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83年晚秋，纯安兄回到学校，说是要考研究生，而且要考中医，为此，他说他正在背《汤头歌》和《金匮要略》。我是个保守的人，认为要深造，要改变处境，考研究生的确是一条很好的路，但考中医有点不切实际。于是劝他说，要考你还是考中文，把握要大得多，何必要考咱一点都不熟悉的中医？

　　“这你就不懂，”纯安兄说，“大官们谁不相信中医？我要出了名，省长、省委书记有了病就会找我，我就可以告诉他们怎么治国，就可以告诉他们民情。文学有什么用？”

　　那是个黄昏，我俩漫步在学校西边的小路上，路两边是鱼塘，没有灯，很静。北边鱼塘的西边尽头叫茶港，传说住着政府高官的省委大院就隐现在岸上的茂林中，那地方岗哨林立，的确是可望而不可即。

　　“就我这样子，”纯安兄接着说，“到边疆去，现在就能当上中央委员，但那有什么用？”

　　他说得很认真，没有丝毫油滑——他从来也就没有过，甚至没有幽默。但他并不是党员。

　　所以我很愕然。

　　但我也很愚钝，我没有意识到纯安兄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豪气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理想与现实冲撞的产物，亦即自信、自卑、无惧、无奈混合后产生的怪胎，更没意识到这种冲撞无限延续的终点是惨烈。虽然事后回味，它符合逻辑——事物的发展总会有自己的轨迹。

　　即使今天，我也难以理清这种冲撞缘于何时，但毕业分配肯定是激烈的一次。

　　当时系里要纯安兄去油田，这和他理想的单位大相径庭，纯安兄很坚决，不去。我也为他抱不平，问徐老师为什么非要叫老朱去那地方。不想，徐老师短短几句话，就叫我站在了纯安兄的对立面。

　　“其实这是照顾他，油田能解决两地分居，能把他老婆孩子的农村户口变成城市的，去了别的地方，他老婆可怎么办？他孩子可怎么办？”

　　中国的户籍是二元的，分成城市、农村两种人，有了城市户口，就有了粮食供应，就有了就业保障，没有城市户口，那就只能守望在土地上。城乡间的鸿沟又几乎不可逾越。所以，能把老婆孩子的户口变成城市的，实在是一种天大的诱惑。

　　“要是这样，你真应该去！”我把纯安兄叫到门外说。

　　“老卢，”纯安兄挥着手，一字一句，“你看着，我分到任何地方，任何单位，不出三年，我都会把我老婆孩子的户口，迁过去！”

　　他明显表示出一种愤怒。

　　我很吃惊，既为纯安兄的气势，也为纯安兄的情绪，这两者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也许是老婆孩子还有老母的负担使他过于压抑。大学四年，纯安兄过得很苦，不多的助学金还要贴补给家里，所以平时得省吃俭用，假期也没有回家的路费。那时学校有特困生补助，纯安兄可能是年级唯一享受过这种补贴的人。纯安兄只写申请，后面的事诸如指导员签字、系里审批、学生科盖章、财务处拿钱，都由我去办。补助不多，一次五元，但也是雪中送炭。记得纯安兄接过钱，总是简单的一声“谢谢”，再不添一语，也没有喜色——大学四年好像他的脸上就没有浮现过笑容。

　　纯安兄的最后的去向很有些戏剧性。

　　分配后期，同学们已陆续离校，他还在僵持着。这时咸宁意外来了个指标。咸宁是纯安兄的家乡，回乡发展，这一次他似乎已无话可说——系里甚至说这个指标其实就是专为他增补的。纯安兄开始还是不去，不过已有些动摇，所以几天后他说他去看看。当时给我的感觉，也就是借此回一次家，他是不会到咸宁工作的。

　　不想四五天后纯安兄回来就说他定下来了，就回咸宁。

　　接着又回一次，是报到。又是几天，纯安兄回来了，说他去的不是咸宁是阳新。咸宁是地区，阳新只是县，这差别真有点大。

　　“从基层干起，还好些！”面对我的质疑，他倒有了理由。

　　后来证明纯安兄的话似乎有些道理。

　　几个月后，纯安兄毕业离校后第一次回校，公差。脚上仍是解放鞋，显得破旧，但身上已换了蓝咔叽的中山装，提着包，人胖了点，脸上也多了血色。他说他在县人事局，是个权力单位。本来要人的是广播站，但人事局一看来了位名校大学生，这可是多年都不遇的，用人之际，肥水不能外流，所以也就以权谋私了。

　　说得挺令人羡慕。

　　“我现在管着县长呐！”

　　管着县长？

　　“科技副县长的档案就在我手里。”他很认真地说，眼里明显放着光。

　　那一天纯安兄真是踌躇满志，谈了很多，不少是设想，很宏伟。似乎基层的仕途真的平坦如镜，宽敞如海，铺满了鲜花。

　　可惜后来证明这坦途只是个梦境，鲜花也只是昙花。很快他就感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这冲突来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来自“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还是来自于别的什么？

　　后来纯安兄又来过武汉几次，但他从未谈过这种冲突的细节，只是隐隐约约得知，他给人事厅写了反映问题的信，也去过人事厅面谈什么事，仕途已很不理想。

　　1984年“五一”前后，纯安兄又一次来到武汉，去了我家。那时我新婚不久，他专来贺喜，送来了两支笔和两个笔记本。可惜我正出差在外，没能见面，只看到他留下的贺礼，还有他的“文学设想”。

