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的今日——2005年12月23日，正值西方的圣诞夜，东方的冬至日，天刮着少见的大风，终于吹灭一盏明灯——刮倒了一颗大树——即两岸皆敬仰的“海协会”会长汪道涵。

　　当天下午他还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谈论着马英九，这是我们研究所写的《马英九其人》的分析报告，他饶有兴趣地一起谈论，忽然他感到不支，倒下了，医院立刻进行了抢救……。他的秘书给我打来了电话，说：“你是不是再来看一次老先生，也许这是告别！”关于他病危通知曾发过几次了，都平安度过了。这次电话让我深感不安。

　　赶到病房，见他躺在床上，身上布满仪器管子，他似乎缩小了许多，像个孩子在等待回家……。我伫立半晌，默默祈求他一路走好。我问了医生一句话：“他痛苦吗？”医生说：“他已没知觉！”于是我向他深深鞠了三躬，悄悄离开了病房。第二天早晨，他心跳完全终止了，一个伟大的生命终结了。

　　交往密切  志同道合

　　汪道涵作为市长，我作为市政协委员，有不少接触机会，王元化请他吃饭也让我作过陪……，但真正熟悉是在台湾开放探亲，两岸交流始起，上海率先成立“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他是顾问，我是秘书长；后来成立上海台湾研究会，他是顾问，我是秘书长；1992年他担任“海协会”会长，成了两岸交流的领军人物，但他没有去北京任职，仍在上海，所以他非常依重上海台湾研究会这支队伍，这时我俩真正熟识了。一周见面二、三次是经常的，深夜通电话汇报台情是经常的，一起会见客人，一起撰文，一起研究……，一度到了外界分不清什么话是他讲的，什么话是我讲的地步，让我也感到压力山大，这是太密切的缘故，因此我基本上不去台湾，避免给他带来困扰。我确实充分认同他的观点，我俩的看法达到了高度重合，所以他从来没有为此责备过我。后来上海台湾研究所成立，他安排我担任副所长，算给我一个“名份”。随着工作深入，对外部环境研究提上日程，上海东亚研究所应运而生，由我担任了所长，更密切配合他工作。直到他身体很不好时，我们再也不能跳过秘书而贸然行事了，秘书担负着他的工作与健康责任，中央会有类似规定，如不能随便探望，不能随便通报情况……等等，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亦是如此，我也就不随便探望他了，更不随便汇报情况了，但我们的《动态》与《专报》还是送的，由秘书决定给他看什么了。他去世后我写过几篇纪念文章，但不少人希望我多写点，包括他的子女，近日《世纪》的沈飞德主编也来邀文，于是激起我再写点纪念文字的欲望。

　　用心倾听  力戒说教

　　台湾有着特殊历史经历，被割让、被遗弃五十年；又因抗战胜利被迫“回归”；又经历五十年“去中国化”，走上了“本土化与民主化”蜕变道路，这些历史既没有清算，又没有交集，虽是同一民族，但是历史记忆、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与大陆迥异，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决定了统一的艰巨、复杂、长期性。因此瞭解台湾的历史与变化，瞭解台湾民意，是对台工作最首要的任务，是制订政策的基础，是做台湾民众工作的前提。但这方面又是被我们最最忽略的，很多人认为同为中国人，我的想法就应该是你的想法，于是以己度人，主观片面，比比皆是。致使两岸关系越来越复杂，也越走越远了。

　　所以汪道涵当了会长，他第一个决定就是“倾听”。除了倾听专家学者意见外，他更多倾听台湾同胞心声，尽量排出时间来接待台湾同胞，广泛听取他们的心声，有政界、商界、学界、农工界等等，一周要有好几批，不是谈上个三、五分钟，走走形式，而是往往一谈三、五个小时，耐心倾听，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让对方感到如沐春风，得享尊严，无限舒畅。哪怕再“独”的人士，在他人格感召下也大大降低了敌意，对祖国与汪道涵产生亲切感与敬意，许多人以来大陆见一见他，倾听一番为盼。他成了两岸皆敬仰的人物。

　　有一次他与一批台湾同胞座谈完，问我，“你发觉这次交流有什么特点？”我说：“您没有讲‘一个中国’几个字，但您通篇讲话，又都是在讲‘一个中国’！”他满意地与我会心一笑。是啊，高手过招，不需剑拔弩张，不要穷凶极恶，而是以理服人，一切皆在笑谈中，不要只会讲政治术语，只讲立场，大搞教条，而是润物无痕，真是高人啊！

　　平时他跟我们谈工作时，对只讲立场，只表忠心，只讲空话，只讲套话的现象，是深恶痛絶的。他说，你们写文章不只是为给北京看的，更要让对方理解和感动，我们不怀疑你们的立场，不要空洞地喊“要做好台湾民众工作”这种大话套话，而要有针对性，要有血有肉的。要知道我们是在跟同胞讲话，只有理解他们，才能引导他们。有时我们写政策建议报告，“火气”太大，用字“不恭”，他也会大发脾气，要我们端正态度，不要摆“教师爷”姿态。

　　汪道涵先生才貌双全，温文儒雅，三十五岁就当了副部长，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部长级干部。但毛泽东要他大炼钢铁，他说这做不到，受到忌恨而长期逗留在副部地位。但他是一个勤奋读书的干部，视野宽阔，眼光独特，担任“海协会”领导后，更是以一个中国为己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个中国的情怀，极受两岸尊敬。

