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来，香港“80后”频繁参与游行示威活动，部分年轻人言行激进，令人不安。从反高铁拨款到2010年元旦游行冲击中联办，从礼宾府开放日“踩场”到“火爆”城市论坛，以及发动未经申请和批准的“尽快落实双普选”游行等等，这些“80后”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展示自身存在，其激进表达方式“成功”吸引了特区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学者和众多市民关注。 
　　
　　一、组织及表达方式与老一代社运人士迥异
　　
　　有人说，“80后”是网络养大的，“90后”是网络教大的。的确，香港的“80后”成长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切身感受到全球化和信息化带给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网络是他们接触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窗口，也造就了他们崇尚自我表达，漠视权威的个性。他们充分利用网络、手机等虚拟平台，把虚拟抗议与现实示威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加之年轻人活跃、大胆、无所顾忌，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显得“有声有色”，颇为引人注目。 
　　
　　“80后”的“抗争”活动首先是通过网络表达不满，具有议题锁定迅速，信息散布快捷，更新及时，“网言”无忌等特点，然后进入现实社会具体参与。如写网络日志，办民间电台，利用网络讨论区和Facebook联合同声同气者，随时进行动员；抢占大气电波宣讲自己的观点，“语不惊人死不休”； 厌倦了支联会的“六四”游行，就举办“80后六四文化祭”；参与游行时“个性十足”，或发动行为艺术般的“五区苦行”，或进行“载歌载舞”式的“快乐抗争”。总之，这群“80后”青年以不同于香港老一代社运人士和反对派惯用手法的新颖方式，把每一次示威现场变成了嘉年华似的大派对。 
　　
　　纵观“80后”参与的游行示威活动，虽议题分散，但紧贴社会热点。从反高铁、保卫菜园村到罗湖桥冲关声援刘晓波，从2010年元旦游行到“3．14”两周年冲击中联办，再到现时的“撑公投补选”，无一不是与香港社会的政经关注热点紧密相连。无论是香港的还是内地的事件，只要是“80后”看不顺眼的，都可以拿来批驳、反对一番。 
　　
　　此外，“80后”抗争活动的矛头明确指向特区政府、建制阵营和中央，对不参与公投补选的民主党也不屑一顾。他们在“反高铁”中多次游行幷包围立法会，指责特区政府“浪费公帑”、“利益输送”，“要用最激进的方式迫使特区政府让步”；元旦游行冲击中联办，因为那是“真正的主事者”；更有激进分子主张香港独立、西藏独立、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 
　　
　　二、弱势与迷茫的双重挤压最易催生激进言行
　　
　　“80后”的激进言行让整个香港社会吃惊，大家纷纷站出来探寻、分析缘由。各种分析主要集中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认为香港近年贫富差距拉大，年轻人在就业、置房等方面压力增大，“无出路”，所以上街游行，发泄不满。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会发现，有两种类型的人比较容易激进，一是年轻人，叛逆，反抗社会与权威；二是社会边缘或弱势群体，无助、迷茫，不满社会。很不幸的是，香港的“80后”兼具这两种情况。 
　　
　　就经济地位而言，香港的“80后”，大都成长在富足的环境中，对社会的期望值也比较高，然而现实是，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的香港，在“80后”青年走上或即将走上社会时，香港社会却无法提供较好的就业机会。统计显示，香港年轻人的收入近10年来不升反降，20到24岁收入的中位数从1997年的8200港元下降至2008年的7500港元，下跌8.5%。据劳工及福利局2009年统计数字显示，在过去5年中，香港15至24岁人士的失业率，平均较整体失业率高出1.1倍。一方面是失业和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是楼市价位高企。2009年，香港卖出“天价豪宅”，普通二手楼价格也持续大幅上涨，年轻人在就业、买房、组建家庭等方面压力增大，以往只要认真读书就可以找到体面工作并按部就班买楼过上中产生活的模式被打破，年轻人难免积累社会怨气，而香港社会在这方面下情上达的沟通渠道又不够畅通，社会怨气积累到一定程度，也难怪年轻人“一呼百应”，找一个理由就上街，也许通过狂欢般的方式抗争恰恰是一种变相的发泄。 
　　
