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民立中学的学生杨金生给我电话，说他们老同学聚会了，她想把他们合影发给我，让我看看还认得几个。我欣然答应。

　　照片发来了，男女同学十九人，我反复辨认，除了杨金生，我竟一个也认不出来了！我一遍遍辨认，想找出他们青春的痕迹，但越找越紧张，我感到自己失忆了，惊慌极了，我不知他们是谁了，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泪水顿时灌满了眼眶……。当即我写下了四句话：

　　少时音容老全非，
　　沧桑布满稚时脸，
　　匆匆岁月多无情，
　　夺我忆中可爱孩！

　　这几天我一直沉浸在民立中学的回忆中。

　　我在民立中学仅仅教过一年书。

　　民立中学是重点学校，历史悠久，一度改名为“六十一中学”，如今又恢复了旧名，我在那里教书的一年是叫六十一中学。它原址在石门路威海卫路口，如今搬到威海路870号了，原址变成了一大片新商务区，仅仅保留了学校的一幢老楼，我就曾在这幢老楼的东三楼这个教室教了一年书。

　　这是1969年，疯狂的“文革”进入了“复课闹革命”阶段，中小学都复课了，但中学师资严重不足，便从小学抽调了一些业务骨干去支援中学，我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学校初高中合起来只剩了四个年级，初一（即73届），初二（即72届），初三（即70届），高中只剩下69届了，他们正等待分配。这些学生这几年基本没读过多少书，被放野了，尤其我教的70届7班，是全年级最乱的一班，是全年级差生的合并班。好在我在小学都是教毕业班的，都是几个学校差生的合并班，当年的我，精力充沛，差生班结果都教成了优秀班。所以我一进中学，直接教初三，也是教毕业班。

　　民立中学，创办于1903年，由福建苏氏五兄妹兴办，带头实践教育兴国理念，一路走来，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不乏激进的革命志士，如左联殷夫等。作为重点学校，必须具备两大因素——

　　第一，师资最重要，老师必须有真才实学。我读育才中学时，就深感于此，而我师范毕业后在小学教了好多年，发现在小学几乎任何人都可当老师，出现不少误人子弟现象。民立中学教员都很有水平，拿得出二把刷子，掌握得了教学重点，教学都在四十五分钟课堂上解决，而不是靠补课。

　　第二，校风次重要，老师对学生的成绩与习惯，都要有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养成好校风。好学校老师看惯了学生必须怎么上课必须怎么做作业……，就会坚决守住这些标准。差的学校即老师对学生的松散习以为常，这种学校就办不好了。

　　所以我很赞同——“只有教不好学生的老师，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钱谷融先生说：“文学就是人学，”。教书育人，也是人学，是培养人塑造人，而不是培养读书机器，更不是培养驯服工具，所以学校应该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

　　最初接任70届七班班主任工作，班级的状况实在不堪描述，学校干脆把这个班级放在学校最角落的一间教室，任其生灭。而我对此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脑子里满是苏联建国初期马卡林柯任教的状况，充满了马卡林柯的教学激情——教育者的责任是教人育才，是去改造培育他们，要有足够耐心，要知道人是一熨斗烫不平的，要允许学生反复。“文革”初期三年，学校混乱状况，与苏俄建国初期有相似的混乱，我是有足够思想准备的。

　　所以我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军训”，打着毛泽东“准备打仗”旗号，每天清早，与大家列队军训。我自己带头，每天一早六点半到校与大家一起“军训”。经过几个月的严格军训，班级慢慢地被训练得有模有样了。当时我二十七、八岁，精力充沛，有股激情，感到能从小学到中学工作是个光荣，自己又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更要努力改造，所以真是任劳任怨。每到中午我也饿极了，但我的午餐钱保持在一角五分，因为我的工资只有二十五元，所以吃饭与零用钱只有五元钱，所以一直感到肚皮空空，我们就是这样走过自己青春岁月。

　　我作为班主任，跟学生讲得最多的是怎么做人，做什么样人，以及宣传知识的重要。我以孔子教人育才的让顽石点头精神鼓励自己，而不是靠训学生，骂学生为快，决不靠压服，那怕最初他们歪歪扭扭听课，漫不经心上课，我都会有耐心施教，耐心引导变化，事实上他们也是一点一滴吸收做人的真谛，一点点改变他们的坏习惯，当多数学生变好了，少数顽劣的也会跟了改变的，逐渐课堂秩序大为改观，顽石终于点头了。于是学校让我们搬到主楼三层东边教室上课了。