　　讲真话  办实事

　　随着两岸交流交往加深，衍生出许多新的问题与新的矛盾，“两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瞭解情况反映问题排除障碍。汪道涵会长非常注意瞭解新状况，尤其台商经营状况。有一次他听取政法、人大信访机构对台商经营状况的汇报，发现由于法规不健全，保护台商权益意识不强，侵犯台商权益状况比较严重，他气得几天睡不好觉，连连给我电话，讨论应该怎么办，焦虑之心溢于言表。后他向中央反映，决定成立几个小组深入各地调研，其中由副总理钱其琛带领的小组要到上海，请我参加汇报。汪道涵会长问我：“你敢不敢反映真实情况？”我说：“责无旁贷！”于是他亲阅了我的汇报稿，并逐字逐句加以把关。结果钱副总理听了很满意，频频点头加以肯定。汪会长也很高兴。

　　这样的收集情况，始终是放在他心头第一位的工作，但是改善政策法规，事涉很多部门，不是“台办”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说改可以即改的。但近些年来出台了系列“惠台政策”，从“31条到26条”，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和切实保障了利益，可以说都是汪道涵在兹念兹的结果。

　　在两岸关系中有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统一前台湾同胞的身份问题，中华民国称呼问题，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台湾民众追求合理身份与追求“台独问题”等等，他组织我们反复研究，追求最大的合理性，以争取人心。我们经常有机会去北京参加内部会议，他总嘱咐我们要讲真话，反映真情，不要顾个人私利。他语重心长告诫我们：“虚名误终生！”要为天下苍生讲老实话。

　　他非常重视台湾问题中的国际因素，重视做美日工作，力图在维持各自利益基础上，构筑起限制“台独”的“鸟笼”。当时有个学者叫苏格，在美国留学十多年，专攻美台关系，从美国国会等处，收集美国对台档案一百多万字，写了五十多万字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1991年1月）一书，对此问题作了详尽梳理。我将这本书介绍给汪道涵会长，他非常赞赏这部书，想与这位学者见面。后来这位学者来上海开会，我安排了他与汪会长会晤，一谈数次，汪又将他推荐给中央领导人，被提拔从事对美外交，赴美任公使，回国后任现代国际研究院院长，发挥了很好作用。汪道涵一贯知人识用。

　　汪道涵会长一直觉得我们的对台宣传工作跟不上，他一直希望办一个客观开放刊物，更好宣传我们的统一诉求。这个主张得到中国新闻社的郭伟峰、周建闽以及企业家陈白淮的支持，他们辞了职大胆地到香港创办了《中国评论》月刊，汪会长给月刊定了十二字方针，以“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为宗旨，发挥“沟通两岸、融汇中华”作用，成了关心两岸三地读者的必读刊物，在这基础上又创办了“中评网”、“中评出版社”……等，受到全球关注，成了关心台湾命运的人必读之物，创办近三十年，成为一个成功案例。汪道涵会长在中间倾注了许许多多外人不知的心血，而我恰恰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八十六字箴言

　　外界都在传汪道涵会长发表过“八十六字箴言”，但真正的真相是，1998年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要访问上海、北京，再次举行“汪辜会晤”，这次会晤不纯是谈经济问题，会涉及政治问题，因此就有些政治问题需要统一一下思想，以便统一对外口径。于是汪会长起草了一份讨论稿，供政治局讨论。政治局认真讨论后，删去了一部分没共识的字，留下了“八十六字”，全文如下——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这八十六字凝结了汪道涵的两岸观，也成了从邓小平的“邓六条”、江泽民的“江八条”、胡锦涛的“胡六条”以来对台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八十六字粗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实在每一句话都有特殊意义。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针对制造“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而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纠正有时候我们会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言，防止未统一而口头已“幷吞”对方之虑；“目前尚未统一”，是对两岸现状的客观表述，不承认这一点现实，统一也就无从谈起，从“目前尚未统一”到“完全完成最后统一”，这一个阶段很长，我们应谋划这个历史阶段的许许多多工作步骤，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不要认为统一是“水到渠成”可以“一夜成功”的；“双方应共同努力”，是指统一不是我来统一你，也不是你来统一我，如果说“统一是两岸相互融合过程”，是“完成中华民族复兴过程”的话，那么台湾不是“客方”，也是“主方”，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则是强调统一的前提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是一个中国的“架构”与“框架”；原则就是原则，“平等协商”，是双方谈判的原则与地位，不存在“你主我客”或“我主你次”关系，解除对方以大欺小的担忧；“共议统一”，是提出怎么统一重大论述，体现了统一不是“征服”，也不是“解放”，而是共同商议出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习近平语），将两岸最好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共同缔造一个更文明更民主更富强更美好的新中国，更好促进两岸生产力的发展，得到更多幸福快乐，这也就是汪道涵提出的“共同缔造论”；至于“台湾的政治地位”，完全可以通过政治谈判，得以合情合理的解决，但这一切都应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这“八十六个字”，至今还有重大现实意义，仍是我们的政治底线，仍被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尊重。这“八十六个字”是汪道涵会长对台湾问题深刻理解的结果，凝聚着他对台湾民众的慈父般的爱，也是作为祖国赤子对统一的期盼，是他留下的思想财富之一。

　　斯人虽然远去十六载，但他仍活在两岸民众心间！

　　

　　写于2021年12月27日

　　*  发表于2022年《世纪》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