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汉族，生在福建安溪，稍微懂事的时候赶上了三年天灾人祸，也许正因此个子长得瘦小且困难。

　　童年最幸福的记忆是在安溪县幼儿园上过半年学及吃过炒米糕。一生读过好多学校，一年级就读于父亲因右派被发配劳动改造的深山沟的一所农村小学，二、三年级随母亲在全县最好的一个乡中心小学度过，四、五年级则就读于一所山区中心小学，六年级下学期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兴高采烈过了把红小兵的瘾，最大的收获是背上大被窝步行几十公里到县城“革命大串联”。父亲被作为漏网右派挖出来游街批斗后，我的身份也就马上由红变黑——黑五类分子子女，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山区小镇武斗的枪声响起，父母为了我们的安全，把我们送回乡下老家。作为对地富反坏右子女的惩罚，我们兄妹仨随即被取消城镇户口，十二三岁的我们由此成了农民，每天挣二、三个工分过日子，直到“文革”结束，才被平反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我从小眼睛就近视，加上个子瘦弱，完全不是当农民的料。父母认为学一门手艺对我一生至关重要，于是把我托付给父亲中学同学的一个徒弟，当起了走街串巷的油漆匠，从“童农”转变为手工业童工，试图自我解救。一段不堪回首的学艺日子之后，家乡大队小学办起了初中班，父母又觉得还是应该让我们多读点书，于是我们相差都只有一岁的三兄妹一起成了初中班的同学。其时我距小学毕业已有四年之久。两年后大队初中班被取消，哥哥当兵走了，妹妹招工成了小学教师，我则升学成为高中生，并于1975年从安溪县一中毕业，继续回乡当农民。

　　虽然我已是全村最高学历拥有者，但前途无着。母亲命我跟随五舅学木匠，重求一份安身立命之技。一年后村办学校重开初中班并招聘代课教师，经过一番角逐，我终于放下刨刀拿起了铅笔刀。两年的民办教师生涯里，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初中毕业班，而且是全科教师，语文、历史、地理甚至体育都要教。恢复高考时，我降格到与自己的学生平起平坐，一同为考生，他们考高中我考大学。半年内两赴考场，终得以混进珞珈山，有幸与众同学为伍。

　　四年寒窗不足挂齿，与同学们乐也融融。毕业分配不上不下，从湖北省建委下派到位于襄樊市的省一建筑工程局，再下派土石方工程公司。那时脑子有些发烧，刚报到就以专业不对口为由闹调动，而后在同学们的鼎力支持下逃离土石方公司，借调到湖北电视台《电视月刊》、长江日报社，直到1985年初才正式调进《长江日报》，度过充实有趣的6年时间。1991年10月，又调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再次转轨踏进了公务员队伍，在厦门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办公厅和研究室呆了几年，体验了国家权力机关运行轨迹。1998年，厦门市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及海外留学生公开选拔副局级领导干部，本人误打误撞上了榜，从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处长升任市文化局副局长。2013年初夏，承蒙组织安慰，给了个巡视员的衔，在退休前给自己的仕途提前画上了休止符。在任期间，每天忙忙碌碌想干点实事，也好歹干成了几件实事。比如说，用旧厂房改建了一个全国不多见的十几万平方米的文化艺术中心（内有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文化馆、剧场、电影院等等），创立了全国（厦门）漆画展、厦门市群众艺术节、厦门市青年民乐团等几个本土的文化品牌。为厦门文化创意产业做了不少基础性的工作，如将海峡两岸（厦门）文博会操办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博会之一，闽台（厦门）文化产业园申报成功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并正在将厦门经济特区的发源地——1.35平方公里的厦门湖里工业区改造成文创园区……当然跟许多同学相比——实际上是无法相比。

　　我很怕考试的。可是这辈子我却靠两次考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回想起来，值得一说的也是“考试”。

　　刚上大学时，有好一阵子我很自卑。特别是在听到霍霍们在高谈阔论《静静的顿河》、《哈姆雷特》、《子夜》之类中外名著时，我从心底感到一阵阵脸红。好多书名我听都没听说过，十足的乡巴佬一个！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怎么混进武汉大学这名牌学府的？

　　说来可怜，上大学之前我读的书实在很少，究其原因，就不能不说说那扭曲的时代和苦难的家史。

　　现在我父亲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那是因他解放前夕在县一中读高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学运工作。我父亲是我们村的第一个上过中学的“秀才”，但是当我最需要读书的时候，他却让我处处受限。因为书虽然给他带来过荣耀，却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1958年，他因此前不知哪次鸣放会上提了县委书记的意见而被补打成了右派（滑稽的是，20年后他被平反时，档案里居然找不到他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文件材料），随后被长期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又被当作“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揪出来批斗游街。知识成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也因此让他对“书”产生瞭望而生畏的感觉。

