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外加分，我想上北大

　　1978年3月，老父亲以即将退休的年龄（58岁）从东北调回老家湖南，叶落归根，夙愿终了，我也一起迁了户口，借住在堂兄善继家，并因堂嫂周敬群执教于湘潭市第四中学而转学该校，读完了高中最后三个月的课程。

　　高考分数下来的时候，我正在东北故乡“访问”。我急急忙忙赶回湘潭，按照既定方针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没想到后来湖南搞了一次分数复查，使我原来的355分变成了374.5分（湖南文科重点线是340分），我便异想天开地又做起了上北大的梦。我只身一人跑到招生工作处所在地韶山，企图更改志愿，哪怕能上北大最差的专业也行，可是转了半天也没机会开口——就这样，我命里注定地成了武大中文系的学生。

　　一晃几十年过去，我至今不知道就凭我那个分数究竟去不去得了北大我心目中最差的系；但我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得到比现在拥有的更多。 

　　二、体验挫折，我刚到学校就想回家

　　我是晚上到校报到的。那天晚上学校里停电，我到寝室的时候是一片漆黑。先来的段书伟和弓克等都已经无可奈何地各怀心思上床睡觉，我敲开门，借用老段的手电筒找到了他们给我留下的那个上铺。黑暗中，蚊帐是无法架好了，我只能躺在那里与蚊子和酷热搏斗——那一刻，上大学的兴奋和热情突然消散，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明天回家。

　　另一次想回家是在第一门课“文学概论”只考了60分的那天，此前十几年只考出及格成绩的机会不多，这下马威式的打击，让人很难接受。 

　　三、地主成分，我心灵上的伤痕

　　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填表，“家庭成分：地主”那几个字，总让我有低人一等（或数等）的感觉。爷爷在当了多年的机修工人并积攒下一笔钱之后，自作主张回到湖南宁乡老家与祖上留下的百十来亩地厮守，既想依此安度晚年，也想给自己的六个儿女留下一点看得见的财产。他没想到，他的这番好意后来给自己的儿孙们带来了多少事业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那个时候，我只要一不服从老师管理，就会被送到或叫到工宣队的办公室去，而工宣队的男女老少师傅们也清楚什么话最能打击我的气焰：“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成分？”我的红小兵和共青团都是在毕业之前突击加入的，照顾性质明确，除了因为表现不好，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分问题。 

　　大概是1969年的秋天吧，父亲被关进了学习班，几个月没回家。一天，姐姐从插队的集体户回来探亲，想去看看父亲，我们便以送生活日用品的名义，来到关着一批“走资派”的辽源煤校。父亲听说我们姐弟来了，急忙出来，想看儿女一眼，说上几句话，没想到那个父亲过去的同事、部下，如今的“专政铁拳”回头就是一脚，踢在父亲的腿上，口里呵斥道：“谁让你出来的！”回来的路上，我和姐姐都哭了，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有过什么想法，只记得那一脚，那是岁月无法抚平的创痛。 

　　四、童年欢乐，我跟父亲学“文学”

　　我生在东北，但祖籍是湖南宁乡（母亲是湖南平江人），具体的地名叫企石冈，在龙凤山脚下。我是独子，但我本来是有两个哥哥的，可他们分别在一岁和三岁时因病殀折了，母亲由于受到刺激，不到40岁就因病退休了。我是在严厉的娇宠中长大的——一方面，我可以每天得到两毛钱的零花钱，另一方面，我的每一个错误又都会带来“罚跪”的结果——实话实说，我不认为罚跪是个好办法，因为尽管我每次跪在那里都思绪万千，可惜从来就没有反思过自己的“罪行”。

　　父亲194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矿冶系，50年代初为支援北方建设来到吉林省辽源矿务局，“文革”前是高级工程师、副处长，出席过1956年第一次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曾是吉林省和辽源市的人大代表，1980年确认为“全国劳模”。他虽然是搞技术的，但文学、文字上都有一定基础，我看过他在“文革”中写下的一堆堆的交待材料，都是长篇大论，条理清晰，不乏可读性。父亲能把《三国》、《水浒》、《西游》等讲得头头是道，我上幼儿园那几年，每天早上都是在父亲的故事的陪伴下度过的。这，就是我的文学启蒙吧。 

　　五、悔之晚矣？我是个非常调皮的学生

　　我一直不是一个让老师喜欢的学生，甚至可以说是让老师头疼和讨厌的学生。我的特点是“不服管”，我不是靠打架闹事，而是靠“语言”，就是俗话说的“顶嘴”，对于老师的每一句批评，我都有话可说。最“辉煌”的一次淘气经历，是在课间操时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通过麦克风作检讨，我手里拿着检讨稿（那检讨改了三遍，因为我一直在拐弯抹角地玩弄词语，为自己开脱），嘴里拖着长音念道：“检——查——”操场的同学一片哄笑，教导主任则一定为了给我这个机会而后悔不迭……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做着“检讨”与“检查”语意差别的“研究”了。

