国对我的尊重我是很感动的。

　　访问中他们问我——两岸下一个三十年的打算，我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完成统一，我们会出一套规划……”。他们听了都很惊讶，他们说这会大大改变现状，湾会有强烈的反应的，中国现在强大了，你们的电影如《红海》等等，让人感到恐惧，咄咄逼人，似乎没有考虑湾与邻国感受……。我听了有点不以为然。两个月后，习近平发表了“1·2”讲话，这是统一的宣言书，也是统一纲领，善意提出两岸共同协商“一国两制湾方案”……。果然蔡英文慌了，极力攻击“一国两制”，拿香港说事，制造恐惧感和“亡国感”，裹胁了湾民意扺制统一，翻转了选情，取得了选举大胜，而面对湾的反扑，我们竟束手无策……。这时我才回想到新加坡的忧虑不无先见之明。

　　新加坡是智慧之国，他们的“国父”李光耀先生以一生经历写了一部《观天下》，洋洋洒洒，全方位评论天下各国大势，唯独没有关于湾章节，问他为何？他说当今世界已无湾问题，湾必然会被中国统一，而在统一前湾作的种种挣扎，“徒会增加了他们最终统一时的痛苦而已”！这是说得极对极对的，没有几个人会这样说。同样另有一事，也反应了他们的智慧。有一次，新国领导人访美，美国总统答应会见二十分钟，见面时，新国领导人故意谈到湾，美国总统顿时性起，一下子谈了五十分钟，最后托新国领导人去湾一次，给陈水扁“总统”带句口信，“说，我不喜欢你！”结果新国领导人不负重托去了湾……。这是新加坡大使亲口告诉我的！

　　玫瑰石

　　案桌上始终安放着一块玫瑰石，这是我访问湾返途中匆匆在一礼品商店购买的，这是湾特产——玫瑰石，浅浅的紫色中夹杂许多黑色线条，构成了一幅幅山水画，很受我锺爱，因为我的职业就是湾研究，它时时提醒我要有像玫瑰石一样的职业操守！

　　我从事对研究已愈三十多年，而且起步很高，一上来就担任了“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这是大陆第一个两岸交流团体，后追随“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工作，任湾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湾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研中心副主任、东亚研究所所长等等，涉事很深，时间很长，所以我访问湾机会反而很少。我的同事去访，几十次的比比皆是，而我前后只去过三次！

　　第一次访是1995年，大概是大陆涉专家首批访。俗语：“专家很门道”，与一般看客是不一样的。我得到了15天的访问，看到了许多令我惊讶的事。我发现我们对湾的认识、理解、分析、判断、决策……有许多偏差，就像湾认为大陆迄今还是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我们则认为湾民众迄今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严重的互不了解必会造成系列失误。回来后，我写了长长的访报告，结果被批为“无知，不懂两岸关系”，“吃了几天湾的饭就为湾说话了”……，这种只讲“立场”不问是非的风气，来自久矣！但我依旧我行我素，深入研究，实事求是，我也就这样成了出名的“鸽派”！

　　我最后一次访，仅三天，系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相邀，三天中除了开会，还会见了另两个院院长，海基会董事长、陆委会主任、国安会秘书长、智库领袖、媒体领袖……，大大小小会面餐聚，几乎榨干了我的每一分钟，这样的被重视，让我不知所措，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学者而已，这是一个美丽的误解！

　　三十余年的两岸关系的经历，让我对工作有说不尽说不清的感情，这不是在看电视连续剧，也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混饭吃的职业，这是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稍不谨慎会贻误国家，造成子子孙孙祸害！

　　研究湾有从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不同学科与角度的研究，我是从历史学角度去看问题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讲究的是“天下秩序”，以天子为中心的华夷之辩，天子之下为郡为诸侯，天子力量所不及为藩为夷，实行“一国多制”，“高度自治”，只要建立朝贡关系就可以，维系相对统一。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心工作是实现“现代化”，港、澳、只好“高度自治”，实行“一国两制”了。但两种完全不同制度，不可能完全“井水不犯河水”，矛盾与冲突不时发生，甚至威胁到“一个中国”，这种状况“五十年内”将成新常态，关键是中国自身发展能不能顺利。

　　认识湾必须抓住湾“内因”的变化。“二战”之后，很多国家脱离宗主国，都不约而同追求“民主化与本土化”，凡经历这二化的地方，社会生态与生活生态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从1949年到1987年，虽然退据湾，但两岸的政治生态与生活方式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双方都想继续征服对方，都想实行统一，都承认一个中国都是中国人。但是1987年后，湾去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交流后，走上了“本土化”和“民主化”道路，湾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主化让民权至上，民众当家作主了，民意开始主宰一切，权力来自民众选票，暴力民主出现，民粹主义盛行，蔑视法律与规则……，民主开始走向民主的反面，全世界的“民主化”几乎都荒腔走板。本土化满足了人民当家作主，样样要以湾优先，逐步形成湾主体意识，中国意识淡化，形成自己的国族意识，追求独立建国意识，形成“一中一”或“湾独立”观念，形成“爱”“卖”二分法……，造成湾两大政党都成为本土政党，再也没有“中国国民党”与“湾民进党”的区别。

　　“民主化与本土化”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湾的“民主化与本土化”都走向了“民主与本土”的反面，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许是中国实现最终统一前的一个插曲，这也让湾付出极高昂的代价。从历史的到现实，从内因到外因，我们可以看到湾内因的变化还处于发泄的上升期，人民还没有觉醒，中国的现代化也没有完全完成……。但是湾逃脱不了“被统一”的宿命。湾问题研究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仅仅看看湾新闻与报刊是永远不会有清楚认识的，何况我们很多的“砖家”连报刊也赖得看，仅仅以一般规律来套湾问题，居然也混得风声水起！

　　三十多年湾研究，使我无比同情湾，当年他们遇到中国最弱时期，是祖国抛弃了他们，今年他们遇到中国最强时期，“独”要翻越崛起的中国这座大山，是絶无希望，企图靠海峡来划分“一中一”，这海峡又实在太狭太小，难挡十四亿中国人的意志，要靠美国庇护，又太远又太不可靠……这都是中国的悲哀！

　　疫中锁家，凝视家物，勾起回忆，通过对二十多件小摆件的记述，展开了我的一生，见物思人，见物忆事，如同《十日谈》，藏否人物，褒贬事史，供后人参考。疫渐消矣，我们都要重新投入生活了，再见！

　　2020年7月5日

　　* 原载《文汇报·笔会》2020年7月6日《回忆许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