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在为父亲收集散失的文章，帮助母亲写回忆録，而对自己大半生的经历，却始终没有考虑。好在我对于父母人生经历非常熟悉，这已经勾勒出了我的前世今生——我的生活和命运，与父母的生活和命运，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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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秋天，我父亲毅然从北平萧干介绍的《新路》编辑部辞职，回到家乡荥阳，与母亲商量奔赴洛阳解放区。

　　当时铁路中断，父母冒着“一人投共杀全家”的危险，带着我奶奶，两个哥哥和姐姐，雇了两辆驴车，从荥阳急急往洛阳赶（我已在母腹中）。到汜水、巩县一带，是国共两不管的“阴阳界”，驴夫很紧张，拼命用鞭子打驴，忽然，母亲坐的车翻了，她和姐姐从车中跌出，跌得皮破血流——而我在母腹中竟安然无恙。

　　父亲率全家到解放区后，受到当地领导的热情接待。当他骑着马，到宝丰中原大学报到时，心潮澎湃，不禁下马倚石写了《水终于必到海》一文，号召国统区知识分子与旧社会决裂，投奔解放区来。这篇文章，被解放区的《豫西日报》全文刊载，起到了很大的号召作用。

　　1949年5月1日，我出生在河南省会开封，当时开封已解放，父母为我取名“新”。凡奔赴解放区的知识分子，都享受政府的“大包干”待遇，即按家中人口多少发粮发钱。我一出生，家里添丁添口，即增加30斤麦子，10万元钱（法币）。呵，我自出生就自带钱粮……

　　一、童年与少年

　　我出生时，家住南京巷茅胡衕的大院。父亲奉命一个人筹建河南省文联。母亲生我满月后，就到幼儿园工作。

　　1952年父亲参加“作家写作团”赴朝鲜，我3岁。父亲每次从朝鲜来信，有专给孩子写的，由大哥宣读。父亲在信上说，朝鲜男孩叫“阿林斗姆”，女孩叫“阿林吵鸟”，我指着哥哥说，你们是“阿林斗姆”，我和姐姐是“阿林吵鸟”，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953年，父亲调任中南作协副主席兼《长江文艺》主编，那时他是省级干部，行政10级。全家随父亲来到武汉，住在汉口黎黄陂路一个租界胡衕里，隔壁就是“中南作协”。

　　我们兄妹都在中南育才子弟学校读小学。那是一个寄宿学校，每人每月交20元钱，吃住和学费全包。但我不喜欢住校，老盼着周日到来。在这里我只读了一年，1958年，因鸣放中群众提意见，说高干子弟特殊化，这个学校被撤销了。

　　我和姐姐很顽皮，经常到父亲机关里去玩耍。我们在交谊舞场上穿来穿去，故意碰撞“舞迷子”；我们把一位诗人反锁在他屋里，还把一位青年作者的婚房搅得乱七八糟。对这些恶作剧，机关大人不但不生气，反夸我们“聪明”。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些姑息纵容，都是看在父亲的地位上。

　　1957年，我到黎黄陂路小学读二年级。这年夏天“大鸣大放”中，父母双双被划为右派。我才8岁，还不懂事，只听到父母沉重的叹息，感到家中阴郁的气氛，没想到自此以后，我家的命运落入了深渊。机关的人见了我们一脸冷漠，有时还故意找茬训斥。

　　1958年初，机关整个搬进市郊花桥新建的中南文联大院。听母亲说，大院的修建，是父亲1953年参加全国第二次政协会时，向周总理反映文艺家生活条件差，周总理亲自批示才修建的。新建文联的门前，是一座L形的三层办公楼，挂着中南作协、美协、音协和剧协的四块牌子，院内有三栋间距很远的住宅楼，大院宽阔，广植花木，还有鱼塘、篮球场、食堂。可是，当初筹建文联大院的父亲，却被发配到东西湖劳动改造了。

