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希望以“个案形式”一次过解决香港与台湾、内地、澳门之间的逃犯移送问题。事缘去年一名香港青年在台湾杀害女友后潜逃返港，由于香港与台湾之间没有签署移交逃犯的协议，嫌疑人难以受到法律制裁。特区政府之目的不单是这一柱案件，更着眼修补法律漏洞。然而，这样一件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因涉及到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又碰巧遇到中美贸易磋商的复杂状况，逐渐溢出法律领域，变成了反对派与外部势力联合起来，与特区政府进行角力的政治事件。
　　
　　从公开的时间轴来看，特区政府最初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时，台湾方面也表示“乐见其成”。
　　
　　负责侦察此案的台北士林地检署还欢迎香港尽快通过修法，使嫌犯可被绳之于法。然而，香港反对派出于对任何涉及内地事务的“敏感”，质疑此次修订把内地纳入，是“明修梭道，暗度陈仓”。反对派的观点被台湾的“时代力量”等“台独”势力认可并跟进，台湾陆委会开始出现“如果修例以一个中国为前提是矮化台湾”的言论。修例一事开始出现政治化倾向。
　　
　　另一边，美国也很快介入此事。2月底，驻港总领事唐伟康在接受访问时谈及修例，认为会影响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双边协定。3月上旬，唐伟康称修例“魔鬼在细节”，美商会亦表达“忧虑”，与此同时，香港反对派议员访问台湾，与陆委会官员及立法委员见面，内外反修例的声浪逐渐高涨，声势逐渐变大。
　　
　　此后，香港反对派先后发起两次游行，其中4月25日的第二次游行因戴耀廷等人被判刑入狱的效应，称有13万人参加（警方数据为2.28万人）；陈方安生、李柱铭等先后“组团”赴美引外力施压，分获美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会见；4月3日《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首读、二读，但因反对派议员变相“拉布”“暴力阻挠开会”等，法案委员会历时5周都无法选出主席，等同失效。在此过程中，台湾借机“抽水”，宣称香港修例“别有政治图谋”。美国持续加大介入力度，政府高官、国会议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等相继发言或发表声明，认为修例影响香港法治。英国、欧盟、加拿大等政府官员或议员也均对修例表达“关切”。外国势力的介入令修例由单纯特区政府内部事宜变成“外交事件”。
　　
　　面对这一情况，中联办、港澳办、外交部先后就香港修例表达“坚决支持”，主管香港事务的政治局常委韩正也主动谈及“两个修例”，称相关工作“符合基本法规定，有利于彰显香港社会的法治和公平正义”。中央政府的明确支持令修例工作“重回正途”。目前，特区政府已决定6月12日将草案绕过法案委员会，直上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辩论，以现有建制派议员占多数议席的情况，草案的具体内容或有微调，但顺利通过已不成问题。
　　
　　可以预计，反对派会继续以发动游行示威等手段在街头和立法会内进行造势、阻挠。毕竟，反修例是反对派抓到的一个“大”议题，一则可以借此炒热社会政治气氛，一扫“占中”、DQ以来的萎靡之气，在香港进入选举周期之际，提前造势，二则可利用该议题打击特区政府威信，民主党已经喊出“林郑下台”的口号，如果特区政府威信受损，反对派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鹿为马”“为所欲为”，三则可妖魔化内地司法体制，进而损害中央政府的形象。这些目的，全达到固然好，能达到一个也是一种“胜利”。因此，对反对派而言，草案过不过已不是主要问题，能持续把此事“闹大”才是“正事”。
　　
　　对美国而言，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反对修例同样是一个可操弄的“大”议题，一方面可以在中国最自由开放的城市借“取消独立关税区”“影响营商环境”等向北京施加压力，为中美贸易磋商增加筹码，另一方面，给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制造“麻烦”就是帮反对派制造“机会”。
　　
　　此次修例被泛政治化只是香港进入多事之秋的开始，随着下半年区议会选举、明年立法会选举、2021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等选举周期的开启，香港任何争议性议题都可能变成“政治性”议题，特区政府需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