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十月，是我们中文系七八级的同学们相逢30年的纪念日。此时此刻，重新翻阅“老八舍”的陈年老账，内心深处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感触。

　　激动、感慨、幸福、甜蜜、怅惘、失落、伤感、庆幸、酸楚、苦涩……五味杂陈，真的说不清。

　　咱们这个年级的同学数量不多，但来路复杂多样，年龄差异巨大，有的上过山下过乡，有的做过工当过兵，有的在职在教，有的应届毕业，有的儿女打酱油，有的混沌拨不开。真可谓八方神仙荟萃、各路人才济济。

　　所以，六十位同学中刻苦读书者比比皆是，而课外潇洒快活者亦大有人在。

　　首推的是诗文演艺派，如弓克、童志刚、崔琰、夏武全们，唱念做打、浅吟高歌，很有模样，在“老八舍”以外的场合还成过气候、为年级争过光添过彩的；其次是走廊美食派，色香味美，以本宿舍的阿凯领衔，地位无可争议；第三便是羽毛球运动，单打双打，都似曾有过良好的外战记録，我也忝列其中，至今仍有三分自豪。

　　但最值得回味和记録的校内娱乐项目则是中国象棋。这项活动跨班级、跨年龄、易组合、易对阵，更为重要的是，同学中无论是马克思或黑格尔的门徒，还是王贵与李香香的拥趸，面对车马炮，共同趣味油然而生。据我回忆和近年来大家的夜话，全年级内楚河汉界派的代表人物当数铁原和徐江，似乎还应该包括骆苗？

　　也许不少人会对上面这个名单的完整性表示质疑，但我不会，相信李建平他也不会的，看客梁凡就更不会了。因为我和建平在毕业之后下的一盘通信象棋，断断续续，拖了二十多年，虽不敢说无疾而终，但时至今日，棋局依旧没个结果，总归不敢说“专业”或“代表”二字的。

　　大学期间快活的事情自然快活，但毕业分配时的艰难抉择自然也就伴随着恐慌和痛苦不期而至。

　　我们读过的书上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头悬梁、锥刺股也好，白斩鸡、闷宫炮也罢，总归，学校只是人生驿站，四年后，我们要告别珞珈山。

　　大学毕业前后那一段心灵敏感时期的故事，以及分配工作后面对失望和不如意而苦苦挣扎、不懈奋斗的群体，至今一直是大家小心逥避与特别斟酌的话题，但是，我还是想把建平跟我的这段笔墨棋局记载下来。虽属凡人琐事、上不了台面的，但在我心里却挂记了将近三十多年。

　　1982年夏天，在最敏感的毕业分配期间，我回家探亲了。7月12日，忽然收到建平从珞珈山的一封来信。这是建平与我的首次书信来往，冥冥然棋局或许就已经开始孕育其中。

　　第一封信

　　（李建平来信摘要：写于1982年7月9日中午，1982年7月12日收于湖北孝感）

　　指导员上午专程来透露方案：东三省五人、北京十七人……

　　虽说此方案尚未最后确定，但不可能有较大变动。你若有什么打算，要及早行动起来。我也给梁凡去了一信，我们没什么希望了，等着坐“东方红X号”进大西南吧。

　　结果验证了建平的预感，他终于被分配去了云南昆明郊区那个名头十分响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321工厂”。当时或直至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与中国文学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所在。前些时，建平来函时还打趣道：当时，毕业分配派遣书上的名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昆明军区工厂管理局第7321工厂”，不知算不算北京名额？（苦笑）

　　八十年代初期，中华大地人才奇缺，不仅各级政府机构、文化教育科研部门缺乏大量专门人才，所谓艰苦地区和基层单位的各类人员需求也十分旺盛，尽管他们并没有做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思想准备。更可悲的是，我们那个年代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却是强烈的“搞专业”、“做学问”的高尚理想，中文系絶大部分毕业生最向往的首选单位，往往不是电台、电视台，就是研究所、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搞研究、当编辑、做记者，甚至超过了某些政府部门职位的诱惑。

　　第二封信

　　（李建平来信摘要：写于1982年9月9日夜，1982年9月27日收于吉林临江）

　　在家就收到了你的来信，这是分手之后同学们给我来的第一封信，谢谢！六日下午起程，八日上午在上班号吹响的时候，我终于走进了7321工厂的大门。这就是我的归宿吗？我问自己。