　　1958下半年，机关开始“大办钢铁”，院中花木被砍伐殆尽，空地上矗起两座高炉，机关的积极分子日夜在高炉上挥动铁钎，我母亲只能拿着小锤子，坐在小凳上捶矿石，可最后炼出的全是铁渣；三年困难时期，院内空地又改作菜地，母亲被编入蔬菜组，除了种菜，还要剁猪草、煮猪食、养鸡鸭等，补贴食堂伙食。母亲身材矮小，总是用扁担挑着重重的两桶猪食，一悠一晃地走进猪圈。我喜欢带着小伙伴，跑到母亲烧猪食的灶房，从灶灰中扒出熟透了的小红薯根，填充辘辘饥肠。

　　小学三年级，我上一师附小。因为“出身”，我的中队长被罢免，这时文联大院成了我的乐园。院中的女孩多，我成了她们的主心骨。五年级暑假，我约了六七个小孩，让每人攒够0.71元，到东湖自主游玩。大人知道后纷纷反对，可是我们偏不听话。一个晴朗的夏日，我和小伙伴清晨5点悄悄离家，经过一番乘车乘船，来到了美丽的东湖。至今想起，还为自己12岁组织这次“旅游”感到自豪。

　　1959年夏天的一天，父亲从农场回家休息，门房老张就向他告我一状，原来我领着几个小孩，给老张写了封信，开玩笑称他是晚辈。父亲狠狠批评了我。我不服，心想你个右派，有什么资格管我？父亲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当晚他和我在院里乘凉，认真地说起苏联斯大林时代许多革命者在肃反中受冤屈的事。我只有10岁，哪里听得懂这些，不过从此增加了对父亲的敬意，以后也没再做过父亲批评的“不尊重劳动人民”的事。

　　1960年父母先后“摘帽”。1962年春，父亲和省市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了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帽”的广州会议，文艺界迎来了“小阳春”。这年夏天我们兄妹三人刚好面临升学，沾了形势的光，都考进了理想的学校。

　　机关给我家分了套间，父亲调到“戏研室”工作。他有很多戏票，我常陪他看戏。父亲的文章也要我用工整的童体字帮他誊写（他是毛笔改钢笔的繁体字，难认）。当我看到那些文章在《武汉晚报》发表时，真是兴奋不已。

　　初中我读的是市实验学校，这是市教育局学习苏联办的十年制试点，校址在一元路，我上学要乘公交车。实验学校教学质量高，学习风气浓。1965年，我已读到8年级，还差两年就可以考大学了。不幸中苏关系破裂，十年制学校被取消，我们只算初中毕业生，参加统一中考。

　　我受苏联米丘林事迹影响，喜欢园艺，也不懂中专和高中的区别，填报志愿时，第一志愿是金口农校，接着几个志愿均是中专。为此，校长专门到我家找我父母，说以我的成绩，不读高中可惜了；但以出身论，最好别填省重点，建议我报考新建的东湖中学。我听了校长话，第一志愿报考东湖中学，顺利地被録取了。

　　二、“文革”与下放

　　东湖中学校园之大，环境之优美，远非市内中学可比。这是个寄宿高中，生活全靠自理。母亲每月给我10元钱，除交9.1元伙食费外，剩下0.9元，用来乘坐周日回家往返的公交车。

　　那年招生，贯彻阶级路线特严，我的高中同学大多是工人或市郊菜农的子女。到食堂吃饭，喇叭中播送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色歌曲。校长是个老红军，他视察学生食堂，只要看见哪个餐桌上有饭粒馍屑，马上用手捡起来吃掉，这样，没有学生敢浪费一粒粮食。

　　在高中，学《毛选》是重要课程，我们对“老三篇”能熟记至诵；那时强调备战，到处挖防空洞。学校还有军事训练课，学生要学会持枪、卧倒，还要实弹打靶。有时半夜吹哨紧急集合，我们迅速摸黑穿衣，拿着当“枪”的棍棒，随队伍在学校附近的田埂上疾走，一不小心，会掉到田埂下面，或踩着一堆牛粪。

