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上了年纪，刚刚从门锁里拔出来的钥匙，常常就忘了放在哪儿了，但几十年前的事情，却又常常记得很清楚。

　　我出生农村，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父亲原来在乡下行医，后调到县人民医院，五十年代末又被调到武汉医学院同济医院工作，而我们兄妹一直和妈妈在乡下的一个集镇上生活。

　　记得很小的时候，每当我午觉醒来，刚伸完懒腰，姥姥就赶快颠着小脚跑了过来，给我穿上满大襟土红色的棉布长袍——那可是我姐姐穿了以后，又给我哥哥穿，最后传给我的。当我自己下床，刚把脚伸进鞋里——那种不用系鞋带的旧式棉鞋，又见姥姥颠着小脚跑到灶边，拿起火钳在灶里的余烬里捣鼓出一个烤好的红薯来。她一边用手拍打着炭灰，一边鼓起腮帮吹气，想把红薯身上的灰吹乾净幷且把它的温度降下来。我赶忙跑过去，急不可待地把红薯接在手里，两只小手不停地交换着，还用口不停地轻轻吹气。等到不烫了，才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把红薯焦黄的皮剥开。顿时，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那个味道的甜美啊，真赛过了天下所有的山珍海味！

　　到了5岁多，我该上学了。当我报名时，我记不清老师是写的“陈文樵”还是“陈文桥”，反正我都不大认识。只记得他问父亲的名字时，我说:“陈广渊！”老师写的却是“陈广元”。我于是用左手手指头把“渊”字反复写了几遍，老师最后才似乎恍然大悟。虽然从来没人一本正经地教我认字写字，但我家里有很多病人被治好后送给父亲的匾，其中一块“世医陈广渊”我是天天看，记得很清楚的。

　　教室设在一个大庙里，菩萨也都不知到哪里去了。一、二年级都在一起。一年级上课时二年级就自习，二年级上课时一年级就自习。不久老师发现我其实是个左撇子，并不会用右手拿笔写字，就派二年级的陈姓女班长（她已十岁了）来辅导我，直到很久以后，我不仅用左手，也能用右手独立完成作业为止。

　　二年级时搬到一个地主家的大牛棚里，虽然光线不太好，但还算是不很漏雨。因为贫下中农多不识字，所以老师就是地主的儿子。语文、算术、体育、唱歌全是他一人教。到学期结束的最后一节课上，老师把判了分数的考卷分发给大家，然后叫大家一个一个站起来，报告自己的分数。当点到我时，我红着脸有些害羞又有些骄傲地站起来大声说：“语文、算术两个100！”老师当即给我奬励了一大张白纸（约值5分钱）和一支铅笔（约值3分钱）。那时可没有班费，大约都是老师自己掏钱的。后来有次听妈妈对我的哥哥姐姐说：“你们要好好向文樵学习，他考两个100。你们两个比他大多了，都没他考得好！”要知道，哥姐当时已上五年级了，语文要考100分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年级就到“陈氏宗祠”了，一直到小学毕业。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吃商品粮的都下放到农村，每人每个月的口粮是九斤稻谷（当时因为大旱，有不少谷粒都不很饱满）。哥姐们都到阳逻上初中了，家里我老大，每天要挑水、买柴、上学、照顾弟妹。稍微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80岁的姥姥和才一两岁的弟弟。即使是野菜和糠粑，妈妈和我也常常是吃得最少的。每次放学回来，我饿得实在走不动，只好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休息一下再继续走。尽管如此，我仍每天上学，从不迟到早退。五年级开始，就一直担任校少先队副大队长、副中队长、班学习委员。

　　毕业时，我被选为阳逻学区小学毕业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新洲县中小学毕业生代表大会，开了整整一个星期。回来校长让我传达精神，尤其是要把招待所的生活——那是上级对中小学生的关怀，详细给大家讲讲。我在几百名学生和教师面前整整讲了100分钟（教导主任雷少云老师后来告诉我的），主要内容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之类，效果如何我不知道，但以后我每次走在大街上，叔叔阿姨见到我都会笑着说：“早上有油条包子，中午有鱼有肉有菜有汤，真是好吃呀！”说得我很不好意思。