　　那是一份“富池文学”杂志组成人名单，主编李昕，彭迎喜和他是副主编，我也忝列之中。

　　富池是阳新母亲河富水的入江口，自古阳新人就是从此走出封闭。用“富池”做杂志之名，纯安兄是眷恋家乡，还是想借此再一次游向广阔？

　　文学是纯安兄的倾心所治，也曾为他斥之无用。创办文学杂志，这是他仕途无数次碰壁后的回归，还是絶望后最后的一个梦境？

　　显然，只要和纯安兄一次畅谈，谜团即可解开。可万万没有想到，上苍竟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1985年夏天，传来了纯安兄弃世的消息。那年纯安兄31岁，刚过而立，一切都应该是开始，怎么能成为结束？同学们没有相信的，都觉得那是个误传，或者就是一场恶作剧！

　　然而，一位和纯安兄相熟的阳新朋友证实了这一噩耗，也告诉了我们细节。

　　寄出了写给人事厅的信，纯安兄认为那就是寄出了希望。但事实并没有给翘首以待的他带来惊喜，信很快批给了阳新人事局。

　　接到批转信的那刻起，他已不是来自名校的人才，他成了一个异类。

　　接着是第二封，第三封……都是同一个结果，同样的命运。就连到人事厅面谈的事也很快传了回去。

　　终于有一天，上面宣布，他不能继续留在人事局，他得到师范学校去。

　　为什么？

　　“工作需要，组织上的安排！”

　　没有比这理由更冠冕堂皇和不可抗拒的了。

　　师范学校有中文科，所开课程跟大学相仿，纯安兄可以任教一门课，哪一门他都会驾轻就熟，都可能有所成就，都可能誉满学界。

　　可是没有多少天，又一个调令，调他到农机学校。

　　师范学校刚刚熟悉，为什么又要离开？

　　然而纯安兄已没有再问“为什么”，他只有少许惊讶，但没有争辩，他已放弃，他已学会了逆来顺受。那时的他就是一个俘虏，哀莫大于心死，也许那时他的心就已经没有了灵性。

　　“备备课吧，下学期上课。”

　　“备课？”纯安兄盯着农机学校的顶头上司，好一阵子，“备什么课，大学里，小说我都看了上千部。”

　　“要我备课？大学里，小说我都看了上千部。”纯安兄跟几个新同事说。

　　“要我备课？大学里，小说我都看了上千部。”纯安兄跟路上碰到的人说。

　　到底是来自名校！初听者有些肃然起敬了。

　　“上大学难道就是读小说？”再听了几次，有人便提出了疑问。

　　“是呀，千部小说，一天得一部，那都是咋读的？”有人附和。

　　光环便如此迅速褪去。再听到他说小说，有人开始扭头，有人开始讪笑。

　　逐渐地，他也从同事的脸上读懂了那种不屑，甚至狰狞。再想说小说时，他便欲言又止了。

　　再以后，和同事说点别的什么，似乎看到的也是一张张扭曲的脸。

　　自此他便不愿再说话，不愿再见同事，甚至不愿出门。在路上走似乎也有人指指点点，那分明是嘲弄。

　　这是怎么了？他感到他和这个世界已如水火。

　　既然世已不留我，我又何必留之！

　　当这个想法突然浮现在脑海时，他仿佛又觉得，其实这个想法絶对不是源于今日，已好久好久了。

　　只是今日太清晰，今日已没有干扰，已没了回头的信心，也没了回头的理由。

　　这一天他回到村子。他生于此，长于此，他就是从这里走进了名牌大学的。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爱着这里的一切。

　　他见了母亲。他幼年丧父，母亲太苦太苦。忘掉吧，他想忘掉母亲的所有，但，那佝偻的身子，那满是老茧的手，他拿到入学通知书时母亲合不拢嘴的笑，怎么也挥之不去。

　　他见了儿子。儿子还真的太小。他摸了摸儿子的脸，那是他多次亲过的脸，他抓住了儿子的手，好久，他每次离开家时，这双手曾无数次向他挥动着。

　　他见了妻子。结婚近十年了，有恩也有怨，但那都是过去。

　　也许，他和他们说了很多，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丝毫也没有感到这以后就要和这个亲人阴阳两界，永不能再见。

　　他来到村后的树林里。

　　树林里很静，偶有小鸟欢鸣飘过。那时已夕阳西照，緑叶红花，都被染出金灿灿的光。远处，盛开的油菜花连成一片，大地如披金甲。

　　上苍造就的世界如此绚丽多姿，为什么造就的生命会脆如薄冰？

　　他来到一个大树下。

　　也许，他想了很多，他的老母如何度过余生？他的幼子如何长大成人？还有他无数的憧憬，他挚爱的文学……

　　也许，他什么也没想，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世既弃我，我岂思之！

　　他把带来的绳子绑在树杈上。

　　此时，村中炊烟冉冉。不时飘来几声呼喊，那是要亲人回村吃晚饭的呼唤。那声中可有他的老母，他的妻子，他的幼子？

　　他没有理会。他不愿再去理会。他再也不愿在这个世界上多待一分钟了。他的双脚瞬间离地，也就是在离地的这个瞬间，他的灵魂也就离开了他爱恨交织的世界，升入了冥冥之中。撇下了他的老母，他的妻子，他的幼子，他的学友，他一切的一切，只带走了他的梦。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