　　我作为语文教师，我尽量让他们得到知识与趣味，特别让他们从怕写作文，到爱作文。我从不讲究做作文的繁琐要求，而是重点启发他们思维，从来都是用十分钟讨论这篇作文主题，然后让大家用半小时去完成写作，再用一节课交流，评点优劣，鼓励相互借鉴，引发兴趣，让大家不把作文看成苦事，然后才是教他们怎么运用好词彚，怎么讲究作文的结构。慢慢他们有兴趣上课了，不以读书为苦了。

　　我们的班级纪律、风气、学习面貌一点点变好了，居然多次评上学校先进，还评上了静安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我也评上了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分子”，犹如今天的劳模，作为出身这么不好的我，能得此殊荣，还是第一次，虽然没有半分钱奬励，但这在当时是非常光荣的事。

　　这期间，有几件事让我忘不了。

　　记得有一次组织学生清明去宝山祭扫先烈，因为宝山是解放上海牺牲最大的地方，特别值得纪念。但班级上竟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付不起车资，于是我组织有自行车的同学骑自行车去，并捎带一位车资困难者，我自己则车前车后各带了一个同学前往，于是全班同学无一缺席了。当时社会无政府主义成风，我们一个车队，前呼后拥，男女混搭，浩浩荡荡，从石门路骑到宝山，然后高高兴兴安全返回，这种场面何等欢快！今天我完全不可想象我当年怎么会带了两个人往返宝山，这种力量从可而来？

　　又有一次，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我发现南面天空忽然冒出一柱巨大的烟柱，救火车铃声随之大作，我知道一定发生了大事，于是我宣布全班紧急集合。全班同学立刻在操场整齐集合，用小跑步姿态，步伐整齐，口号嘹亮，跑到了“文化广场”前，“文化广场”果然发生了火灾，于是我们帮助拉起了警戒线，维持了社会秩序，直到火熄灭，然后全体整队跑步返校。路人都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他们大概不会相信这曾是一个“差班”。我也跟了跑步，履之如飞，但我今天七十七岁了，再也跑不动了，青春就这么消逝在回忆中了。

　　1970年夏，就在他们即将毕业前夕，区教育局批准我正式调入民立中学。但不久，“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我被小学“工宣队”勒令立刻返回小学接受批判教育，我连与同学辞别机会也没有就被“揪回去了”。我当时作为一个“有问题的人”，谁还敢接近我呢？民立中学怎么敢为我说话呢？

　　回到小学，批判了我的“白专思想”、“与反动家庭不能划清界线”，但更多是审查我“文革”初参与对静安区委干部的抄家，据说还抄走了许多文件财产……。这真使我百口莫辩，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又处于社会最最低层的民办小学，只有人家反复来抄我们家，我怎么会抄干部的家……。但一切辩解只会加重“态度恶劣”的批判。当时“工宣队”与“专案组”请了许多被抄家人员的家属，一一来辨认我，搞了很久，直到该结案时，还请了最后几名当事人来作最后的辨认，其中有一个是已经去崇明“插队”的知青，他惊讶地说：“怎么是他呢？他是我老师，如是他来抄家，我早认出他了”。于是，我莫明其妙被“解放了”，一切不了了之。但就是不放我回中学了。因为“革命群众”与“工宣队”、“专案组”永远不会有错的，他们怕我翻案。面对这样不公的结果，又有谁愿意为我鸣不平呢？我怎么敢说“文革”搞错了，“工宣队”搞错了呢？我至今不知这个学生是男是女，是我什么时候的学生，一切如梦。

　　从此我离开了民立中学，学生们也都被分配了，大多数是插队，从此我们天各一方了，民立中学似乎也忘记了这个曾经工作过的我。直到“文革”结束，我先去了“少年宫”工作，后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一晃近四十年，各人都为生存昏天黑天地工作，作为资深的学者，我迄今没有退休，仍然天天在忙，得到了许多成就与荣誉，也失去了许多亲情与友情，包括与当年絶大多数学生再也没有谋面的情谊（除了少数班干部）。