　　虽然很多老师不喜欢我，但我还是要记住几位老师的名字，他们是我成长道路上的扶持者：局五中物理老师兼班主任林家杞（福建人，“文革”前北师大毕业生）、语文老师赖添德（福建人，“文革”前福建师大毕业生）、语文老师邹德隆以及湘潭四中毕业快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冯恒山。

　　读大学的四年，我从小养成的坏习惯也没改掉，所以仍然不招老师喜欢。这一问题影响深远，以致研究生毕业时，系里的个别领导还是不愿意让我留校。

　　六、体验艰辛，我也曾“上山下乡”

　　1970年初，父亲被下放，我们全家一起到农村落了户。先是在一个富农（这个时候已经是村里最穷的了）的北炕上住了大半年，后来住进了生产队为我们新盖的土坯房，因为新房漏雨，我得了关节炎，从此每个冬夜我都会疼得跳脚，这也使父母暗暗自责了许多年，直到1978年夏，我的病症在数十副中药后突然消失。

　　可以说农村孩子们干过的活我都干过，如今，每当妻子数落我这不能干那不能干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她：其实我什么都能干（问题仅仅是我不愿意干）。 

　　七、本性难移，我是个好战分子

　　我有点好战，但主要是语言上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是个“抬杠”专家，不是说我抬杠的水平高，而是说我见啥抬啥，啥都敢抬。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汪芳给弓克定性为“蛮缠”，我则被命名为“胡搅”。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一次作文被老师兼班主任判定为“及格”，并在作文本上留下多处言辞激烈的负面评语，我认为她是故意“找茬儿”想羞辱我，于是我在她的评语后面写下了更多的“反评语”，作文本交上去，拿回来，如此数个回合，后来教导主任把我找去训了一顿，笔战乃止。

　　我的思维有点“逆向”，按汪芳的说法是：你要想让童志刚同意什么，最好是先反着说，结果可能倒获得了他的认可——这话显然过分，但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那些年，我与程文超在“湖北作家的素质”问题上、与鄢烈山在金庸的评价上、与张中行在编辑改稿的是非上、与韩石山在“马桥风波”的争论上都打过笔墨官司，胜负姑且不论，反正我已乐在其中。

　　八、可耻行径，我曾是个踢学生的老师

　　大学毕业时，我仍然异想天开地想去北京，为此提出过许多理由，但系里领导坚定认为我去僻远的湘西怀化工作更合适。后来由缓分而改分到了父亲工作的单位湖南省煤基公司，在宣传科干了一年半，跟科长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张，原因之一是他竟然连我写的一则通知都要左改右改，我觉得这太不像话了；后来总经理说：“你去公司技校教书吧。”没啥好犹豫的，便去当了个语文老师，虽然觉得大材小用，但毕竟与领导的关系好处些了。

　　我是从小就下定决心不当老师的，因为我这个气老师专家深知当老师多么痛苦，别人的孩子，不能打不能骂，学生成绩不好还得承担责任。由于准备不足，果然不久就出了问题：一次上语文课，一个男生竟然认为我的一个字音读错了（其实他是有点道理的），三说两说之后我命令他出去，他强着，于是我上去一脚……过后他来找我：老师你看我身上的脚印。我说你去找校长吧。 

　　九、屡试不第，我艰难地重返武大

　　我工作三年——其间曾想调入岳麓书社当编辑，未果；汪芳帮我联系商调湖北电视台，更难——研究生也考了三年。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大学毕业后还要再进学校继续读书，但为了离开湘潭，我不得不硬着头皮重上考场：第一年考中国社科院的美国文学，别的不说了，外语考了可怜的26分；第二年考湘潭大学的现代诗歌，我自己觉得考得不错，可导师出问题被取消了招生资格；第三年考武大中文系的当代文学，英语68分，据说是相当高的成绩了，但当代文学史能得到82分，我认为是导师陈美兰先生手下留情的结果。陈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她能知道我这个人，是由已经小有名气的汪芳介绍的。面试的时候仍然险象环生，一道关于典型问题的试题使我如坠五里雾中，磕磕巴巴地胡扯了十分钟，估计没人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跟着蔡赓生（他担任面试记録员）默然而退，心说此番休矣。没想到陈老师却去跟系里交涉说：小童可能太紧张了，我再单独考察一次吧。后来我曾私下或公开地一再说：如果说我这辈子有一位恩师的话，那就是陈美兰先生。

