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世，走了一圈，发觉我的前世今生竟与石门路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这一切似乎冥冥之中被注定的。

　　石门路在上海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众多商铺后面居住了无数居民，它繁荣的程度仅次于南京路与淮海路。它北起苏州河的恒丰路桥，经南京路，南扺淮海路，全长1600米左右。南京路南段又叫石门一路，过去叫同孚路，南京路北段又叫石门二路，过去叫卡德路。

　　那就先从我的祖辈说起吧！

　　同福里是我祖父的住地

　　我祖父章太炎，鲁迅先生称他“七次追捕，三入牢狱，其革命之志终不屈绕”。其实我祖父岂止“七次追捕”，袁世凯专政后，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祖父也在通缉之中。国民党“北伐成功”，祖父因反对“国共合作”，他说“我们应当反对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是受苏俄支持的党派，凡受外力支持的党派都应反对；他也反对蒋介石，称他是新军阀，“尊事赤俄，奉鲍罗廷为统监”，都是借外来势力欺负中国人……。因此又遭到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所以他不得从比较偏僻的沪西南洋桥搬到比较热闹的同孚路来（即今石门一路），位于“公交医院”旁315弄进去，到底有一条横路，横路上有四条石库门弄堂，叫“同福里”，他入住第二条弄堂的8号。这是1927年的事。

　　在同福里他完全蛰居，属于匿藏。后来在友人们疏通之下，蒋介石又忙于派系战争，他稍有自由，有人又请他参加公开活动，他忍不住又大发言论，称“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国民党）他们是一个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叛国者国民应起而讨伐之”，他的这些言论在报刊刊登后，国民党气急败坏，于是国民党再次“通缉”他。由于同孚路属于公共租界，国民党无法直接抓他，但祖父不得不搬家，虽然只是从8号搬到了弄堂底的10号，10号比8号面积大了许多，但他基本上匿藏于虹口日租界的吉住医院，以及躲在我祖母的妹妹家，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才又回到同孚路的同福里，一直到1934年离开，迁居苏州。

　　这时期是祖父一生中的最最低潮时期。鲁迅先生说这时期是用自己的手与别人的手把自己与时代隔絶了，无奈离开了时代的中心，退守他的书斋之中，做着他的学问。但这时期他意外的收了一个弟子，这就是他的邻居，对面10号住宅王敬甫的儿子王仲荦，小名阿牛，为人忠厚，为学刻苦，是我父亲与叔叔的玩伴，也经常来我家串门，祖母感到这孩子很有造化，劝祖父收为弟子，王敬甫闻之大喜，让孩子正式拜了师，从此祖父对他亲教亲随，他也照顾我祖父日常起居，成为众多弟子中最最贴身的弟子，后随祖父到苏州，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任教，祖父去世了，他又随我祖母到上海太炎文学院任教……。1949年后赴山东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国务院二十四史整料小组主要成员……。就是他促成了《章太炎全集》的出版，完成了祖父与祖母遗愿，也正是他安排我参加《全集》工作，到社科院历史研究院工作，成为了今天的我，这样的结果，似乎冥冥之中已在命运中被决定了的。啊，石门路，同福里，与我竟有这么密切关系，太奇妙了！

　　我曾住过德义大楼

　　1951年，父母离异，我随母亲从南京西路泰兴路口的麦达公寓（今泰兴大楼）搬到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口的德义大楼。这个装饰巍伟的大楼，外墙是咖啡色与米色的砖块,装饰着四个高大的雕像，有着欧洲古典风格，在上海也是非常少见的。这是一个八层楼的大楼，一个门开在南京西路778号，另一个门在石门二路口15号，我居住在八楼，是从石门二路口15号进出的第四个房屋。当时上海高楼很少，使用电梯的更少，我住在高高的八楼，面向东南，可望到外滩，俯视半个上海，感觉好极了，又从小独开电梯，很是得意。

　　住在德义大楼期间，我有两个印象极深的事。

　　一是我姐姐带我去昆山春游，姐姐仅比我大两岁，一直扮演着家里的老大姐角色，当时她不过读五年级，学校组织春游，竟带了我一起去。记得天不亮，我俩摸黑从消防楼拾级而下，穿过黑洞洞脏兮兮的消防梯，她带了我勇敢出发，我第一次乘火车到昆山，也是第一次外出旅行，也是第一次看到了山，至于是不是爬了山，我完全不记得了。