　　这批学生是吃苦最多，磨难最大的一代，是被牺牲的一代，所以最显苍老，最少骄骄者。对此我们似乎也缺乏一个道歉，甚至还有人为“文革”辩护，实在缺乏反省的精神。但是这个班至少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学生，他去插队后，又去读书，当了医生，回了上海，当了领导，又当了“劳模”，并担任了市政协委员，专委会主任，又升任常委，最后担任了市政府参事。他的经历与我经历与所担任的社会职务竟一模一样，仿佛是我的再造，当然一定比我更优秀，他叫金亦民，当年一个顽皮又好学的学生。这样成功的学生，一定付出了比一般人更多的辛劳。

　　我在民立中学虽只有短短一年，但还是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民立中学有一个藏书很丰富的图书馆，我去时被封掉了，但我与管图书馆的老师反复商量，他很心软，偷偷地不断借给我书，让我读了许多好书，如高尔基的全集、托尔斯泰的主要著作，及俄罗斯许多经典著作，都是在这期间读的，大大滋润了我的心灵，增长了我的学识，我几乎每天阅读到半夜，如今想起来还感到无比痛快。以后我回到小学，去了茂北小学，他们工会有许多藏书，虽然也封掉了，但我偷偷地把书橱后板撬开了，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经典著作看了个遍，这就是我经历的“社会大学”。在一个文化被“革命”的时代，能读到这么多的好书，是十分幸福的回忆。

　　当时无论学生与老师都很穷，但却不乏同情心。我家住房一间太大一间太小，很想改变一下，苦于没有办法。我们年级组同仁知道了，教我重新隔房。他们说干就干，好几个同事并邀了学校木工，选了一个星期天，从早上六点，干到天黑，整整干了一天，圆满帮我隔好房间，解决了我住房的困难。说来他们也是大知识分子，但他们一点没有架子，没有任何索求，显示了同事间的友情，让我至今感动。这种檏实的情谊，在我以后岁月，似乎越来越难遇到了。

　　民立中学有个宣传栏，一直搞得很有名望，成了石门路与威海路转弯角的一道风景线，有十六块墙面。我生性好绘画，去了该校，也参加了这“大批判宣传栏”的工作，结识了许多师生，如从浙江美院毕业的章明炎老师，律师出生写得一手好字的周××老师，还有69届等分配的陈丹青同学，我跟他们学了许多。也成了我民立中学回忆的一部分。

　　当时陈丹青的天份已尽显，宣传栏许多绘画就是他最早期的作品，他看一场体育比赛，可以绘满一二册写生本，不仅神速，而且形准，显示了出众的才华。这跟他有一个好的启蒙老师是分不开的。章明炎为人低调，绘画水平绘画理论都是一流的，他很器重陈丹青，我与章明炎老师去过陈丹青家，狭小的家庭，装不下他很高的心，他就是透过天窗，展望未来，走向了世界。他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鲁迅，这个时代人大多都如此，即使再杰出的人，思想中最大烙印还是鲁迅。

　　这个时代，除了读毛着，就是允许读鲁着，鲁迅的冷峻与尖刻影响了几代人。无疑对陈丹青影响是最深刻的，他也没有跳出鲁迅对国民性与时代不公的批判。所以陈丹青离开祖国到了美国见到了木心，惊为见了天人，木心的知识正是陈丹青他们最贫乏的，于是他拜木心为师，敬佩木心的知识。假如陈丹青有三分之一时间如我一样偷读一下图书馆的这些藏书，他就不是今天的陈丹青了。

　　多少年过去了，陈丹青一直记得我，我也记得他，并以他为荣。我曾对他的著作发表过评论，刊在《新民晚报》，他在美国看到了，他对他弟弟说，一定是我才会这样写。他回国后偶会一见，他送了我《大先生》等，他对友人王安忆等多次说民立中学的章念驰如果穿件长衫，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二十年代的教书先生……。这是他画家敏鋭的眼光。

　　是啊，我们的骨子里就是一个书生与教书匠而已。

　　写于2018年4月1日

　　2018年5月15日改定

　　* 发表于2018年11月15日《上海纪实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