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诸位同学相识37载，听上去时间够长，是打了四个抗日战争加一个解放战争还多的时间。自己在这37年里经历过的许多事情细细想来全在眼前，可是37年回首，却又像一抹阳光跃过我湖南老家村边的那条小河，哗啦一下就过去了，它带给人的感想真多。

　　同学们，你们都好吗？

　　能与你们在珞珈山同窗4年，是我一生的荣耀，也是我一直未能解开的谜。在37年前那个藴育着一场伟大变革而充满生机的秋天，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能在武大中文系学生名册里与你们排列在一起。我喜爱文学，自打初中起，心中就燃烧着创作的火焰。我曾在县文化馆编的杂志上发表诗，曾给《湖南日报》文艺副刊投稿，我的高中毕业作文写的是一个短篇小说，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计划写一部反映本乡农业学大寨的长篇小说。作家是我梦魂萦绕的头衔。我以为进中文系就可以圆作家梦。但是我对武大中文系望而却步，不敢填报志愿，因为我担心高考语文成绩不理想。当我打开録取通知书时，奇迹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中文系”字样跃进了我的眼帘。我感觉天旋地转，不期而至的幸福感在周身流溢。虽然我缺乏才华，最终未能像方方那样戴上作家的桂冠，但我仍然深深怀念这个意外之喜，感谢它安排了我成为老八舍一员，提供了与你们相识、向你们学习的机缘。

　　和你们分别那年，我20岁。年至弱冠，正是张狂岁月。梦寐以求当何国瑞老师的研究生，可惜专业课一分之差，没有遂愿。因为考试总分又较高，便被系里转至周大璞先生的门下，做了一名古籍整理与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当时，这个消息带给我几个不眠之夜，既害怕分配时运气不佳，也为了争取在珞珈山再读三年，最终我听从为民诸兄的劝告，放弃了来年再考的计划，心里很疼地割舍了挚爱四年的研究文艺理论的志趣，抱着十三经之类苦读起来。本来我已心无二念，决意皓首穷经，但一年后我絶望地发现，训诂学、版本学、校勘学、音韵学、文字学等等，与我的兴趣南辕北辙，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像书伟兄那么兴致勃勃钻研此道的幸福的人。黄焯先生“不到四十不写书”的训示对我的刺激实在太深。我痛苦地认识到，以功力、以才学、以积累，我只会被故纸堆排山倒海地淹没，难有超越先生的成绩。那两年，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一边应付课程和《世说新语》杂考的硕士毕业论文，一边苦苦琢磨自己认为可以出点成果的文艺理论。爱幻想、易冲动的天性帮助我走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理论新天地。我斗胆将管理学、经济学与文艺学结合起来，提出建立一门新学科——文艺管理学。道清兄、武全兄、赓生兄给予了充分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几年中发了文章，出了书，有了一点儿收获。

　　肯定因为武大中文系的牌子，可能还因为我的研究成果，文化部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专程到学校“礼贤下士”，我受宠若惊，断了南下返湘服务的念头，转而挥师北上，成了一名北京市民。在文化部那几年，我工作得颇为勤恳，组织了全国第一次文化发展战略座谈会、第一次艺术管理学研讨会，参加筹备全国文化管理学会、国际艺术管理理论研讨会。那是一段宿于北京沙滩附近一处6平方米简易平房的岁月。1918年湖南同乡毛泽东就住在附近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我曾寻访这位伟人的足迹。冬天的风从塞北远涉而来，从门窗缝隙闯进我那炉子常灭的斗室，带给我凄寒。虽然已是北京市民，我却常有身在异乡的愁苦，渴望所有20多岁的人都渴望的友情、爱情和亲情。泡方便面、吃食堂打回的半凉的大锅菜没有压制我的创造欲望。在那个时期，我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及一些杂志的有关文化管理学、文化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有了些反响。因此，被破格授予副高级职称，那年我26岁。我还城南城西跑跑颠颠，去给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的老成持重的文化干部们和北京舞蹈学院的靓女俊男们讲授艺术管理课。