　　这回读书，有幸与老段再次同学，而且与更多的老同学近在咫尺，又是十分快乐的三年。毕业后到湖北省作协理论室工作。毕业前后曾两次跟夏武全合作，一起主编出版了比较文学专题论文集《融合与超越》和《武侠小说辞典》。

　　十、寻找位置，我当主编勉为其难

　　《今日名流》可以说是同学们集体智慧的产物：1992年的下半年，传来北京的李军、李为民们创办《中国名牌》杂志的消息。某日，宋致新、刘道清、汪芳等在我们家小聚，闲谈间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二李办名牌，讲的是物，我们何不办个《中国名流》来讲讲人？似乎是三言五语后就确定了方案，汪芳牵头，我和李智华辅助，宋姐、道清、老夏等做后盾、外援。然后是接手每况愈下的《长江》丛刊以及为了更改刊名的四方奔走：寇勤在北京不厌其烦地接待我们，李昕和我们一起频频敲响出版署领导的房门（李昕看着我们情绪低落也跟着一起着急），李军偶尔为我们指点迷津（怕李军犯错误，不敢命令他给别人下命令），李为民则坐下来介绍经验……还有赵健循循善诱的告诫（在赵健的《金融时报》曾有过一次二李的《中国名牌》、耿广恩的《艺术明星》和我们的《今日名流》的“三名”聚会），杨胜群恰到好处的鼓舞（我们曾混进林家大湾饱餐一顿），隋圻豪爽的把酒助兴……后来，沙林、寇勤、郭伟峰、杨胜群、彭迎喜、张国安以及李昕的朋友、张曙红的部下都成了我们的作者……弓克则以杂志社副社长的名义负责杂志的海外组稿和宣传，使《今日名流》上了在海外华人中很有名的“华夏文摘”……《今日名流》就这样诞生并成长起来。

　　1994年10月，汪芳从推脱责任和鼓励同学的角度考虑，把主编让给我当。我则本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原则，勉为其难，慷慨就任。

　　十一、转一小圈，一生的事业是编辑

　　1998年，仍在《今日名流》主编的位置上，但热情过后，很多问题已经突显，主要是由于我缺乏经济头脑，既不善经营且弱于交际，又在力主改版的决策上盲目冒进，导致杂志社的运作出现困难，社长汪芳也因此面临巨大压力。于是，引进“外资”并对外合作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外资”进入，新的经营策略和操作模式对我这个“传统人”冲击强烈，我难免有些心灰意懒，1999年4月16日，我于茫然中辞去社内本兼各职，自封“坐家”。

　　其间去过一次北京，在寇勤的嘉德公司的会议室里，我跟同学们诉说苦闷，同学们不仅耐心倾听而且细心劝慰，让我十分感动。在随后的宴会上，我是酒不醉人人自醉，酩酊得一塌糊涂；后来就有民间传说，称老童整晚抱住杨胜群家的马桶不放云云。

　　离开了《今日名流》，意志消沉中，写过《翻脸与翻书》等牢骚文章，还应邀为康佳集团写过一本长篇报告文学《仁义康佳》（花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曾帮一位年轻的朋友主持过一本杂志的编辑工作，把一本不该有文化的刊物弄得很有文化，最后是该朋友赔掉几十万了事。至今提起此事，仍深感惭愧。赋闲数月后，回到省作协创作联络部工作，整整一年，基本状态是得过且过、百无聊赖。是否就要这样过下去，没有答案，比较仿徨。

　　道清等同学一直在关心着我，对我的状态很是担忧。2000年，正巧省出版工作者协会打算办一份杂志，道清便向有关领导作了推荐，于是，我调入省新闻出版局，人生又一次转折。那份杂志就是现在的《读书文摘》。我写过一篇文章《〈读书文摘〉忆片》记述当时情形：“老刘似乎已经有了一些深入的思考，说：就办个《读书文摘》怎么样？老刘真不愧是老编辑、读书人，回想起来，我当时肯定没拍大腿，但一定是想拍来着，因为这主意太好了。我当时就跟老刘坦白：潜意识里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即使有也可能不敢说出来，我担心别人指着我鼻子说——市场经济早就如火如荼了，只有你还总是‘书生情结’不断。这下好了，我估计当时有几个词在我的脑海里一定出现过：英雄所见，心有戚戚，一拍即合……” 

　　2001年，《读书文摘》正式创刊，道清主编，我副主编，他是兼职，我专职。仿佛是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总是要跟同学一起做事；《今日名流》，从结果上说，不能不承认是一次失败，很不幸地给那句“不要跟朋友一起做事”的公论提供了一个证据；《读书文摘》又会怎么样？我只希望道清即使曾经闪现过一丝后悔找我的念头，最终也能打消。其间有件趣事：我这人散漫成性，经常上班迟到。一次，道兄来“查岗”，发现我过了时间还没来，于是愤然写下一张据说措辞很严厉的批评条子。可是我没见到那条子，道兄后来披露说，因为怕我受不了，他犹豫一下之后把条子给撕了。道兄总是这么厚道，而我说来只有惭愧。

