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3日，被划为“右倾分子”的母亲，离开她正在广西梧州市郊区劳动改造的农户家，到市里的市立人民医院顺利地产下了我。那一天，是农历6月19日，据说是观音菩萨的成道日……

　　我记忆中的童年，脑海里至今仍然无法驱赶得去的是父亲不断的斥责、诘问、敲打。那种敲打永世难忘，主要是他总安排在吃饭的时间点上。常常是饭已盛好，他便开始盘问一些事情，我每次的辩解都被他看作是对他的不敬，往往对答未过三句话，他就命令我将双手放在餐桌上，然后，扬起筷子狠狠地敲打着那双稚嫩的手。而当我欲哭出声时，他又严禁我喊叫。我掉下委屈的眼泪，却无法发泄，一股股冤气全都堵在气管，到他允许我可以用餐时，我早已没有了食欲。日复一日，许多回午餐、晚餐都是这样度过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这样恨我。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隔离审查。有一位“好心”的阿姨告诉我：你爸爸是国民党特务……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对我这么狠，原来他就是一个坏蛋。解放前，不知毒打过多少共产党员和老百姓！我决心与他划清界限，把自己的姓改跟母亲姓。我当时竟然希望他是一个特务，因为我也恨他！那一年，我才九岁。

　　后来，“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父亲经审查清楚，不是特务。但是，也是属于需要继续“改造”的对象，被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清除”出去，先是在广西中部——地处柳州市郊区的自治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然后“五七”干校解散，又被安排到柳州郊区的另一端的柳州地区师范学校工作。柳州，曾是唐代著名文人柳宗元最后贬放地和丧葬地。

　　由于父亲多年的敲打，使我性格内向，自卑感很强，加上体质羸弱，男孩子们都鄙夷我，不愿和我玩。而女孩子们却喜欢和我在一起：打扑克、捉迷藏、跳绳、跳格子。为此，男孩子又嫉妒我……十岁的我，第一次偷偷地看了《红楼梦》。联想到自己，觉得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多女孩子愿意和我一起玩，仿佛自己就是一个“贾宝玉”，男孩子不理我，又算得了什么？自卑的心理居然获得了某种阿Q式的满足和自豪。

　　当我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大学毕业，被分到机关，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后才知道，父亲对我的敲打，那是一种本能的发泄。在单位他一直被当作业务骨干使用，但是，又拒他于中国共产党的门外。他非常苦恼、非常难过、非常气愤，可是又不能对外人倾诉、交流和谈心。他只好回到家里，拿我出气……

　　母亲从1958年开始，就因和同事们一起给领导提意见后被无缘无故调出中共梧州市委组织部，下放到了小学当老师。1962年，为了照顾夫妻两地分居，母亲从梧州调到了南宁。我们全家团圆了，我也更多地得到了母亲的关怀、呵护和宠爱。每当父亲责骂我、敲打我、折磨我时，母亲如果在场总是好言相劝父亲，消消气，别伤着了自己的身体，更别伤了孩子。父亲多数遇到这种时候，也无可奈何。只好自嘲地说，我不会管，你会管，那你来管！

　　母亲的爱就是一种最好的教育方法。从小我学会了爱劳动、爱集体，关心别人和理解别人。尤其是学会了宽容。因此，我在集体生活里，总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好评。1966年6月1日，我被评为广西首府南宁市的“三好学生”。小学里还任过班长。上中学时，任过年级副连长、班长等职。

　　中学毕业后我到了广西南宁市郊区上尧公社西明大队插队。曾任大队团总支宣传委员。1977年，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高考。想当医生，也害怕“文字狱”，我报考了理工科。结果，体检完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竟杳无音信。据说，是“政审”不过关。第二年我又参加瞭高考。这一回，是真正的全国统考。我被武汉大学中文系録取了。父亲从柳州专程赶回南宁送我去武汉，当列车即将启动的时候，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悄悄地附在我的耳边说：“前几天我已经被吸收入党了。我们家可是双喜临门啊！”我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紧紧地握着他那已经开始乾枯的手。他老人家企盼这一天的到来，一盼就是整整28个年头……

　　一进学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指定我当班里的生活委员，而且四年连任，不换人、不改选，至今仍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四年里，我最难受和最快乐的事情都是同一件事：我最难受的是，每月按时找好零钱，将助学金发给每位获得困难补助的同学；我最快乐的是，看到每位得到助学金的同学，那真心实意的感谢和永远绽放在脸上的笑容。