　　后来，我调至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再后来，成为一位领导同志的文字秘书。回想当年我拒絶到湖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因此未回成家乡，没想到秘书工作竟干了十多年，看来命运是难以抗拒的。那时，北京的秋天真的很美，雾霾还没有光临，有时我会听着落叶“吱吱”独自散步于景山公园的黄昏之中。这时我会想，当年和你们在一起时自己是那样盼望着成名、盼望着成功，对名字变成铅字心驰神往。现在，当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发表自己的东西时，我反而不介意我的名字根本无人知晓。平常地、平凡地、平淡地、平和地、平安地、平易地、平静地生活，体验人生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在我，是一种漫步于湖南老家緑草如茵的田野那样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2003年7月，对我的人生是一个转折性日子。我告别了生活18年的都城北京，来到“远在要荒”的贵州。只见这里“高山青、緑水长，云滔滔、雾茫茫，酿了茅台酿茶香”。也许是太执著于纠正外界对这个地方的种种误读，年幼时诗歌创作的情结被激活，我写了一首《贵州恋歌》——“……贵州，一个美丽的地方，藏在深闺的地方，只要看上一眼，就会永远不忘；……贵州，一个多情的地方，一见锺情的地方，只要牵手一回，就会记在心上”。妻子在电话另一端听我声情并茂地朗诵后说：“我看你以后别回家了，就跟贵州过吧。”这一过就是4812个日日夜夜。其间我和同仁们策划了“多彩贵州”系列活动，记得大型歌舞诗《多彩贵州风》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时，赵健兄、寇勤兄等曾前往捧场。轻歌曼舞的时刻总是短暂的，不久我的全部精力投向了建筑工地、工矿企业、田土村庄……这样的地方，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入、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空气质量优良率……这样的指标，“三环十六射”骨干道路网、小孟工业园、高新技术开发区、会展城、十里河滩湿地公园、筑城广场、孔学堂……这样的设施，生态文明贵阳会议（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这样的活动。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对我在贵州十一年半特别是在贵阳六年多，以湖南人所有的“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风格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交给历史、交给百姓评论吧。

　　也许是“文革”中那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动人旋律的永久激荡，也许是高尔基那篇《海燕》壮美意境的神圣感召，我曾经那么向往大海、那么渴望领略大海的气魄，感悟大海的魅力。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曾让我魂牵梦萦，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地中海曾让我流连忘返。我总是期待与大海相拥的时间长些、长些、再长些。这个美好的时刻神奇地来临了。去年底，我踏上了你们不会陌生的《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海南岛，开始了与大海朝夕相伴的日子，早上欣赏太阳从海面冉冉升起，晚上享受海风送来的阵阵惬意。当然，拿着俸禄，还要竭尽全力为建设国际旅游岛，实施国家海洋战略，守好祖国的南大门办实事、作贡献。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有那么多同学选择到海南岛当“候鸟”，我们能共同重温、分享老八舍情谊在同一时空延续的无穷美妙。

　　对于我们共处过四年的武汉大学，我永远心怀盈盈的感激之情。这里给我的一切，我终身难忘。至今，我走过国内许多地方，也到过世界上一些国家，算有了一些经历阅历，可是武大给予我的教育和人生感受，依旧沉甸甸充溢于身。我在回复武大领导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母校，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获取了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我受到良好的人生教育，理解了奉献祖国服务人民的真谛。”

　　37年前，你们在我毕业留言簿上写了不少诸如“直率”、“偏激”、“书生意气”之类的话，有的是希望我保持，有的则是规诫我修正。几十年来，我不断反省自己，试图改造自己，使自己焕然一新，但除了发添银丝、额生皱纹，今日之我依如昨日之我，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说话还是那样直率，脾气还是那样急躁，办事还是那样书生意气。因为这种典型的湖南人个性，我没少挨批、碰钉子、得罪人，甚至遭受挫折；当然，也获得了好评、进步和真朋友。

　　回首人生旅程，我最乐于告诉别人关于我自己的有两件事：第一，我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第二，我是珞珈山上的武大郎。

　　为此，我深深地，为自己骄傲。

　　原稿写于1998年3月　补充修订于2015年3月

　　李军简历　（学号787007）

　　男，汉族，1962年2月出生。籍贯：湖南省安乡县。湖南（安乡）考生。

　　1978年10月至1985年8月，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

　　1985年8月至1990年12月，先后任国家文化部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

　　1990年12月至2003年7月，先后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助理调研员、调研员，副组长、组长，副主任（巡视员）；

　　1995年9月至2000年6月在武汉大学商学院学习，获博士学位；

　　2001年1月至2002年12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学科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3年7月至2014年12月，先后任贵州省省长助理，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阳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

　　2014年12月起，任海南省委副书记。

　　职称为研究员。主要著述：《困扰与转机——文化艺术管理学初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祝福祖国——中国当代歌词作家清风选集》，中国文联音乐家音像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国城市反贫困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文化产业与文化管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