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亦是“一国两制”在港实践20周年。日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环博士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时指出,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成功,但也要清楚认识到,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李环表示,香港20年来遇到这些问题,包括“本土”、“港独”等思潮的出现,有的有必然性,有的有偶然性,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社会的发展是多项议题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而且这种作用很多时候是“化学作用”,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李环对中评社表示,香港问题的出现,有“一国两制”设计本身存在的张力,也与特区政府的施政不无关系。她认为特区政府早期有一些政策处理得不够好,导致了某些问题的恶化。
“林郑月娥的新政府应该会有一段时间的蜜月期,总体氛围会比梁振英在任的五年好。”李环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经济民生发展得好,很多问题就容易被化解、转移或暂时掩盖。但如果经济民生方面做得不好,会加剧社会问题,引发出更深层次的矛盾。
李环表示,基本法中规定要循序渐进达至普选,目前政改议题处于暂停状态,但长远看,肯定需要解决。她强调,政治问题是香港的固有存在,不会因为经济民生搞得好就“凭空消失”。只能说,经济民生发展得好,政治问题的引爆可以推迟或烈度上减弱。
中评社对话李环,专访全文如下:
中评社: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您如何看待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情况?
李环:“一国两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酝酿,1997年在香港正式实施,到今年刚好满二十年。总体而言,“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国家之所以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目的在基本法序言中有提到,“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可以说,香港顺利回归,20年来保持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也得到改善,目的已经达到。此外,基本法在港也较为顺利地执行,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在实践中不断理顺。所以我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
不过,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入,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还是“一国两制”设计之初始料未及的。这些问题,有的可以通过努力得以解决,比如对人大常委会释法权的理解,有的还需要寻找更好的解决路径,如现在存在的两地摩擦、“本土”“港独”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比如两地摩擦中一度最突出的“双非”问题,曾荫权任行政长官时期搞医疗产业化,欢迎内地人到香港产子,但是这项政策在推出的同时,相关的配套措施做得不够好,医院的人手、产床并没有相应地增加,最终导致本地的产妇找不到产床,奶粉问题也同样如此。所以港人最早是对政府的某项政策表达不满,但是政府没有及时发现、疏导、改进,使得港人的不满指向了具体的某一类人,也就是到香港产子的内地孕妇,即“双非孕妇”。这种不满逐渐扩展成对整个内地人的不满,不满就希望区隔,而区隔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你是你,我是我,这实际上就是“本土”和“港独”心态出现的土壤。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多项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且这种作用很多时候是“化学作用”,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中评社:所以您认为,香港发展到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和特区政府的施政不无关系?
李环:是的。有的问题可能是“一国两制”本身存在着张力,有的则与特区政府的施政有很大的关系。一项具体的政策出台前,是否经过充分的谘询,出台后是否有跟进,中间是否有阶段性的评估和改善,如果这些工作都做得及时、到位,可能很多问题都不会像现在那么严重。像刚才提到的“双非”问题,还有CEPA的一些负面效应问题,如果特区政府能够认真地做一些后续的评估,并根据现实的情况不断地进行调整、优化,可能两地摩擦也不会愈演愈烈。
中评社:二十年来,您认为香港在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有哪些变化?