　　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时时传来有关建平、童志刚们的“坏消息”。我极力想安慰他们，但却无从开口。看见他们和其他有的同学夜半三更围追堵截系领导和指导员的情形，内心感受自然十分复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谓艰苦地区或基层单位的分配指标，是人人畏惧却又无法逥避的硬钉子，国家统分统包的就业体制在给大家带来“铁饭碗”的同时，势必也导致了一部分同学为政府的政策平衡措施买单，在自我实现高考梦想的四年之后，又无助地一头跌入了包办婚姻式的就业窠臼。虽然都称“铁”饭碗，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金、银、铜、铁之价值区分。

　　我比建平好很多，被分配到了北京，在国务院某部委的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北京与昆明，地域差异显而易见，但我们面临的活儿则异曲同工，用人单位的需求惊人相似，他们需要的是“搞文字”的大学生！那个年代，“搞文字”的基本潜台词包括：语法、字句、标点符号……特别潜台词还意味着：制造先进、拔高典型、吹捧领导……

　　不少人都有过这种体会，进入社会特别是进入政府机关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失落”。一个个雄心勃勃、高谈阔论、自恃清高的天之骄子们，仿佛从校园里的高度自恋中瞬间栽入了谷底。那时，我跟李为民同住在北京和平里地区，晚饭后曾多次相约散步，大家不时发出上述的哀叹。站在大多是复员军官主政的政工部门或人事部门的领导面前，我们这些“大学生”时时被一种传统力量告诫和警示：尊重前辈、遵规守制、必须到基层去、不要以为自己读了几本书就了不起、你们需要艰苦的锻炼！

　　于是，类似“文革”期间知识青年农村插队的一幕，在许多大学生接收单位开始盛行。1982年9月9日下午，我辗转来到了吉林临江，一个与鸭緑江为邻的偏远林区小镇。在这里，我们至少要度过12个月的日子。从北京出发途经沈阳站转车的时候，我曾利用短暂时间冒险寻访弓克，差点误车，在此暂且不表。

　　建平来信了，极度失望和痛苦的情绪充满字里行间，对现状和未来的困惑也引起我这个边疆收信者的共鸣。信末，他不容置疑地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下棋。

　　炮二平五

　　（李建平来信摘要：写于1982年11月8日深夜，1982年11月15日收于吉林临江）

　　明天我就要离厂到后勤部办的十二大文件学习班集训一个月，地点在昆明市……

　　我建议和建平来一盘通信象棋赛，时间不限，有空来信时随便下一着，我执红子先行一步：“炮二平五”。

　　进入东北原始林区后，我在临江林业局下属一个名曰经济研究室的部门开始了所谓的实习锻炼。这种生活是特殊的，一是无所事事，因为基层干部们很明白，转年之后这些锻炼对象就是他们广义的上级，得罪不起，所以絶对不会对我们颐指气使；二是生活单调，小镇僻静得令人心慌意乱，办公室、食堂、宿舍，三点呈扇形，相距都不超过300米；三是生活艰苦、餐饮不适，北京部机关的人事干部三令五申，伙食不许特殊。尽管林业局领导设法请我们在他家里改善生活，但玉米煎饼、高粱米饭仍是三餐主食。吃煎饼时，歪脖子咬、伸脖子咽，可谓真实写照。

　　1982年12月初，蓄谋已久的计划终于实现了。经过一番努力，我和林业局经济研究室的一位中年干部获准南下，名曰“学习调研”。

　　这个行程至今也应当是充满诱惑的，具体路线是：临江/通化/天津/北京/昆明/开远/弥勒/昆明/西昌/米易/峨眉山/乐山/成都/重庆/长江三峡/葛洲坝/宜昌/武汉/孝感/武汉/广州/湛江/玉林/梧州/阳朔/桂林/武汉/孝感/北京/沈阳/通化/临江。从1982年12月2日开始，至1983年2月25日结束。

　　这一路，自己搞得像个巡逥大使，见到不少刚刚毕业分手的同学，着实风光了一把。北京、武汉、广州三地的欢聚自不待言，而在昆明和成都与建平、谢国芳的会面，则充满感伤和悲情。