　　1966年“文革”爆发，我们寄宿高中得风气之先，在运动中闹得很凶。起初，“红五类”子弟大树“自来红”；出身不好的老师被揪斗，剃“阴阳头”。老师、学生中都揪出了“三家村”。一天，高一某班揪出一个英语老师，说是潜藏的国民党特务，霎时间草坪上大字报铺天盖地；还有一次，一个出身好的老师忆苦思甜，拿出旧社会吃的观音土，学生便一把鼻涕一把泪争抢着把观音土填到嘴里。

　　我的父母虽已摘帽，仍是“摘帽右派”。“文革”时清算“十七年文艺黑线”，父亲又是“反动权威”。大小批斗会总少不了他，他的肋骨被打断两根，母亲则成为陪斗对象。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我有一种无处藏身的恐惧感。幸而在高三学生中找到了一个旗帜鲜明地反对“血统论”的组织，便急切地参加进去。这些高三的大哥哥们，有思想有主见，办事果断，成为我精神上的靠山。

　　1966年11月11日，我和几个同学赴京串联，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穿着军大衣、挥动着右手、乘着敞篷车呼啸而过的毛泽东。我因个子矮，被安排在金水桥前面席地而坐，接见时后边的学生拼命挤，险些把我们踩倒。我和同学还手捧语録在天安门前照了相。这是当时我认为最幸福的时刻。

　　1967年夏，武汉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大武斗。在江汉路，我亲眼目睹了血腥的武斗场面，长矛、钢盔、装甲车……都上了街，数万群众涌向街头，分为水火不相容的派别，互相谩骂乃至武斗，死尸暴露在街上……

　　1968年底，父亲被分配到蒲圻“五七”干校，母亲只身下放到崇阳农村落户，哥哥姐姐是老大学生，被分配到贫穷偏远地区教书，我作为“知青”，随着老高三的同学到监利插队落户。一家六口星散六地。

　　按国家政策，每个知青下农村，由政府下拨700多元安家费，我们做好了“安家落户”的准备，没有奢望回城。我们几个同学合建了一所茅屋，和农民一样，靠工分吃饭。当时是人民公社制，社员记工先定底分，一般青年妇女底分有八到九支，而我只有七支（当地话，即七成、七分）。夏天，我们冒着酷暑在水田里插秧，汗水顺着衣襟往下淌；冬天，我们冒着寒风上河挑堤，穿着一身单衣却浑身冒汗。可是，劳动一年，我连口粮都顾不住。1969年，队里对棉田实行了承包制，我和一位女知青，与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小姑娘4人，大胆承包了14亩棉田，学会了全套的种棉技术。年底分红，除吃粮烧柴外，还分到90多元钱。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

　　我在农村劳动两三年，除了偶尔父亲接济，基本做到自养自活。这段经历，既是苦难，也是“资本”。我从幼年养尊处优的娇娇女，变成了一个双手老茧的农民，尝尽了生活的苦辣酸辛。后来和老“知青”谈起下放，一致认为，有当知青“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困难都是小菜一碟。

　　自1970年起，下乡知青纷纷被招工回城，我因出身问题，一直呆到1972年。幸亏不久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父母先后回城，我也在同学指点下，钻“病退”的羊肠小道，把户口转回了武汉。

　　三、回城之后

　　回汉后，工作极为难找。那是“读书无用”的时代，教师地位低，又需一定文化，所以当代课老师还能找到机会。我先后代过几个学校的初中语文、地理、农基（生物课“文革”版），还教过高一的农基。由于学生厌学，课堂纪律差，讲起课来很是费力。1975年，我放弃了在某中学转正的机会，到一家街办半导体厂当了一名工人。