　　出了校门，大多数同学都兴高采烈地走上了预定的工作岗位，而我却要二次分配。从1982年7月回到广西高校分配办报到，至9月份上班，一个多月里，我隔三差五，都要到分配办打听，能有工作吗？干脆向他们表明，只要对口，分到报社当记者也行，或者分到刊物当编辑也行，我的要求很低。结果，分配办的老太太，总是说，研究研究再说。等待永远都是漫长的，哪怕只需要一秒钟。一个月的等待完全打碎了名牌大学毕业生的我的自尊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听从父母的教诲，提着东西去看了一位亲戚，求他出面帮忙。他二话没说，马上答应。一周不到，我就被塞进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做了一名“思想警察”，专门管理社会上一切偏激的思想和言论。一干就是八年。

　　八年里，我的工作先是在宣传处，主要是收集社会上的舆情或为领导出席各类相关会议撰写毫无文采的讲话稿。后四年里，我除了有一年被安排到自治区教育讲师团，下到广西贺县师范学校讲授语文课外，其他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对外宣传处，为自治区党委的书记们和自治区政府的主席们，编辑、整理《港澳台报刊文摘》，每周一至二期。一个偶然的会议，让我听到了来自台湾人的告诫，我敏鋭地感觉到：长此以往不顾台湾同胞的想法而将这边的想法强加于他们，可能会造成对方的“去中国化”。于是我写了信息，居然能够放在最高执政当局专业会议的内参材料袋里，供决策者们参考。即1986年9月我撰写的《黄阿原谈对台宣传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作为该年11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的絶密材料，供与会领导和代表参阅。为此，该文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优秀信息”奬。因该文第一次对海峡两岸存在的文化差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专家和学者们的关注及兴趣。

　　后来接到通知，各单位严禁编辑海外任何报刊。我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宣传部的任何工作和岗位都没有这项摘编有趣，离开那里，已是无法更改。因为，我明白：我不适合当“思想警察”。于是我又参与朋友们正在谋划的广西环境保护建设集团公司的筹建工作……

　　1990年7月，我毅然决然地调离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档案放在自治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到了公司任办公室主任。

　　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同意公司成立的批文一下，两位正副总经理便开始了争权夺利，互相拆台……公司被毁了！我又转到了一家温州人办的“南北公司”，一年下来，竟没有一分钱工资。我硬着头皮找到自治区城乡建设委员会，要求重新安排，因种种原因，建委没有接纳我，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岗位。我只好回家待业。

　　半年时间，我一边在南宁寻找工作，一边想到了同窗四年的学友们。觉得：可能同学们帮找，更容易一些，把握性更大。因为，大家都瞭解我、熟悉我。于是，我向武汉的汪芳发出了“SOS”求救信。汪芳和武汉的同学们商议，将我推荐给享誉神州的《今古传奇》杂志社当编辑。与此同时，父亲委托自己的学生，也给我找到了接收单位——广西区科技干部局。我害怕离开父母，决定留在广西，留在生我、养我的故乡。1992年3月，我到该局上班。

　　1993年5月17日，被任命为综合处副处长。

　　1993年12月27日，经广西科研系列(社会科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无记名表决评审通过，我取得了副研究员职务资格。

　　1994年元月的某一天，我开始想：我现在可以死了……

　　光阴荏苒，时间又跨入了21世纪。这是一个很“拽”的世纪，对于我来说，其发轫于三十多年前的1978年的10月份。

　　当年我和同学们，偶然而又必然地聚到了武汉珞珈山下，住进了老八舍，不知各位同学的梦想如何。而我当时的理想很简单：只想改变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因为，我中学一毕业，就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而被派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是，农村的现状，使我难以立下决心扎根那里一辈子。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全国高考又恢复了，1977年我报考了理科，上线后体检也合格，还是没被广西境内任何一所高校録取，哪怕是普通一点的中专。于是，第二年我再考，改为文科，一不留神，进瞭高教部所属的全国重点院校之一的武汉大学，读的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系，而我简历表民族一栏里要填的是：壮族。4年学习过后和毕业后的几十年，我一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壮人，抑或是汉人？

　　新世纪的“拽”就“拽”在它不管你属于什么种族，只要你肯学、肯干，肯用宇宙的眼光和理性看待过去、品味现在、遥望未来。你也能跨越自己、超越时空、服务别人，美满而幸福！