　　1982年12月9日，早起寻访建平。好不容易乘公共汽车从昆明市区摸索到西北郊的龙院村——7321工厂所在地，却被告知建平正在厂外参加政治学习。不甘心，辗转打听，终于找到昆明东南郊的集训队会议室。我轻轻走到正在木然听会的建平身后，悄悄拍了拍他的肩膀，惊异、兴奋，身穿蓝色工装的建平腾地立起身来，几近不知所措了。真的想不到，毕业三个月后，身居东北的我和地处西南的他，突然在这种满是黄军装的会场上相见。

　　12月18日离开昆明的前夜，坐在7321工厂凌乱的宿舍里，我与建平无言地喝着闷酒，记得还去后山照了相。握别时，建平眼圈发红，我赶紧掉头而去。

　　12月28日扺达成都后，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办公室里，我找到了神情诧异的谢国芳。他高兴坏了，在清冷的宿舍里禁不住开始抽烟，眼睛眯缝着，被呛得咳嗽不止……外出吃饭时，两个傻乎乎的外地人，点了一个自认为不会太辣的菜——“水煮牛肉”！

　　（日记摘要：1982年11月15日，阴雨，周一）

　　建平来信

　　下棋吧。他提出同我进行象棋通信比赛，时间不限，一封信下一步。他已经走了一步：执红先行“炮二平五”。

　　好吧，这盘棋一定要走下去。

　　在写下“这盘棋一定要走下去”那句话时，我并没有仔细思量过此事的难和易，只是本能的感觉是必须与逆境中的建平同在。常言道，人生如棋局。这盘棋能够有结果吗？大家能够看见结果吗？

　　果然，这局棋现在已经找不到“谱”了。近三十年光阴荏苒，我忽然发现，当年应对建平的“接招”居然没有留下记録！假如建平像童志刚那样，大喜大悲之中一把火把旧时的书信或日记给焚了，岂不哀哉？！

　　为了使本篇文字能够继续下去，只好暂时推演：“黑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

　　（李建平来信摘要：写于1983年2月8日，1983年2月24日收于吉林临江）

　　春节好！看棋，红马二进三！

　　明天我就动身回家过节，顺便找一个接收单位。上司已在口头上同意我调回家乡，然而两个月前他们甚至不让我报考研究生！这个转变是本厂机构改革的成果，精兵简政。

　　建平的第二招是个稳健的招式。文如人、棋亦如人，建平向以沉着、内慧着称，我等不可轻敌，往下如何应对？

　　依然没有原始记録，继续推演：“黑炮2平5”。

　　“漏招”

　　（李建平来信摘要：写于1983年3月1日，1983年3月8日收于吉林临江）

　　我昨天乘飞机回到昆明，一共在家呆了十几天。在南宁打听了一下，到处都在改革机构，纷纷精简人员，接收单位一时还不好找……

　　也许历史上我没有及时回信应招？或者我的出招过于怪异而令建平揣摩不定？或建平来信所言的现实障碍让他情绪大逆？总之，建平的上述文字“离棋离谱”了。

　　梁凡来信

　　（写于1983年4月12日，1983年4月17日收于北京）

　　春节，建平轻轻地飘了回来，接着二月底又悄悄地飘了出去。滇池虽好，但非故土。

　　梁凡是个浪漫而憨厚的好人。我知道，他虽然分配到了一个常人看来还非常不错的省级意识形态管制机构，但他的孤独无助之感，却丝毫不减于建平。建平报考研究生，我看是不得已而为，梁凡却也考研，两人的理由居然还如出一辙？！

　　看来，职业的苦涩不单属于建平，属于那个时代。

　　车一平二

　　（李建平来信摘要：写于1983年5月22日，1983年5月30日收于吉林临江）

　　棋自然是要下的，我决不会拱手相让，坐以待毙。注意！我的车出动了，“车一平二”。往后三个回合之内先手的优势肯定还在我这边，且看你如何招架。

　　好了，七月一日那天定给你再来一着厉害的瞧瞧，别忘了，我是黄协军军长，你充其量是个副的。

　　可能是我的激将法激怒建平了？或是建平的长考成熟了？他果断“出车”，且威胁恐吓词句不断。从“七月一日”那段话猜测，我们当时出招的往来回合还是有时间限制的？“黄协军”何意？为何他是“军长”？我却为“副”？还“充其量”？