　　当时最可惜的，是放弃了一个学国画机会。我自幼喜欢画画，回城后，我家楼上70多岁的画家张老同意收我为徒。张老是全国十大花鸟画家之一，由于极左思潮批“黑画”，他在家赋闲。张老已教给我画梅花、牡丹等技法，我却因当工人而中止了学习。

　　学画不成，最大收获是认识了自告奋勇来教我画画的老沈，后来成了我的终生伴侣。

　　1975年，我年已26岁，进半导体厂做了一名学徒工，跻身“工人阶级”行列。在这里上班，要穿白大褂、戴口罩，车间地上打蜡，工作环境看似舒适，而我的工作是对硅片进行“化学处理”，要和高浓度硝酸、硫酸、氢氟酸打交道，工种不仅有毒而且危险。好在工作时间短，工余可以看书。我从同学那里借到很多书，最爱看的是欧洲十八世纪文艺复兴时关于“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等人道主义的理论著述和文学作品，它们使我获得了温暖和力量。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没敢报名，1978年，我想尝试仍犹豫不决，因我的工龄较短，按政策不能带薪。

　　这时，80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汹涌而来。父母二十多年的冤案平反了。父亲如枯木逢春，焕发出极大活力，以67岁的高龄担任武汉市作协主席并主编《芳草》。父母全力支持我考大学，他们鼓励我：“你只管专心去考，学费不必考虑。”高考时天气炎热，母亲每天比我起得早，先把早饭准备好，再叫我起床。至今思之，犹感父母恩。

　　1978年秋，我以29岁的年龄，考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四、毕业后的工作

　　大学4年生活，在我班同学共同编辑的《老八舍往事》中已有详细回顾，就不赘述了。下面再说毕业后的经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里一个科研单位从事文学研究。80年代院里人才济济，同事大部分是硕士学历，领导也多是经过“文革”又启用的专家学者，科研氛围很浓。

　　但我毕业已33岁，刚参加工作就忙着结婚。34岁生下了儿子。当时两边的老人都已年迈，没精力再带孙辈。幸亏我不坐班，就挑起了家庭和工作两副担子。

　　父母已搬进鄂城墩的“高知楼”，把花桥的老房子为我留了一间。我请了小保姆，在走廊上搭了暗楼让她住宿。一间屋子拥挤不堪放不下书桌，我就在孩子哭闹声中，掀起被褥，趴在床板上写作。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儿子上幼儿园。

　　我最初工作是文学评论，曾发表过几十篇文章，结集为《文学论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除此之外，我也编书，评注古代散文，后来便致力于撰写学术专著。1998年被评为研究员。

　　我发现在中国历代的“强势话语”之外，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极富价值的文化内容。我的兴趣是在边缘上探索，希望能从正史的缝隙中谛听到人性的呼喊，从统治者“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中看到情感的抒发、性灵的闪光，从男权中心社会的深层寻觅女性话语，从严密的新闻封锁中听到黎民的苦难呻吟。在我所编着的书中，自己较喜欢的有《明清性灵小品》（湖北辞书出版社，1994年，我主编，参加者有童志刚等）、《闲书四种》（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年）、《1942年：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撰写的学术著作有《袁枚的思想与人生》（南京出版社，1998年）和《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

　　90年代以来，80年代那种充盈的创造活力渐渐消退，官本位、金钱势力开始侵入科研单位。科研工作本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劳动，而现实中的考核机制、课题经费管理办法、职称评定等，都越来越趋近于向“权”、“钱”靠拢，科研人员逐渐失去了写作的自由空间。

　　2004年5月，我55岁，被单位人事处按照普通女性退休年龄“一刀切”地列入退休行列。我是研究员，手上还有未完成的省级课题，我根据国家有关文件向省人事厅提出申诉，希望延长到60岁，未果。2005年5月我正式退休。