　　我6岁上学，读的第一所学校是一所深山沟里大队办的山村小学。父亲因右派被下放到离县城最偏远的一个山区公社的偏远山村“劳动改造”，外婆带着我和大我一岁的哥哥陪着父亲“改造”。每天从我们住的大队部到学校要翻过好几道岭，跨过好几道沟。到底有多远，现在已记不大清了，反正天蒙蒙亮就要出门，赶到学校就要上课了。学校的学生不多，校舍也极其简陋，连课本都无法做到人手一册，其他书就更不用提了。

　　三年级转学到母亲工作所在公社的一所中心小学，条件好多了，但那时的我就像刚爬上井口的井底蛙，对什么都懵懵然，能读好课本就不错了，也不懂得到哪里找些课外书读读。

　　五年级又转学到父母亲工作的另一个山区公社的中心小学，条件又差了许多。到了小学高年级，几册薄薄的课本已无法满足我的读书欲。但此时“文革”开始了，学校和家里能找到的除了红宝书就几乎没别的了。同学间能借到的少得可怜的课外书，也大都划入了“封资修”“大毒草”一类。唯一的途径只能和要好的同学以书易书，偷偷地带回家去看，而且限时限刻看完，决不允许逾期不还，因为每一本书后面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家里没有“毒草”和人家交换，是件非常痛苦的事。看着人家在津津有味地看着古装小人书或小说什么的，咱只能乾瞪眼，或患毒瘾似的躲在人家的身后，踮起脚跟远远地有一搭没一搭偷偷地瞅着。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书，欣喜若狂，恨不得立马看完，又怕看得太快，还没嚼出味道，就咽下去了。但时间很成问题，在学校之类的公开场合是不能看的，回家大多数时间也不能看，因有如惊弓之鸟的父母生怕任何的闪失会招来飞来横祸。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抢着看、偷着看。最经典的做法借出恭躲在厕所看，最极端的做法则是趁父母晚上睡觉后，点着煤油灯躲在被子里偷看。后一种看书法其实非常受罪，躬伏着身子，把被子蒙住全身连同煤油灯，既不能透出太多的光让父母发觉，又不能烧到熏到被子，还要能看到书，浑身有多紧张真是难以言表，差点烧着被子的事常有发生。但看书的那种诱惑和享受却是无法扺御的，我因而乐此不疲。

　　那是一次儿时最大的伤害，我甚至觉得不亚于父亲被打成右派。有一次，在我苦苦磨叽哀求下，一位同学在设定很多条件之后借给我一本书，一本衣衫褴褛、没头没尾、连书名都找不到但厚厚的书——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三国演义》。我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躲在被窝里看到大半夜，那个迷恋啊，那个激动啊，那个幸福啊，难以言表。那一天父亲在做饭，我帮着烧柴火，趁着父亲离开伙房的间歇，我猛往灶膛塞了几把薪柴，就躲到睡房从草席下抽出那本厚书就看，一看就入了迷，以至于父亲找进来都没察觉。我脑袋忽然挨了一巴掌，随后一声吼，手上的书也飞逝而去。“坏仔，饭都烧糊了还躲在这看什么……哇！看封建的古装书啊，找死啊，你还嫌家里不够倒霉，还要找麻烦啊，我叫你看！叫你看！……”等我冲到伙房时，那本书已经被撕成四五片，躺在灶膛里熊熊燃烧了。我立时眼前发黑，头脑一片空白，我一个个精彩故事随火逝去，再也看不到了！我何以还书？何以面对同学……此事，其它细节至今难以忘怀，但和那位同学是怎么了结的，却找不到一丝记忆，大概是我的潜意识里早就想彻底忘却这件事吧。

　　在县城读书也是很苦的事。虽然老家离县城只有五六公里，但搭渡过河走路也得一个多小时。每周日晚挑着一周吃用的米菜担子到县城的出租屋，每周六晚又将一周淘米的泔水和剩菜剩饭乃至积存的大小便挑回老家养猪浇菜，周日还得种自留地，时常还要挑担菜到县城去卖个块把两块钱，用以贴补学习、生活。由于老家祖上的房子已不够住，父母以为我们几个孩子今后可能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了，所以下决心自己盖房子。如此重任又落在我身上，于是我时常下课后还得赶回老家提着马灯连夜挑沙挑石，第二天一大早又赶回学校上课。如此折腾，又累又困，常常上课打瞌睡。老师于是特别“关照”，经常突然袭击提我的问题，好在我“出糗”的情况不多，因此化学老师冷嘲热讽给我取了个“天才”的外号。