　　二是在家病了很久。当时我颈部长了好多不痛不痒的节结，身体也非常乏力，父亲抱了我去看病，说是淋巴结核，俗话叫“栗子精”，西医说要开刀，父亲说不妥，这会给孩子留下许多伤疤。于是他四处访医，后来听说有个原要被处死的老中医，他有一个治“栗子精”的密方，以方换活，我们于是找到了这老中医，吃了他的密方，没有几个月，彻底治愈了，这是一种黑色小药丸，听说价格不菲。这件事令我没齿难忘！

　　德义大楼底楼有著名的“南京理发店”，迄今开着，可称百年老店了，我几乎没有光顾过这名店，但“文革”中我却带了六十一中学（即今民立中学）学生去“学工学农”，名店也要面向工农，我记不得我这些学生有没有为人理发，但当时医院后勤人员上手术台拿起手术刀还是有的，絶非笑话。

　　德义大楼几尊洋人石像我是见过的，“文革”爆发，被发了疯的民众用绳索硬生生拉了下来！这让我想到美国近来的黑人运动，也是拉倒塑像，推倒历史……，跟我们当年何其相似！不知为什么，我却高兴不起来，我不认为美国从此完了。

　　我在德义大楼住没几年，搬到了成都北路修德新邨的一个底楼，“阳光从富人的高楼，落到了穷汉的屋脊”。

　　我在育才读中学

　　在石门二路与山海关路口，就是著名的育才中学。1956年至1959年，我在育才中学读初中。

　　育才中学以教育质量高，学生品行好着称，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段力佩，他又是区教育局局长、副区长，他的侄子也是教育家段镇，他威严过人，每个学生都怕他，但他提倡愉快教育，不要把学生当敌人，反对填鸭式与满堂灌，他经常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讲故事。所以我的语文老师就学了他风格，从不照课宣读，上来就说：“大家提问吧！”于是大家习惯把书本上的书本外的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提出来，他从容的一个个解释，写了满满一黑板，一节课就轻松过去了。我记得他姓孔，说是孔子后裔，让我刮目相看。政治老师则是刻板刻板的，听说是转业军人，他讲得阶级斗争道理，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班主任是一个满脸铁青胡子的汉子，就是他给我毕业评语：“与家庭划不清界线，政治立场不稳”！让我第一次感到五雷轰顶，使我差一点丧失再读书机会，我的另一个同学也是得到如此评语，从此失学在家！我的中学生活实在乏善可陈，只记得参加了“红十字”,当了三年卫生员，为同学滴了三年沙眼药水。在红十字队伍中有一个很漂亮很文静的女同学，像天使一般，但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叫什么，朦胧的青少年，完全被残酷的阶级斗争生活取代了，但我由此一下子成熟了。

　　我初中毕业时，正值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教育……的疯狂时代，办了许多民办学校，但师资奇缺，于是段力佩校长办了一个“静安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共招二百个学生，其中从育才应届生中抽了二十还是四十个学生去读师范，我们班班长被抽去读“速师”，我被抽去读“普师”。学校就办在静安区第三中心小学内。

　　“文革”中我多次生病住医院，与段力佩校长儿子成了病友，老校长几乎每天会来陪儿子，成了标准慈父，一点也没有了威严，与我居然也有搭没搭地说上几句。“文革”后我去静安区少年宫工作，主编思想教育杂志《小葵花》，其中也总结和刊载过“段力佩教育思想”。这是我与育才的余音。

　　我在防疫站读师范

　　静安师范创办于第三中心小学的一幢辅楼，后来不知为什么搬到石门一路82号静安区防疫站。这个防疫站是一幢漂亮精致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共三楼，后有辅楼，前有小园子，有个中式门楼，原先是同济大学的中美医院，最早是意大利船商铁尔健沙的住宅。我们在三楼读书，楼梯铺着讲究的緑色橡胶垫。下面二层是防疫站，也是区最大的化验站，每天有许多人来抽血、验血、验大便、验尿、验痰……，让人很恐怖。

　　我的教室在三楼朝东第一间，小小的房间，坐了好几十个人，我又坐在最后一排，拥挤不堪，至今有挥之不去的压抑感。最最难忘的是吃不饱饭。当时正值“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奇缺，我们始终吃“烂糊面”，每人一盒，吃时很饱，瞬就饿了……，这种饥饿感迄今让人感到痛苦。师范是免费教育，吃饭也不要钱，但毕业后三年内不得报考大学，我1962年毕业，三年后遇到了“文革”，大学也没有了，让我从此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但我吸取了中学的教训，“积极向上”了，入了团，当了团干部，学会了保护自己！

