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千万条，但每个人都只能走自己的那一条。

　　我家世代农民。父母生过10个孩子，只剩了6个。我是6个中的老三，上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父亲是干农活的能手，没有进过学堂门。他当过生产队长（当时每个队有两个队长，政治队长为一把手），负责给队里的劳力排工。一天，他叫我告诉他写全队劳力的名字和数字。教他写劳力的名字花了一个晚上。另一个晚上，我教他写数字。我先教他写从1到0的数字，然后教他：一十就是“1”后面加个“0”，二十就是“2”后面一个“0”……一百就是“1”后面两个“0”，两百就是“2”后面两个“0”……一千就是“1”后面三个“0”，两千就是“2”后面三个“0”……教到这里，他说：哦，我晓得了！我当天的教学就到此为止。过了一天，他兴奋地将自己记的码拿来给我看。我一看，怎么数字这么大？细一看才知他记得有问题，比如“158”，他写成了“100508”。我只好再告诉他，夹在中间的“0”要省掉。他很谦虚地望着我，说“以后有搞不懂的再问你”。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这么谦虚。

　　我考大学时曾祖母还在，我是她老人家后人里的第一个初中生，第一个高中生，第一个大学生。

　　去公社办户口时，公社秘书对我说：“你是我们公社考取的第一个正规的大学生（他是相对工农兵学员说的）。”且对着我的録取通知书大发感慨：“大学到底是大学呀，公章只有四个字！”因为他见惯了一圈字的公章。

　　1977年初我被当时公社的团委书记从档案中挖掘出来，举荐为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此事曾一度激发过我对“行政”的兴趣。在中、小学时期，我当过学习委员、宣传委员，皆凭自己之长，干别人难以替代之差使，从未当过班长和团支书。我不爱管别人的事，也不想别人管我的事。那时，我只有一个粗浅的念头，农村不可久留，必须设法离开。有参军、招工、上工农兵大学三条路，我没有关系可以依靠，只能凭自己的表现感动管事的干部。这期间，我向大队支书递过一次入党申请书，那是我对党的唯一一次“信仰”。

　　但是，没过多久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从此对行政、政治、官场不再感兴趣。

　　1977年夏天，大队要增加两名民办教师。支书明确说，在全大队下乡、回乡知青中考试择优録用。当时我也想脱离农事去当老师，而支书不让我考，理由是我“一手难抓两条鱼”，要我专心做团工作。我认了。但考过之后，我觉得其中有玄机，因为凭我对他们的瞭解，书读得好点的没有録取，而不怎么会读书的倒是録取了。我便以瞭解团员文化状况为由索看考卷，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卷子上没有分数，根本没阅卷！我以为既然不依文化，领导安排就是了，何必做个样子考呢？既然考了，卷子总得看啦？！我当时并未去闹，只是心凉到极点。从此，我与那帮大队干部之间有了一条明显的鸿沟，我也只做了名义上的团支书。

　　后来他们还极力阻挠我参军，也在我上大学的档案里掺黑水，幸亏当时政审要本人过目，我才幸免于难。

　　参加工作之后，我一直对官场避而远之。我调动过数次，方向是往事业单位走，做业务工作。市里（当时还是地区）成立文明办时，宣传部将我从师专挖出来。应约面谈时，得知往后不能再搞职称，只能走科级、处级的路，我就谢絶了，转而投到新成立的益阳报社。单位领导曾数次动员我入党，我都哈哈过去了。领导也曾征求我的意见，打算让我负责某个部室，我也谢絶了。我至今没有任何行政级别，在老八舍中应是少之又少的。

　　我是一个围棋爱好者，经常与棋友下棋、聊棋。一位写文章的棋友提醒我：你讲的这些话写出来就是蛮好的文章啦！于是，在1991年，我在《中国体育报·棋牌周报》上发表了《围棋三国》，以中国古代的三国格局，品评当时中、日、韩的国际围棋大势。这一说法得到三国棋界的认可，影响至今。到汕头之后，我继续撰写围棋评论，成为影响及于日韩的棋评撰稿人。后来，写着写着，我竟然进入了围棋文化领域，写成《天圆地方》一书。采访时与时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的陈祖德面叙，他跟我开玩笑说：“我看名字，以为你是女的呢。但一想，文章可不像是女人写的。”那时他已经读了我好多文章。听说我写了一本围棋文化专著，他主动表示想早点成为书的读者。我顺势请他为书作序，他欣然接受。在序里，他对我评价甚高，称我为“学者型记者”。

