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2年5月16日至7月5日，仅举办51天的“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优秀毕业生写作讲习班”，在校内外轰动一时：三镇青年踊跃报名，2次扩大招生仍不能满足需求；校长刘道玉先生出席开学、结业典礼，自始至终关注并参与60位应届毕业生的社会互动；《湖北日报》刊发长达一个多月的连续报导，其中3个头版头条，同时发起“大家都来关心年轻一代”大讨论。《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跟进报导。国内众多新闻媒体对一项校园活动的如此传播力度，以我毕业后在武汉新闻界工作32年的经历看，也属罕见。

　　1982年2月9日晚上，年级的指导员徐正榜老师来我们寝室商讨办班事宜时，怕也没想到此后的轰动和成功。

　　徐老师说，中文系七七级的学长毕业前办了个讲习班，面向社会收费招生，好像与高考有关，用自身所学帮助应考学子，赚的学费给系里买了些办公用品，得到领导和老师们赞扬。七八级同学，要不要也在毕业季组织这样的社会活动？

　　那时候办收费班，离时下大学生开网店、出校门兼职打工助学蔚然成风，还有近30年光阴。此后名震中原的“中国小商品第一街”——汉正街的首批“万元户”，正在偷偷摸摸倒卖小孩玩的玻璃球，积攒第一桶金。校外农家自己养鸡生的蛋，提篮进校不敢公然叫卖，只能吆喝“换粮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个月后才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刚结束争论在全国铺开，城市改革尚未起步，涉及收费的活动，无论什么方式什么目的什么效果，但凡牵扯上一个“钱”字，都会受很多人鄙视，甚至成为批判的理由。校园里，学生谈恋爱也有可能被处分。收费办班，是有风险的。

　　我们寝室位于老八舍侧门出口的边上，室友中的班干部，仅有入不了决策层的团支委李智华、寝室长许向明和团小组长我，此外还有系篮坛明星李为民、以“特异功能”著名的张磊。现在回想，指导员也许是最后来我们这里的，在班里大佬们那里没得到理想的回应，顺路逛逛其他寝室，“走群众路线”。

　　不知道指导员是不是觉得意外，几个小字辈给了他最热情的支持：班一定要办，而且一定要比七七级办得规模更大效果更好。

　　办什么样的班才能招到愿意交学费的学生？高考补习首先被否定。咱们办的班，必须能展现同学们最醒目的知识优势，既有足够的社会吸引力，又能迎合更多武汉人的需求。

　　我生长在武汉人口密度最高的汉口“四大里弄”，中学毕业当过近4年工人。身边不少街坊、同学、工友，青少年时“停课闹革命”去了，骤然面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生转折，有心向学，但因大学数量少、规模小、吸纳能力不足，在高考的独木桥上，被积攒了10年的求学人流挤落。进大学听课，从名师那里学到用得着的知识，是他们已经失望的渴望，是他们内心对我们这些幸运者的羡慕。

　　权衡了几个方案，我对指导员建议：办个写作讲习班，请部分老师也来授课；结业时给每位学员发证，盖上中文系的大印。我坚信这个班的学员，会比七七级的多。

　　指导员很晚才离去。我们也很激动，从第二天开始，逮着机会就对其他同学尤其是班干部们游说。

　　二

　　接下来一周，全年级忙着搬至新宿舍楼。新寝室里除了许向明、张磊、李智华和我，还有弓克、童志刚、夏武全、张武波。

　　在此期间，指导员和年级干部已达成办写作讲习班的共识。3月12日晚上，年级集会宣布，学校也批准了这个计划。

　　会后，指导员到我们寝室，细化讨论办班方案和招生步骤。全寝室热烈参与，相邻寝室也来了不少同学。办班时间一个半月，每周日开讲（那时还没有“双休”一说）；6、7门课20课时左右，浓缩哪些“最有用”的写作知识，请哪些同学上讲台，请哪几位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授课，有了预案。如何招生、收多少学费合适，指导员指定由我牵头决定。

　　周日回家，我专门找一些街坊、中小学同学、昔日工友搞“市场调查”，多数人看好招生前景。至于学费，普遍认为应该收5元，多了会让人望而却步，少了也不行，毕竟是武大啊，教室、教师需要成本的，只收1、2元学费，说不过去。