李环:回归20年来,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氛围。我们先从经济上看,香港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GDP虽然有起伏,但是整体上在增长,而且回归以来GDP增长年均在3%以上,这在发达经济体中是相当不错的。特区政府财政稳健,财政储备9300多亿港币。虽然香港在1997年和2008年遇到了两次金融危机,但是背靠祖国,加上强劲的财政金融系统支撑,顶住了压力。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也比较好,粤港澳合作持续发展,现在有了大湾区规划,“沪港通”“深港通”相继启动,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顺利,在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及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香港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社会领域是香港回归20年间变化最大的领域。2003年以前,如果社会上有人提到类似“独立”的字眼,人们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香港的媒体会“群起而攻之”。我记得2003年刘慧卿在台湾参加会议时说“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回到香港后,立马受到港媒猛烈地批评,说她支持“台独”。当年香港的泛民主派大都有“大中华情结”,以当时的社会氛围,“独立”絶对是政治不正确的,是大多数人都不可接受的一个选项。
但是现在,“本土”和“港独”的声音已经完全释放,究其原因也比较复杂,与国际上近几年民粹主义兴起,年轻人反建制、反权威有关,也与内地与香港两地的发展不平衡有关。上世纪80年代,两地的平衡状态是香港的GDP占到了内地的四分之一,是内地学习的对象。但改革开放30多年后,内地发展迅速,香港由于是成熟的经济体,发展相较而言就显得慢了。所以两地间以前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又没有形成,就出现了摩擦、矛盾。现在内地与香港正处在形成新平衡的过程中。
民生领域,最突出的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香港的失业率维持在3.5%以下,几近全民就业,人均收入中位数约1.5万港币,人均GDP居于世界前列,然而,基尼系数却高达0.537。实际上,香港的贫富差距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腾飞时就开始扩大,统计处的数据显示,1971年有0.43,到现在上升了25%,这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算很高的。
香港的房价也一路飞涨。从2003至2015年9月的高点,房价上涨了370%;目前公屋的平均轮候时间达到了4.7年,这些都是非常惊人的数字,香港找地、建楼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市民的需求。
总之,20年间香港的发展有好有坏,有些领域变化比较大,有些领域变化比较小。不过整体而言,香港还是在往前发展,现在特区政府也认识到了一些问题,幷且在积极的解决。但是改善需要时间。
中评社:七月一日马上就到了,您认为现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李环:七月一日是特殊的日子,对香港而言是回归之日,但是对一些人来说,也是表达政治、社会诉求的游行日。今年的七月一日更特殊,因为是新一届特区政府班子就职的日子,幷且国家领导人也会到港监誓,因此安保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中国人有逢五逢十大庆的传统,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我希望无论是欢庆的活动还是示威游行的活动,都能在一种和平理性的氛围中进行。和平地表达,一样可以让中央和特区政府知晓社会不同阶层和派别的声音。现在已经有一些团体声称会有比较激进的行为,“七一游行”时也可能会有冲突,但大型暴乱事件或是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小。
中评社:是否特首选举完之后,反对派也存在失焦的情况,因此无法聚力制造乱港的活动?
李环:现在是一个间歇期。对林郑月娥上任后的香港形势,我是审慎乐观的。如果单纯地谈七月一日前后社会氛围会有什么变化,我认为不会有重大变化,但如果把林郑就任后的社会氛围和五年前相比,就可以看出一些变化。
林郑的新政府应该会有一段时间的蜜月期,这主要一是因为林郑上任后会先致力于民生、教育方面的工作,并避免推出争议性的政策。林郑已经积极接触各党派,主动营造“倾听各方建议”的良好氛围。
二是主流的泛民主派对林郑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疑中留情”。前段时间,民主党副主席尹兆坚表示,不可能“扺制林郑一世”,因为在特首选举的时候他们就扺制林郑,没有投票给她;公民党主席梁家杰也说,应该尝试与林郑建立工作关系;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称,相信林郑有心解决民生问题。
第三个方面,建制派也释放了一些友好的信息,如主动邀约反对派议员“饭局”。虽然昔日的“八党联盟”难以立刻重现,但双方的接触、互动对改善立法会内外的气氛均有好处。
第四,中央政府也多次表达希望促进香港和谐发展的意愿。所以,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香港现在的社会氛围有利于改善撕裂。
不过,鉴于香港社会的固有问题及内在张力,矛盾和摩擦肯定还会有,只是强度上和前几年比可能会有所下降。原因一方面是特区政府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且有心去解决,只是目前各方开出的“药方”不太一样。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已经看到了香港这些年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遇到的问题,会比以前更加关心、关注。因此,整体而言,虽然新的问题和矛盾还会出现,但目前看林郑面对的形势会比梁振英时期要好。
中评社:目前的反对派,应该有激进反对派和温和反对派之分,事实上,我们更需要观察的应该是激进反对派?