　　违反民主管理的4年不改选的班级“生活委员”一职，居然能让我从住进老八舍的第一天起就做到毕业离校的那一刻。年级指导员和同学们的信任，让我遇到可以犯错误的机会都不敢用。一天午饭后，按惯例到学生食堂财务处出纳那里，领回了全年级的当月伙食补助金数百元，在104寝室里连数了N遍，从第一张数到最后一张，又从最后那张倒数回来到第一张，翻来覆去，记不清数了多少回。结果如开始数的是一样的，在我手上的那摞补助金里竟然整整多了30张当时最大面额的人民币！开始，我怀疑自己的数学知识出了问题。整整一个中午，我点了又点，结果证明：出纳错了。下午她一上班，我赶紧跑到她的办公室，亲自退回那些她算错而多出来的人民的纸币。原以为英雄救了美人，她会感激涕零，或者多看本人一眼。可惜，收下那300元大洋后，她也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谢谢一声！失望的我顿时没有了半点不轨的图谋和不良的居心……

　　毕业三十多年来，我先后待业过2次。同学们都帮助我纾困，没有抛弃我。特别是第二次的重新就业经历，也是非常充满戏剧性。居然动用到官职已至省级的2位同学以及其他同学亲戚中亦有在广西任省级领导的关系，且在时任广西区委书记即将离任之前，通过其秘书解决了我晚年吃饭问题。经过从京城到广西，李建平、吴葆俭、寇勤等几位同学鼎力相助，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巧施妙计，以及N个省级领导的真正关照、批示甚至仗义执言，才使我重获生存之机，让我的生命又焕发出事业的第二春。如此大恩大德，我终身报答不完！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我从来没有想要改变历史、推动历史和创造历史。我却经常怀疑：自己入学前自以为能够改变历史、可以推动历史、甚至创造历史的时候，是否也会阻碍了历史、歪曲了历史、可能还毁坏了历史？终于，三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在老八舍里，我放弃了那种企图……

　　所以说，这个世纪很“拽”。它成功地颠覆了我最初住进老八舍时吹涨起来的那些泡沫式的理想，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审视生活、审视未来。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如今想的更简单：只要给我一根网线，让我可以互联，已成美籍华人的他乡人就近在咫尺，何况武汉的（包括湖北的）、北京的（天津也算在一起）、河南的、烟台的（现在又加上福建）、江西的和湖南的、广东的（深圳和珠海还属于它管辖吗？我不清楚）、广西南宁的更不用说了，还有贵州的（已经成为过去时）、韩国的和哈尔滨的（这2地都是临时的）。香港的：是暂住的还是永远的，不敢乱猜。甚至上海那位生死未卜的张生，仙逝的老朱和老金，都在斑竹和同学们大家随时随地的罣念之中。这么多的兄弟和姐妹：用心智搭起了貌似虚拟实为有形的老八舍，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永恒，超越了最酷。已经最“拽”！

　　历史是用来忘记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幸福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共同的模式，它是每个人自己最知道指标的东西。古人早就看穿了一切，说：自己的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也许再过30年，陪伴着我的还是自己这双臭不可闻的近似著名的“香港脚”，去寻找我梦中的老八舍。我无法回头：请同学们不要忘了+我！

　　老八舍里还有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人生真的还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未来值得我们共同去回忆……

　　第一稿写于1998年03月

　　第二稿写于2008年09月

　　第三稿改于2014年12月

　　梁凡简历　（学号787028）

　　男，壮族，1958年8月3日生于广西梧州市。网名：凉风。籍贯：广西武宣。

　　1965年9月—1971年8月，在广西南宁市民主路小学读书。

　　1971年9月—1976年8月，在广西南宁市第十四中学读书。

　　1976年9月—1978年9月，在广西南宁市郊上尧公社西明大队插队。

　　1978年10月—1982年7月，武汉大学中国汉语言文学系学生。广西（南宁）考生。

　　1982年9月—1989年7月，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工作。

　　1989年8月—1991年1月，在广西环保建设集团公司工作。

　　1991年2月—1992年2月，在广西南宁待业。

　　1992年3月—1995年3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干部局工作。

　　1995年4月，机构改革，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干部局并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

　　1995年4月—2006年5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工作。

　　2006年6月至今，在广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职称：副研究员。

　　在《情报学报》、《企业科技与发展》等刊物发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科技情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信息产业在全球经济疲软下的危与机》、《互联网环境下科技图书馆的战略突围和创新实践》等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