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张钰翰先生编的《壶里春秋》——朱维铮先生讲演集,我写了篇《朱维铮与章太炎》(2020年9月23日《中华读书周刊》),在这之前读朱先生专论太炎先生专著不多,他虽然是章太炎研究方面三位大家之一,但他不像汤志钧先生着有《章太炎年谱长编》、姜义华先生着有《章炳麟评传》,确立了在在不移地位,他似乎没有一部这方面的专著,但有许多散论,可人们还是一致评他为“三大家”之一,实在是不错的。我从《壶里春秋》中吃惊地发现,他在论中国学术文化史中,对历史是这么娴熟,他对历史的评价时几乎都是以章太炎的论述作为他的佐证,表现了对章太炎思想与学术分外的娴熟,以及对章太炎的崇敬。
近日从网上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学研究论丛”出版了朱维铮先生的《章太炎与近代学术》,由他弟子张钰翰编印。学界有热烈反应,我很快得到了一册,于是一刻不停读了起来。适时又读到马勇先生的《朱维铮先生对章太炎的解读》,以及张钰翰先生《朱维铮先生与章太炎研究》,这二篇力作,我是一口气读毕,他们也是一气呵成,论述清晰,如数家珍,是两篇精彩的力作,得益于朱先生对他俩的熏陶,得益于他俩对章太炎的深刻瞭解。他们均是朱先生的弟子,又都从事过对章太炎全集的整理与出版,马勇先生是《章太炎全集》最重要的整理者之一,张钰翰先生则是《全集》的责任编辑,对朱先生与太炎先生均烂熟于心的,所以由他们俩人来论“朱、章”俩人,是有点拈手而来,让读者对章太炎与朱维铮认识高度一下子提升了许多。正如马勇先生所言:
没有章太炎,就没有朱先生学术的伟大,中国学术史上就会留一片空白;没有朱先生,我们更没有办法理解章太炎,因为在过去三十多年,毕竟是朱先生那一代少数几个研究章太炎的学者筚路蓝缕,从基础史料的收集整理开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讲述章太炎学术的可能。……他们的成功都不可复制。
他俩的成就代表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内核,代表了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最高高度,从而让我们有“一览群山小”的学术境界。
大家公认研究章太炎最权威的三个学者都在上海,他们是汤志钧、姜义华、朱维铮,因为上海曾应毛泽东之嘱,出版过《章太炎诗文注》、《章太炎选集》,详注章太炎的《秦献记》、《秦政记》,以及大号本《訄书》,乃至后来的《章太炎全集》也均是由上海完成的。《章太炎全集》是学术界公认的“大山工程”,不是所有学者有资格攀登这座大山的。1979年组成《全集》整理小组,絶大多数是太炎先生弟子,而汤、姜、朱则是以专家身份参与的。我则是以家属代表参加的,水平与他们任何一位比,都低了好几个档次,所以只分配收集、整理、校点《演讲集》与《医论集》两个空缺,完全看你自我造次,由我自生自灭,所以大家对我客气有余,尊敬不足,因为他们均苦读成才,我则仰仗余荫,故难有共同语言,不屑深交,唯保持相互喏喏关系。我与朱先生见过多次,也一起开过会,但均相互“喏喏”,甚至几乎没有交谈过,以他脾气算是相当客气了。
的确,朱先生的学识来自长期积累,苦学四十余年,尤其刻苦的基本功,他随其师陈守实教授学会怎么读古籍,怎么查资料,怎么阅读古典的技巧与方法,又追随周予同教授研习经学,协助编印经学文集,这些都是出经入史,涉及诸子百家的基本功,也是絶学,从而打开了阅读古典的大门,能读懂太炎先生原文,这些文字连鲁迅也“读不懂,点不断”文字,而他掌握了这本领,才知道太炎先生在说什么,直探太炎先生学术的奥堂,有瞭高人一筹的资本。加上他参加了圣上布置的研究章太炎项目,成为“写作班”成员,成为最吃享的近臣,尽管后遭整肃,天上掉到地上,后又复出,还可以跟“第二梯队”的“工农兵学员班”上课,教他们怎么读懂章太炎。从“内书房”行走,到“翰林院”行走,都是高人一等的,所以他自负、高傲、盛气、刚阿、很会骂人,让很多人怕他,也让很多人恨他。这跟太炎先生一样,他是从精治小学起步,尤善音韵学,由音求义,深韵文字起源,瞭解音、形、义关系,所以他比一般人更掌握文义,更能读懂古籍,学问高人一等,也自负、自傲、倔强、目空一切。
