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就是魏晋南北朝中原人创造的文化。根据客家人各姓氏族谱记载，如，巫姓：“五世诚希公。原籍汝南，因五胡云扰，太元九年，复迁江南；”温姓：“逮东晋五胡乱华，怀愍帝为刘渊所掳……我峤公时刘琨室记，晋元帝渡江……峤公奉琨命，上表劝进；”张姓：“十五世韪公，晋散骑常侍(从三品)，随晋元帝南徙，寓居江左；”赖姓：“晋五胡之乱，中原望族，相率南奔”。刘姓：“自五胡乱华，永嘉沦覆，晋祚播迁，衣冠南徙，永公之裔，亦迁屋于江南；”林姓：“晋永嘉之乱，林禄随晋元帝南渡；”胡姓：“晋永嘉之乱，胡氏南迁，唐末八闽，定居汀州宁化，长汀。”……根据客家地区的客家人姓氏族谱来看，有力地证明：客家人，就是魏晋南北朝中原人及其后裔。

　　这些衣冠士族是怎样形成客家人的?据《晋书、王导传》中记述：“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 在“五胡乱华”和“八王之乱”以来，我国魏晋南北朝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中原人，开始了第一次空前悲壮的大迁徙。在这次大迁徙中，从河南、河北及黄河沿岸地区南下的中原人，迁徙到鄱阳湖流域的，称司豫流人。在这些司豫流人中，有部份人溯赣江而上，到达闽赣粤的交界地区，成为客家先民。以后通过唐末和南宋末期二次的社会大动乱，导致晋室南渡的后裔和部分中原汉人，又进行了第二、三次大迁徙。这样，闽赣粤交界地区就形成了客家民系,从此,客家人口逐渐多起来了，据史料记载：汀洲人口由唐朝开元的一万三千多人，到南宋巳发展到五十三万四千人。永定从明成化十四年置县时的一万一千多人，到清朝道光初年已发展到八万五千人。从晋室南渡和其他朝代迁徙来的中原人，到了赣、闽、粤交界地区以后，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南蛮之地，关山阻隔，原住民只有兰、钟等姓的少数土著人，所以晋室南渡的客家人，保留了魏晋南北朝中原人的语言、习惯、居处方式、文化传统，一句话，就是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文化，而原住民却被客家人同化。因此，魏晋南北朝文化，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永定客家土楼的根。

　　一、永定客家土楼是从汉末庄园和魏晋坞堡演变而来的

　　在东汉末年，由于大一统的官僚体制的崩溃，导致中原大家族的形成。这些大家族的居处方式，是同生活、生产紧密联系的，就以庄园和庄园经济的形式出现。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王符的《潜夫论》，都如实地刻画了庄园生产和经营情况。这些庄园无论大小．可谓“五脏俱全”，农工商皆有，“谢工商与衡牧”“灌蔬自供”“不待外求”。这种庄园，在房屋的周围，“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就是在房屋周围有竹园、树林、果园、菜园、农地等。《世说新语、栖逸》中有：“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庄园风光啊!

　　直到三国鼎立以后，从东汉同生活、生产紧密相联的庄园居处方式，发展具加上具有军事防卫色彩的庄园坞堡。这是举家避难、聚族自保而形成的。

　　晋永嘉年间(307—312年)，部份中原汉民为避战乱而渡长江，进入鄱阳湖流域，而经辗转迁宁化、随后又入注永定。随着唐末和南宋后期，又由于战乱而迁徙永定的中原汉人，导致永定人口也逐渐多起来了。勤劳、智慧的永定客家人，利用魏晋中原的建筑文化，从简陋的土楼，发展到颇具规模的形式多样的庄园式的土楼群。特别是到了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建县以来，由于重视发展教育和经济，不仅使永定客家“人文蔚起、科甲名扬”，还教化了永定客家人，使他们的智慧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明朝万历年间，永定客家人从吕宋(菲律宾)引进烟草以来，由于永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宜种植烟草，因而导致由晒烟加工的条丝烟得到了蓬勃发展，烟叶的色、香、味俱佳，使永定的条丝烟的声名远播。实力雄厚的永定条丝烟庄、商行遍布全国，特别是遍及江南各大城市。从而促进了永定的烟刀业、刀石业、运输业、金融业的大发展。“买田置屋”是永定客家人成就事业的标志。从明朝万历年至清朝宣统止，是永定条丝烟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永定客家土楼发展的鼎盛时期。富裕起来的永定客家人大兴土木，建造形式多样的高大的土楼建筑群。据江城在永定高头乡调查，高头全境的土楼有一百七十座，明清就有一百三十二座，占总数75．3％。

　　永定的客家土楼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当时社会的情况和承袭魏晋建筑文化相联系的。永定的客家土楼发展变化过程，由简陋的土楼发展到五凤楼。由五凤楼发展方楼，又由方楼发展到圆楼。无论是五凤楼，还是方楼和圆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土楼都是与生活、生产紧密相关的。后来由于战乱的频繁和山贼的猖獗，具有防卫功能的方楼就应运而生了；以后由于永定客家人抗地震灾害和风灾的意识增强，因而具有抗震和防窠煞功能的圆楼也不断涌现。这些也是魏晋庄园坞堡的遗风。