　　之后，我和姐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中学——新洲二中，当时教育部一位姓白的女司长也在学校住点。姐姐在高中，我在初中，这在我们学校里当时是少有的。二中离我们家有45里地。每隔两个星期，周六的下午我就回家一次，星期天返校。一是想家，二是我可以回家拿点咸菜来补贴一下。当时我们每个月的伙食费6元，比较清苦。后来改为6元5角，每个星期就可以吃一次肉了。记得我第一次从学校回到家里，妈妈高兴得很。当她看到我是把鞋装在包里光着脚丫走回来时，心疼得不得了，马上到肉铺里用肉票割了一斤瘦猪肉(当时每人每月半斤肉票，那可是妈妈和弟妹们舍不得吃省下的呀！)，很快地剁成了肉丸子，盛了满满的一大海碗放在我面前。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走了几十里路，可能是饿急了，我毫不思索拿起筷子来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把一斤肉做的丸子全部吃完了，还问妈妈：“还有吗？”妈妈一直坐在我对面，满眼疼爱地看着我，说：“丸子全盛在碗里了，不过锅里还有汤。”我又咕噜咕噜地喝了不少汤。现在想来，当时怎么就没想着让妈妈吃一点呢，哪怕只让妈妈吃一个尝尝也好！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还有一点现在想不明白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怎么一次就把一斤肉做的丸子全吃下去了呢，即使今天要我一次吃完，恐怕也是难以完成任务的哦!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一直担任班学习委员，并负责班上和学校里的墙报黑板报。

　　1966年8月我初中毕业，被推荐上了二中高中。因为“文化大革命”，上了一年后推荐作废，又回到初中。直到1968年10月，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作为下乡知青，下到毛集公社农场。我们农场在一个半岛上，15个人全部是男的，有十几亩耕地，40多亩水田，几百亩湖田（涨水时就被淹，退水时就种庄稼），近万亩湖面（养鱼、采莲）。每人每月45斤大米，全劳力每天工分10分，每月26元工资，年底结算。我开始是9分，后来是9分半。我们人少事多，每年除大年初一放一天假外，其余每天都要出工，不管是晴天雨天还是刮风、下雪。特别是在双抢季节，每天4点钟起床扯秧，天亮回来，就着咸菜吃完半斤乾饭又马上出工。上午插秧，下午把昨天晚上割的稻子捆好挑回。吃完晚饭又去割稻子，12点回来睡觉。夏天和秋天，还要在湖里采白莲，冬天要捕鱼，平时还要养蚕，你说我们忙不忙？累不累？

　　贫下中农对我很好，总是尽量照顾我，一次到阳逻镇挑豆饼，每人4块，每块25斤。远路无轻担。他们担心我挑不动，只让我挑3块，把另外一块摔碎，每人分担一点。他们每人100多斤，行走如飞。跑到前面休息时，发现我没跟上来，就回过头来接我，帮我挑着跟上队伍后，又把我的两个半块摔碎，分给他们几个人挑。我实际只挑2块50斤，还不到他们的一半。从阳逻到农场有20多里地，从五更起床吃完早饭出发，一直到天黑才回到农场。他们还是记10分，我还是记9分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的怨言和异议。到睡觉前，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跑了一天的队长还特地来到我床前，一定要我用热水把脚泡一下……写到这里，我已是满眼泪水，我是真心地感谢这些农民兄弟对我的实实在在的帮助！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陈文樵的今天！平时他们看到我累了，也经常派我干一些轻一点的农活。当然由于我识字，又是医生家的孩子，有时也帮他们干些写写算算、扎扎针灸之类的事情。尽管很累，但我一边干活，一边脑袋也没闲着，经常想一些用畜力做动力的插秧机之类的东西，也写一点感想或诗歌之类的文字。我写的《我第一次学插秧》的散文，后来在考师范时还真的派上了用场，被招考的老师极力称赞，至今仍有人还记得这篇文章。武汉的学生下乡支农，我也经常给他们作作报告，谈谈下乡的体会，所以我多次被评为县先进青年和先进知识青年。

　　我们平时只吃青菜和腌菜，没菜时可以吃鱼，每人每餐一斤。偶尔也举行吃鱼比赛。那是在鱼丰收的季节，把一样大小的新鲜鲫鱼煮上几脸盆，放在门板上，全体人员围坐在一起。一般是一口吃掉鱼背，一口吃掉鱼肚子上的肉，剩下一副完整的鱼头和鱼骨就放在各个人的面前。等鱼全部吃完，再数各人面前的鱼骨，谁多谁胜。在毛集农场一干就是5年。

　　1973年，本来被推荐上大学，后被人顶替，几经周折，被推荐到新洲师范学校（现武汉第二师范学校）学习。由于农场的锻炼，刚到师范时，浑身觉得有用不完的劲，不管学习还是劳动都十分积极。

　　一次教导处抽几个学生帮忙，老师发现我十分适合搞文秘工作，就把其他同学放回班里，把我留下。从此之后，我每天在学生食堂吃饭，在教导处上班，在教导处的套间里住宿。平时可以不听课。但对教材我都认真自学，和同学一样参加考试，每次成绩都很好。每年暑假，校长（兼县招生办公室主任）都把我派到县招生办公室负责文秘工作，并掌管钥匙，但公章和财务另有人专管。毕业时，毫无疑问，自然而然地就留在了学校里，幷且还分到一间日本式的住房。几个月后，又被调到县教育局工作。