　　现如今，全然不知，记不起来了。

　　忽然想起大学里教我们“古代汉语”的王老先生在教三楼课堂上唱出那句孔老夫子的词儿：逝者如斯夫啊！

　　梁凡来信

　　（写于1983年6月6日，1983年6月13日收于吉林临江）

　　建平有望调回来了，这边教育学院急需大批教员。我将他的简历递交上去，他们非常欢迎，只是希望面谈，才能最后作出决定。

　　你和建平下的那盘棋，走到哪一步了？有谁被将死了吗？

　　梁凡一直在为建平的工作调动帮忙出力，如同他认真关注棋局的烽火硝烟。可是细看看就会发现他是个十足的“棋盲”。开局伊始，怎么会有人“因将至死”呢？就算建平表现失常，我也不是此等心狠手辣之人哪！

　　哈哈……继续推演：“黑车9平8”。

　　马八进九

　　（李建平来信摘要：写于1983年9月24日，1983年9月29日收于北京）

　　中秋之夜八点钟不到我就蒙头大睡了。LIUQIANG去进行甜蜜的事业，我和一位今年新来的大学生对饮了半盅葡萄酒。本来我的酒量比起武汉已是很有长进，但这晚也许是古来难全之事扰乱了心境，竞技状态不佳，两口酒下肚就吐得一塌糊涂，早早上床了。今晚的月亮不属于我的。

　　九月十日回到昆明，半个月来心神不宁，每天早晨在希望中惊醒，晚上又在失望中进入梦乡。南宁方面为何还没有肯定答复，要，还是不要我？

　　这几天我在等谢国芳，七月份就说好了，他回家探亲要绕道昆明小住几天。

　　马八进九！

　　心绪不宁、心神不定，这都是兵家大忌。所以，建平的招数有些“常规”呀。

　　再推演？

　　可是，从附后建平1983年12月18日的来信看，我好像没有及时应招儿？！

　　梁凡来信

　　（写于1983年8月21日，1983年9月25日收于北京）

　　建平像个幽灵，昨天坐在了我的对面。去年至今，我们见了两次面，半年一次见次面是那样的艰难，也是那样心酸。如今，帮建平联系了一个单位，看来有百分之六十的希望。

　　最近，报上登一对老同学一盘国际象棋下了整整三十七年，然后握手言和。我看你和建平还是坚持下去吧。

　　我说梁凡是热心快肠的好人吧，要不怎能在校期间就荣任“生活委员”呢？总想玉成好事，始终助人为乐。

　　马八进九

　　（李建平来信摘要：写于1983年12月18日，1983年12月22日收于北京）

　　如果曾经是因我的疏懒给你带来失望，祈望你不要有意用同样方式报复我。

　　九月下旬，我的八路马已经跳至九格，为何一直未见回复？其实，这步棋并不深奥嘛，根本不用考虑那么长时间。

　　九月中旬，我满怀希望回到工厂，庆幸噩梦的终结指日可待，不料调动一事就此没了下文。我一下子栽入一个混沌的深渊，载沉载浮，不知为何置身水中，也不关心将要漂向哪里……

　　国庆节是和谢国芳一起过的，他绕道昆明回湖南探亲。大碗酒、大只鸭，粪土当年万户侯，阿Q与我们同在。

　　由于梁凡的奔走，调回南宁仍有希望……

　　不明白，建平9月份已经出招，时至12月，为何我如此被动，以至于让建平软硬兼施赚我出阵？

　　查：

　　（日记摘要：1983年9月11日，晴，雷暴，周日）

　　下午，电视播出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

　　（日记摘要：1984年3月11日，晴，大风，周日，北京）

　　翻开日记本一看，1983.9.11—1984.3.11，一片空白。

　　（日记摘要：1984年3月11日，晴，多云，雪，周二）

　　夜幕降临，乌云垂地。晚上八九点钟时，忽然下起雪来……

　　查阅至此，我的日记戛然而止。真遗憾，实在回想不起来了，当时为何长时间没有回复建平。

　　但令人惊喜的是，在日记本后面的空白页中，发现了一朵被压得平平的、完完整整的浅黄色的小花，那是我1983年夏天在长白山顶上采的，记得还曾在寄信时邮给过汪芳一朵。

　　马八进九

　　（李建平来信摘要：写于1984年3月8日，1984年3月13日收于北京）

　　从考场里出来时，我就知道今年考试的结果了。

　　春节是在南宁过的。多承同学及亲友上下疏通，调动一事大有进展，据说南宁方面已着手办理来云南调人的手续。不过，按中国方式办中国事情，结果是很难预料的，最好还是别抱太大的希望。