　　以富岭大夫第为代表的五凤楼，就是同生活、生产紧密相关的。此楼建于清朝道光八年(1828年)。楼背靠绵延不断的青山，楼前是沃野平川的大片耕地。楼由三堂二落共九座高低不一的方楼组成，并与楼前晒坪、池塘和楼后用弧形围墙包抄的花园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全楼有5个庭院、120个房间、外加学堂、假山、水井、浴室、工房、碓寮、猪舍、厕所等附属建筑，占地12亩。据《魏书、杨播传》中也有类似五凤楼的魏晋民居的记述。

　　以西陂遗经楼为代表的方楼，建于清朝咸丰元年(1851)。在明末清初，由于倭寇侵扰沿海，山贼乘机作乱和“三藩之乱”等社会原因，加强了永定客家人的防卫意识，这种以颇俱防卫功能的魏晋坞堡式的方楼，不仅同生活、生产紧密相关，还有很强的防卫功能，就以遗经楼为例，这楼由前后两座四方楼连结而成。主楼高5层，计17米，配以巨大的出檐瓦顶， 从立面上构成宏伟的气派。据统计，全楼共有24个厅室，328个房间、2座学堂、2座花园、2口水井、l口池圹；此外还有工房、浴室、砻米房、牛栏、猪舍、晒坪、草地、厕所和很长的石砌围墙，这种方楼的生活、生产设施非常完备。这种方楼的结构，是同防卫功能密切相关的。它有坚固石砌石基，有高大厚实的墙体。这方楼底层、二层都不开外窗，三层窄缝，四层才稍大；三层四层的外窗都内宽外窄，利于观察和还击。这些综合特点，这种方楼类似魏晋坞堡建筑。

　　由于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永定客家土楼在方楼的基础上，发展成具有很高旅游价值的园楼。以宏伟壮观的圆楼王一承启楼(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和豪华宫殿式的振成楼(建于1912年)代表的圆楼，除了具有同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和防卫功能的特点之外，还有很强的抗震和抗飓风的能力。承启楼是四环楼：楼中心的第一环为雕梁塑栋、飞檐翘角的中堂院落(包括议事大厅、大厅两旁的厢房和大厅前面的天井，以及围遶天井布置的庑廓)；第二环：有26个房间；第三环有二层各有42个房间，房前有天井，房后构筑猪、鸡、鹅等六畜栏舍；第四环为主楼，周长288米，高14米。分四层：底层厨房；二层储藏粮食和瓜菜；三层四层为卧室。全楼共有400房间，住过80多户，600人左右。圆楼的构筑防卫系统和方楼一样，因而也有很强的防卫功能；由于永定属于高山峡谷的山区，特别象金丰八个乡镇，山高险峻，很容易形成强大的气流，这种气流对人畜都是有害的。  因为圆楼对这种气流的接触面较小，因而可防“窠煞”。圆楼和方楼，在建筑材料和夯土技术方面都一样．但圆楼的周围的受力是均衡，所以，有更强的抗地震能力。因此，园楼，也是类似魏庄园坞堡的建筑。

　　二、永定客家土楼的聚族而居，也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

　　东汉末年，由于皇权失去控制，造成了大一统的崩溃和瓦解，因而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因此，中原大家族的历史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到了魏晋时期，由于“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中原大家族的历史作用更加明显，家庭的凝聚力更加稳固。聚族而居是大家庭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在魏晋时期，一家人口一百至数百人的聚族而居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正如《魏书、杨播传》描述的。一个家庭：“一家之内，男女百口，  做衣服用同一种布，同吃一锅饭，一家人其乐融融”。晋室南渡的衣冠士族，落籍赣、闽、粤交界地区后，也承袭了魏晋的聚族而居的习俗。永定客家人聚族而居，更显凸出。聚族而居不仅一个家、一个村，甚至一个乡镇的例子，都是屡见不鲜的。例如，在永定古竹乡古竹村，有一座清朝康熙年间建的方楼叫五实楼。这座五实楼在清康熙年间住了一户反清复明闯将苏逢霖的大家族。他一家人“五代同堂”，有近百人口。至今他的后辈还保存着苏逢霖及其子孙“五代同堂”的画像。可想而知，永定客家人聚族而居的魏晋遗风是多以浓厚!

　　三、永定客家土楼和客家人，还保留了魏晋的“主次、尊卑、辈份”的思想观念

　　魏晋南北朝的中原人的“主次、尊卑、辈份”的思想观念是很强的。据《魏书、杨播传》所述：“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尝入内……厅堂间，往往帏幔隔障，为寝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椿年老，曾他处醉归，津扶侍还室，仍假寐合前，承候安否。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尝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由此可见，在魏晋时期的房子，有厅堂有横屋居室，很象我们永定客家的五凤楼，有三堂两横的主屋和侧屋，三堂是整座房子的中轴线，上堂采用了厚实的夯土承重墙，有明确的“主次、尊卑”意识。在魏晋时期中原人，有浓厚的“辈份”意识，像上面引述的：兄弟二人，兄叫椿，弟叫津，他俩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但是作为弟弟的津，还是要多方的照顾兄长。哥哥喝酒醉了，弟要把他扶到房间休息，还要在小门前陪候；哥不叫弟坐，弟不能坐；吃饭时，哥未到，弟不能先吃等。像我们现在的客家人，还保留着这种魏晋遗风。吃饭时长辈要坐上位；长辈未到不能先开饭；好吃的东西要让长辈先吃等等。