　　在教导处工作时，由于我是学生，且工作效率较高，书记要我做事，校长要我做事，老师要我做事，还有同学要我办事，我都得做，我比一个正式老师的工作量大得多。一次一位十分关注我的老师问我在教导处怎样，我向他诉苦，说我不想干了。他说：“你知道人家为什么不叫其他人干呢？”我说：“我是学生，他们好叫些。”老师说：“不对，每个领导在分配工作时，是经过考虑的。首先是你可不可靠，第二是你能不能完成。正是因为你靠得住，干得了，才把一件又一件的工作交给你。记住，有饭吃，有事做，就是幸福。等到你没饭吃了没事干了的时候，你就明白我的话对不对了。”几句檏素的语言，给我极大的教育，从此之后我更加努力地工作了。

　　到县教育局不久，我被派到新洲县辛冲区马河五队搞路线教育，与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郭宏典同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是他的秘书，又是警卫员，也是勤务兵。

　　1978年我被调回教育局，和5个年轻的同志一起，想方设法偷偷地报名考大学，结果我被武汉大学録取。在被大学録取之前，局里为了培养我，送我到县委干校学习，担任校团委书记，并与党委书记住同一间房，他明确告诉我准备培养我入党。但时间不长，入学通知就来了。

　　一到武汉大学，接我的是77级的张桦（他可能不记得了，但我印象很深）。他一抬头看见我，可能是满脸的络腮胡子使他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大年纪的学生？！”他随口的一句话让我自卑了很长一阵子，上课时我总尽量靠后排，尽量不显眼。当时我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较重，认为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该歇歇了。加上我个人经济十分困难，所以干劲远没有在师范时积极。开学不久就开始填表申请助学金。当时我父亲工资较高，但如果在供养成员中再加上一人就可以拿助学金了。我父亲经常接济我姑母，有人建议将她写上，但我觉得她并不住在我家，不能算家庭成员，为人应该诚实，故没写上，所以我没助学金。父亲要求我很严，尽管他每月有一百几十元工资，但他每个月只给我20块。我从每月有三四十元工资的人突然变成只有20元生活费的人，很有一点适应不了。除掉14.5元的伙食费，加上每周回家来去的车费，基本所剩无几了。我的蚊帐破得实在不能用，在我一再恳求之下，父亲才最终花了8块钱给我买了一顶新蚊帐。他说武汉医学院有个学生家里很穷，每天早上只吃稀饭，馒头留着中午吃，每天节约一餐饭钱寄回去养家。每次学校露天放电影，他舍不得用5分钱买一张票，总是跑到银幕后面的大树上看，我应向这些同学学习，不要以为上了大学了不起，同济医院里随便遇到一个人都是大学生，还有不少留学生。我当时经济上的窘迫，使我完全没钱买笔记本，只能用在教育局时发的油印品的反面来记笔记。我给解放军伤员无偿献血后学校发的20元钱都被用来买了纸笔。有一次在公交车上遇到指导员，作为学生本应帮老师买张车票，但一摸口袋，确实只有自己的一张车票钱，当时真是尴尬极了，自己至今想起来还很不舒服。

　　刚到校时，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招我的时候，看到我已超龄了，但把我的五张考卷都看了，答卷整整齐齐的像印的一样，认为很不容易，基本功不错，心理素质也很好，不像有的乱画一通。二是因为我在教育局工作，来了后可以协助他做做学生工作。我当即表示我是初中毕业，基础较差，希望能休息休息，好好学点东西，不当干部。毕业很多年后，我碰到指导员时回忆这段谈话，他说他不记得了。

　　大学的生活十分有趣，特别是毕业分配时，内容更是丰富多彩，但由于时间较近，相反记得不太清楚了。毕业后参加工作，应该也有不少值得记一记的地方，比如1998年防洪抢险，高建成同志在簰洲湾牺牲后，我带领九名省委工作队队员冲上前线在咸宁镇守几十公里长江干堤的事情，也有些惊心动魄，回局后还给全体职工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但它离今天更近，也就更记不清了——正如我真的记不起刚刚从门锁里拔出来的钥匙，到底放到哪里去了一样！

　　唉！真的是有些老了……

　　2015年1月

　　陈文樵简历　（学号 787056）

　　男，汉族，1952年1月24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

　　1957年9月1日—1963年8月，新洲县阳逻区毛集中心小学学习。

　　1963年9月1日—1968年10月，考入新洲第二中学学习。

　　1968年10月—1973年8月，新洲阳逻毛集农场下乡知青。

　　1973年9月—1975年8月，被推荐到新洲师范学校（现武汉第二师范学校）学习。

　　1975年9月—1978年8月，新洲师范学校留校工作，几个月后调县教育局工作。

　　1978年9月—1982年8月，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湖北（新洲）考生。

　　1982年9月—2012年，被分配到湖北省档案局工作，历任科员、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兼副馆长、正厅级巡视员、研究馆员（正高职称），省档案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省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省政协特聘委员，省科技进步奬评审委员，中国档案优秀成果奬评审委员，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