　　当时武汉一个满师的青年工人，月收入只有36元5角。5元可以在“老字号”酒楼办桌很像样的酒席。办这个班已经惊动校方，收5元学费能不能招到足以开班的学员，是成败的起步。武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几年后才被允许登广告，招生宣传只能靠我们自己写“海报”上街张贴。4月15日，全年级同学动手，宿舍里热闹得如同过节。擅书法丹青的主笔，其他人铺纸研磨、将成品拿出去晾干。为了贴遍武汉三镇闹市，“海报”制作了一百多份，楼里楼外，晾得五彩缤纷。

　　中文系78级在校内有个鲜明特点：一旦决定了要办什么事，人人尽心尽力，那种集体激情，羡煞他系、他年级校友。4月18日星期天，全年级会骑幷且能借来自行车的同学，兵分5路去汉口、汉阳、武昌、青山贴“海报”。我们几个负责汉口，奔波一整天，在江岸、江汉、硚口3个区的商业集中地、居民稠密区、公交换乘处，贴了三十多份。

　　晚上回校碰头，大家说“海报”数量不够，还有一些闹市没贴到。于是连夜补制，4月23日再次上街“填空”。武汉三镇的中心城区，那时只在内环线里，一百多份“海报”，称得上“覆盖”。周日回家，后来成为妻子的女友告诉我：“满街都是你们的海报。”

　　在电话是奢侈品、信息主要靠口耳相传的年代，既得给招生“海报”留足传播时间，又不能拖延太久致使信息冷却。一周后，4月30日上午，“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优秀毕业生写作讲习班”如约在汉口、武昌街头设点招生。

　　按最乐观的估计，两个招生点各带了100个听课证。负责汉口片报名的有乔以钢、老段、童志刚、李智华以及沙林、徐江、寇勤、张杰、卢元孝、田间、李建平和我（不确定是否有记错记漏的），找附近熟人单位借来桌椅，在武汉展览馆围墙边的人行道上摆台。一大早到那里，已有十多人在守候，有人说已经等我们一个多小时了。开始登记、收费、发听课证后，四周一直被人群包围，那一段宽敞的人行道形成堵塞。曾有两位民警来观察情况，见是我们在招生，主动帮忙维持秩序。招生点只有一张“海报”和我们佩戴的校徽显示身份，佐证仅有听课证上武大中文系的红印，那么多人排成长队交一笔不菲的学费，连警察都没有一句质疑。一小时工夫，100个听课证就办完了，还有人群围着我们恳求“多招一个”。有的人说激动了，大声斥责“为什么只招这么一点儿人”。

　　我们一遍又一遍解释：教室容量有限，人多没座位，不能保证教学效果。报名的人们不依：自带小板凳听课不行吗？耗了将近1小时，见我们满头大汗、口干舌燥，人群逐渐散去。剩下几位最执着的，我说：现在没有听课证了，过几天去武大吧，帮你们报上名。大伙这才脱身。

　　返校汇报，武昌的招生点也是如此。我和指导员商量，有两个办法可以扩招：一，换一间最大的教室；二，武汉很多单位分区轮休，江岸休周一、江汉周二、硚口周三、汉阳周四、武昌周五、青山周六。讲习班分成每周数班，每一课轮班多讲几次，可以多招几倍学员，还能让絶大多数职工学员避免请假来听课。

　　师月会同学是年级党支部中的学生最高领导，他曾在《老八舍往事》一书中回忆，讲习班筹办期有过担心：造出了这么大的声势，“如果招不来学员怎么办？如果形成上不去、下不来的局面怎么办？”最后，他和关山、张杰等同学慎重研究决定：“瞎子害眼——豁出去了，干！”

　　我们几个始作俑者从没想过会招不来学员，但也决没想到会发愁学员太多。指导员当即拍板，新宿舍楼的楼梯边有间空余小房，挂牌“讲习班办公室”，我住进去负责扩招。他与系方校方协商扩招的各项具体事务。

　　三

　　讲习班5月16日星期天开学。开学前一天，《湖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千余字通讯《一张招生海报贴出之后》。文章描述：讲习班招生“扩大到500名，爆满；又扩至700，还是爆满”，报名截止以后，仍有众多的人“成群结队地奔赴珞珈山要求报名”。

　　开学典礼，主会场坐满，增开一个分会场也坐满，报社、电视台、电台的记者们，在人丛中架设照相机、摄像机、録音机。

　　从200学员到超过1000学员，仅只5月1日、2日两天。那两天，“讲习班办公室”门庭若市，几位往新听课证上盖中文系大印的同学说：“盖得手软。”