　　四、永定客家土楼一般设有私塾、学堂、书院，这也是魏晋重视教化的沿袭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最混乱时期，便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衣冠士族都非常“重视教化”。加上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在精神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个性上得到了大自由，因而人的热情空前高涨，人的智慧得到充分发挥。这正如一代宗师宗白华称这一历史时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翻开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光彩夺目地向你袭来：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陆探微的画；稽康的《广陵散》；建安七子、三曹，还有阮籍、陶潜、谢灵运等人的诗；各种志怪小说；称得上空前的文学理论的《文心雕龙》和《诗品》等作品；云岗、龙门的雄伟的造像、洛阳及南朝崔巍的寺院……。所有这一雄辩的历史事实，不是有力地证明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艺术是光焰万丈吗?不是有力地证明这一时代的衣冠士族不甘沉沦，而奋发上进和“重视教化"的结果吗?通过千年迁徙、万里长旋的客家人，要摆脱困境，只有象魏晋的衣冠士族一样，重视教化，重伦理，才能保住自己的文化品位，再创教育奇观。永定客家人，正是承袭了魏晋“重视教化”遗风，在永定客家土楼上也有完美的体现。永定客家土楼，无论是五凤楼、方楼、圆楼都设有私塾、学堂、书院。特别是永定在明成化年间置县以来，首任知县王环和其他历任知县，由于重视教育，提倡土楼设私塾、学堂、书院，劝民读书，不仅永定客家的文人学士在科举考试榜上有名，也开发永定客家人的智能。永定客家人，在明朝万历年间引进了烟叶，幷发展条丝烟，使永定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同时促进了永定土楼向大规模和宏伟豪华方面发展。也促进了永定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从明成化十四年永定置县至清朝宣统止，我们永定一共涌现了 36个进士，335个举人。至今仍流传着科举功名和其它方面的佳话。如：坎市青坑的“四代五翰林”；大溪的“兄弟二翰林”；金砂的“父子二总兵”等等。

　　五、永定客家土楼民居十分讲究风水学，这也沿袭了魏晋盛行风水的遗风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动乱的年代，人的命运最无常。在这一历史社会背景下，这时代的人非常相信风水。《移徙法》、《图宅术》、《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等有关风水学的书籍在这一年代很流行。魏晋时还涌现了一批像管辂、郭璞那样的堪舆大师。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风水学发展的鼎盛期。《世说新语》还记载了魏晋人普遍相信风水的故事。千年迁徙，万里长旋的客家人，也沿袭了魏晋相信风水学的习俗。永定客家人也沿袭了这一习俗，永定客家人在兴建土楼时都十分讲究风水学。据普查，永定的土楼有二万多座，其中方楼有四千余座，圆楼有三百六十座。这一庞大的土楼建筑群，无论是五凤楼、方楼、还是圆楼，都是运用风水学的名篇佳作。我们永定客家人在兴建土楼前，首先请堪舆先生来看“风水”和“龙势”，以选择吉利之地的屋址。选屋址的最佳方位，是座北朝南，要求左有流水，右有道路；前有池塘，后有青山。从风水学的术语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就是一个青山緑水环抱的“风水宝地”。择址后，建新屋时，要注意新屋的高低和向位。若屋址后山较高，新屋可离山稍远些；后山较低的，可离山近一些。这样既可以避风防潮，使山场和屋场能配置和谐。新建房屋的整体布局都十分讲究应用《易经》中的阴阳、五行、八卦的原理。如，方位为座北朝南的五凤楼，大门、下堂、中堂、上堂在同一条中轴线上，代表了中央为尊的地位，因为座北朝南，南为阳，阳尊阴卑。在建土楼挖基坑砌石前，必须在中轴线后端的石基坑内按一定方位排放五种不同形状或五种不同颜色的“五星石”，以示屋内五行齐备且相生无克，住户平安、五福临门。八卦在土楼中的运用，也是妙笔生辉的!像振成楼外环楼房成辐射状八等分，象征干、兑、坤、离、巽、震、艮、坎八卦；每等分起脚为六间，以应六十四卦中的每卦六爻。里外有四环的圆楼王承启楼的整体设计则比振成楼更为完整、复杂、细致、更具代表性。最里环祖堂的围房分成四个弧形，合之则为半圆，形如太极两仪；内二圈平方隔成二十间，称四象；内一环二层楼，起脚三十六间，由八卦衍化而来，称周天；外环四层大楼，称为罗城，衍化为六十四卦，所以起脚为六十四间。

　　综上所述，永定客家土楼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具有博大精深文化内涵的永定客家土楼，折射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灿烂光辉!也折射了中华汉文化灿烂光辉!

　　载于《客家纵横》2012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