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罗仁光接受县委组织部的安排，担任金砂大队党支部书记，在金砂工作了近两年（1959年9月至1961年6月），亲身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艰难曲折。现将他对当时的回忆整理如下，以存当年的一段历史。

　　金砂大队当时有人口1307人，耕地面积2257亩；辖樟塔、黄土坑、四联、太平、赤竹、西湖寨、洋田、蕉坑里、围屋下等9个生产队和一个暴动连（即突击队）。

　　1958年“大跃进”以后，金砂人民经历了移苗并坵、撒播密植（造成大面积絶收）、大积緑肥、开发万宝山、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事情的折腾，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1959年金砂大队全年收干谷86.6万斤，每亩单产仅190斤。

　　罗仁光上任不久，参加了城关公社召开的干部会议，会议决定，要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大队生产的粮食要扫地出门，为完成征购粮硬任务让路。金砂大队全年生产的粮食86.6万斤，粮食征购任务就要56.34万斤，留种子5.05万斤，只剩下25.21万斤为1307人的全年口粮，人均只有192斤。但在上面的高压下，粮食征购任务是非完成不可的！估计春节过后不要多久，金砂大队的群众就要断炊，还缺少半年多的粮食到哪里去想办法？这是摆在罗仁光面前非常棘手的问题。

　　城关公社采取高征购低口粮的做法，必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针对这一严重的问题，罗仁光召集大队领导班子研究应对措施。当时大队的班子成员有：副书记廖锦德、大队长张华先（是一位老革命，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出席全国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副大队长邱佛荣、会计张学初、粮食干部赖添辉、妇代主任陈菊英。他们通过认真讨论，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会议决定，立足于自力更生，大力扩大生产，搞好冬种，种植小麦、油菜、烤烟等冬种作物以求出路，向粮食部门要求供应麦种、油菜籽，要求供销农资部门供应花生饼、豆饼及化肥等。同时，还要向党中央和张鼎丞检察长反映金砂的真实情况，争取上级的支持。

　　整个冬季，罗仁光和大队干部包干负责，下到各生产队广泛发动群众，大力种植小麦、油菜、烤烟。当时，金砂大队各生产队的房前屋后的冬闲田和平洋田都种上了小麦、油菜及烤烟。到了春季，呈现一派丰收景象。县粮食部门和供销农资部门的领导看后都大加称赞，还为金砂大队拨了一批台湾谷种和一定数量的花生饼、豆饼及化肥。农资部门拨下来的化肥，按冬种面积分配到各生产队。粮食部门下拨的台湾谷种和农资部门调来的花生饼和豆饼，按各生产队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各占一半的比例进行分配，当作全大队群众度饥荒的粮食。

　　虽然开展了生产自救，罗仁光和张华先还是十分担忧，因为到夏收还有半年时间，靠冬种作物的收成来度饥荒，一怕来不及，二怕仍不够。如果上级粮食部门没有拨回销粮，还是不能解决粮食问题。因此，他们决定向党中央和张鼎丞检察长反映真实情况，希望得到上级支持。于是罗仁光找来张福贵（金砂八区原副区长）、罗助发（曾任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等20多位老革命，向他们如实汇报了金砂群众在春节后将面临断炊的严峻形势，以及向党中央和张鼎丞检察长反映真实情况的想法。大家听后一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上级的支持。他们请人代笔写信给张鼎丞，反映金砂的真实情况，并签上他们的名字。为了免遭县里的检查拦截，使这封信能够顺利寄到北京，他们派专人将信拿到广东大埔去投寄。

　　过了一段时间，金砂革命烈士的后代张振星和张绍荣等人带着金砂人民反映情况的信去了北京，向张鼎丞汇报了金砂群众断炊和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张老亲笔写信给罗仁光，询问家乡老同志和社员代表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罗仁光及时回函给张老，证实他们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张鼎丞知道了金砂的真实情况后，非常焦虑。正如他的秘书鲁坚（后任司法部副部长）在《他心里总是不忘人民》的回忆文章中说的那样：“1960年，张老不断接到群众来信，反映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他老家（金砂）也派了几个社员来找他，告诉他那里的群众口粮少，吃不饱。他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心中焦虑万分。”1960年3月，张老派跟着他一二十年的秘书鲁坚到金砂大队蹲点一年。鲁坚到金砂，住在西湖寨的新屋下，和农民同吃同住，无论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热，总是和社员一起劳动，社员有什么知心话都对他说。他还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实际瞭解情况，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恢复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行之有效的办法，党支部采纳他的办法，有力地促进金砂大队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他艰苦檏素，到县里开会，从不坐小车，都是步行到县城。他经常引导大家，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困难是暂时的，生产生活是会好起来的。