　　李卓钧同学是讲习班财务负责人之一，他披露的学费收入是4500多元，招生逾900人。

　　我知道，学员远不止这个数。开学前，指导员找我商量，校内许多职工、老师、领导找他要听课证，是被自己的儿女或亲戚缠着要的。这种从未有过的盛况，是中文系的光荣。这一批照顾校内员工的听课证，我们没有收费；年级部分武汉籍同学，有直系亲属想来听课，也没有收学费。有听课证的学员总数，超过1000人。

　　此外，还有很多无证学员。

　　扩招的两条建议均被校方采纳。将学员按志愿分成了5个班，周一至周日轮班开课，代价是讲课的老师同学辛苦一点，同一课得讲5次；课堂换成新教学楼面积最大的阶梯式教室，可容纳200人左右。每个班都指派同学担任班长、副班长、助教，为学员服务。开学第一周，班长们同声反映：教室全部坐满，门外和窗外还挤了很多人。

　　那些门外、窗外的学员里，有我叫不上名字的熟悉面孔。

　　为了满足武汉市民的求学愿望，学校已经尽了最大努力。5月3日，教室实在没有空座了，招生不得不叫停。那以后，还是不断有人来我那间小房要求报名。

　　几位年轻的中学教师，因上班错过了招生时间。他们自述中学毕业留校任教，以前学生读书多少无所谓，尚能应付教学任务。恢复高考之后，迫切感到急需“充电”，但业余难觅求学处。星期天，他们相约来武大，坐在“讲习班办公室”不走，“难道多招几个人不行吗？”

　　一位小伙子苦求报名未果，急得自陈：我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年少时走了歪路，现在要学点本事重新做人，你们就不能帮帮我？！

　　几位纺织厂的学徒女工，月薪不到20元，哀求：报名迟了，我们多交学费，每人10元，行吗？

　　一位商店的店员，2次求告以后，转身去找来了隔壁学院的熟人。那位老师出示证件说：看在邻校的面子上，补报一个吧。

　　最难忘的是一位蔬菜公司采购员，开学一周了纔来报名。他常年驻外采买，回公司述职方知讲习班招生。“听说我想去读武大办的讲习班，连公司都破例批准我在汉短期工作，支持我来求学。我没日没夜地为武汉人的‘菜篮子’奔忙，你们为什么不能照顾一个名额？！”

　　我无权再发听课证，我也无力劝退他们。说明难处后，我建议：去教室外旁听，说不定会有学员有事缺课，若是开讲后还有空位，你就悄悄地坐进教室。

　　讲习班开学后，不断听到宿舍里的热议：哪位同学讲课精彩，听众如醉如痴，大家由衷敬服；哪位老师比对我们讲课更兴奋，为了引导更深刻的文学认识，手舞足蹈地模拟作品中各种人物、情境，学员惊叹“过瘾”。我也忍不住想去“过把瘾”，无奈常被要求补报的学员缠住，直到课程过半，才有机会去门外、窗外，和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一起旁听。

　　宋致新同学主讲最后一课：学员习作讲评。她要披阅上千份习作，量实在太大，有三个班委托我代课。在那三个班上，我分别看见了前述没报上名的学员，他们有的坐进了教室，有的仍在窗外站着。

　　临近结业，指导员同意了我的建议，允许坚持旁听的学员交上相当于考试的结业习作，合格者同样颁发结业证。

　　那个结业证只是个学习证明，并没有文凭功用。能拿到它，学员们仍然开心、珍视。

　　讲习班结业之际，学员和同学们同台歌舞，临别依依难舍。道别后26天，我们就拿着分配通知书各奔工作岗位。送行人群中有讲习班的学员。有位女学员送她的班长去火车站，汽笛长鸣，泪如泉涌。我们年级仅有60位毕业生，其中3位同学与讲习班学员结为夫妻。众多讲习班学员，与学伴及我们部分同学，成为一生好友。

　　毕业后很久，谈起讲习班，还有同学感叹，表面上是我们当老师，但多数是同龄人的学员们追求梦想的执着，给我们这群即将走出校园的年轻学子，也带来了平淡日子难以收获的心灵震撼和生活感悟。这些震撼和感悟，在今后的岁月里，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在面对人生起落和迷途时，选择如何行路。