在《章太炎全集》分工时,汤、姜、朱是挑重担的,他点校章太炎最重要最不易读懂的《訄书》到《检论》的合校,让他对太炎先生最重要的革命文字与学术思想,以及辛亥革命前后十年政治斗争,细细嚼了一遍又一遍,掌握了太炎先生的思想、文化、政治的脉络,有瞭高人一筹的眼光与收获,奠定了他在章太炎研究方面的地位。他虽然没有对章太炎有全面研究,尤其对章太炎文字学、佛学、哲学、医学乃至文学、诗、书法全面研究,但他对章太炎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把握是超一流的,太炎先生弟子徐复先生的《訄书详注》,文字解释方面是无可非议的,而政治思想方面理解是及不上朱先生的。
从《訄书》初刻本到改定本,又到《检论》,朱先生逐篇细致研究章太炎思想脉络的演变,怎么摆脱忠君求国桎梏,怎么剥开封建主义的本质,解放了自己,也解放了国人。太炎先生在他的《訄书》中,他就民族起源,六经内涵,古代中国思想学术史,人口、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等社会问题,上从宇宙起源,细胞到生命,下到政治与经济的改革设想,历史人物评价,对辛亥革命的总结,对袁世凯的抨击……。企图构成一个庞大学术体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思想与理论,这才是太炎先生最大的贡献。因此《訄书》也成了毛泽东的床头书,时时阅读,时时对话,他们从天体起源,到人类未来,站在新的起点加以思考,成了思想上的密友。为此毛泽东将太炎先生捧为“法家”。而朱维铮先生则是对《訄书》到《检论》最有研究与发言权的人,确立了他在章太炎研究方面地位。
朱先生在章太炎研究方面高人一筹之处,则是他全面探索太炎先生思想从何而来,这是开创性的。对于怎么吸收传统文化,朱先生是熟悉的,他也已意识到西学对太炎先生的巨大影响,但限于国门长期的关闭,这问题在近年在林少阳、小林武、彭春凌等人的新著有了很大突破,甚至太炎先生阅读了多少西着,都有了很详尽考察,从而对“章学”研究有了许多提升。
朱先生不仅仅熟悉章太炎,他对同时代的其他优秀人物都有相当研究,从而有了比较,他常常“左康(有为)右章(太炎)”,正如张钰翰先生所言:
“可以说,章太炎是对朱维铮先生影响最大的前辈学者,甚至可以说是他探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朱维铮先生对中国经学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很多都是建立在章太炎的基础之上的。在朱先生的大量文字和观点之中,处处可见章太炎的影子。”
这真是知者之言。所以他的《走出中世纪》问世,让读者眼睛一亮,他的论说与同时代的李泽厚先生一样,是起到了启蒙者的角色,虽没有完全推翻旧说,但起到了解放思想光辉作用。
朱维铮先生身上也处处有着太炎先生的影子,都好学、自负、倔强、善斗、以“帝师”自居、喜涉政治、关心国家命运……。但天忌能,他政治上风光没多日,反遭打压,直到命终,他从来不代表主流势力,只能与同样坎坷的王元化先生等为伍,搞点“大师”之类节目,想重新鉴定什么是“正统”,什么是“支流”,但并不真正受到欢迎。他的去世,反尔让他成“纯正的大师”,就像太炎先生,学问再大,并不代表“正统”,永远被压在“非主流”的一边。就像纪念辛亥革命,絶不会纪念陶成章一样,蒋介石暗杀了他,但国民党永远是我们要争取对象,今日之中国,是“国共合作”产物,明日的中国,我们还是期待再次“国共合作”,这几乎成了我们的基因。
一个人的学术从来不能形成一个学派,这要有创造人、继承人……,逐渐形成一个学派。章太炎在世时已形成了一个“章黄学派”,即音韵文字学的学派,形成了一支很大的学术群体。“文革”前后,随着《全集》整理出版,开始形成了一门“章学”,学术内核更加广泛,这在中国并不多见的。朱维铮先生有意无意推动了这事,他的弟子也成了这学派的中坚,他们编了《全集》、《论丛》,撰写了许多让人眼睛一亮的大作,这一切大概章太炎先生、朱维铮先生都没有想到的吧?真是一件幸事。
写于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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