　　因为所处的单位较小，我的职称进程比顺利者慢一点。但是，2012年我还是评上了正高（高级编辑）。地市报申报正高职称者一般都是总编、副总编，像我这样连副科级都不是的人，能最终通过，创下了湖南新闻界的一项纪録。据后来传出的消息，当时的主评委就我的事对评委们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评职称，不是组织部考察干部。现在各单位都设置职称岗位数，本社只有两个正高岗位。

　　本来评上副高之后，我不打算再往正高折腾的。是同事中有人进到了正高，一些朋友批评我，好像我不去评正高，对不起朋友，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就读的武大。于是，我再考外语，再写论文，再申报，直到通过，花了6年时间。我只是不当干部，而对自己的工作、业务，总是兢兢业业的，不论是写文章还是编文章，都定位在本单位最好。小地方名校的人少，我就代表武大和老八舍，得拿出点像样的东东给旁人看看！

　　2013年9月，我的外孙女可名出生。老八舍里一报导，竟然还是本舍的第一个“第三代”，连我自己也觉得意外。

　　我自己读书，考大学，主要目的是离开农村，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并无经天纬地的想法。女儿一出生就衣食无忧，怎么让她将书读好，继续进步呢？回想起来，我对她只做了一点：如何让她成为一个有自立意识的人。而要她自立，得让她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儿女教育，责无旁贷。对女儿的教育，我想得早，用了心。我去汕头时她已经发蒙，从汕头回归，她读完了4年级。我陪她读5年级，发现她是一块读书的料。小学的课程对她来说，太过轻松，有浪费时间之嫌。我心里想让她跳一级，节省一年时间。那次与她交流的场景，至今犹在目前。我对她说：“科科，读书辛苦啊。”她回答“是的”。我再说：“那咱们少辛苦一年，好不好？”“好啊！”然后我跟她一起分析：语文多读几篇课文少读几篇课文，无所谓的；自然常识一类的课，以后都会再学的；对思想品德课，我说我讲的比书上讲的好，你听我的就行；只有数学前后连贯，前面不学，后面搞不懂。于是，就借了6年级的书来，请她的数学老师带她将两本书跑一遍。然后她就直接去读初中了。她是5岁发蒙的，再跳一级，这样，她就比她的同学小了约两岁。后来，考雅礼中学，填报东南大学，考研究生，找工作，恋爱，结婚，生孩子，都是她自己做主。我作为父亲，只是她的一个朋友，一个战友，所有决定都是她自己做。高中时，她就与我开玩笑，说以后有了孩子也给我来带。我问为什么，她说：“你的办法好。”——这是我至今所得的最重的表扬！

　　如今，她自己做了母亲，我还在上班，并不能给她带孩子，但她将我当年为她记的日记拿去了。她既参考我当年的做法，又有与时俱进的进步。外孙女健康、活泼、聪明，我非常欣慰。

　　一个人年轻时有事业需要追求，一旦老去，子孙平安、自立，就是幸福的源泉。

　　我爱读历史，今天的人生就是明天的历史。在历史的天空里，个人只如一粒浮尘。有道是，人生如戏。演员只是少数，做主演的就更少了。我不过是一个观众。在观众这个大多数里，我一直在尽量寻找自己的快乐，有时也确实自得其乐。我离退休也只有5年了，往后健康是最重要的。三十来岁起我就坚持锻炼身体，身体尚无大碍；至于长不长寿，就不是自己能做主的了。

　　谢国芳简历　（学号787004）

　　男，汉族，1960年2月20日（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出生。网名：黑白子。籍贯：湖南沅江。

　　1966年发蒙，1976年沅江三中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两年，于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南（益阳）考生。

　　1982年秋毕业分配到四川省地矿局测绘队（成都市鼓楼北四街27号），任教育科教员。

　　1984年调长沙县文化局文艺创作室。

　　1985年调益阳师专中文科任教。

　　1990年调《益阳报》任副刊编辑。

　　1993年调《汕头特区报》（后改为《汕头特区晚报》）任编辑。

　　1997年调回益阳日报社。2012年评聘高级编辑。

　　1999年任《谢氏弼缠公房四修族谱》主编。1998年至2012年任益阳市围棋协会主席。出版有围棋文化专著《天圆地方》、杂文集《点到为止》。计划于退休时出版本土文化专著《如此说来》。

　　女儿谢竟斯，东南大学工学硕士，现为美国通用电气（无锡）公司工程师。外孙女闵可名，2013年9月2日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