李环:是的。最近一些激进的团体想要有一些动作,而且现在肯定已在筹划。今年的七月一日适逢回归20周年,国家领导人会去,国际社会也很关注,肯定会有团体利用这个机会彰显存在。
中评社:近几年“本土”“港独”等思潮的出现,对香港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阻碍。虽然历史是不可假设的,但是如果香港近几年没有出现一些极端的暴乱事件,您认为今时今日的香港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
李环:正如你所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这种设想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又很有意义。如果站在1997年去想象20年后,恐怕大家很难想到会发生“占中”、“旺角暴乱”这类事件,同样的,现在站在2017年,去想象下一个10年或20年,甚至是2047年,香港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也比较困难。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在“一国两制”设计之初,已经想到了实践不会一帆风顺。按照这个逻辑,香港如果没有现在的这些问题,可能会有其它的一些问题出现。
我们说香港现在出现的“本土”“港独”等思潮,跟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社会理念等相关,如果这些问题理顺,可能不会出现“本土”“港独”思潮,但反过来想,香港是否具备解决好经济民生问题的条件,或者说香港在解决经济民生问题的过程中,会不会因为土地、环保等触发另外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不要太纠结于“问题”,一个社会不断出现要解决之问题,才能前进。就像当年香港回归时,曾纠结于“变”或“不变”,其实,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生活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说到底,变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不变。当然,我们希望香港能变得更好,让大多数市民满意。
中评社:是否可以认为,只要经济发展龢民生问题得以解决,香港的政治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李环:经济民生问题很重要。经济民生发展得好,很多问题就会被转移、化解或暂时掩盖。但如果经济民生方面做得不好,就会加剧一些问题,引发出更深层次的矛盾。
但是,我们不能够认为只要经济发展龢民生问题解决了,香港的政治问题自然就会解决。再说,香港有些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需要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如香港基本法中规定,要循序渐进达至普选,现在政改处于暂停状态,但长远看,肯定需要解决。不能把香港所有的问题都简化为经济民生问题,只能说,经济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会有助香港解决其他问题。
中评社:林郑月娥马上就要上任,未来五年您认为特区政府和林郑月娥有没有可能去重启一些大的,幷且具有争议性的议题?
李环:林郑自己说上任后会优先解决民生、教育问题。短期内,至少前两年她不太可能去启动一些具有较大争议性的议题,尤其是政治性议题。
中评社:社会上有声音认为每一任特首都做不满十年,您怎么看?
李环:这取决于大家怎么看待香港的选举制度。《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可以连任一次,但并不代表一定得连任才正常。
我们一般认为两届十年的时间可以推动一些较为长远的政策,但实际上一项好的政策或一些好的做法也可以“萧规曹随”地延续到下一届政府,比如,梁振英在任期间推行的找地建屋政策,我相信林郑也会继续推动。当然,不同的特首有不同的风格,政策偏好不同,在政策重点、推行力度与方法上存在差异,这会导致政策效果的不同。
有的人认为,特首如果能做满十年,在第二个五年里由于没有连任压力,可以大刀阔斧地做事,但也有的人认为,没有了连任压力,特首也可能不做事。见仁见智了。我觉得在香港特首的任职时间上,没必要特别执着于做满十年,也没必要跟旁边的澳门比。毕竟两个特区差别很大。与其关注特首的任职时间,还不如更多关注特首的政策。就一个选举社会而言,选民喜欢尝新,加上香港争议性议题比较多,所以做一届或将来有人做两届,都是正常的。
中评社:上个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幷发表讲话,对此您的解读?
李环:张德江委员长主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表述很严谨,有些提法有针对性。比如中央与香港特区的权力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虽然以前已经提过很多次,但联系近年出现的“自决”“港独”声音,针对性就很强。还有“要始终坚持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再次突出强调行政长官的核心地位,也表明落实行政主导的责任主体是行政长官,这实际上也是对行政长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评社:香港及内地年轻的一代,能为“一国两制”现在乃至未来的实践和发展做些什么?
李环:我认为,两地的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增进瞭解,加强互动。年轻一代是中国的未来。对香港和内地年轻人来说,一起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作出努力,这本身也是为“一国两制”的实践做贡献。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价值和梦想,如果两地年轻人可以在频密的交往、共同的工作与奋斗中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一起编写属于他们的“时代故事”,那么所谓“民心回归”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中评社:最后谈谈您个人对回归20周年的一些观点和补充?
李环:影响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因素主要包括香港自身、中国内地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其中内因,也就是前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其实每一个社会都有矛盾,关键在于寻找解决路径,用智慧去化解。社会的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过程中大家的发力方向不同,互相牵扯,有些力量会相互扺消,但最终会朝着一个方面前进。香港的方向与中国内地的方向是一致的。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国迈向“两个百年目标”、尤其是2049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进程中,香港将扮演独特的角色,任重而道远。
2017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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