　　五、退休至今

　　2007年5月，由于大家庭重心的转移，我和哥哥姐姐一起，把95岁的老母接到北京。母亲几十年受了太多委屈与辛劳，我们希望为她创造一个幸福晚年。我们带她登上天安门，参观了奥运会场馆，到天坛、颐和园等名胜观光，每逢节假日，孙子辈的也回来探望。

　　2012年，由于电影《1942》的热播，河南大饥荒的真相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大饥荒饿死300万人，而秉笔直书的中国记者，竟只有《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和我父亲两人。大饥荒中，父亲以“流萤”为笔名写的一系列灾区通讯，以及结集的《豫灾剪影》，成为记録大灾荒的珍贵史料。此时，父亲已去世14年，母亲已年届百岁，她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多次接受电视台报刊等媒体采访，讲述父亲“单骑百里写豫灾”的经过。

　　我在2005年编写了《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刘道清策划），201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出了该书的“增订本”，其中补充了几十篇《前锋报》跟踪灾情连续的社评。在“增订本”序言《追寻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历史真相》中，我以2万多字的篇幅概述了河南大饥荒发生的全过程。由于电影《1942》只展现了大饥荒中的现象，对“大饥荒是怎样缓解的”这个关键问题并没有作出回答，为此，社会上众说纷纷，莫衷一是，有人说是日本人救灾，有人说是国民党，有人说共产党边区政府，为此，《南方周末》特地找到我，询问答案。我将序言有关部分发给他们，2012年12月6日《南方周末》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的《大饥荒是怎样结束的》一文（老天开恩，灾民自救；政府掩过，发力救灾；民间组织，义赈募捐；中外媒体，督促救灾）。

　　我自大学毕业，在省社科院干了二十多年，这是一个坐冷板凳的清水衙门，但我并不后悔选择了这个职业。多年的工作经历，培养了我探求知识的持续兴趣和根据事实推断结论的思维习惯。这些能力到老年并不过时。

　　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我学会了电脑操作，有了电子邮箱、QQ，微信、博客等，在网上发表“作品”、出版书籍更自主，更随意了。

　　2012年12月，我和大哥、老公为百岁老母庆寿，编了《百岁华诞》的画传；2013年11月20日，我的百岁老母因病去世。我们又编了《长河落日圆》，表达对母亲的敬重和缅怀之情。这些书都没书号，但对我们家族是很珍贵的。

　　从河南大饥荒这段历史的空缺中，我发现，过去历史教科书和文学史上，空缺的历史远不止此，需要后人钩沉的历史真相还有很多，这有待知情人进一步努力。目前我正根据父亲抗战时期编过的《阵中日报·军人魂》，钩沉当时散失的文学作品，争取在抗战胜利70周年，编成《国统区抗战文学钩沉》一书。

　　我今年已65岁，但仍思维清晰，身体健康。我在青壮年时代蹉跎时光太多，到了老年，倍加珍惜自由支配的时光，既想享受生活的乐趣，还想完成没有实现的理想。我希望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把老年造就成一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2014年11月

　　宋致新简历　（学号787051）

　　女，汉族，1949年5月1日生于河南开封。网名：宋姐。籍贯：河南荥阳。

　　1953年随父母到武汉，在武汉生活了五十多年。1957年父母双双被划为右派，学生时代备受“出身论”影响。初中读武汉市实验学校，高中在东湖中学读到高一，“文革”起，参加高三的反“唯出身论”的红卫兵组织。

　　1968年随高三同学到监利插队落户。1972年落实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父母先后回城，我因“病退”将户口转回武汉，先后在几所中学代课。1975年10月放弃在中学转正机会，到一家街办半导体厂当工人。

　　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考生。

　　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8年被评为研究员。

　　2005年退休。从2007年5月起，和哥哥姐姐一起把老母接到北京照顾。2010年在燕郊定居。2013年11月母亲去世后，继续整理父母未完成的文化工作。

　　丈夫沈冬，湖北美术学院硕士，江汉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已退休。

　　儿子沈忱，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现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开门大吉”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