　　那两年出去玩过两次“长途奔袭”，一次是去湘西，一次是去福建，每次的主要旅伴都是道兄和老夏。回来后写过两个长帖，记述旅途观感，前一个是《湘西飙车记》，如今已不见踪影；后一个是《闵赣驱车记》，网上还能搜到。总体来说，这么多年，跟同学们一起出游是我最感愉快的事情，我坚持长期不写正经文字，却能在每次出游归来后热情洋溢地写下既无名又无利的长篇“游记”，可以说就是愉快的证明。

　　迄今为止我出过两次国，一次是上世纪末，由汪芳牵线推荐，我跟老夏在广西北海坐船去了趟越南，路上听韩少功、何立伟等一帮作家聊天，感觉挺好。另一次是跟道兄一起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书市，然后走了欧洲几国，把该看的都看了，回来后写了《欧游词典》的帖子在网上。有个传言，说是我到了卢浮宫门口却拒不进去，拉了几个人在广场上斗地主。此处要正式辟謡：没那回事儿。我跟宫里蒙娜丽莎都合过影，可以证明。

　　十二、安然无恙，生活还在继续

　　2005年年底我病了，病的性质很严重。不过，在确诊之前我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那天骨科主任和化疗科主任一起来到病床前，在场的弓克还在追问医生：切片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我说：连化疗科的主任都来了，结果是什么还要问吗？我情绪激动的时间大约在30秒之内，然后就平静了，也许是瞬间我就想通了：早晚的事儿喽。

　　2006年3月做了手术，左腿被切掉了一尺来长的骨头，换上了人工关节。术前术后做了5次化疗，7月，带着崭新的光头发型离开了医院。那期间，全国各地的同学不断地来看我，从四面八方给我带来了鼓励和安慰，一系列的同学都曾这样表示：安心治疗，有我在，费用的问题你不必考虑。不敢说因此就让我有了活下去的信心，但确实让我觉得，死固然没什么可怕，但能跟这么些好人一起混日子，我没有什么理由太悲观。

　　2007年，扛着“身患絶症”的头衔继续抽烟、喝酒，但是麻将不打了。开始的时候老夏老郭老霍他们还要客气一下：走，一起去玩两圈；后来他们觉得都是内部人没必要这么假客气，俺就跟道清们成了同路人，每次喝酒吃饭之后都乖乖地回家了。“身份”转变之后，也以歪就歪不再做任何家务，我给姚老师的承诺是：等我活过五年，咱还你一个更加热爱家务的好丈夫。这几年，姚老师对我很容忍，也是要借此机会特意说声感谢的。

　　接下来的日子，平淡、平淡、平淡，即便是2010年我又切除了肩头的一个恶性肿瘤，2014年我又大动干戈换了一次人工关节（腿上的刀疤比第一次长了一倍不止），但我依旧觉得人生不过如此，唯一可以值得大声说出来的是：作为老八舍的一员，被友情包裹的人生，那是一种回味无穷的、绚烂无比的平淡。

　　 2014年11月修订

　　童志刚简历　（学号  787002）

　　男，汉族，1959年10月14日生于吉林省辽源矿务局东山街。网名：老太。籍贯：湖南宁乡。

　　1968年春—1970，吉林省辽源矿务局第一小学学生。

　　1970年春—1973，全家下放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建安公社双山大队第二小队，金波小学学生，五年级时回到辽源矿务局一小，毕业前加入红小兵。

　　1973年春—1978，吉林辽源矿务局第五中学学生，高中毕业前夕入团。

　　1978年春—1978年秋，随父母工作调动，转学至湖南湘潭市第四中学文科班。

　　1978年秋—1982年秋，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湖南（湘潭）考生。

　　1982年秋—1985年秋，毕业由缓分而后分配至湖南省煤矿基本建设公司（湘潭）宣传科干事，后转任技校语文教师。

　　1985年秋—1988年夏，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陈美兰。

　　1988年夏—1993，湖北省作协理论研究室《当代文学研究》编辑。

　　1993—1999，湖北省作协《今日名流》杂志社，常务副社长、主编。

　　1999—2000，湖北省作协创作联络部，职务是“负责人”。

　　2000年秋至今，湖北省《读书文摘》杂志社，现任主编。职称编审。

　　妻：姚玲，武汉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儿：童峣，湖北美术学院版画系插画专业毕业，现为期货行业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