　　防疫站的小园子，勉强可当一个球场，一楼大厅有一个乒乓桌，这就成了我们最好的休闲场所，课间课后，少男少女挤在一起看篮球赛、看乒乓赛……，尽管只有这么一点娱乐，但欢乐笑语此起彼伏，响彻上空，大家忘了饥饿，萌发了少年无邪的情感与友谊。尽管我们条件是如此简陋，我一点没有瞧不起自己职业，我始终认为教书育人是崇高的职业，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不可能在小学、中学、少年宫度过十七年的老师生涯，而且都是尽力把班级教好！我虽然不是毕业于什么名校，但我还是很怀念这一段生活。每当我路过这所“学校”，（如今成了美诺厨房展示厅，围墙也拆除了），仿佛还能听到从三楼窗口上传来的“加油”欢声笑语。

　　我到了街道小学教书

　　1962年我师范毕业，赶上了“大跃进”后的“大衰退”，师范毕业生分配不出去了，有的只能去菜场、商店、银行……，也有少数去了公办小学，当然也有出身极好的去了教育局，我与一部分人分配到街道，支援民办小学，待遇是所有毕业生中最低的，每月25元。我报到的地方是石门一路251弄5号——威海卫路街道党委。我又到了石门路。

　　威海街道拥有六所民办小学，大概共有六、七十个班级，师资大部分是街道家庭妇女，以及社会闲散人员，“总负责人”是一名党员，也是唯一一个党员。我们是第一批正规师范生补充进这个队伍。

　　报到一天，有二三十人，除了师范生外，还有一些待业青年，其中有一个文雅端庄的女青年，出众地站在人群中，她大学肄业，小资成份，我们互相看一眼，四年后，我们结为了夫妇，威海党委成了我们婚姻牵线之福地，而她家是恰恰是党委对面252弄的华顺里。石门路的华顺里成了我与内人半个家，我的岳父母住在那里，他们不很支持我们婚姻，因为我工作太低档，但我岳父母去世后，我每年为他们扫墓，坚持了四十多年，从未中断过。命运就是如此奇妙地安排了我的一生，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将我与我的内人，安排在社会最最低层，在这个环境下，我们走到一起是一种必然，不敢说是郎才女貌，都是天下沦落人，贫贱夫妻百事哀。

　　“文革”期间，我妹妹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甘肃，我是家中唯一可以为她送行的人，于是向“总领导”请假，她说你自己去向街道党委书记请假，于是我跨进了石门一路251弄，向已经被解放的党委书记请假。他是一个有点苍老面部铁板的人，我站在他面前，小心地说：“我想请假去送妹妹”，不料他大声吼道：“你们这些出身有问题的人，事情就是多，小资情调，你送妹妹是大事，我们开会就不是大事吗！！！”我吓得逃了出来。这是我当年接触的最大领导，至于我们的“总领导”——唯一的党员，一个有夫之妇，竟与我同学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一切让我的信仰大受损伤！

　　“文革”结束后，我到社科院工作，中央也给落实政策，我搬到了美国领馆斜对面高楼。我在街上常会看到一个老头，背着手茫无目地在走路，他就是这个党委书记，更老更老了，但我认得出他，他一路不断地嘟嘟囔囔不知在说着什么……。

　　我与民立中学

　　“文革”进入“复课闹革命”与“上山下乡”阶段，中学经历大清洗，教师奇缺，不得不向小学借调业务能力强的老师去支教，我被抽到六十一中学。六十一中学前身与今世就是著名的民立中学。我调入该校后，即安排我担任初三毕业班教师，即七○届的班主任与语文老师。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曾发表过《我与民立中学》一文，如今收在我的《后死之责》一着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此不重复赘述

　　民立中学位于威海卫路石门一路口，两边各有一个校门，校墙在两条路各占一半，在这两大块墙面上，我参加过“大批判专栏”布置工作，我又一次与石门一路亲密接触。我在该校获得过“静安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称号，我任教班级也评上过区、校先进称号……。我尽一切力量洗刷自己的原罪。

　　在民立中学有二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记忆。

　　1．在民立中学石门一路边的对街，有一家著名的红装（原红翔）服装商店，橱窗里陈列了一件豹皮大衣，成为这个店独特的标配。有一天，这件豹皮大衣不翼而飞了，震惊了整条石门路。后来终于破案了，小偷竟是民立中学的学生，而且他们是课间干的……。这让至今不解，他们是怎么办得到的？真是神偷。