　　联合国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27个先进经济地区中，香港的贫富悬殊积分最高，基尼系数高达43.4%。目前香港约有贫困人口100万左右，最富有一成人的收入是最贫穷一成人收入的17.8倍。政府应对贫困仍显措施不足，使得年轻人对“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字眼敏感，年轻人虽然现在处于弱势，但有未来，会成长，而在他们眼中的普通市民更值得同情，更需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在建高铁、菜园村补偿问题上，才会有年轻人觉得“花了市民的钱，但小市民基本得不到好处，图利了大财团、大地产商”，产生“伸张正义”之感。 
　　
　　香港“80后”的成长经历了港英时期和回归后。他们与内地“80后”不同，虽然内地“80后”同样承受着就业难、高房价等压力，但他们普遍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亲身感受到经济发展的奇迹，只要中国经济还在持续增长，政府兼顾公平的力度不断增大，内地的“80后”还不致“激进抗争”。香港“80后”也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对香港怀有更为强烈的“本土”感情，把香港视为自己的家园。然而，回归以来，香港经济上先后遭遇两次金融危机，发展步伐受到影响，迄今很多人还在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经济转型等问题苦恼，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内地城市迅速崛起，深圳、上海等发出的光芒逐渐令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显得不那么耀眼，加之回归以来，香港政治争拗不断，反对派不断以各种理由杯葛特区政府，社民连更是把立法会议事厅舞台化，让人觉得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香港未来的路怎么走？自己未来的发展之路又在哪里？要为什么而奋斗？凡此种种，都对“80后”年轻的身心造成相当大冲击。 
　　
　　三、激进行为造成的现实与可能后果
　　
　　世界上任何社会活动都不是无偿的，其代价有的立刻显现，有的则慢慢浮现。那么，“80后”的激进抗争活动，可以看得到的和还没有浮现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近期，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一项调研显示，25.9%受访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在今时今日的香港，只有用激烈的手法，纔可以使政府回应你的诉求”，此比率较2008年大幅增加4.5个百分点，相当于香港150万成年人“认同”激进抗争手段。很多人据此惊呼，香港社会“不和谐”了。香港社会真的不和谐了吗？还是少数的激进声音掩盖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调查结果的出现，也许与“80后”近半年来的激进言行不无关系。他们的表演舞台无处不在，大胆、出位的抗争行动吸引市民关注的同时，也无形中炒热、放大了社会不和谐的声音，或者说是炒热了社会的激进氛围。最近，“大专2012”派出学生参加反对派的“五区补选”，“80后”预备走上政治舞台，他们的加入是令香港政坛多了一支年轻、理性的力量，还是让“民主阵营”与建制阵营的对垒更为复杂，尚待时间的检验。 
　　
　　社会不和谐也许是媒体的过度担忧，但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不断受到激进“80后”的挑战却是个不争的事实。“80后”接二连三的抗争行动矛头直指特区政府，令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不断遭受挫折，也同时显示香港经济、社会等问题带来的社会怨气不断增大，特区政府若解决不力，只会带来更大的不满。4月份香港最新民调显示，市民对特区政府、特首曾荫权、三位司长、高官问责制等满意度评分都録得下跌。 
　　
　　面对“80后”的激进行为，人们更为担心的是，是否会影响到香港年轻一代的社会责任意识。作为香港社会的新鲜血液，“80后”频繁的抗争活动是否已经淡化了其社会责任？他们中有些人认为“香港好是应该的，不好是中央和特区政府造成的”，只找外因，不找内因，“要求多、付出少”只求一时痛快，不管长远发展，“只要反对效果，无视反对理由”，这样的年轻人是否缺少了上一代脚踏实地“为香港（家园）打拼”的精神？如是，除了给香港社会带来更多的内耗，对香港的未来，十年后、二十年后当这些“80后”的子女已经成长起来的未来，又有何裨益呢？
　　
　　《紫荆》2010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