　　张老派秘书鲁坚来金砂蹲点，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快，省、地、县都派工作组来金砂蹲点。省委派省委办公厅主任丁心斋为组长、省粮食厅马厅长为副组长的工作组来金砂蹲点；地委派地区卫生局丘局长来金砂蹲点；县委书记尹同祥和县长赖祖雄也经常来金砂瞭解情况，还派李明光、胡敦达来金砂蹲点。省、地、县派来的工作组，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解决缺粮问题，还要求上级有关部门派遣医生医治水肿病人。根据省、地、县粮食部门的安排，从1960年4月1日开始到7月15日止，帮助群众解决基本口粮，配给金砂大队平均每人每月30斤稻谷。省、地、县卫生部门派医生送医送药，使金砂水肿病人也得到有效的医治。

　　1960年6月，下金大队并入金砂大队，成立金砂管理区。支部书记仍由罗仁光担任，张德荣为副书记，大队长郑仰生，副大队长张华先、张日銮，文统谢文科，会计张学初、张仁传，粮食干部赖添辉。金砂管理区在金砂大队的基础上增加金南、三坊、秀溪、玉石、卓坑、秀山等6个生产队。新并入的下金大队各生产队都有不同程度的抛荒问题，有些生产队抛荒极为严重，50%的耕地荒芜。金砂管理区决定开展全面灭荒和掀起夏季扩种热潮。管理区的干部都下到各生产队实行包干负责，调查落实抛荒面积，采取措施，全面复垦耕种。罗仁光负责卓坑生产队，这个生产队非正常死亡的人比较多，抛荒最严重，稻田面积400亩，荒芜了200多亩。罗仁光吃住在卓坑，带领群众开展灭荒扩种，奋战了几个月，卓坑复垦良田150多亩，秋收获得好收成。金砂开展灭荒扩种，有近千亩的荒田重新开垦回来，秋收时，增收稻谷20万斤。整个金砂恢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群众的生活有了改善，扭转了缺粮饿死人的局面。

　　1961年3月，张鼎丞和刘永生一起回到金砂管理区检查工作。张老参加了由管理区召开的各生产队长和老革命联席会议，认真听取了罗仁光的工作汇报。罗仁光首先汇报“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给金砂带来的危害，特别是高征购低口粮对群众的严重危害，使金砂有些地方不断出现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听到这里，张老的心情特别沉重，突然发问：“接敬铺张姆一家和蕉坑里的邱礼荣的后代现在怎么样？”罗仁光告诉他：“他们的家庭生活虽然十分困难，但还没有饿死人。”张老听了心情才稍定下来。原来，1935年，张老的父亲在敌人的清剿中遇害，母亲埋葬父亲后，从长汀行乞到永定接敬铺，张姆一家人热情接待了她，并在张姆的家里住了几天，张姆还磨了五升糯米粉当作乾粮送给张老的母亲去严坑寻找游击队。而邱礼荣是张鼎丞的亲密战友，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张鼎丞建立以金砂公学为主的革命据点。1928年永定暴动以后，被敌人杀害于城关南门坝，时年28岁，儿子邱华球才出生不久。难怪张老惦记着他们——都是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家庭。

　　罗仁光还向张老汇报了金砂大队开展生产自救、争取外援、渡过难关的经过，以及下金大队并入金砂管理区以后，开展灭荒扩种、粮食增收、群众生活改善的成绩。张老听了罗仁光的汇报和群众反映的情况，对金砂管理区的工作感到很满意。张老还勉励金砂广大干部要发扬老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再接再励，继续做好恢复和发展生产及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

　　张老在金砂管理区食堂吃了午饭后，到罗仁光的房间休息时，对他说：“你的工作不错，为金砂人民做了好事。”但罗仁光深感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好，表示要继续努力，把张老对他的表扬当作鞭策自己进步的动力。

　　在“三年困难时期”，金砂革命老区的干部能够勇敢地面对当时形势，采取积极措施，干部群众同心协力面对困难，使金砂大队减少损失，还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因，正如《回忆张鼎丞》一书中许彧青在《矗立高山的不老松》一文中所说：“张老调中央后，仍关心福建工作。60年代困难时期，他曾派秘书（鲁坚）到龙岩地区的1个乡（金砂）蹲点，从实际出发，想方设法帮助当地走出困境。有人对此持异议。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经验，证实他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他的作法是走群众路线，搞试点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