　　2．当时是一个文化饥渴时代，文化都被革命了，根本看不到经典名著，这让人的精神世界极度贫乏。但民立中学图书馆居然有非常丰富藏书且没被毁，管图书的老师又乐意偷偷借给我看。这让我如饥似渴地饱览了许多经典，可以说是一辈子最最过瘾的愉阅，这种快感迄今无法忘却。

　　石门路拾忆

　　一条石门路，不知撒落了我多少珍贵的记忆。

　　防疫站隔壁一条大弄堂里，有一个“威海地段医院”，我少多病，心又郁闷，常跑医院，而这所医院好医生真不少，有留学德国的儿科医生周颂凡，正宗科班出身的西医江上昭，传染科专家姚光弼，中医大家张存权，张龙孙……，不知怎么都流入地段医院，他们医术高，待人好，一点没有看不起民办小学的我，还做了朋友……。“文革”后江上昭当了区统战部长，姚光弼去了中心医院，张龙孙去了华东医院，张存权退休了……。

　　地段医院斜对面是中医文献馆附属医院，也有我好多熟人，再隔壁是老字号“四如春饭店”，“四如春”对面是著名的吴苑生煎包店。

　　再往北走，石门路威海路口是正宗苏州采芝斋，货式齐全，品质可靠。

　　“采芝斋”向北是大中里，住了我许多学生。这弄堂四通八达，散落了许多街道民办小学，都是在居民客堂间或厢房间，我就去这些学校教书。

　　“大中里”对面有中西药房等许多店家。如世界大药房、永泰服装店、博步皮鞋店、大新昌布店等。

　　“大中里”与“华盛里”中间有红村酒家。

　　“红村”对面是同孚大戏院，还有很大的布商、服装店、上海舞蹈学校（上海合唱团）、公惠医院、鼎日有南北货店……。

　　过了南京路就是石门二路了，从南京理发店、宋庆龄儿童书店、德义大楼到卡德公寓，楼下是著名的凯司令蛋糕店。

　　再向北是大风堂，张大千一代风流人物均作古了，但大风堂、怡安里尤在，这二条弄堂面貌依旧，可以说是石门路上仅存的遗迹。

　　育才中学对面原有很大布店等，但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是盛利炒面店，最早叫“胖子炒面店”，炒出的面肥肥胖胖油油鲜鲜，这股味道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再往前是牙防所，卡德洗浴池，多少人在这浴池留下了老上海洗浴滋味……。

　　一切俱往矣，石门路上如此众多鳞次栉比的名店，特色商店，海派风格的店铺统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现代化的大商场，大办公楼，千篇一律的大而无当的商场……，如一个个巨大无比的怪兽，彼此对视。有一次我与内人去石门一路寻旧，在巨大的现代化建筑的迷宫里转了半天，旧时的痕迹竟一点点也没有找到，老宅、街道、商店、气息、岁月……，统统消失了，我难过得几乎要哭了出来！

　　从同福里到东亚所

　　石门路北至恒丰路桥为止，过了桥，桥下即是上海青少年活动中心，而我们的研究所就设在这大厦之中。二十五年前，我与一些同仁创办了上海东亚研究所，这是一个以研究港澳台为主的民间智库，由我任法人与所长，一直干到了今天，我几乎每天会经石门路扺单位，命运似乎一直将我与石门路联在一起，从同福里到东亚所，这种神秘的力量将我们缚在了一起。

　　东亚所是改革开放产物，我们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民间企业、商店、学校、医院到智库，都是弥补体制内的不足，突破体制内的条条框框陈规旧习，用第三个眼睛看问题，事实证明是很受欢迎的，被海内外公认为一个有知名度的智库，我们产品是对港澳台重大问题的研究、判断、对策、建议的《动态》与《专报》，而政府与有关部门则是向我们购买这些产品，形成一条“产、学、研的链条”，西方的决策大体也是如此。我们的《动态》与《专报》已形成三千多篇，大多受到高度重视。

　　回顾我的前半生几乎都与石门路相关，1980年后，我的后四十年，也有割不断的关联。我后半生，身逢盛世，做了两件事，一是编了我祖父《章太炎全集》，终于完成了这项“大山工程”，获得国家古籍出版委颁发的“一等奬”；二是研究两岸关系与台湾问题，获得国务院国台办颁发的“特别奉献奬”，先后出版专著十多部，评上了三级研究员，当了市政协常委，市政府参事……。如今行将八十，历历往事，念念不忘，没了抱怨，只有感恩！

　　写于2020年7月19日

　　* 发表于2020年9月《上海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