　　马八进九！

　　肯定，建平的情形比我困难，表现却比我顽强、比我坚韧。惭愧……

　　梁凡来信

　　（写于1984年4月10日，1984年4月13日收于北京）

　　建平可望年内能回家乡（只要不节外生枝）。现在商调函已发出，但还不见有什么动静。一个字：拖。

　　梁凡也很耐心，当然也有无可奈何中的愤怒。

　　梁凡来信

　　（写于1984年5月9日，1984年5月14日收于北京）

　　说实在的，许多同学的毕业分配，都可以写成一部部荒诞派的作品。每个人都是黑色幽默中的主角……

　　建平的事，不知在什么地方遇到了暗礁。

　　能在一块儿再游一次黄山或者什么山，该多好啊！那是一次最幸福、最愉快的旅行！唯一的一次。

　　似乎连梁凡都有些絶望了。他开始梦回“黄山四郎”的美妙时光。

　　临毕业时，大家互相书赠留言，以示纪念。时至今天我忽然发现，除了张国安，我居然也签满了59个人！在我的留言本上，第一个写字的是老道，1982年8月2日他大打官腔：“作为一个‘球迷’，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随即，他又颇为认真地自夸道：“当你想起愉快的黄山之行时，希望你能记起我的卓越的鼓动才能。”

　　真的记不起老道当年的才能到底是真是假，但建平、童志刚、梁凡和我组成的“黄山四郎”自助旅游团，那彻头彻尾的愉悦、那发自心底的轻松、那无忧无虑没心没肺的哈哈哈、那弥漫于大通铺上使人灵魂出窍的松节油香气……令我终身难忘！

　　1982年7月1日清晨五点起床，六点从学校出发，七点到达汉口17码头，东方红12号轮4等舱224房间，12人合住。行前，借老道20元、童志刚20元算作盘缠。1982年7月7日，乘东方红3号返扺汉口……

　　（详细行程暂略）

　　当时回应建平的具体情形已经不可考了，但从建平的回应中，推测我下一步棋走的可能是：“黑炮8进4”！

　　车九平八

　　（李建平来信摘要：写于1984年10月12日夜）

　　这大半年的日子过得如梦如幻，似飘飘然，又似昏昏然……

　　去年底，南宁方面的消息时断时续，让人如坠雾中……

　　今年初，我回家通过某种关系，当面敲定了我的调动事宜。

　　三月初，我回到工厂后，调档案的公函也随之而来。

　　四月初，广西的一封来信把我从美梦中惊醒……工厂怎么一直没有把我的档案发出？再拖下去这事可能就要黄了！

　　工厂领导：……你一个人走了对工作倒是无多大关系，但问题是引起本厂，甚至本系统大学生的连锁反应怎么得了？所以我们不能放你走，以前的放行许诺不算数。你不干活不要紧，工厂养也要把你养起来。

　　“！”我差一点没当面破口大骂起来……

　　我以决战的精神上蹿下跳……

　　恰在这时，天降洪福，我们的房间给人撬开洗劫了一番，照相机就是这次丢的。一个异乡人如此落魄，不免使人稍动恻隐之心。

　　五月初，我们终于达成协议……，八月份给他们教完最后一期职工脱产文化补习班。

　　走的那一天终于来临……

　　我再也不愿意想起这里的一切，但我却永远忘不掉这里的一切。

　　提着比来时还简单的行李，带着满心的创伤，黯然离别了春城郊外的这条夹皮二沟。

　　今天我终于走了，心，也失落了一半……

　　现我在广西……办公室工作。

　　两年之内，我们定可在北京把酒畅叙一回。

　　红车九平八。

　　建平还是一个稳健防反的招数。其实，此时他已经絶地反击成功！

　　不知我后来回信接招了没有，但在我的记忆中，至此我和建平的棋局中断了。翻遍大多字迹模糊、微微发黄的同学往来信笺，似乎我与建平的通信也自此中断了。

　　若干年后，建平来京公干，却没有你我相约中潇洒的“把酒畅叙”。两人草草茶毕，建平即紧跟领导，匆匆而去。

　　再若干年后，建平还是来京公干，似乎人身自由许多，晚宴之后再往什刹海酒吧，倾情痛饮，我等大醉！

　　2009年3月6日改于北京

　　2015年1月5日改定于北京西坝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