　　中学毕业后，正式在老家当了知青，先和舅舅去学了一阵子木匠，后当了两年民办教师，依然是农民。

　　恢复瞭高考，我看到了一丝希望。77年底，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如何，因分数没有公开不清楚，但通知我去参加体检，说明考得还可以，最后还是落选了，原因是我的父亲是右派，政审没过关。这时，就连我那一向坚韧不拔的母亲，也劝我认命服输，老老实实干好民办教师，扎根农村一辈子吧。

　　我死也不认命！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干劲和勇气。半年后再次参加高考，我和我的初中毕业班的学生一起考，他们考高中，我考大学。因为还要教他们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体育，校长坚决不准我请假复习。直到我的学生们考完，我才获得自由，此时距离高考只有10天时间了。

　　20世纪70年代是个神奇的时代，原来一切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很快就变得可能了。第二次高考成绩出来了，而且张榜公布，想上什么大学还可选择，政审家庭成分也变得不那么重要，可是填写志愿却显得非常重要。

　　命运之神看来没准备抛弃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我考了386分。英语完全是蒙的，选择题，睁眼瞎勾，意外地勾到了50几分，数学也考了50多分。但就这个分数，在福建考生里，并没什么优势。不仅我心里没底，父亲也两眼一抹黑，不懂得应该报什么学校，只好求教于父亲的一位在县一中当老师的同学。父亲的老同学以非常权威的口气说，这个分数能上福建师范学院就不错了！据此标准填写志愿，重点大学一栏，厦大肯定是要填的，虽然知道那是白填，后来知道福建本地考生没上400别想上厦大。普通高校就尽量拣不太知名的填，福建师范学院也是要碰碰运气的，更多的是填辽宁财经学院之类。前后填了两三次志愿，记忆里早就模糊不清。后来更没想到会被武汉大学録取，而且是中文系。我记得我填过一次武大，但报的是图书馆系，肯定没报过中文系。实际上那时我连大学里的那些系啊专业啊学些什么都搞不太清楚，完全是瞎填瞎报。据说是武大在广东的生源不太好，没招满，因此从广东抽了10个指标到福建来招生，使武大在福建的招生名额扩大了一倍，我因“乱点鸳鸯谱”而被武大选中，也因此有幸和中文系78级同学为伍。

　　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如果第一次高考我被録取，能上泉州师专就不错了，那我将错失的不仅仅是武汉大学这样的名牌高等学府，更将错失我们年级众多好同学。因此我还要感谢命运之神！

　　我就是这样混进武汉大学的。这就是我一生最重要的第一次考试。

　　第二次考试是距高考整整20年后的1998年。我再次误打误撞，在全国近百人报名，近50人参加的厦门市文化局副局长公开考试选拔中，斩获第二，经考核由副处而获此副局一职，又一次改变了自己人生运行的轨迹。但这一次误入官场，对于我的仕途实无多大帮助，但是最可贵的是让我找到了一个为老百姓做事的平台。

　　写于2008年9月

　　改于2015年9月

　　许向明简历　（学号787034）

　　男，汉族，1955年7月9日出生。籍贯：福建安溪。

　　1961年到1966年先后就读于安溪县西坪乡大山沟里的一所农村小学、湖头乡中心小学和长坑乡中心小学。小学尚未毕业即因“文革”而中断学业。

　　1967年起因父亲是“右派”而被强制将户口迁回农村老家务农、当过油漆匠。

　　1971年在农村老家的中标学校初中班读书。

　　1972年起在安溪县第一中学就读初中、高中。

　　1975年高中毕业，继续在老家中标大队务农，当过木匠。被确认为上山下乡知青。

　　1976年在中标学校担任初中班民办教师。

　　1978年初到安溪县第六中学担任民办教师。

　　1978年秋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福建（安溪）考生。

　　1982年在湖北省第一建筑工程局土石方工程公司工作。

　　1983年借调湖北电视台《电视月刊》工作。

　　1984年借调武汉长江日报工作，1985年正式调入，任记者、编辑、《江花》编辑组组长。

　　1991年在厦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任副主任科员、副处长。

　　1998年任厦门市文化局副局长。

　　2011年任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2013年任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