　　四

　　综合分析新闻媒体对这个讲习班的报导，有两方面的新闻内涵，使他们将这个一群大学生和一群社会青年的互动故事，当作非同一般的社会事件，给予超常的关注和版面投入。

　　一纸短期专项知识学习班的招生“海报”，激发了一城青年人的向学热情。他们当中，有人还是当年的红卫兵，从一片“革命”瓦砾中站起，尘霾未及洗净，就开始面对不知前景的社会转型。从此要靠实干和绩效安身立命，不能再在口号和内斗中混不温不饱的日子，这些在“读书无用”声里耗过大好年华的青年，能不能在这巨大的时代落差中转过身来，积聚足够的气力，举起振兴中华的旗帜？社会正在等待充分证明的焦虑中，讲习班招生点排队报名的长龙，讲习班课堂门外、窗外众多渴望知识的目光，给了主流舆论足够的惊喜。《湖北日报》在报导讲习班的第一篇头版头条中评述：“它从一个侧面生动而又深刻地显示了在建设精神文明的岁月里，青年一代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风貌。”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在讲习班开学典礼上对挤得满满当当的人群感慨：“我一到会场就被大家的求知欲望所感动。在这里，我看到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青年一代正在成长起来。这使我由衷的高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指出，这个惊动一座城市的讲习班说明，“一个追求知识、崇尚文明的新时期开始了”正是类似讲习班现象的一个个例证，奠定了中国人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信心，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意识。

　　一群站在课堂门外、窗外的身影，引发了对改革传统教育体制的吁求。大学“吃财政饭”，国家拨款包办，虽然学生无需交学杂费，家庭困难的还有数额不等的助学金，不会出现因贫失学者，但因国家财力所限，学校缺乏扩张的力量，大学量少“庙”小门槛高，恢复高考两届招生，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大量求学青年望桥而叹。有心自学，可教育界、出版界也百废待兴，不少大学教材还是自己装订的油印本，哪家书店都买不到。讲习班学员周景洪是一家工厂的机床操作工，他结业习作选题《报名》，写道：“这几年风气大变，上面号召学习，下面渴望学习。多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校门外求学无门，苦恼啊！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这个头带得好，全武汉市的人们都会感谢你们。”刘道玉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致辞，说完感慨就自省：“当我看到这么多青年渴望学习，为振兴中华而奋发图强，我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深深感到内疚，说明当前我们的高等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还远远不相适应。”《湖北日报》随后的报导主项，转为“大家都来关心年轻一代”大讨论，《人民日报》也发出“请助一臂之力”的呼声。教育改革，自此箭在弦上。

　　两年后，电视大学全国开花。

　　多年后，刘道玉先生回忆：中文系78级的写作讲习班，“办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的理念，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启发了武大在全国第一个成立成人教育学院”。

　　现在，尽管教育改革还有受人诟病之处，但求学无门的社会群体现象，早已被人遗忘。

　　当时的新闻媒体在报导讲习班时，对“收费”一事不约而同地视而不见，没有一个字提及，不能不说是历史局限的遗憾。

　　知识也是商品，知识也有市场，在逐渐换思想换观念的30年中，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78级收费讲学之举，即使不是滥觞的源头，也是先发的萌芽。

　　讲习班的招生策划和实践，也堪称教育产品商业营销的先行个案。虽然不是自觉的市场意识，但那些懵懂的市场追求和营销探索，成功搅动了社会波澜。4500多元学费收入，是1982年一个青年工人10年的工薪。这笔武大学生营销知识的成果，给系里添置了办公和教学用品，给中文系78级同学每人发了一本《辞海》。

　　办班前后，我一直佩服促成此事的核心人物——指导员徐正榜老师。那个时候，连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姓社姓资”的争论直至十年后老人家南巡才基本统一认识，在校园里大张旗鼓办一个收费的讲习班，随时有被人“批倒批臭”的风险。若有风险，主责会由徐老师承担。他坚持倡导办班，体现了敢于“过河”的胆识；他在办班过程中，对重大决策的民主做派，对一个可行方案的敏鋭感觉，对一群小字辈的大胆信任，对整个团队的引导和动员能力，以及为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展现的与校内各方迅速协调沟通取得最大支持的才干，有现代CEO的风范。

　　数年前，在从广州回汉的火车上巧遇徐老师。下车帮他搬一堆书去寻出租车的路上，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你不去做生意，太可惜了。”

　　32年过去，我从没有这样的念头。倒是对徐老师，学校没让他在市场运作上一展所长，让我颇觉可惜。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